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範的力量：20世紀經典人物誌

王溢嘉、吳念真、李遠哲、林克明、陳滋彥、湯銘哲、廖運範（依姓氏筆畫排序）──誠心推薦
成功人物的故事，是力挺世界向前邁進的精神食量！
醫師／文化人／新潮文庫催生者　賴和醫療獎得主　林衡哲
再現人物傳記書寫浪潮 人．事．時．地．物　精要剖析
點評20世紀22位影響世界的典範人物

為什麼是20世紀？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什麼？
這是一個智識爆炸、科技飛躍、物質得勢的世紀，各方面的資訊急速大量增加，分工愈來愈細，精神層面的涵養也無可避免愈來愈薄，雖然每一年代都有傑出人物，但商業上、軍事上、政治上的風雲人物，大多隨風而逝，唯有精神上的巨人影響久遠。
熱愛生命、肯定生存的意義、不斷地超越自我，是這些20世紀巨人的重要貢獻！

在這轟轟烈烈、悲壯絢麗的百年結束未久、新的世紀正要開展的時候，讓這本涵蓋文化各層面、影響深遠的書重新問世，可以說是用心良苦。溫故知新，廿一世紀「新世界」的新人類，需要更深刻去體會前人們如何努力，如何不屈於強權，衝破侷限，為普世性的文化，也為自己的鄉關，流汗流血。衡哲兄不辭勞苦，重新編寫這本「古書」，用意良深，令人欽佩。衡哲兄其實就是廿世紀的台灣代表性人物。
──林克明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榮譽教授

綜觀這些傑出醫師，其中有人道主義者史懷哲、菲律賓國父黎剎、革命家切格瓦拉，以及台灣的蔣渭水、日本的日野原重明等，不全然以其專業的傑出而被提出；顯然在醫學之外，還有許多因素成就這些傑出人物令人景仰之處，那又是什麼呢？我無法以一言以蔽之，但忍不住覺得或許就是對生命的熱愛，所謂的人文主義吧！
──湯銘哲　東海大學校長、前成大教務長

林衡哲
本名林哲雄，台灣宜蘭人，一九三九年生，一九六七年台大醫科畢業，一九六八年旅美習醫，一九九七年返台。曾任：台大醫院精神科醫生、花蓮門諾醫院小兒科主任、台南市文化局長、行政院衛生署顧問。
自一九八三年即致力於台灣文化的國際化、人文化、本土化的工作，希望能催生台灣人文主義再生運動，為台灣未來的文化奇蹟奠基。

'推薦序一　迎接一個嶄新的世界　／林克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榮譽教授）
推薦序二　一顆赤誠的文藝復興的心　／湯銘哲（東海大學校長、前成大教務長）
序　／林衡哲

1849-　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醫療臨床教學先鋒
1856-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學派創始者
1860-　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十部偉大交響曲
1861-　荷西．黎剎José Rizal：菲律賓國父，永恆的愛國史詩
1865-　威廉．巴特勒．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我們的時代，最偉大的詩人（文／吳潛誠）
1866-　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人文主義的精神鬥士
1867-　居禮夫人Maria Salomea Skłodowska-Curie：放射能的傑出研究者（文／陳永興）
1872-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沒有哲學的哲學家
1875-　艾伯特．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三位一體的人道主義者
1876-　帕布洛．卡爾薩斯Pablo Casals：反抗法西斯，終生流亡的大提琴家
1879-　亞伯．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頭腦就是他的實驗室
1880-　利頓．史特雷奇Lytton Strachey：讓傳記變成文學，新派傳記文學家
1883-　威廉．卡洛．威廉斯William Carlo Williams：全能創作者，美國現代詩人
1883-　卡爾．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精神醫學出身的存在主義大師
1887-　亞瑟．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創造一片鋼琴極究森林
1891-　蔣渭水：台灣的唐吉訶德
1905-　讓－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存在先於本質（文／郭松棻）
1911-　日野原重明：一百歲的醫生，日本醫學人文大師
1928-　切．格瓦拉Che Guevara：革命是一輩子的事（文／陳永興）
1939-　何塞．愛博魯Jose Antonio Abreu：音樂革命家
1938-　德田虎雄：關心第三世界醫療，日本醫界拿破崙
1956-　卡羅．歐巴尼Carlo Urbani：用命去換，讓SARS現形的無國界醫師

1856-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學派創始者
從未有人像佛氏這樣，以無比追求真理的熱忱與勇氣，以科學的方法不斷地探索心靈中的「潛意識」，他的發現一部分來自精神病人，另一部分則來自他自己的夢，因此他在一九○○年出版的《夢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也成為劃時代的經典之作。

雖然新大陸早就存在於地球上，而且還住著不少印地安人，但自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才真正開始發展，並在人類歷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到了廿世紀，它更成為歷史的重心（人類史上，第一艘登陸月球的太空船，是在新大陸發射）。佛洛伊德也在人類心靈世界裡，發現了一塊新大陸──這塊心靈的處女地被佛洛伊德稱之為「潛意識」。雖然「潛意識」早就存在於人類心靈，但過去只是偶爾隱約地覺得而已，從未有人像佛氏這樣，以無比追求真理的熱忱與勇氣，以科學的方法不斷地探索心靈「潛意識」，他的發現一部分來自精神病人，另一部分則來自他自己的夢，因此他在一九○○年出版的《夢的解析》也成為劃時代的經典之作。經他這一發現，人類心靈世界擴張了不少，自然而然地，他的影響力不僅限醫學及心理學，廿世紀的哲學、文學、繪畫、音樂、電影、文藝評論甚至傳記文學都或多或少受到影響，歷史上從未有一位醫學工作者，像他這樣具廣泛的影響力，他與愛因斯坦是廿世紀改變人類思潮的兩大巨擘。他所發明的「心理分析治療法」，雖然是了解人類心靈最有力的工具、但並不是醫治所有精神疾病的萬靈藥，它有其本身的限度──它能為我們智識和心理帶來健康，卻無法溫暖人類的心靈，也無法告訴我們生活的意義是什麼？也無法提供一種使我們可以賴以生存的哲學信念（其他的科學也與心理分析一樣有此缺憾）。因此，維也納作家褚格威（Stefan Zweig）認為，佛洛伊德僅完成前半部的工作，未來的心理科學家，必須繼續勇往邁進，尋求另一種「心理綜合」（Psychosynthesis）的方法，以便與「心理分析」相輔相成，使人類獲得真正的心靈自由。

佛洛伊德的生平

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佛洛伊德出生於當時奧匈帝國的莫拉維亞的福萊堡（Freiberg），現在屬於捷克共和國的一個小鎮。父母都是猶太人，父親賈可伯（Jacob）是毛織品商人，曾失婚二次，生了兩個兒子。他的母親十九歲時下嫁給三十九歲的父親，兩人共生下三男五女，而佛氏是長男，像馬勒一樣，他也是母親最寵愛的孩子，這點對他日後的成就很有幫忙。三歲舉家移往德國萊比錫，在遷居途上，因火車中的瓦斯燈光而聯想起人的靈魂，以致患「神經衰弱症」，後來他透過自我分析才治癒此症。四歲又移居奧國維也納，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六月，為了逃避納粹的迫害，才亡命倫敦，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倫敦逝世，享年八十三歲，因而在維也納和倫敦，都設有佛洛伊德博物館。由於他在維也納整整住了七十八年，可說是典型的維也納人，對維也納這座城市，一如馬勒，充滿愛恨交織的情緒──一方面熱愛維也納的文化氣氛，但不喜歡維也納的反猶風潮。佛洛伊德曾說：「你五歲之前生活在何處，那裡便是你的故鄉。」因此捷克是他的故鄉，維也納是他的精神與志業的故鄉，愛因斯坦最愛的國家是瑞士，佛洛伊德最愛的則是文藝復興的發源地義大利。

因為佛氏是猶太人，而維也納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他也跟馬勒一樣被奧國人視為捷克人，幸虧法蘭西斯．約瑟夫（Francis Joseph）解放奧國的猶太人，讓猶太人有遷居和擇業的自由，因此在一八六○年代，不少猶太人紛紛搬來維也納定居。他一開始住在猶太人聚集的貧民區，經常搬家。他先進入當地小學，再進高等學校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數學、歷史和自然科學，他連續七年名列前茅（這點與愛因斯坦和馬勒不同），得享許多特權，並在十七歲那年直接保送到維也大學就讀。雖然一家十口擠在四個臥房內，但佛洛伊德始終有自己的房間。他的父親堅持要他在選擇終生職業時，必須依據個人的性向，而他對醫生這一行，本來並沒有特別感興趣，他一度受想從事政治的同學影響，有意學習法律，但同時對熱門的達爾文進化論產生深刻的興趣，撩起他對世界更進一步了解的希望，加上在高中畢業之前，在卡爾．布魯爾教授（Carl Brühl）的課堂上，聽他朗誦哥德那美妙的論自然的散文，遂決心成為醫學院學生。

一八七三年就讀大一時，因為是猶太人，受到種種的歧視，反而激發他出人頭地的決心，並培養獨立的判斷力。他發覺自己不能太貪心，不能什麼都想學，他從歌德《浮士德》（Dr. Faustus）中，梅菲斯特所說的一句話獲得啟發：
對科學廣博的涉獵是徒然的，每一個人都只能學到他所能學的東西。

最後佛氏在布魯克（Ernst Brücke）的生理實驗室裡，找到歸宿並獲得滿足。布教授把一項神經系統的組織學問題交給他研究，結果佛氏達成任務，深受布魯克教授器重，從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二年，他都在此埋首實驗。除了精神科之外，他不大在意成績，直到一八八一年，二十五歲那一年才拿到遲來的醫學博士學位。
放棄實驗室走進臨床醫學

一八八二年是佛氏人生的轉捩點，布魯克見他經濟窮困，勸他放棄追求理論的實驗室生涯，到維也納總醫院投入臨床醫學。往後他以住院醫師身分在醫院各部門工作，其中有半年時間是跟隨因道德文章而受人崇拜的梅納特（Meynert）學習。並建議他獻身延腦的解剖工作。後來他發現自己對於腦解剖研究的興趣不比生理學高，因此就轉而開始研究「神經系統疾病」。然而當時維也納尚未有「神經科」（Neurology）和「腦神經病理學科」（Neuropathology），佛氏只好靠無師自通的方法，到各科去蒐集資料。

第二年，他再任住院醫師，發表不少有關腦神經疾病的臨床觀察報告，他已能準確指出在延腦中的病灶位置，使病理解剖醫師對他的臨床分析毫無補充餘地，而他也是維也納第一位把診斷為急性多發性神經炎的病人送請病理解剖的人。那時的佛洛伊德以診斷正確及死後解剖證實率高而聞名，許多留歐的美國醫師都來請教他。當時他對「精神病」還一無所知，有一次他把一位長期頭痛的病人診斷為「慢性局部腦膜炎」，結果聽眾群起而攻之，使他的「神經學」臨床教學生涯壽終正寢。這件事發生在連維也納的權威教授都會把「神經衰弱症」診斷為「腦腫瘤」的時代，做為一名住院小醫師，他的錯似乎情有可原。

第一次到巴黎深造

一八八五年春天，因為他在組織學和臨床方面的論文，被任命為「腦神經病理學」講師，不久，透過恩師布魯克的幫助，佛氏獲得一筆為數可觀的留學獎學金，於是在一八八五年秋天，二十九歲的他首度赴巴黎，前往沙柏崔禮醫院（Salpetriere Hospital），並成為著名的法國神經學教授沙考（Jean-Martin Charcot）的門生，那時世界各國的醫生都到巴黎向沙考學習，佛氏不過是芸芸眾生之一，起初沙考並未注意他，直到佛氏毛遂自薦，自告奮勇把沙考的講義翻成德文，從此便進入沙考的生活圈裡，得以參加一切醫院的活動。

跟隨沙考學習，他最大的收穫是親眼見證沙考對「歇斯底里症」（Hysteria）的最新發現，以及對「催眠術」（Hypnosis）的了解與應用，沙考證明「歇斯底里症」現象的真實性及其合理性，並以催眠暗示等方法，引發「歇斯底里症」的麻痺和強直收縮，從而證明這種人為的「歇斯底里症」和自發性的症狀發作並沒有任何細節上的差異。佛洛伊德認為沙考所教授的學識，雖然已不再是金科玉律，不過他從沙考身上學到的已經足夠，在科學廟堂裡，沙考已占了一席永恆的地位。
在巴黎跟沙考學習一年之後，在回到維也納之前，他在柏林逗留了數個星期，主要想跟著名的巴賓斯基（Babinsky）學習兒童一般疾病的知識，結果他受到巴氏友好的接待與幫助。

重返維也納與約瑟夫．布勞爾（Josef Breuer, 1842-1925）醫師合作

一八八六年秋，他在維也納定居，跟隨布魯克教授進行實驗時，便結識了維也納最受人尊敬的家庭醫師布勞爾醫師。他天賦很高，年齡比他長十四歲，也對科學研究很有興趣，他們最終成為知交和患難中的伙伴。兩人合作研究一位名叫「安娜．歐」（Anna O）的病人，安娜．歐是一個稟賦和教育都很不尋常的女孩子，她在服侍敬愛的父親時發病，當布勞爾首次接觸安娜．歐時，她的臨床症狀極為複雜，包括痙攣性全身麻痺、憂鬱和意識錯亂等，但在一次偶然的觀察中，布勞爾發現，如果她能透過言語表達出當下籠罩著她的那些幻想或妄念，就能消除意識混亂的狀態。由於這一發現，促使布勞爾創立新的治療方法，就是把她催眠到很深程度，然後要她描述每次發作時，壓迫著她心靈的念頭，此方法克服了她發作性的憂鬱性意識錯亂，接著以同樣方法，為她解除各種壓抑和肉體上的毛病。

佛洛伊德與布勞爾便以這個病例為基礎，並加以擴充，終於在一九九五年合作出版了專書《歇斯底里的研究》（Studien über Hysterie），他們將催眠治癒的方法稱為滌清法（Cathartic），在一次大戰期間，辛梅爾（Simmel）以此法為德軍治療「戰場神經質症」（War Neurosis）似乎頗為有效。這本書是佛氏的成名作，這時他已經三十九歲，比愛因斯坦二十六歲就發現「相對論」，佛氏可謂大器晚成型的人。
在維也納結婚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他與相戀多年的猶太女性瑪莎結婚，那年佛氏三十歲，新娘二十五歲，他終於得到期望已久的幸福歸宿，世上恐怕很難找到比他們更成功的婚姻了。瑪莎是一位賢妻良母和令人欽佩的管家，她永遠把丈夫的舒適和便利列為生活目標，在五十三年幸福婚姻中，她生下了三男三女。大女兒五歲時，和馬勒的大女兒一樣得了白喉，幸運的是佛洛伊德大女兒被一顆「草莓」神奇地救活，而馬勒的女兒卻死於白喉，促成了馬勒五十一歲短命而死的原因之一。佛氏的最小女兒安娜也成為有名的兒童心理分析學之父，是她父親最得意的接班人。

佛洛伊德在維也納做了五十二年的私人開業精神科醫生，他先後有兩個家，第一個家他從一八八六年住到一八九一年，第二個家則是如今已成為著名的佛洛伊德博物館的柏格街十九號（Berggasse 19），他在此整整開業了四十七年之久。雖然他與馬勒、愛因斯坦都是猶太人，但他並沒有邊緣人的感覺。維也納是他實至名歸的家，直到一九三八年，他才依依不捨，不得已為了生命安全而搬去倫敦。

心理分析學的創立

一八九五年，三十九歲的佛洛伊德首創「心理分析」（Psyduoanalysis）一詞；一八九六年，他父親的死更加速了「心理分析學」的誕生，佛氏第一次揭示「壓抑原理」的發現，頗受父親去世的影響，他決心開始進行自我分析，並全力研究夢的解析。所謂心理分析就是治療精神病人的一種方法，讓病人自由地表露其潛意識的思想與感情，從而獲得內心的解放。

一八九七年，當他更深地解析自己的夢時，他又有另一個重大的發現─「幻想的存在」和「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他發現男孩在三到五歲時，會產生恨父戀母情結，但是這情結，長大之後會由對父親的認同獲得解決。他對夢的解析以及對兒童性學的研究，終於使他完成兩本劃時代的巨著─《夢的解析》和《性學三論》，同時還成功出版一本為一般人所寫、研究潛意識在日常生活中種種有趣現象的著作《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

一九○二年，佛氏被聘為維也納大學教授，在他身邊來了不少忠實的信徒，因此在一九○六年，他與十七名學生成立了「心理分析協會」，其他城市相繼也有類似組織出現，例如他的兩名學生瑞士精神科醫生榮格（Carl Jung）和布羅洛（Eugou Bleuler）於一九○七在蘇黎世成立「心理分析協會」。一九○八年，第一屆國際心理分析大會在莫札特故鄉薩爾茲堡舉行，其重要性猶如一九一○年，馬勒的千人交響曲（即〈第八號交響曲〉）在慕尼里首演，兩者都是歷史性的盛會。

一九○九年，他首次遠征美國，在徐志摩念過的麻省克拉克大學發表震撼美國學術界的演說，後來他將這些講稿集結出版了《精神分析學五講》，此時的佛洛伊德，正如他的猶太同胞科學界的愛因斯坦與音樂界的馬勒，已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1956- 卡羅．歐巴尼（Carlo Urbani）：
最先發現SARS病毒並為之捐軀的傑出醫師
以歐巴尼醫師在國際醫學界的聲譽，如果他能像史懷哲那麼長命，也許會有機會擔任WHO的幹事長，那麼他對國際醫學界的貢獻，將是巨大而深遠的。如果說史懷哲是二十世紀人道主義的醫學典範，那麼歐巴尼也可以說是二十一世紀全球醫界的典範，可以作全世界年輕一代醫界推崇的偶像與學習的對象。
燃燒自己，照亮全世界

歐巴尼去世時，不但WHO同事以及「無疆界醫師組織」的同仁同聲哀悼，在他抗煞的戰場─越南，以及他的祖國義大利也舉國哀傷，為歐巴尼醫師「燃燒自己，照亮全世界」的人道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英雄行徑所感動。在遙遠的台灣，於二○○三年四月二十日舉辦全球第一場SARS國際研討會時，當時的衛生署長涂醒哲率領與會人員及八百位聽眾，共同起立為歐巴尼醫師默哀一分鐘，他說：「義大利的歐巴尼醫師對SARS疫情有不可抹滅的貢獻。這位WHO的傳染病學專家，是全球首位察覺SARS疫情的醫療人員，並治療過早先越南所發現的個案，但他本人卻不幸於三週前因SARS過世，留下妻子及三名兒女。如果不是歐巴尼醫師無私的奉獻，可能會有更多人因此喪失生命。現在讓我們起立，為這位以他自己的生命來研究、調查、照顧病人的防疫英雄默哀一分鐘！」

歐巴尼醫師是第一位向全世界警告SARS嚴重性的傳染病診斷專家，不幸的是，他也因此病而犧牲。
歐巴尼醫師也為了救世人而成為WHO專家中的第一個犧牲者，也是第一位死於SARS的義大利人，因此有人建議把SARS改名為歐巴尼症候群（Urbani Syndrome），她的夫人則希望將來如果研發出SARS疫苗時，能取名為「歐巴尼疫苗」。也有人建議追崇他為聖卡羅．歐巴尼，象徵它不僅是一位好醫師，同時也是聖者，值得大家的懷念與追思。更有人建議把二○○三年的諾貝爾醫學獎頒給他，雖然諾貝爾獎從未頒給已經逝世的人。

WHO幹事長布龍蘭（Brundtland）女士說：「卡羅．歐巴尼之死，使WHO的工作人員都深深地悲痛，他的一生再度提醒我們公共衛生的真理，今天我們大家都應該停下來沈思片刻，來追思這位傑出醫師的一生。」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曾說：「卡羅．歐巴尼醫生，一生致力於救護他人生命為使命，然而無常的命運，殘酷弄人，竟在他盡力挽救SARS病患時，讓病毒奪走了性命，他站在最前線對抗病毒，我們要以英雄的形象紀念他，因為他是名符其實的真英雄。」

二○○三年四月七日世界衛生日那一天，歐巴尼夫人茱莉安娜帶著兩位子女，在義大利總統府禮堂接受義大利總統卡洛．強彼頒發的「國家衛生金質獎章」，表揚歐巴尼這個「世界衛生組織與義大利共和國的英雄」時，義大利總統強彼說：「我們今天有義務要表揚這個醫生的作為，我們表揚他是個有大勇的公民，為了研究破解一個恐怖而陌生的病毒，讓親人失去了他這個為父為夫的家長，他實在是個英雄人物。卡羅．歐巴尼給我們留下一個寶貴的教訓，激盪我們的良知，那就是幸福與健康應該要平均分配給所有族群。」

二○○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歐巴尼普城的鄉親們見識了一個不尋常的場面，越南駐義大利大使和義大利駐越南大使，來到歐巴尼故鄉普蘭鈕堡的山路，呈送越南共和國頒發的最高榮譽獎章：「越南人民友誼獎與越南人民衛生獎。」表示越南政府沒有忘記這個義大利醫生所做的犧牲，更沒有忘記因為他的堅持，而使越南得以成為第一個SARS除疫區，並因此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沒有像其他地區那樣遭到病魔肆虐。不久河內附近成立了專為窮人開辦的擁有一百張床以卡羅．歐巴尼命名的醫院，由他的生前好友法可內醫生主持開幕典禮。歐巴尼醫師為第三世界人民服務的理想，將透過此醫院而獲得部分實現。

重溫歷史：疫情的傳播從香港京華國際酒店開始
SARS的疫情，在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由南中國的廣東佛山開始爆發，然後再傳到中國的其他地區。
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廣州中山醫科大學醫院肺部專科醫師劉劍倫教授，帶著發燒的身體，來香港參加他姪兒的婚禮，當時還不知道SARS這種病，否則以他的病情，早就應該隔離，並禁止旅行。劉教授到香港之後並沒有馬上住院，而是先住在香港京華國際酒店（Metropole）的九一一號房，他把SARS傳染給其他住同一層樓的其他旅客，其中包括三名加拿大華人、三位新加坡年輕婦女、一位香港人，以及要去河內的美籍台商Johnny Chen。

劉劍倫教授後來呼吸困難時，才住進香港廣華醫院，那時他才要求醫生與護士們隔離他，因為他知道在他故鄉已有不少人死於這神祕的肺炎。劉教授在三月四日就逝世，單是香港一地受他直間接傳染到SARS病人就達一百零八位之多。同時這新型的冠狀病毒，已潛藏在這八位京華國際酒店的旅客上，飛機就像攜帶病毒的蜜蜂一樣，把SARS從中國傳到世界各角落。

來自加拿大的婦人關水珠在三月五日去世於多倫多的一家醫院，她把SARS感染給他兒子及五位醫院工作人員。
三位受感染的新加坡婦人在二月底返新加坡，從三月一日到三日，分別住進三家不同的醫院，雖然其中兩位沒感染給別人，但第三位Esther Wok卻變成「超級感染者」，她在住進新加坡的陳篤生醫院後，至少感染了九十人以上，雖然她本人康復了，但是她的雙親卻死於SARS。

至於台裔美籍商人Johnny Chen，在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病倒在越南河內的法國醫院時，他也至少感染了二十多位院內的工作人員，其中包括了本書主角卡羅．歐巴尼醫師。因為這位陳姓台商得了類似重感冒病，本來照顧這種病人並非歐巴尼醫師本行分內的事，事實上他是一位寄生蟲學的專家，病毒學並非他的本行，何況他又是WHO的高級顧問，根本不必在醫院照顧病患。

研究寄生蟲，天天與糞便樣品為伍
歐巴尼的好友，也是寄生蟲學專家的帕爾默醫師（Kevin Palmer）說：「幾乎每個生長在熱帶的小孩都有寄生蟲的毛病，因此別人並不認為研究寄生蟲會有什麼刺激性的話題。」
歐巴尼醫師的本行是流行於越南湄公河一帶的血吸蟲病以及流行於寮國與高棉的線蟲病，以及馬爾地夫的勾蟲病。
曾在馬爾地夫與他一起共事的沙維歐利（Lorenzo Salvioli）醫師說：「我們在那兒從早工作到晚，根本沒有時間去享受馬爾地夫舉世聞名的海灘美景，一直忙於做勾蟲病的流行病學研究，並訓練瘧疾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員，教他們如何在血液中發現寄生蟲。」沙醫師又說：「在WHO總部，大概沒有人會相信我們在馬爾地夫時，整天都與糞便樣品為伍。」

帕爾默醫師說：「歐巴尼是研究寄生蟲的狂熱者，因為寄生蟲對人類的破壞力那麼大，但是卻很容易去醫治它，例如他常說『只要花三分美金的藥一年兩次發給學童吃，就可以把大多數寄生蟲殺掉。』因此歐巴尼常在東南亞一帶與學校社區合作治療學童的寄生蟲病；有一次他甚至設法去治療一個漁村的寄生蟲病，可是他無法說服高棉及遼國的漁民放棄生食魚類的習慣，最後他教這些漁民從魚池抽出乾淨的水給魚吃，以減少寄生蟲的感染。」

「無疆界醫師組織」主任，也是歐巴尼的同事伯曼醫師（Daniel Berman）說：「歐巴尼主張盡量用便宜的藥，以達成救人的目標，他曾經催促越南農民去種更多的苦艾（wormwood），這種植物可用來治療瘧疾之用。」
不是禽流感，他知道這疾病很可怕

當有麻煩的病人，出現在越南河內的法國醫院時，越南醫師或WHO的同仁，通常都會馬上想到歐巴尼醫生，因為他對臨床診斷學似乎頗為拿手。而陳姓台商正是這樣的病例，他有肺炎及發燒，同時也有乾咳，法國醫院的其他醫師，認為他可能得了亞州的「禽流感」（bird flu），這種病毒曾於一九九七年導致六個病人死亡，後來殺了百萬隻鴨與雞，以及嚴格的隔離，才控制了病情。

當歐巴尼醫師抵達河內法國醫院看到陳姓台商時，是在二○○三年的二月二十八日，他馬上就意識到，這是會高度感染的嚴重傳染病，因此他立刻建議用嚴格的隔離程序：像雙層的防護衣、特製的口罩等，在貧窮的越南這些東西都是不常用到的；然而他馬上警告WHO總部及越南衛生當局，注意到這個嚴重的新病。帕爾默醫師還記得歐巴尼告訴他說：「我剛去了一家充滿了護士哭喊的醫院，大家都還在驚恐中哭叫著，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病，但絕對不是普通的感冒或禽流感。」
三月九日歐巴尼醫師與WHO派駐越南的主任布魯東醫師（Pascale Brudon）和越南衛生部副部長會談了四小時，設法向官方解釋此病的危險性，必須把病人隔離起來，並對過境旅客做檢查，雖然這樣做，會對經濟及國際形象有影響。

帕爾默醫師回憶道：「這需要有相當的膽識才行，他以一個外國人的身分告訴越南人事實的真相，但是他頗得越南衛生當局的信任，他們也真的照他的方式去做。」
因為有數十位醫院的工作人員生病，因此三月十一日，河內法國醫院宣布關閉，不久其他的大醫院也做了嚴格的管控措施。歐巴尼醫師的快動作，是使越南避免爆發性感染的最大功臣，同時也因為透過他的警告，在三月十二日WHO正式向全世界發出SARS的警訊。

但是在這過程當中，沙維歐利醫師說：歐巴尼醫師與他的夫人茱莉安娜（Giuliani Chiorrini）發生了一次爭辯，她質問他先生：「您有三個三到十六歲的小孩，照顧這麼危險的病人值得嗎？」這時歐巴尼回答他的夫人說：「如果不敢面對這種情況，那我為什麼要來這邊？」後來夫人在接受一家義大利報紙訪問說：「我先生知道此病的危險，但他說他過去也碰過同樣的危險，我們不應該太自私，我們必須多為別人想想。」

當我開始在母校台大醫學院以及台北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和長庚醫學大學開人文講座時，都會介紹卡羅．歐巴尼醫師的傳奇故事給這些醫學後輩學子，希望拓展他們的國際視野，將來有機會的話，也像歐巴尼一樣做一位醫界的世界公民，無私地為第三世界的人民服務。
雖然我們無法像他一樣，以人道主義的愛心去服務第三世界，但至少可以學習他以愛心接觸病人態度以及他對自己事業的認真與執著。如果史懷哲「尊重生命」的精神和歐巴尼「視病如親」的精神，能在台灣的醫界與社會發揚光大，相信一個充滿愛心的現代化社會會慢慢地在台灣形成。歐巴尼醫師的存在，不僅是義大利的榮耀，也是全球醫界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