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歸：勵耘三代學譜（簡體書）

陳智超，1934年生，196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為宋史專業研究生，1965年畢業后留所工作，歷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歷史文獻學專業博士生導師，直至退休。1992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主要研究方向為宋至明代歷史、歷史文獻學等。出版論著7種，合著合編論著8種，整理陳垣先生論著9種，發表學術論文130余篇，代表作有《解開〈宋會要〉之謎》等。

《殊途同歸--勵耘三代學譜》是作者（陳智超）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留下的口述史材料，已經《南方都市報》全文連載。書中所涉及的陳垣、陳樂素、陳智超祖孫三代，均是我國著名的史學家，陳垣先生更是享譽世界的學者。該書中對于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史、名人交往史提供了眾多信息。而一門三代史學家更是我國近代未有，對于青少年的勵志具有重要意義。

在本書出版之際，我想簡要介紹本書的創作過程以及我在這一過程中的體會，與讀者共享。
2011年8月下旬，廣州《南方都市報》戴新偉先生告訴我，他們準備在該報“名家在線”專欄刊出由我口述的陳垣、陳樂素、陳智超家族三代的故事。我同意了，因為雖然我在過去發表過不少介紹、論述祖父、父親生平和學術的文章，并在2010年結集出版，名為《陳垣——生平學術與交往》，但這些文章的受眾主要是有一定文史知識基礎的讀者。《南方都市報》是有影響力、有廣大讀者群的報紙，如果能用通俗的方式將我們三代的故事表達出來，是有益之事，對我來說也是嘗試。
2011年11月下旬開始，進行了第一次口述。方式是，先擬定一個訪談的大致范圍，由報社駐京記者錄音整理，再由我對整理稿作修改，發回廣州由副刊編輯帥彥先生編輯加工。記錄整理工作相當一部分是由邵聰先生作的，參加者還有其他記者和實習生。2012年4月18日，第一講在《南方都市報》登出，以后每周發一講，共發了19期。《勵耘學譜——陳垣三代學術人生》陸續登載以后，反映頗佳。全部登完之后，有數家出版社前來接洽出版事宜，又經過數月緊張工作，本書終于和讀者見面。我要感謝《南方都市報》有關編輯、記者，感謝關心并促成本書出版的有關出版社，當然，還要感謝本書張龍和栗河冰兩位責任編輯。
本書同在報上登載者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增加了不少新內容，它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因為報紙的版面常有調整，口述的內容有相當一部分未能刊出，這次補上。其次是在發表以后，我又發現的新材料。還有就是增加了大量插圖和圖版。
在編寫本書的過程中，我的主要體會有三點。
通俗不是庸俗、不是媚俗。通俗化是很嚴肅的工作，要把深刻的內容表達得能為盡可能多的人所了解，也就是“深入淺出”。我在本書中力求做到這一點。為此我選擇了能反映事實真相的細節，交代清楚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當然，通俗化不但要考慮到讀者現有的水平，也負有提高他們水平的責任。用陳垣先生的說法，就是“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
要對內容的真實性負責。書中凡是我親身經歷的事情，只說真話、實話，不說假話、空話、大話。引用別人的資料，必須是權威性的鐵證，例如家書、日記、當時的檔案、報刊等。一句話，要使本書成為讀者可以信賴的信史。
本書敘述的事實，從1880年到2013年，歷經133年。本書從一個家庭的角度反映了這123年。我體會最深的一點是：家庭的命運是和祖國的命運、人民的命運緊密相連的。但我們的家庭也可以說是相當特殊的家庭。三代史家，史學報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恐難再現。

祖
陳垣家世及青少年時代
宗教史研究：古教四考
元史研究
歷史文獻學的“陳門四學”
要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陳垣與北京圖書館
陳垣與故宮博物院
陳垣與陳寅恪
陳垣與胡適
多姿多彩的陳門弟子群體
四名登堂入室的弟子
抗日戰爭中的陳垣
陳垣的晚年
父
陳樂素的少年時代和求學時光
前期的研究經歷
解放后的父親
我
陳智超的青少年時代
父親的啟發
歷史學之路

陳垣家世及青少年時代
如果用最簡單的話來概括我祖父陳垣的一生，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講。其一，他是一位大史學家。他被公認為世界級學者之一，上世紀20年代與王國維齊名，30年代與陳寅恪并稱“史學二陳”。其二，他是一位大教育家。從教時間74年，從18歲開始一直到去世，其中擔任大學校長長達46年之久，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絕后的。其三，他還是一名熾熱的愛國者。為什么他在學術、教育方面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我想，愛國主義是基本的動力。
祖籍
祖父是清光緒六年十月初十出生在廣東新會縣棠下鎮石頭鄉的。換算成公歷就是1880年的11月12日。這兩個日子都很有意思。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的誕辰，他比我祖父大14歲。中國傳統歷法的十月初十則是唐文宗、宋徽宗和慈禧的生日。石頭鄉現已劃歸江門市蓬江區，新會也成為江門的一個市轄區。對此，很多新會人不太滿意，因為江門原是新會的一個鎮，有人開玩笑說“兒子變成老子了”。6歲前，祖父一直生活在新會石頭鄉。雖然只有短短5年時間，但家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對他影響甚大。
祖父中年時曾賦詩回憶兒時與堂姐共食酸姜的情景：“久別容顏異往朝，兒時舊事未全消。不知姜性酸仍辣，持向檐前雨水澆。”還有幾句注文：“兒時在四宅舊屋與蓮姐共食酸姜，辣甚，則持向檐前雨水澆之。”
家鄉先賢對他啟發頗大。祖父四五歲時，他的祖母經常帶著他從石頭鄉到棠下去趁墟(粵語，即北方的“趕集”)，途中要經過金竹村，金竹村口有塊大碑，上面刻著六個大字——“金竹先生故里”。金竹先生是誰？他姓胡名方，字大靈，號信天翁，是繼白沙先生陳獻章之后，新會的又一位著名學者。祖父17歲時就開始讀胡方的文集。定居北京以后，1929年他買到一冊胡方所寫《千字文》，不勝欣喜，賦詩紀念，并影印了幾百冊寄贈家鄉親友。后來他發現此冊署乾隆年號，與胡方卒年不合，就從胡方后人及各處收集胡方卒年資料。最后確認胡方卒于雍正五年(1727年)，斷定此冊為偽作，專門寫了一篇《跋胡金竹草書千字文》更正。這篇文章作于1963年，離他初見“金竹先生故里”碑將近80年了。
祖父對于陳白沙，更是仰慕之至。新會石頭鄉富山書院是當年陳白沙講學之處，有李承箕(字大崖)書寫的碑記。祖父在1910年曾拓了數十本，并寫了識語。1919年，他在《楊太師母樂太夫人八十壽序》中又提到：“垣家新會石頭鄉之西北有白云書樓，中有李大崖碑記。垣幼時嬉戲其下，即識之。”1960年，他將李大崖碑記拓本寄給新會修志會，建議采入新修縣志的文物欄。1923年他還以400大洋的重金購得陳白沙的《心賀》詩卷，請黃節等老友題跋，祖父去世后，我們遵照他的遺愿，將他一生珍藏的圖書文物全部捐獻。此冊現藏首都博物館。
崖門宋元大海戰對他童年的影響尤其深遠。祖父有十幾篇文章提及崖門，包括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通鑒胡注表微》。
家世
祖父出生在一個藥材商人的家庭，創業者是他的祖父海學(1811—1878，名社松)。海學公26歲那年(1836年)以販賣新會特產陳皮起家，后來擴大為經營藥材，在廣州城晏公街租下閩漳會館舊址，開設“松記”店。道光十七年(1837年)改店名為“陳信義”。店鋪門聯為“信人所任，義事之宜”，家族堂名為“陳寧遠堂”，取“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之意。海學是陳氏家族藥材生意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海學共有9個兒子，在舊中國，生女兒不會登載在家譜上，我相信他不能生下來9個孩子都是男子，應該還有女兒。這9個兒子基本上都是繼承父業，經營藥材，將陳信義行的經營范圍擴大至香港、上海、天津、重慶、湛汀、海口、新加坡等地。
維啟(1855--1909年)是海學的第五個兒子。祖父在上世紀40年代曾為湖南湘潭寧姓朋友《鋤耕圖》手卷題詩兩首，第一首為：“兩世論交話有因，湘潭煙樹記前聞。寒宗也是農家子，書屋而今號勵耘。”并自注云：“吾先人在湘潭辦茶。先父名田，號勵耘。”可知維啟除經營藥材外，還曾遠赴湖南湘潭縣采辦過茶葉，當時湘潭是水陸碼頭。
陳垣先生是維啟公的大兒子。之后維啟的妻子周氏又接連生了4個女兒，中間還有一個兒子，但是夭折了。光緒十一年(1885年)，維啟的三兄維舉(名滿年)去世。維舉公比維啟大兩歲，死時年僅33歲。他只有一個女兒，沒有兒子。在過去，一個人死時沒有兒子是最大的憾事，維啟、維舉在九兄弟中感情最好，于是維啟將自己的兒子過繼與三兄；又因為維啟當時只有一個兒子(在祖父15歲時，他的弟弟才出生，大名宗強，后改名國鍵)，按照宗族家法，祖父當時“兼祧兩房”(三房、五房)。
祖父過繼與三房后就與三房曾祖母李氏一同生活。當時他只有5歲，戀母之情使他常常先在三房過繼母親處吃幾口，然后又偷跑回五房親生母親那里吃飯。好在三房在第一排，五房在第二排，兩家隔得很近，往返也很方便。祖父的生母活到76歲，過繼母親李氏一直活到90歲。
家中第一代讀書人
1885年，曾祖父維啟就將5歲的祖父從新會帶到廣州。一年后，祖父便進入私塾學習。他五六十歲時還能清楚地記得每年所念私塾的業師、地址和課程內容。出生在這樣一個商人家庭，祖父能成為家族第一個真正的讀書人，并在以后取得學術上的杰出成就，得益于曾祖父維啟的支持、培養。
當時的私塾，經過啟蒙階段后，就是學習“四書”、“五經”。祖父12歲的時候，偶然在私塾老師書架上發現張之洞著的《書目答問》。據他回憶：“書中列舉很多書名，下面注著這書有多少卷，是誰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覺得這是個門路，就漸漸學會按著目錄買自己需要的書看。”(《談談我的一些讀書經驗》)第二年，他又讀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眼界大開后，便不滿足于只學習儒家經典，而是廣泛閱讀所能看到的書，尤其是史籍。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