推類與中國古代邏輯（簡體書）

《華東政法大學校慶六十周年紀念文叢：推類與中國古代邏輯》以中國古代先秦時期的地理、歷史、文化為背景，主要考察了彙集中國古代先民深邃、幽微智慧的《周易》，和儒、墨、法、名等思想家們的推類思想。
推類是中國古代邏輯主導推理類型。它的表現形式是“假物取譬、引喻察類”。它所探討的推理形式始終與其思維內容結為一體，所闡發的邏輯思想始終與政治倫理觀點相結合，體現出中國古代邏輯的特殊性。

張曉光，華東政法大學教授，人文學院邏輯教研室主任，法律邏輯與法律思維方法研究所所長。

《推類與中國古代邏輯》運用歷史的方法進行研究，就是在中國古代先秦時期的歷史背景下，通過對被稱為“顯學”的儒、墨兩家的推類思想的考察，揭示出我國古代推類思想的成因、基本特征，用中國古代思想家自己的語言和表達方式來對中國古代推類思想加以闡述，作出全面的、歷史的、具體的分析。

古因明學對類比的研究則較亞氏深入，但“古因明揭示的類比推理過程比較粗疏、籠統、膚淺”。
而墨家所揭示的推類，對類比學說進行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闡釋了它重“類比”的邏輯性質，論述了它的具體論式，制定了它的規則，討論了“巧轉則求其故”，即在推論中可能發生謬誤的成因，及糾正和預防的方法。可以說，墨家所討論的類比學說，不僅比古希臘、印度的類比學豐富、全面和深入，而且它所取得的邏輯成就，在人類思想史中也具有重要的價值。
但是，墨家的推類思想是在中國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生長出來的，是在論辯和實踐應用相結合的文化統一體中形成和發展的。因此，它必然受時代、地域、民族、思想文化的影響，它不可避免地帶有本民族傳統思維方式的特征。因為“思維方式是人類文化現象的深層本質，屬于文化現象背后的，對文化行為起支配作用的穩定因素”。崇尚直觀和經驗效用注重實用理性，把對知識和真理的理性追求寄托在對封建倫理思想和道德規范的主觀踐行上，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特征就深刻的反映在墨家推類思想之中，而使墨家推類思想表現在對以政治倫理為中心的論辯活動的關注，和對實質問題的探討方面。因此，墨家所探討的推理形式始終與其思維內容結為一體，所闡發的邏輯思想始終與政治倫理觀點相結合。
比如，從墨家提出的“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等十大主張來看，無一不涉政治倫理問題。被學人稱為邏輯學專文的《小取》篇講：“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明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墨家首先是把判別“是非”當成理論上的首要任務，墨家認為要解決理論上的是非問題，必須先要解決國家的治亂、事物的類同類異、名實關系三個方面思想上的是非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從而達到“處利害，決嫌疑”的目的。又如，墨家推類是通過“說”來實現的，墨家將作為推理的“說”不完全是由已知進入到未知的認知形式，而是使所立辭得以確立的論證手段。《經上》用“說，所以明之”，“服，執說”來概括“說”的目的在于“出故”。推類中“譬、侔、援、推”等具體論式也主要是以“辯”為中心進行論述的。他們運用推演目的不是像西方人那樣，以純粹求知的欲望，展開對自然本體的純理性研究，而是為了曉諭和說服他人，以取勝論辯的對手，所以，他們關注更多的是論辯的說服力和論證性。這樣為了使論說直觀、簡明、生動，他們較多的采用實踐經驗中的形象事例、實用范例加以論證和說明，“是為使邏輯變得更具有經驗性而研究實際論證”，表現出濃厚的人文性和形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