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畫傳（簡體書）

美國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Stuart，1876-1962）是一位在近現代中美關係上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2008年，司徒的骨灰安葬中國杭州並經媒體報導後，更增加了人們對這位曾經“別了”、是一個中國人更甚於美國人的歷史人物的探究興趣。本書圖文並茂，以圖為主，其中包括司徒家人提供的從未公開過的照片，既有史料價值，也有收藏價值。本書是作者繼《走近司徒雷登》之後的又一力作，較之前書更為全方位地介紹了司徒雷登的一生及其所處的時代，圖片近300張，比《走近》增加200多張，著重撰寫圖片背後的故事。

沈建中，原籍江蘇常州，出生於北京，現供職於杭州某紀念館。曾在《民國檔案》《檔案與史學》《文史精華》《團結報》《近代史資料》《老照片》《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晉陽學刊》等發表近現代歷史人物史料史實研究文章三十餘篇。以發掘塵封歷史史料，還原歷史人物真相為研究方向。曾出版《司徒雷登與西湖》、《走近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畫傳》編輯推薦：歷史人物往往只因為一個瞬間而被人記住，司徒雷登在中國人的腦海里，就恐怕是一副狼狽返回美國的模樣。這本畫傳顛覆了我對他的印象，也會細細猜想他離開中國時的五味雜陳，畢竟他生于這塊土地，父母和兩個弟弟都葬于此地，他投入滿腔熱血創辦的燕大也在這里。美國，中國，到底何處是故鄉，何處是他鄉？

代前言　司徒雷登其人其事一　家世背景二　中國——美國——中國三　興辦燕京大學四　實現了的夢想五　傳教士外交家六 晚年歲月七　魂兮歸來附錄一　司徒雷登年譜簡編（1876—1962）附錄二　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前後大事記（1972—2011）後記

三 興辦燕京大學
燕京大學的歷史要上溯自1916年，這一年，在北京城內的基督教匯文大學和城外通州的華北協和大學依照在美國紐約的托事部議決“在北京創設基督教聯合大學一所”的精神，實現了聯合，并組建了新學校的校董會。1920年，華北協和神學院和華北協和女子大學也并入了這所新的學校，學校設男、女兩部，分設在北京東南角的盔甲廠和東城燈市口佟府夾道，兩地的規模都不大，學生的人數也很少，水準也不過相當于專科的程度。
1918年12月，紐約托事部決定聘請司徒雷登為這所合并后的學校的校長。
1919年初，司徒來到了民國政府的首都北京，他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學校的“正名”問題。在司徒的建議下，董事會聘請了蔡元培、王寵惠、傅增湘、吳雷川、胡適等五位中國學者組成校名專門委員會，最終，由華籍的中華基督教協進會總干事誠靜怡提議的“燕京大學”之名，得到了學者們的熱烈贊成。曾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還為燕京大學題寫了校名，這種教俗合作的精神，也體現了司徒作為教育家工作的一個特點。
司徒雷登說，他決定“用新的教育試驗的辦法，興辦一所教會大學。”鑒于燕大現有校舍的情況，他確定了建一個全新校園的計劃。為此，司徒騎著一輛自行車，穿行在北京西直門至西山之間，最后，在西郊的海淀，他看到了自己的理想。于是，司徒請山東齊魯大學的哈利?魯斯（Harry W Luce，路思義）做燕大副校長，專司赴美國籌款。最后，經過努力，他們得到了鋁業大王霍爾的遺產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贊助。
建校工作，次第展開。司徒雷登說：“我喜歡在建筑上采用中式的外部結構，用現代的內部裝修相結合的辦法，以此作為中國文化和現代知識精華的象征。”于是，司徒請了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為總建筑師。墨菲是中國教會大學“宮殿化”傾向的代表人物，后來被聘為國民政府建筑顧問。在主持燕大建筑設計之前，他已經完成了其“宮殿化”的定型作品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建筑設計。經過在北京的觀察和研究，墨菲的燕大校園設計采用了中國宮殿形式建設教學大樓，采用中國廟宇形式建筑校門，移植了華表和石獅等中國建筑元素作為校園裝飾，這種將西方的工程技術與中國的建筑形式完美結合的產物，是中西建筑之外特定的建筑語言，它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體西用”，是墨菲“宮殿化”建筑的藝術典范，也符合司徒雷登的文化觀和哲學觀。最終，貝公樓、穆樓、適樓等88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加上優美的環境區劃，陸續完工推出。
1926年6月，司徒雷登50歲，“從頭做起”的燕京大學遷至海淀新址。1929年10月，在這里舉行了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禮，從此，“臨湖軒”、“未名湖”等這些與司徒雷登有關的名詞就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之中。
當然，燕大的中外合璧的優美環境及司徒中西一治的辦學方針，也使一批各具才學的中外學者投身其下，著者有：劉廷芳、洪業、陸志韋、陳在新、趙紫宸、徐淑希、徐寶謙、許仕廉、周學章、黃子通、馮友蘭、張星、李榮芳、吳文藻、雷潔瓊、胡經甫、李汝祺、陳垣、吳雷川、周作人、郭紹虞、容庚、顧頡剛、張友漁、張東蓀、顧隨、鄭振鐸、錢穆、沈尹默、吳宓、俞平伯、朱自清、張爾田、鄧之誠、蕭公權、董璠、謝冰心、許地山、馬鑒、齊思和、翁獨健、周一良、王鐘翰、趙承信、孟昭英、劉承釗、嚴景耀、鄭林莊、林耀華、侯仁之、陳觀勝、高厚德（Howard Spilman Galt）、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韋爾巽（Stanley D. Wilson）、竇維廉（William. H. Adolph）、博愛理（Alice Middleton Broing）、吳路義（Louis E. Wolferz）、費賓閨臣（Alice B. Frame）、桑美德（Margaret B. Speer）、包貴思（Grace M. Boynton）、夏仁德（Randolph Clothier Sailer）、林邁可（Michael Lindsay）、班維廉（William. Band）、范天祥（Biliss Mitchell Wiant）、謝迪克（Harold Shadick）、柯安喜（Anne. Cochran）、賴樸吾（Ralph Lapwood）、斯諾（Edgar Snow）、鳥居龍藏等。他們共同為著“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和“服務同群，為國效盡忠”的燕大理念而盡心盡力。其影響至今不衰。
四 實現了的夢想
司徒雷登認為燕京大學是自己實現了的夢想。
司徒說：“我的任務似乎包括四個方面：傳播基督教；提高科學水平，開設專業課程；增進同中國的關系，增進各國之間的了解和友誼；開辟經費來源和籌辦物資設備。”（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北京中譯本，第61頁，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作為教會辦的私立大學，辦學資金的籌集是決定學校發展和命運的核心問題。
經過司徒和他的同事們的不懈努力，他們基本實現了自己的目標，至1937年止，各界捐款已達到250萬美元，其中大部分來自美國霍爾（Hall）和洛克菲勒（Rockfeller）基金。
這樣，也就有了我們看到的燕京大學的規模。
司徒雷登興辦燕京大學的年代，正是中華民國創立以后，“五四”運動爆發，“非基督教運動”興起的時代，收回教育自主權是民國北京政府和其后的南京政府所堅持的原則立場。也是當時中國的時代要求。
司徒雷登的燕大和民國政府實行了對接，以后的事實證明，燕大拋棄了治外法權，先后向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立案，而中國政府對外國人在華辦教育也抱著寬容的態度，準予立案為私立大學。這樣，在中國教育格局上，就有了國立（含省立、市立）、私立（含教會）兩種辦學模式，多元的辦學模式也帶來了多元的教學方法，學校實行的是董事會下的教授治校制，學校為數極少的行政資源是為教師和學生服務的，“教授治校”、“學生自治”、“學術獨立”是學校的基本辦學理念。
對雙方而言，這是一種雙贏和軟著陸，司徒也就可以放開手腳去實現自己的辦學夢想了。
司徒的理想是將燕大辦成一所中國大學，并“牢牢以中國生活為根基”，于是，他推動了一系列的體制改革，華人基督徒吳雷川和陸志韋先后擔任了燕大的校長，改組學校董事會并增加其中的華人比例（抗戰勝利以后組建的新一輪董事會全部由華人組成）。神學院改組為研究性質的宗教學院，學生實行信教與否自由，組織以“既無信條，亦無教規，注重內心，不重典儀”的基督教團契，教師自由講授，不受行政干擾，起用和善待中國教師，中外教師均等待遇。提升傳統的自然科學和英文課程水準，創辦新專業（比如說，創建了中國乃至亞洲“第一所完全的新聞學系”）。開設新學科以及專業重組（比如，司徒說，戰后他擬在燕大文、理、法三個學院外，創辦立足于美國最新科技的工學院，后來，就有了工學院的雛形工科學程，簡稱I.T.P），采用選課制與學分制等。
司徒以“推動漢學研究”計劃實現了學校的“中國化”與“國際化”對接，表現形式就是至今尤存在于美國哈佛大學內的“哈佛燕京學社”，通過哈佛大學和燕京大學的合作，促進了中國文化與漢學研究，培養出了一批具有“世界主義”目光的人才。
我們從燕大1919年至1951年的優秀肄業生中，就可發現傅涇波、熊佛西、瞿世英、張鴻鈞、凌叔華、李安宅、徐英、焦菊隱、房兆楹、杜聯喆、李霽野、白壽彝、蕭乾、褚圣麟、費孝通、瞿同祖、葉篤義、袁家騮、顧廷龍、龔普生、趙宗復、陳翰伯、陳夢家、趙蘿蕤、黃華、張鄂聯、龔澎、韓素音、王鐘翰、王世襄、張芝聯、吳青、戴文賽、何炳棣、黃宗江、周汝昌、吳小如、凌青、唐振常、周南、資中筠、林孟熹、葉祖孚、齊宗華、洪君彥等人的名字。
其中，傅涇波（1900—1988）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和顧問，與司徒雷登“情同父子”。他的一生是和司徒雷登相伴的歷史。熊佛西（1900—1965）是著名的戲劇家，劇本《賽金花》可說是他的成名之作，1949年后任上海戲劇專科學校校長、中央戲劇學院華東分院院長。張鴻鈞（1901—1972）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被選為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與社會福利事業。凌叔華（1900—1990）為著名文學家兼藝術家，陳西瀅之妻。李安宅（1900—1985）是著名的社會學家和民族學家，是開創中國藏學研究先河的學者。徐英（1902—1994）是國民黨元老、清末翰林徐謙的女兒，曾任燕京大學校友會秘書、燕京大學美國校友會秘書，為中美兩國交流作出了貢獻。焦菊隱（1905—1975）是著名戲劇導演、教育家，也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第一副院長兼總導演，話劇《蔡文姬》《關漢卿》等均為其執導。房兆楹（1908—1985）與杜聯喆（1902—1994）是一對伉儷，編譯了《清代中國名人辭典》和《明代中國名人大辭典》，為西方人研究明清兩代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并由此雙雙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頒發的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一時傳為佳話。陳夢家（1911—1966）與趙蘿蕤（1912—1998）又是一對伉儷。陳夢家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還是“新月派”著名的詩人；趙蘿蕤是浙江杭州人，為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的長女，著名翻譯家、英美文學專家。瞿同祖（1910-2008），是晚清軍機大臣之孫，畢業于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妻趙曾玖、從弟瞿強立也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瞿同祖是中國著名的社會歷史學家，著有《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清代地方政府》等有影響的學術著述，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終身研究員。袁家騮（1912-2003）是袁世凱的孫子，世界著名美籍物理學家，妻吳健雄也是世界著名物理學家。顧廷龍（1904—1998）是著名版本目錄學家，他主持編纂的《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是中國古籍目錄史上的經典之作。張芝聯（1918-2008）是著名教育家、藏書家，前私立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之子，為中國世界史專家，是中國第一部《法國通史》的主編。資中筠出身名門，是著名的國際政治和美國研究專家，旁涉中西歷史文化，又是“感時憂世”的公共知識分子。代表作有《追根溯源：戰后美國政策的起源與發展，1945-1950》、《資中筠自選集》等。林孟熹（1928-2006）畢業于燕京大學政治系，晚年所撰《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被認為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和歷史資料價值。
基督徒司徒之燕大，后來為無神論者胡適感慨不已。胡適認為司徒在北京這個中國的學術中心，在已經奠定了學術地位的國立北京大學和國立清華大學之中，克服種種困難，使其燕大之夢能夠實現靠的是“從無到有制定的完整計劃和有完善的中國文化部門，并達到純粹中國學術機構所具有的最高水準”。（參見胡適：《司徒雷登回憶錄：旅華五十年記》導言，李宜培、潘煥昆合譯，臺北大華晚報社1954年版）
因此，司徒雷登之于燕大，就好比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貽琦之于清華，張伯苓之于南開，他們的成功實踐，見證了那個時代中國教育制度的成功。
五 傳教士外交家
抗日戰爭勝利后，司徒雷登又一次來到美國，為戰后的燕大籌募基金。回到中國后，在一次與蔣介石夫婦的會見中，蔣建議他去見一見時在華調停國共政爭的馬歇爾，蔣的原意是想借司徒之口，來增進馬氏對自己的信任，但無意中卻促成了馬歇爾尋找一個“中國通”擔任駐華大使以協助自己完成赴華使命的設想。盡管出身美軍駐華第十五步兵團且任執行官的馬氏自己也自命為是“中國通”。
1946年7月11日，司徒雷登以馬歇爾推薦并經杜魯門總統提名，參議院通過為美國新任駐華大使，接替自1945年11月即已辭職的前任大使赫爾利。
馬歇爾之所以推薦司徒出任大使，是認為司徒在中國“是最受敬重的外國人，他個人過去五十年間在此的言行舉止表現，在西方世界已可算是最完美的典范，此間國共兩黨人士都信賴他，景仰他”。
但是，馬歇爾其實不知道司徒內心深處并不愿意擔任他所不熟悉的外交官職務。司徒拿自己和好友胡適作了比較，胡適在做了多年駐美大使后，此時已經返回中國北平，擔任了北大校長。而司徒認為自己“卻要離開這最可愛的城市（引者注：指北平）和那令人滿意的事業，去從事一項前途未卜的使命，而這正是胡適博士所避開了的。”
燕大管理委員會拒絕了司徒請辭校務長的報告，只是同意他以請長假的方式離任。
上任之初，司徒的主要工作是協助馬歇爾調停國共爭持，為此，他提出了一套“中美蘇和平”的方案。按照司徒的設想，中國應維護抗戰期間與美蘇兩國建立的良好關系，中國應學習美國的民主政治及蘇聯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中美蘇關系應是一種互相依存的三角關系。而在這種關系的背景之下，中國內部的國共兩大政黨應成立聯合政府。
司徒雷登認為，從國民黨的實踐來看，一黨制應該摒棄，要廣泛地講民主，給老百姓以做人的權利，中國的未來之路在于尋求中間道路避免走極端。他說，這是自己對未來中國所抱的夢想。
所以，在民國第二次憲政運動之中，作為大使的司徒，要和中華民國新憲法草案的起草人張君勱就“憲草”進行逐條討論，以使其符合憲政民主的原則，并對制憲國民大會通過這部體現“三權分立”原則的新憲法表示支持。
然而，司徒上述充滿理想主義的夢想，后來卻并沒有到來。
半年以后，國共內戰爆發，馬歇爾離華，旋出任國務卿。馬氏仍想借重司徒在華的人脈，因此，司徒得以留任大使。而此時國際國內的態勢已演變成為美蘇冷戰和國共熱戰。司徒的立場也從國共聯合政府的設計上轉變，他主張美國應支持國民政府，美國的援助是解決中國內政的關鍵。他對那些主張“讓中國人自作自受”的美國人士予以抨擊，而其實，所謂“自作自受”的代表人物恰恰是馬歇爾本人。
隨著國共內戰國民黨方面的頹勢，司徒開始對老朋友蔣介石失去信心，他批評蔣堅持獨裁，“是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國家”。他對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制定的影響也日趨式微。在大使館，除了傅涇波，他與使館中的職業外交官們亦日漸離心離德。作為大使，他后來自己也承認，自己是“言多必失”。
司徒將他的視野轉向了中國反蔣的人士，包括剛剛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蔡廷鍇，副總統李宗仁，桂系將領白崇禧等，他希望他們聯合起來，與中共談判并組成全國聯合政府。
同期，中共領導了全國性的“反美扶日”運動，國民黨開始了北平“八?一九”大搜捕。而司徒對包括燕大學生在內的中國青年學生激烈的反美態度表示不理解，他對一些燕大學生說：“美國已給了中國數以億計的財務支援，而俄國卻竊走了數以億計的財物，美國從未占領中國一寸領土，而俄國卻違約背信，強行占領了大連、旅順。美國慷慨救濟，俄國卻是一毛不拔。可是，為什么大家還這么遷怒于美國？”可是，司徒這種以傳教士的執著和理想來處理中美事務的說辭并未被這些受“第二條戰線”影響的學生們所接受，從“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到 “沈崇案”，似乎已經說明“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中國學生運動主基調。
1948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揭曉，民主黨的杜魯門連任總統，政治立場偏向于民主黨的司徒再次留任大使。杜魯門總統和美國國務院的態度是不介入國共內戰，“等待塵埃落定”。這是美國官方直至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前的對華既定戰略。而司徒卻仍然堅持自己那種一廂情愿的想法。他已經深深地卷入了中國的政治而不能自拔。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總統。司徒支持李的政府。不久，解放軍渡江，司徒坐鎮南京，希望藉過去的影響，與中共建立聯系。從5月到6月，他與昔日的燕大學生，今日南京市軍管會外事處處長黃華進行了接觸，又通過民革和民盟的陳銘樞、羅隆基、張東蓀等人向中共轉達了他個人對中美關系的立場。然而，這種直接和間接的接觸，在戰后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注定是不會產生結果的。很快，中共就宣布了與蘇聯結盟的“一邊倒”的政治態度。8月2日，司徒黯然離開了南京，從而結束了他在中國五十多年的生涯。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敘述了百年以來，尤其是1944年至1949年間的美中關系，其中對“民主個人主義者”（這里主要是指以羅隆基、張東蓀為代表的某些人）的支持性表態，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憤慨，旋對之進行了分析和批判，其中8月19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社論《別了，司徒雷登》（這是毛親自撰寫的評論白皮書的五篇文章之一），以“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只好挾起皮包走路”描述了司徒“離華時的尷尬和無奈”（郝平語）。
燕京大學，是司徒實現了的夢想，而理想與現實存在巨大差異的大使生涯，卻使他成為一個失敗的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