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葦草：歷史與人生的叩問（簡體書）

《京師學術隨筆．思想的葦草：歷史與人生的叩問》共分為學術道路、師友雜記、書邊雜記、問答通訊四部分，主要內容包括：聯大師友雜記、從思想史到歷史哲學、思想的葦草、歷史坐標的定位、關於“清華學派”、也談學衡派等。

《思想的葦草(歷史與人生的叩問)》是何兆武編著的一本學術隨筆，《思想的葦草(歷史與人生的叩問)》收錄了《也談學衡派》；《與陳寅恪先生相關的兩件事》；《歷史學家的浪漫：紀念雷海宗先生》；《回憶吳雨僧師片斷》；《有關張奚若先生》；《有關傅斯年先生二三事》；《也談顧頡剛先生(兼談謝國楨先生)》；《懷念王浩》等文章。

十年以前，我曾經應三聯書店之邀，把過去一些零星的文字集為一個小冊子，題為《葦草集》出版。最近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又邀我再把近幾年的短文集為一個小冊子。因為自己生性疏懶，每每事過之后，無論刊登與否，就隨手棄擲，從沒有過完整保留下來的習慣，所以，這次也是將一些能尋覓到的舊作收集整理成一本小書，遂題名為《思想的葦草：歷史與人生的叩問》。
本書所收文字大多是一時的隨筆，并非什么長期積累的成熟結論。事后自己再次看過也每每覺得難以為情。有時候，就以如下的想法聊以自嘲：人的思想總是由零零碎碎的感觸長期積累而逐步形成的，沒有夾生的，自然也就不會有成熟的。所以，這一點也可以成為不成熟的思想也應該容許其存在的理由吧。
一切成熟的東西總是從不成熟的狀態之中生長出來的。思想總是不斷在變化、在更新的，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是一旦出現就成為永世不變的定論。一切思想理論都是在初級的基礎上不斷地提高的。偉大的人物如馬克思，其思想是在19世紀下半葉定型的，迄今已有一個半世紀了。假如他仍然活在今天，他會全盤認同自己一個多世紀之前的那些思想和論點，而一點都不加以改變嗎？我們每個人老年時的思想和自己青年時會全然一樣嗎？歷史是不斷在演變著的，歷史上所形成的任何思想也都是在不斷演變著的。世界上沒有永世不變的金科玉律。或者說，世上唯一永恒不變的金科玉律，就只是世界上沒有永恒的金科玉律。原始可笑的思想也并非全無價值。沒有幼稚的蓓蕾，又怎么可能有繁花似錦的滿園春色呢？
作為一個耄耋老人，回想自己青年時的種種思想和向往，不免感到幼稚可笑而汗顏。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其實，就在我此次重溫自己以前的文字時，也每每不免感到某種尷尬，難以為情。但是不以自己真實的思想面貌示人，又怎么可能得到人們的理解、幫助和糾正，從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提高呢？我希望盡可能如實地寫出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從而盡可能地得到讀者的反響和批評。
是為序。
何兆武
2009年初秋于北京清華園

和馮先生形成對照的是張奚若先生。張先生對馮先生一貫評價不高，有一次講課時談道：現在有人在講“新”理學，看了一看，實在也沒什么新。張先生授西方政治思想史和近代政治思想兩門課，其實只是一門，19世紀以前歸前者；19世紀以后歸后者。張先生的學問極好，但極少寫什么著作。他的兩門課使我自此喜歡上了從前自己不大看得起的思想史，使我感到讀思想史不但有助于深化自己的思想，而且不了解思想就無以了解一個歷史時代的靈魂。他所指定的必讀書之中，有從柏拉圖到霍布士、洛克、盧梭等經典著作，也有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這是我最初讀到《宣言》(英文本)，因為全書難得，還特地手抄了一份。當時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亦已有中文單行本，我讀后倒感覺它在很大程度上恰好是它所號稱要反對的那種形而上學；至于歷史唯物論部分也大抵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沒有講出其內在的邏輯，所以不足以闡明其普遍的必然性。喜歡上張先生的課，還因為他敢于針對現實，譏評時政。早在抗戰前，他就以寫了《冀察當局不宜以特殊自居》一文，名重一時，《獨立評論》也因此受到查禁處分(當時日本正要求“華北特殊化”)。抗戰時，他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每次去重慶開會歸來，都在課堂上有所評論。記得他不止一次說過，現在已經是“民國”了，為什么還要喊“萬歲”。有一次講到自由，他說道：自由這個字樣現在不大好聽，“當局一聽自由兩個字，無名火就有三丈高”，刻畫當局者的心態，可謂入木三分。他講到暴力革命論時，沉吟說道，或許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不過，接著他又引拉斯基(Laski)的話說：“You are not justified in not trying to do so”(指走議會選舉的道路)。
我最初獲得較多的有關歷史理論的知識，是從噶邦福先生那里。噶先生是白俄羅斯人，名字是Ivan J．Gapanovitch，他說他的姓后面原來還有一個“斯基”的，后來取消了。他畢業于圣彼得堡大學，是世界知名的古代史泰斗羅斯托夫采夫(M．Rostovtzeff)(1870—1952)的人室弟子，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應征入伍參過戰。革命后羅斯托夫采夫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任教，噶先生本人經歷了一番坎坷(他沒有向我具體談過)，輾轉來到遠東的海參崴大學任教，于1930年(或前后)來清華大學任西洋古代史教授。此課在當時歷史系并非必修，學生甚少，不過寥寥六七個人。我選此課的用意并非是真想學希臘、羅馬史，而是因為噶先生不能講中文，是用英語授課，可以借此機會提高自己專業英語的應用能力。但我不久就發現，自己得益的不僅是希臘、羅馬史，專業英語，也還有歷史理論。噶先生寫過一部書《歷史學的綜合方法》(Synthetic Method in History)，抗戰前夕完成，次年(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當時正值戰爭初起，兵荒馬亂，此書又是用英文寫成，雖在國內出版，卻迄今不大為人所知。但在近代中國史學史或史學思想史上，仍有一提的價值，它是我國國內出版的第一部這方面的著作。噶先生不大為世人所知，他本人也安于寂寞；然而他的思想卻極為豐富。這是我后來和他談話多了，才逐漸領會到的。后一個學年我又選了他的俄國史一課，人數更少，只有三數人，其中還有一位墨西哥的華僑女同學，也是不能講中文的。噶先生很健談，可以從克里奧巴特拉的鼻子談到社會達爾文主義，談到索羅金(Sorokin)的文化周期論。他也評論過雷先生的中國史周期說。噶先生不但是我接觸到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啟蒙老師，還教導我對西方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例如，他曾向我推薦，要了解俄羅斯的靈魂，不能只看普希金和屠格涅夫(我是喜歡看屠格涅夫的)，還需要看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雖然也喜歡托爾斯泰，尤其是老陀，但是由于自己的中國文化背景，始終未能逾越那道不可逾越的難關，即成其為俄羅斯之謎的那種宗教信仰。我時常想中國(至少漢民族)是一個極其現實的(或重實利的)民族，所以她可以毫不在意地接受任何信仰(如三教并存，各種宗教與巫術并存，乃至再加上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其實正是由于她并不真正信仰任何東西。輕而易舉地就接受一種信仰，輕而易舉地就放棄一種信仰，都是出于同一個原因。因此，我們就很難真正窺見俄羅斯民族(或別的民族)的靈魂深處。這正如西方漢學家之研究中國歷史文化，資料不可謂不多，功力也不可謂不勤，然而對中國文化的精神卻總嫌未能(像魯迅那樣一針見血地)觸及要害。噶先生對現實也很敏感，當時是抗戰中期，少數人大發橫財，噶先生有一次向我感嘆說：抗戰到底(這是當時的口號)，有的人就是一直要抗到你們的底。新中國成立后，噶先生去南美，后去澳大利亞，病逝于澳洲。其女公子噶維達女士現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漢語教授，經常來中國。1988年西南聯大50周年校慶在昆明舉行，維達女士還奉噶師母之命遠涉重洋來此盛會，并和當年歷史系校友們合影留念。
以上絮絮談了一些往事，是想就自己的親身經歷從一個側面回憶當年一個小小的學園里有關史學理論的情況和氛圍，再過些年，恐怕知道的人就不會很多了。同時，也如實地談了自己的感受；這里絕無信口雌黃、不敬師長之意。相反的，我以為如實地談自己的想法，正是對師長的尊敬。一個導師應該善于啟發學生自己的思想，談出自己的看法，而絕不是要求學生在口頭上把自己的話當做字字是真理。P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