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卷二)（簡體書）

《小品卷（2）》是根據董橋早年的幾本文集《在馬克思的鬍鬚叢中和鬍鬚叢外》、《另外一種心情》、《辯證法的黃昏》及其他集外文重新編排出版。內容涉及文學和文藝理論、思潮、中外文學遺產繼承以及繪畫等諸多文學和藝術論題。作者對這些問題既有自己獨到的觀點和闡釋，同時又不失中正平和之正確態度。從這些文章可以看出董橋早年的文風和文學思想發展軌跡。

董橋，1942年生，福建晉江人，臺灣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曾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研究多年。歷任香港美國新聞處“今日世界”叢書部編輯、英國廣播電臺中文部製作人及時事評論、《明報月刊》總編輯、《讀者文摘》總編輯、《蘋果日報》社長。撰寫文化思想評論及文學散文多年，他的文筆雄深雅健，兼有英國散文之淵博雋永與明清小品之情趣靈動，為當代中文書寫另闢蹊徑。在港臺及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地出版文集數十種。著作名稱：《董橋七十》《景泰藍之夜》《清白家風》《橄欖香》《英華沉浮錄》《立春前後》《小品卷一》《小品卷二》《記憶的腳注》《沒有童謠的年代》《這一代的事》《回家的感覺更好》《倫敦的夏天等你來》《從前》《小風景》《白描》《甲申年紀事》等。

董橋，福建晉江人，他的文筆雄深雅健，兼有英國散文之淵博雋永與明清小品之情趣靈動，為當代中文書寫另辟蹊徑。
《小品》根據董橋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報紙專欄結集《雙城雜筆》重新排校出版。本書根據文章寫作的地點分成兩部分，卷一為《在倫敦寫的》，卷二為《在香港寫的》。這些隨筆題材廣泛，有的談文學，如《朱自清的散文》、《談＜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等；有的談教育，如《玻璃杯子里的教育》、《生態學與兒童》等。

馬克思是人；說他是神，不好，說他是鬼，也不好。馬克思主義跟許多學說一樣，是學說；有的地方對，有的地方不對；有的時候好像很舊，有的時候又好像還很新，全看怎么運用。是學說，當然沒有新舊之分：少人議論的學說未必是舊了：多人議論的學說也不一定就是新。人人解釋不同，認識不同，不必強求觀點一樣。況且，學說本來很難全對，很難全錯：治學免不了受各家學說啟發：閉門不太可能成家。黃梨洲尊奉陽明，后來講學雖然自辟新局，還是不脫明儒氣象：顏習齋排斥程朱，他的學說可始終跳不出理學諸儒窠臼。學術上說“博”說“專”，說“新”說“舊”，全在唬人。經營得出一點氣象才是成就！道理這樣淺，可以不說。
把道理說得深奧非先下苦功不行。沒有下過苦功，應該安于淺薄，旅居倫敦時期為了寫論文亂讀馬克思、恩格斯和關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加上走遍倫敦古舊的街道、聽慣倫敦人委婉的言談，竟以為認識了當年在倫敦住了很久很久的馬克思，寫下不少讀書筆記。其實大錯。去年答應《素葉》整理那些筆記之后翻看那些筆記，發現認識的原來不是馬克思其人，而是馬克思的胡須。胡須很濃；人在胡須叢中，看到的一切自然不很清楚，結果寫了五萬字就不再往下寫了。
胡須誤人。人已經不在胡須叢中了，眼力卻一時不能復元，看人看事還是不很清楚，筆下寫些馬克思學說以外的文章，觀點多少仍然跟馬克思主義糾纏：就算偶有新局，到底不成氣象。幸好馬克思這個人實在不那么“馬克思”，一生相當善感，既不一味沉迷磅礴的革命風情，倒很懂得體貼小資產階級的趣味，旅行、藏書、念詩等等比較清淡的事情他都喜歡，因此，這本集子借他的胡須分成“叢中”、“叢外”，想必無妨。反正只是二十篇文章，不是學說，非關學術，是新是舊尤其不必挑剔：只要所議所論不是全對也不是全錯，夠了！
董橋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香港

馬克思一八三五年十月到一八四一年三月在大學里念書：兩個學期在波恩，九個學期在柏林大學。父親要他念法律系：后來說是主修法理學，其實只是選修，主要攻讀哲學和歷史。有兩個學期什么課都不上，只去聽一門《以賽亞書》和一門《尤里庇得斯》。曾經因酒醉和擾亂安寧被監禁：還一度被控攜帶違禁武器。有一次跟人決斗。畢業證明書上證明他幾次負債。花錢花得厲害是個大問題。父親信上也忍不住了：“就好像我們是金錢做起來似的，一年之內殿下已經快花光七百塔勒了，既不合條理也違背常情。最富的富家子弟也不過花五百塔勒。為什么？”普通人花一百八十到兩百塔勒就夠了：柏林市議員年俸也不出八百塔勒。父親去世之后、馬克思跟母親的關系更疏遠了。需要錢才想到母親；總是說母親是守財奴，其實母親一聽說他要錢用一定寄給他，而且數目都不小。另一位近代猶太名人狄斯列里（BenjaminDisraeli）對母親也比較冷漠。這跟猶太家庭的家教無關；心理因素比較重要。馬克思的母親沒受過什么高深教育。馬克思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一講到知識馬上“勢利”起來：面對不能啟發學識的人，不是加以利用，就是愛理不理。說是在替無產階級工人爭取權利，多多少少還是為了利用工人實踐自己的理論和主義。說老實話，這種心理相當矛盾，連自己都得隨時拒絕相信自己的動機并不那么純潔。于是，他不得不小心處理牽涉到“溫情”的心理因素。溫情最容易惹出真情。典型的知識分子只容許自己操縱“溫情”去達到目的，不容許別人用“溫情”勾引出自己的真情。況且，馬克思在公眾場合里的言談舉止毫不動人：偶然上臺演講，內容也都死板得很，語氣單調，措辭唐突，聽者雖然肅穆，但并不熱心。他是書齋里的理論家，天生不喜歡接觸群眾，也不太懂得跟人相處：因為這些都要動“情”才行。他并不討厭母親：是討厭母親的“溫情”一沒有理論基礎的“溫情”，太純潔的“溫情”。他受不了母親信上的那些話：“我真想聽聽你怎么打理你住的小地方，是不是跟其他大小家庭一樣，以經濟為重，你不要以為這又是我們女人嚕蘇的弱點，親愛的卡爾，我得提醒你，千萬別小看干凈和整齊，你的健康和心情就靠這些，千萬要常常擦洗地板，最好是按時擦洗，還有，每星期要用肥皂和海綿洗一次澡，你是不是自己燒咖啡，我求你把你家里的一切都告訴我……”母親還擔心她的信寫得不通，恐怕兒子心愛的繆斯覺得侮辱斯文！
五
父親不同。父親是律師，也是個很有點底子的讀書人，既能看穿知識分子不可告人的心機，也能道破知識分子無從自釋的弱點。在責備他一年花七百塔勒的那封信上，父親對馬克思說：“我對你公道，姑且不說你愛花錢。當然，每一兩個星期就發明新理論體系然后又改變初衷毀掉自己澹淡經營的工作的人，這種人怎么可以為金錢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操心？”知識分子有壯志，口口聲聲說不講錢：可是，人家不給錢養他的時候，他不禁覺得人家怎么可以不支持他的偉大抱負？怎么還要他擔心吃飯問題？父親這句話刺得他太痛了。后來在倫敦潦倒，雖然有恩格斯接濟，心里難免惦記著父親當年這封信，情何以堪！“我不想再替自己辯護了，尤其是為這種抽象的推理辯護。”父親另一封信上又說：“因為我得先學會那套專門名詞才能對付這樣神圣的課題，而我老了，真懶得學。”馬克思連寫家書都不忘搬出大道理大學問。父親是個不想當學者的讀書人，凡事講實效。他不反對兒子做學問，甚至搞哲學也不要緊，他只希望孩子注意身體。“多病的學者是天下最可憐的人”。馬克思在世的時候辛辛苦苦讀書思考寫作，可是到他去世之日，學術生涯并不太受人推崇，難怪他忘不了父親，忘不了父親那種不搞學術、腳踏實地的生活。父親內心里一定把他這種死摳書本的知識分子看得好扁。“順便說說：我細讀了你的詩。我坦白告訴你，親愛的卡爾，我看不懂——真正的意思和全詩的要旨我都不懂……難道你只喜歡這種抽象空洞的玩意兒（幾乎等于廢話的玩意兒）？總之，說給我聽聽，我承認自己才疏。”馬克思一度計劃要辦刊物，父親信上居然也跟他討論半天：“哲學或者法學或者兩者兼顧看來可以成為刊物最佳的基本內容。詩應該只占次要地位；除了一些書呆子會覺得不以為然之外，這樣處理到底不會傷害刊物的聲譽。”父親又說對了：馬克思要是再寫詩就成不了馬克思了。P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