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活動斷層探測與地震危險性評價（簡體書）

《中國城市活動斷層探測叢書：天津市活動斷層探測與地震危險性評價》建立了天津地區新的第四紀標準地層剖面，重新確定了天津斷層、滄東斷層的空間位置、延伸長度、幾何學和運動學特徵，並對天津斷層、滄東斷層的最新活動進行了鑒定。在此基礎上，結合天然地震層析成像、航磁、重力聯合反演、大地電磁測深、深地震寬角度折/反射探測等，對天津、滄東斷層進行了地震危險性定量評價，劃分了斷層未來發生地震的危險區段和最大潛在震級，計算了發震概率和地震復發時間；利用格林函數合成法與三維有限差分方法結合的地震動評價體系，評估了天津、滄東斷層的地震危害性，建立了活動斷層基礎資料數據庫與信息管理系統，為天津市城市規劃、國土資源開發利用和重大工程建設提供了科學依據。

《天津市活動斷層探測與地震危險性評價》可供有關大專院校師生和科研單位從事構造地質、地球物理探測、構造物理試驗、工程地質與地震工程等的研究人員以及地質、礦產、規劃、設計與建設部門的工程技術人員閱讀。

第四章 天津地區隱伏斷層的綜合探測
平原區隱伏斷裂的準確定位和第四紀活動性研究是活動構造學中一個重要而難度極大的研究課題（向宏發等，2000）。1976年中國唐山大地震（Ms＝7.8）、1994年日本阪神大地震（Ms＝7.2）、1999年土耳其伊茲米特大地震（Ms＝7.4）等巨大破壞性地震均發生在人們未充分注意的平原隱伏區，使平原隱伏斷裂的研究逐步成為活動構造研究的熱點（向宏發等，2000）。天津地區位于北東向河北平原斷裂帶和北西向張家口—渤海斷裂帶的交匯部位，區內隱伏斷裂眾多，因此查明天津地區主要的、有活動潛勢的隱伏斷裂的空間位置和第四紀以來的活動性，對天津的城市建設和重大工程抗震設防無疑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基礎性工作。
隱伏斷裂的探測研究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方法實驗研究、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單項手段研究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來的綜合定量探測研究三個主要發展階段（向宏發，2003）。
20世紀70年代末期，美國學者較早地用淺地表斷層氣（氡氣等）的剖面測量進行平原區隱伏斷裂定位和活動性測量，并將之作為地震預報的一種前兆手段（King，1978），此后這類研究多以單項手段為主。直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隱伏斷裂的探測研究才逐漸走上多手段的綜合定量探測研究階段（向宏發，2003）。例如，通過遙感地質、化探、淺層物探、鉆探、槽探等綜合探測，查明了1679年三河—平谷8級大震區夏墊隱伏斷裂的活動性與地震重復性（向宏發等，1988）；隨后對北京平原區隱伏斷裂的第四紀活動性開展了綜合探測研究，取得了有關隱伏斷裂定位、分類、分段、活動時代、位錯量及古地震事件與滑移方式等內容的研究成果（向宏發等，1993，1994）。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對隱伏斷裂探測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例如，用淺層地震反射法對唐山地震區隱伏活動斷裂的活動特征進行探測研究（李建華等，1998；郝書儉和尤惠川，2001）；對聊城—蘭考隱伏斷裂通過淺層地震反射法、鉆孔聯合剖面勘探和地層年代學測試分析，揭露了該斷裂最新一期破裂位錯向上切達地表以下20m，為全新世早期活動斷裂（向宏發等，2000）。一些研究者已經很有目的地運用大型探槽技術揭露隱伏斷裂的斷層位錯與古地震事件（冉勇康等，1997；江娃利，2001）。一些研究者運用鉆孔聯合地層剖面探測從沉積相、地層斷錯、層厚變化等進行隱伏區活動斷裂的古地震事件研究（徐錫偉等，2000b；江娃利，2001；張世民等，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