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簡體書）

在中國，有多少政治“分析師”，就有多少缺席的政治參與者。為什麼？因為我們一直以為政治是可以交給別人的東西，留給自己的只是茶餘飯後的談資。徐賁從觀念糾錯開始，指出政治應成為每個人的副業，而通過現代啟蒙和自我教育，提升自身的道德、學識和能力，學做“精明的公民”，就是在追求好的政治。《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想告訴讀者的，正是如何成為“精明的公民”，從而讓政治成為“最好的職業和所有人的副業”

徐賁，1950年出生于蘇州，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現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兼職教授。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文化批評向何處去》、《懷疑的時代需要怎樣的信仰》等。

《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想告訴讀者的，正是如何成為“精明的公民”，從而讓政治成為“最好的職業和所有人的副業”。

序 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學做精明的公民第一篇 公共生活的“善”與“法”1 李雙江的“偽善”，為何比兒子的“惡行”更可惡？2 共和的“民德”與“法治”3 駱家輝的操守與美國的制度設計4“可笑”之法卻有可敬之處5 自衛的暴力限度6 法官以什麼理由判定美國政府違憲7 法律應該如何對待“極少數人”的“無理取鬧”8 百年前的政府承諾該不該兌現？9 隱瞞比犯錯更不光彩10 “信譽”是怎麼丟失的？11 關於“信任”的智慧之言12 誰在全球公民社會中缺席13 政治人物的說話修養14 民主政治中的“公民教養”15 幸福是怎麼比較出來的？ 16 美國是怎樣反“低俗”的？17 美國報刊上的倫理諮詢18 舊金山“生活品質罪過”爭議19 品格和美德教育必須去除恐懼20 慎談美德也許正是一種美德21 道德行為的“怎麼做”和“為什麼”第二篇 公共生活的價值與啟蒙1 民眾的知情權到底有多大2 民眾對“行政保密”擁有怎樣的知情權3 權力與秘密的危險結合4 政府職能與個人自由5 美國大選中的“公正”價值6 “明智”是“權利”的必要限制7 2011年“抗議”中的“人多勢眾”8 城市化和公民權利9 城市不要丟失公民生活與人文理想10 “低下身份”不是人的宿命11 法和兒童贍養費12 死刑和司法正義13 “幸福”的不幸一面14 民主不需要完美主義15 高於同性戀爭議的平等民權16 美國最高法院如何看待“言論自由”17 解釋憲法是法官的事，也是民眾的事18 官場腐敗是一種怎樣的傳染病？19 政府有權改變人民的決議嗎？20 檢察長之爭與司法民主21 牛、誇口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嗎22 多元大眾文化中的多數人意見和少數人權利23 公共生活和公共議論第三篇 國家不是公司，政府不是老闆 1 國家不是公司，政府不是老闆2 他們為什麼害怕中期選舉3 對美國“黨性”政治的不信任與降級4 美國大選中有“兩條路線鬥爭”嗎5 美國人在大選中期待能幹總統6 “忽悠”是一種怎樣的政治欺騙7 開明君主把自己的人民當傻子8 獨立的公民比神明強9 劉翔當官和“幹部”的中國定義10 奧巴馬的籃球新聞11 美國的公務員“集體談判”權爭議12 “制衡政治”和命運多舛的美國高鐵13 美國人納稅的《聖經》啟示14 疑神疑鬼的城市治理15 不要讓“收費”成為勒索16 統計數字的謊言17 美國的“政治大嘴巴”18 美國的言論自由和仇恨言論19 美國的“災害預報”與人言滔滔20 用“公民學”化解暴力群體事件21 作為公共事件的藥家鑫案審理22 公民參與和社會正義第四篇　集體記憶和往事紀念1 集體記憶的倫理和往事紀念的權利2 學校歷史教育和國家集體記憶3 美國大眾文化中的“英國王室”情結4 美國的“反恐戰爭”或已走到盡頭5 辛亥百年議共和6 作為歷史證詞的口述史7 政治領袖的神話8 “斯大林筆記本”與災難“後記憶”9 傷與懷舊並存的極權“後記憶”10“德意志問候”的近事和往事11 文化中的政治記憶12 什麼是《知青》“激情歲月”的激情？13 什麼是“兒童”和“童年”？14 童蒙教育的讀本和教學15 小冊子和報紙的公共閱讀16 普遍的閱讀造就文化平等17 閱讀造就“精明的公民”……

這樣的積極生活是在商貿和政治活動中實現的，與14世紀之前的書齋、靜修、沉思、哲理思辨的人文精神完全不同。財富不再被視為知識或靈魂解救的障礙，而成為提升公民能力和道德的條件。尤其是1389至1402年間，佛羅倫薩共和國與專制擴張的米蘭進行對抗，佛羅倫薩成為自由的象征，市民人文主義也成為佛羅倫薩自由“新人”的思想旗幟。
除了中世紀的意大利共和城邦，歷史上幾乎沒有任何一種城市生活方式像雅典那么廣為世人稱道。為什么呢？因為其他那些城市的市民生活方式是與“公民性”脫離的，城市只是一個方便的謀生之地，與人本主義的理想，與生氣勃勃的市民精神和好的公民生活失去了關系。
雅典領袖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說》中，曾把民主城市對于好的公民生活的意義歸結為城邦“由大多數人而不是由極少數人加以管理”。“法治”和“平等”對于城邦同樣重要，“法律在解決私人爭端的時候，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優先承擔公職所考慮的是一個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會地位，他屬于哪個階級；任何人，只要他對城邦有所貢獻，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湮沒無聞的”。
而且，“自由”能使公民相互寬容，“我們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當我們的街坊鄰居為所欲為的時候，我們不致因此而生氣，也不會相互猜疑，相互監視，甚至不會因此而常常給他們難看的臉色，盡管這種臉色不會對他們造成實際的傷害。我們在私人關系上是寬松自在的，但是作為公民，我們是遵守法律的。對當權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們如此。我們不但服從那些當權者，我們還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護受傷害者的法律，不論這些法律是成文法，還是雖未寫成文字，但是違反了就算是公認的恥辱的法律”。
每一個公民都關心城市生活品質、道德健康和民主政治秩序，這是公民的責任，如伯里克利所說，“一個不關心公共事務的人不是一個沒有野心的人，而是一個無用之人”。比起雅典時代，現代的公民社會理應更加如此，也更強調“公民”和“公民性”、“是公民”和“當公民”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