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岸的誘惑：中西文化交流記（簡體書）

《趙毅衡文集．對岸的誘惑：中西文化交流記》主要寫20世紀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西方人來中國，中國人到西方，看到了什麼，學到了些什麼。為什麼集中寫20世紀上半期？因為下半期這種交流停止了，雖然因此而神遊者反而越來越多，例如薩特神游“文化革命”的中國。80年代開始的國際大串聯，人頭攢動，狂潮洶湧。這次的大規模集體舞，每年來回的人數，可能超出上半世紀全部的總和，其歷史印痕，至今不太清晰。因此，除了第四部分說到一些有關情況，暫時就不給當代“交流人物”每人一篇的待遇。

趙毅衡，著名文學與文化理論家，1978年中國社科院研究生，師從著名詩人學者卞之琳先生，以形式論為終身研究方向。1988獲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博士學位，到英國倫敦大學任教。2005年到四川大學工作，2008年恢復中國國籍，2009年創建“符號學一傳媒學研究所”。在形式分析上卓有創見，英文與中文著作豐富，得到過多種研究獎。近年主編《符號與傳媒》刊物，主持《符號學論壇》網站，集中力量于符號學與廣義敘述學的研究。

趙毅衡的《趙毅衡文集:對岸的誘惑(中西文化交流記)》主要寫20世紀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西方人來中國，中國人到西方，看到了什么，學到了些什么。為什么集中寫20世紀上半期?因為下半期這種交流停止了，雖然因此而神游者反而越來越多，例如薩特神游“文化革命”的中國。

這本薄薄的書，寫了二十多年，從1978年允許我按自己的興趣讀書開始，一直到今天。當然這二十多年也做了一些別的事，無非是讀書教書寫書——很多都是人生不得不做的事。從馬齒徒長到滿鬢蒼然，多少“事業”不過是人生的規定動作，得分失分都不會太意外。人生悲哀莫過此：動作做完，鞠躬下臺，回想起來，只有一兩個過門動作，允許別出心裁。
這本書不然。這是我想寫的書，沒有人要我寫這種文字，絕對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課業，既不能靠此爭工資升級，又不能作學術會議發言，到哪個大學都算不上學術成果。一句話，這是純為愛好而寫，是一個有歷史癖的人胡亂涂下的游戲文字，但是又積習難改，好玩之中，想說出點意思。
本書主要寫20世紀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西方人來中國，中國人到西方，看到了什么，學到了些什么。為什么集中寫20世紀上半期?因為下半期這種交流停止了，雖然因此而神游者反而越來越多，例如薩特神游“文化革命”的中國。
80年代開始的國際大串聯，人頭攢動，狂潮洶涌。這次的大規模集體舞，每年來回的人數，可能超出上半世紀全部的總和，其歷史印痕，至今不太清晰。因此，除了第四部分說到一些有關情況，暫時就不給當代“交流人物”每人一篇的待遇。
本書寫到的人，絕大部分已經辭世。留下一輩子是非，正好讓我們后代自由發揮。
20世紀，中國人到西方，是去做學生的，徐志摩去做曼殊菲爾的學生，金岳霖、張奚若去做拉斯基的學生，吳宓、梅光迪去做白璧德的學生，梁宗岱去做瓦雷里的學生。大部分人是望門弟子，嚴復沒有做成赫胥黎的學生，李劫人沒有做成左拉的學生，李金發沒有做成波德萊爾的學生，邵洵美沒能做成王爾德的學生，只是倫敦和巴黎的空氣中，全是這些人的遺蹤神韻。至今中國人來西方，大半還是當學生。像我這樣教書的，只是教師不是老師。
西方人到中國，是來做老師的：莊士敦來做溥儀的老師，燕卜蓀給西南聯大做老師，杜威羅素蕭伯納來給整個中國知識界當老師，瑞恰慈幾乎要給全體講漢語的人做老師，1951年，最后一位硬想留下來的老師燕卜蓀被趕走，換上俄國人做老師。我個人認為，有師無類，有人講課總比沒人講課好。最好是師出多門，三人行必有吾師；只要不做一邊倒的“好學生”，不必句句當真理就是了。瞧著把俄國老師也趕走了，天下事益發不可為。
一教一學，教的什么學的什么?是近代西方特產，20世紀最重要一門功課，即是“現代性”。中國的現代意識，可以說是“學得性現代意識”，不是中國文化的自然發展。吾友王宏圖謂：“中國文化傳統資源，不敷以支持現代化。”我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文化從來不是用來支持現代化的，而是維持歷史相對穩定地循環往復。不過這不是中國文化的重大缺陷。張之洞挑起的體用之爭，李約瑟發起的中國固有現代性源頭之尋，都是無事生非，自己找事。
現代性及其“進步”觀念，只是歐洲文化的產物，其他文化都缺乏這種前行性。如果現代化無可避免，學習就是；傳統文化有維持穩定的價值，繼承就是。何必在優劣高下上糾纏一二個世紀，趨長避短見機而作，“何必日面子”?
日本人明治維新一開始就能做到這一點，中國五四一代，也能做到這一點。回顧徐志摩、許地山、聞一多、老舍、劉半農，他們留學時，都遇到這個面子問題，他們的對付方式，各有千秋，似乎都不像有愧于“民族大節”。就這一點，我們都有必要懷念五四那一代留學生。
也有些西方人感到西方文明大有缺陷，需要好好向東方學習。他們真是西方人中的圣賢。感覺到西方文明存在問題，也就是覺悟到現代性并非萬靈妙丹，“進步”并不無窮盡地給人類帶來好處。這部分西方思想家，不少引用中國作為“理想文明”的榜樣——古代中國，尤其是道家，但是儒家也并不缺少信徒；以及當代中國，尤其是“文化革命”中的中國，幾乎是“另類文明”的地上天堂。
對于這一類中國崇拜者來說，最大的危險，是到中國親歷一番：本書第三部分“夢游者”中，有幾位短暫到過中國，卻沒有多說。一點不奇怪，他們對所見所聞寧愿保持沉默，不想改變頭腦中已經形成的中國神話。還有些更聰明的中國迷如龐德，如韋利，干脆一輩子不到中國來，遙遙保持“崇拜距離”。
“夢游”西方的中國人?就免了。可以說，絕大部分現代中國文化人，如果想向西方學點東西，千方百計到西方走一遭，不會驚破好夢。除了一次大戰之后的西歐荒蕪殘破，曾使梁啟超不勝驚怵，很少有人被西方的現實嚇一跳的。極而言之，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界，從極左到極右，都醉心于這種那種西方思想，整部中國現代思想史，就是朝西的“夢游記”。有幾個人，能在掃描范圍之外?
我能想起的幾個例外中，有俞平伯，北大《新潮社》健將，1920年與傅斯年共赴英倫，慨然有盡收西學之志。不料在英國住了不到一個月，就打道回府。后來在自述中說“金鎊漲價，自費籌劃尚有未周”。傅斯年回憶錄說是這位好友“思家心切”，加上氣斯面包難于下咽。俞出身蘇州名門，同光朝大儒俞曲園脈裔，從小就延請家教學英文，“籌劃”七八年竟然“未周”到一出國門就精神頹唐，終身厭聽“西方”二字。然而俞平伯一生，努力將西方“科學式”批評用于紅學，50年代被批判為胡適學派第一人。或功或過，能歸于一個月的留學?
還有另一個例外：辜鴻銘。此公出生于南洋，在英國留學十年，20歲才踏上中國土地，竟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最激烈的擁護者。中文雖然錯字連篇，卻用典雅的英文宣揚中國文明，而且身體力行，主張男人應留辮納妾，女人應纏腳吸鴉片。很多人說辜老只是喜歡逆反，作秀而已，他實際上一半西人血統。這倒解釋了一切：辜鴻銘要留著中國不變，以便為西方文明補缺。如果我像辜鴻銘一樣好走極端，我就說此老是個漢奸。
應當誠實說明，這不是一本成體系的書：中西文化交流史，是個嚴肅工作，我只是弄些奇聞逸事，茶余談資。哪怕寫人物，也遠遠說不上全面。我沒有處理中西文化關系中一些最重量級人物：去西方者，我沒有說嚴復、蔡元培、胡適、陳寅恪、趙元任、湯用彤、錢鍾書；來中國者，我不去碰杜威、羅素、馬爾羅、司徒雷登、李約瑟、斯坦因、克莉斯泰娃；夢游者，我敬而遠之布萊希特、海德格爾、德里達、福柯。為什么?因為這些都不是一言可以蔽之的人物，不容易找到一個特殊的焦點，把重大問題說得有趣一些。這些人物都需要專門研究者來處理，不然很可能胡說一通。
特級人物中，唯一的例外可能是龐德。這是因為我從80年代初就研讀龐德，算是對其人其事有點心得吧。
第二應當說明的是，我有意略過了西方所有的漢學家，同樣也不談中國的西方文化研究家，因為他們對對岸的興趣，是職業性的。他們的貢獻自然極大，沒有他們，文化交流就會在19世紀的皮毛上打圈子。但是文化交流的基礎，不是對異國文化的知識，而是對自身文化的卓見——真正起作用的，必須是誤讀，而有意義的誤讀，只有熟悉自身文化的思想者才能作出。從這個意義上說，跳出新舞步的人物，必然是“業余”舞者。
最后應當說清的是：此書中我個人的“研究成果”不多，大部分都是讀各種中英文資料，有所感想。感想本是極廉價，這個世界上只嫌太多。而“切實地掌握第一手資料”，卻是做專家的首要條件。我讀到的資料，都是專家們扎實工作幾十年的成果。我不可能為此書中寫到的近50位人物，都做一番發掘第一手資料的努力，那樣這本書需要至少500年才能完成。
依學術規范，我應當密密加注，說明資料來自何人的功績。但是這些小文，畢競只是輕松讀物，加注只能讓非專家讀者厭煩。我在文中盡可能說明資料的來源，尤其當這個源來得有意思的時候。
我唯一可以辯解的是，傳記材料雖然來自他人，我卻設法給每個寫到的人，找一個有意思的，或許國別文學史專業研究者沒有看到的角度。這就是為什么此書寫了二十多年：傳記多矣，并非讀一本，就能湊一篇：新角度可遇而不可求，二十幾年來也就只遇到這些。

自序擴編新版按言第一部分西遊記徐志摩：最適應西方的中國文人求博還是求精：傅斯年的例子留學民族主義：朱湘的留美之怒許地山留學：如何對待自己的“留學愛國主義”聞一多與美國“死水”《虹》後之《霞》：“時代女性”如何用一生完成小說拼命精神，打油風趣：劉半農之留學穆旦：下過地獄的詩人李金髮：不會寫作，才會寫詩留學而斷送前程的康白情老舍：倫敦逼成的作家邵洵美：中國最後一位唯美主義者蔣希曾；一個不該被忘記的華人作家組織成的距離：卞之琳與歐洲文學家的交往林語堂與諾貝爾獎胡愈之與世界語烏托邦吳宓沒有寫出的長篇小說蕭乾：永遠的少年這個啞巴太會說：英語散文家蔣彝郭嵩燾：西方官司中國打法第二部分東遊記莊士敦：我的老同事朱利安與淩叔華艾克敦：胡同裡的貴族瑞恰慈：漫遊鏡中的阿麗絲燕蔔蓀：某種複雜意義蒙羅：“在中國色彩中得到安寧”韓約翰寫薩凡奇高羅佩的一個世紀，狄仁傑的一個甲子奧尼爾：道家救贖華爾街狄金森：頂戴花翎的劍橋院長毛姆與華僑持槍女俠賓納：弄假成真的“中國式詩人”奧登：走出戰地的詩人金斯堡的100個問題第三部分夢遊記芳香而危險的愛情：凱瑟有所思斯奈德：儒佛道社會主義者弗賴：在文明的另一極鄂狄葉：從《玉書》到《大地之歌》韋利，書呆子藝術家羅厄爾：“女羅斯福”拆字……第四部分游之餘

高羅佩的一個世紀，狄仁杰的一個甲子
現代西方對傳播中國文化做出最大貢獻的人，恐怕要算荷蘭人高羅佩(RobertHans van Gulik，1910—1967)。
高羅佩的英文《狄公案》系列小說(Judge Dee Mysteries)影響遠超過任何中國研究著作。非漢學圈子的西方人，了解中國，往往來自《狄公案》。哪怕漢學專家讀，也沒有“硬傷”敗了胃口；而西方大眾了解中國，往往是“狄公的中國”，這個中國，是一個多姿多彩相當引人人勝的中國，比起中世紀灰色的歐洲有趣得多。甚至專門家也受狄公小說影響，伯克萊加州大學法學院長貝林教授研究中國法制史，就是從狄公小說人手。
高羅佩已經是個傳奇人物，外交官本是責任重大，案牘勞頓，代表國家關心時局都還來不及，尤其像高羅佩這樣的外交官，二次大戰前后遠東最亂時，擔任荷蘭駐中日使節，五六十年代連續爆發中東戰爭，他駐節黎巴嫩。最是焦頭爛額時，他卻臨亂不慌，收集中國繪畫，研究“中國性史”，演練琴棋書畫，懸寫公案小說。果然，今日高羅佩聲名遠播，不是他的外交生涯，他的漢學也只是圈內的題目，他的業余愛好“狄公案”系列小說，不僅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題目，在中國也成了家喻戶曉的影視故事：狄仁杰取代了包公，成為中國傳統司法公正的象征。高羅佩說他自己明白一身三任各有目的：外交官是他的職業，工作卻只有暫時意義；漢學是他的終身事業，學術有永久價值；寫小說是他的業余愛好，是消遣。高羅佩雖然享年僅57，但是一生著作極豐，興趣愛好更是三頭六臂：他是名士派頭藝術家收藏家、代中國人發展國粹的公案小說家、業余勝過專業的重要漢學家。
高羅佩1910年出生于荷蘭，5歲起就到雅加達上小學。小時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讓他很感興趣；讀高中時開始學習梵文；16歲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了一個學農業的中國留學生教他中文；18歲回荷蘭在萊頓與烏特雷支大學攻讀中文、日文、藏文，一生竟然“學通”了15種語言。上大學前，他已經參加編輯印第安“黑足族”(Blackfoot)詞典，他的學士論文是《如何改良荷屬東印度有關華僑的法律》：東南亞的這個社會問題至今未能解決，可見20歲的高羅佩眼光之遠，也看出他對中國的同情由來已久；他的碩士論文是米芾《硯石》英譯；25歲以中日印藏諸民族的“拜馬教”考證，獲得博士學位。高羅佩之博學多才，弱冠就初露端倪，而他的興趣太廣泛這狐貍特征，年輕時就太明顯，幸而一生未改。關于高羅佩的傳記之一《三重生活的人》(A Man of ThreLives，Amsterdam：Fo—rum，1993)，把他的一生寫得多姿多彩，國內應當早日譯出，畢竟有奇人才有奇特事業。
1935年高羅佩人荷蘭外交界供職，他的一生在東亞南亞不斷調任，他自己深以為苦。恐怕唯一覺得有意思的一段，是1943—1945年為荷蘭流亡政府任駐重慶使館一秘。當時重慶外交圈文化人云集，蘇聯的費連科，美國的費正清，英國的李約翰，都是戰后中國研究的領軍人物，中國文化人更是一時之選聚到一起，他如魚得水，天天來往無白丁。
先說高羅佩的藝術愛好：他琴棋書畫無不擅長。20歲開始練書法，終生不輟，“高體”字獨樹一格，風姿高邁，中日專家均能識別；他曾師從葉詩夢學古琴，在重慶與于右任、馮玉祥等組織“天風琴社”，1941年作有英文專著《琴道》，追蹤中國古琴流傳日本的歷史；他發現了將曹洞宗帶到日本的禪宗大師東皋心越的大量資料，1944年在重慶出版《東皋禪師集刊》，為佛學史補缺；曾學圍棋，最終達到的段位未考；曾學中國畫，譯陸時化《書畫說鈐》；曾考證中國文獻中的猿(gibbon)，并親自養猿長期觀察，作《長臂猿考》，1967去世那年才出版；能寫中國舊體詩詞，曾與郭沫若、徐悲鴻等唱和，齊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畫，常有他的題款；曾學治印，歷年所刻印章集成手卷印譜，齊白石題名，一如中國名士，雅號、筆名奇多，換一個就刻章；中國文物書籍收藏頗豐，并且大有收藏心得，1958年出版500多頁的巨著《書畫鑒賞匯編》，卻只印900多本，目的是教西方收藏家如何辨別真贗中國文物，并且以自己所刻印章作例，說明什么是假貨，這做法很有自知之明。
抗戰時期在重慶任荷使館一秘時，與時任使館秘書的水世芳女士戀愛，水為張之洞外孫女，名門之后，齊魯大學畢業。在重慶舉行一西一中兩次婚禮，賀客盈門，多為中西文士。他和學路相近的李約瑟的多年友情與學術爭議，就是從重慶婚禮席上開始的。
高羅佩在重慶街頭的書攤，找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他驚奇地發現中國讀者耽讀西方三流偵探小說的三流翻譯，卻沒有看到自己的歷史上有出色得多的偵探小說。他把《四大奇案》翻譯成英文后，就襲用其主人公狄仁杰，用英文“仿作”了一本狄公案故事。按他的原計劃，英文只是草稿，再寫成中文與日文“定稿”，可謂雄心勃勃，目的是提醒中國人，應當在中國“恢復公案小說的傳統”，這個傳統比福爾摩斯強多了。
狄仁杰在歷史上是政治人物，武則天朝的宰相，關于他的吏治幾乎無記錄。《舊唐書》唯一的話并不讓人信服：“儀鳳中為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清初出現的無名氏《武則天四大奇案》六十四回，上半部說狄仁杰任昌平縣令，如何破了三起同時發生卻不相連的殺人事件，后半部是狄仁杰進京處理武則天淫亂，恢復李唐皇朝。無論是正史，還是這本小說，都沒有把狄仁杰這人物立起來，比起中國俗小說中的正義化身包公、施公，狄公過于單薄，難以成三。說狄仁杰是高羅佩的創造，沒有任何夸張。
高羅佩第一本書《迷宮案》寫成時，正是1949年，中國出版界…… P1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