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像傳（簡體書）

魯迅一生留下的照片頗多，記錄了他個人的風貌，透露出他的個性，記錄了他的人生軌跡和人際交往本書按時間順序和魯迅一生遊歷所至地域，分為五個部分。對魯迅這些照片的拍攝緣起、時間、地點、其中人物的經歷及其與魯迅的關係等做了詳細解讀，使照片的背景更為清晰，過去一些不太被人們注意的事件、人物凸顯出來，魯迅的人際關係更顯得立體和多彩。魯迅照片方面的訛誤、任意剪輯修補使魯迅形象失真、年代錯誤、人物張冠李戴等現象作者做了權威說明。

黃喬生，1964年生，河南南陽人。1983年畢業于河南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1986畢業于南京大學中文系世界文學專業，獲文學碩士學位。現任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研究館員，《魯迅研究月刊》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魯迅研究會秘書長。主要著作有《自然與人生的盛宴》、《走進魯迅世界》、《度盡劫波——周氏三兄弟》、《魯迅與胡風》，ThePictorialBiographyofLuXun等，另有譯作多種。

《魯迅像傳》是一部研究魯迅照片的專著。翔實資料，潛心研究，權威解讀，給浩瀚如煙的魯迅圖書海洋，奉獻了一本堪稱正視聽的經典好書。

魯迅（代序）
魯迅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中國新文學的開拓者之一。他以犀利的文筆，深刻的思想，強烈的批判精神，高度的自省意識，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思想史上產生了巨大影響，被譽為時代的代言人、社會的良心、民族的靈魂。
一
魯迅出生在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江南水鄉城市紹興。這里山川秀美，俊杰輩出：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終克強敵；王羲之蘭亭法書，輝耀千秋；漢代王充，力疾虛妄世風；晉代嵇康，痛詆禮教虛偽；宋代詩人陸游志在報國，辭情悲壯；明代徐渭獨立不羈，抗世違俗；清兵南下，明朝將亡，王思任為紹興發出激昂慷慨的吶喊：此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
1881年，魯迅出生時，這塊古老的土地不但在民族壓迫下呻吟，更受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遭受著空前未有的大屈辱。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列強入侵，政府腐敗，民心渙散，失敗的陰影籠罩全國。
魯迅生長于書香門第。雖然當時的讀書脫不出讀四書五經應科舉考試的老路，但畢竟有助于兒童少年熟悉中國古典。魯迅自幼聰穎，博聞強記，長輩的開明思想也使魯迅從小培養了廣泛讀書的愛好，使他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及民間文化的熏陶。即如讀史，在正史之外，他還廣泛涉獵野史雜說，兩相參較，糾正了正統歷史觀灌輸的某些偏見，養成了善于思考的習慣。
從印制粗劣的插圖本古代小說的繡像中，魯迅得到了初步的美術教育，這對他后來的美術研究和鑒賞乃至文學創作產生了影響。他后來提倡版畫，介紹西方美術，養成了高超的藝術鑒賞力，都可謂其來有自。
書本知識固然必要，而現實的經歷更深刻地影響到他的人生觀和性格發展，并且成為他日后創作的養料。
農民的貧苦凄慘生活，讓他感知了世事的艱難；祖父因為科場舞弊被判重刑，為疏通關節，免死減刑，周家不得不典物賣田，社會地位一落千丈，家庭經濟也陷于拮據。避難到親戚家時，竟被人稱為“乞食者”，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在他的心靈上留下了創傷。父親的病逝雪上加霜，使作為長子的魯迅過早地承擔了家庭責任，養成了沉穩和敏感的性格。
家道衰落使他無法繼續走科舉考試的道路，也不能就讀學費昂貴的新式學校，于是只好選擇不收學費的軍校。這在世人看來是不務正業，是“將靈魂出賣給魔鬼”。但這對魯迅來說是一個機會，讓他去尋找與家鄉這些眼界狹小、作繭自縛的人們不同的人們。
南京的讀書生活讓魯迅接觸了新知識，為他打開了一個新世界。科技進步使一些國家獲得領先地位，不久前打敗中國的日本就大大得益于科學，中國應該急起直追，這是當時有志之士的觀念。從舊學與新學的對比中，從思維方式和教學方法的差異中，魯迅漸漸覺悟了。
1902年，魯迅獲得了赴日留學的機會。在日本這個中國留學生眾多、反清革命運動風起云涌的地方，魯迅不但學習了新知識，更培養了革命志向。他勤于思考，能參照他國的歷史現實，更深刻地認識中國。他探究中國民族精神衰萎的原因，萌生了改造國民性的理念。抱著治病救人并且通過醫學傳播科學知識的理想，他選擇學習醫學。在相對偏僻的仙臺醫學專門學校，作為該校唯一的中國留學生，他學習努力，在日語還不很熟練的情況下，成績位居中游。但一年多的學習使他認識到，醫學并非他的興趣所在，死記硬背的教學方法也使他產生了厭倦情緒；而早年對文學的愛好更時時在召喚他。當時，日俄兩國為爭奪在中國的利益，在中國的土地上開戰；而日本國內軍國主義甚囂塵上，深深地刺激著他。這一切，使他最終下定決心放棄醫學，從事可以激發人心、療治精神病痛的文藝。
魯迅離開仙臺到東京從事文學活動期間，奉母親之命回國完婚。他的妻子是鄉下人，纏足，不識字。魯迅很不滿意這樁婚事。然而，婚約當守，母命難違。婚后第四天，他就帶著剛剛獲得官費留學資格的二弟周作人離家返回日本。這樁婚姻給魯迅造成了巨大痛苦，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性格和人生觀。
從事文學，是他少年時期培養起來的愛好。但這是一條寂寞的艱苦的道路。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中幾乎沒有人學文藝，即可以說明文藝地位之低下。實際上，魯迅等幾位青年人所有的只是熱情，因為沒有經濟基礎，籌辦雜志終告失敗；翻譯的外國短篇小說，因為獲得同鄉的資助，得以出版，選擇的多是被壓迫民族弱小國家的文學作品，意在激發中國人的自立自強意志，計劃很美好，但短篇小說的體裁既不為當時中國讀者所喜，他們的譯筆又近乎詰屈聱牙，因此銷行甚為寥寥。帶著理想破滅的苦惱和沮喪，魯迅回到國內，在家鄉的學校謀到了教職。
辛亥革命爆發，使魯迅心中生出新的希望，精神為之高漲。他期盼著出現開明的、為人民謀福祉的新政府。他積極投身于地方教育工作，勇于任事，敢于負責。為了建立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匡正政府的失誤，他支持青年辦報紙，施行批評和監督。但他很快就失望了。民族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著給人民帶來民主權利，革命勝利后不久，自古以來人們習以為常、視為天經地義的奴役關系和腐敗政治在新名詞的掩蓋下變本加厲地肆虐起來。當一切都變得無可為，甚至自身有生命危險的時候，魯迅再次離開家鄉，到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當職員。
二
1912年，魯迅隨民國政府教育部遷至北京。政府機關下層官吏工作在他是一種人生歷練，同時也是對生命的消磨。盡管他恪盡職守，很想有所作為，但軍閥混戰、皇權復辟、議員賄選，種種丑行，觸目驚心，敗壞心緒。他把中國比作一間密不透風的鐵屋子，萬難破毀，人們面臨著被窒息的危險。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運動，卻只帶來可怕的結果。他只有沉入古代，抄寫碑拓，整理舊籍，研讀佛典。1909年回國后十年的沉寂和磨礪，加深了他的沉郁性情，養成了他對中國社會的深刻認識。
要么在沉寂里發出痛苦的吶喊，要么在繼續沉寂中消亡。
在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因為《新青年》朋友的邀約，他寫出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作品以“吃人”為中心意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禮教害人的本質。中國歷史原來是一部“吃人”的歷史！他把中國歷史概括為兩種時代：一種是人民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另一種是人民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所謂一治一亂，反復循環。亂，固然百姓苦，治，百姓亦苦，因為他們先天地失去了人的尊嚴，總無法擺脫奴隸的身份。魯迅通過狂人的似瘋狂實清醒的語言，表達了他在極度失望后對中華民族的熱切希望。他關心的是中國人如何擺脫舊思想的束縛，走出一條嶄新的道路。也就是創造出第三種時代，一個沒有奴隸、沒有壓迫、沒有“吃人”的時代。他熱切希望下一代中國人能夠幸福地生活在那樣一個時代里。因此，在小說的結尾，狂人發出了“救救孩子！”的激越吶喊。
為希望而戰斗，因失敗而失望乃至絕望，又在絕望的痛苦中掙扎奮起。這絕望后的奮起戰斗，比為希望的戰斗更其勇猛。因為他的認識更徹底，更沒有牽掛和猶豫。
他陸續發表了多篇小說，幾乎篇篇采取新穎的格式，大都具有圓熟的技巧，對社會現象做出準確生動的描繪。他用類似中國古代繪畫藝術中常用的白描手法，三言兩語使人物神態畢現。他筆下的人物的最大特點，是他們身上凝聚了中國文化傳統和民俗習慣，因此各具生命，讀者不但在歷史記錄上找得到他們的影子，而且感到他們仿佛就在自己的周圍游走。有些文章，字句間彌漫著中國文化特質，盡管大多是民族性格中令人聞之不快、見之不喜的因素。例如，《阿Q正傳》是民族性的濃縮畫卷，其中的每個人物身上都凝聚著民族性中的缺點，我們從他們的一言一行中都可以找到歷史的淵源和現實的影響。這就是為什么魯迅的虛構文學作品，總是給人以真實的感覺的原因。魯迅的文學成就突出地體現在短篇小說上，他吸取了外國小說的創作方法，并融合了中國古代小說的手法，在短小的篇幅中呈現出社會及人物的一面的真實，而又具有整體感。
在新興白話文學中，魯迅不但在小說創作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新詩、散文等方面都做了探索。在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批判中，他常使用既承接中國優秀的散文傳統而又富于思辨，形式也更自由靈活的一種文體，那就是雜文。這種體裁最適合表達他對中國歷史的思考和深刻認識，成為除小說之外他的另一種標志性文體。他往往三言兩語便切中要害，披露歷史和現實的真實及人物的隱秘心理。
魯迅一面在教育部任職，一面在大學兼課，與母親和兩個兄弟住在一起，過著傳統大家庭生活。但幾年以后，由于家庭矛盾，兄弟們不得不分開。尤其是1923年夏天周作人提出與魯迅斷交，使魯迅陷入極度痛苦之中。此前，一直沒有真正婚姻生活的魯迅，在兄弟友愛中得到慰藉。現在，一直跟隨他、了解他、幫助他、敬愛他，同他有共同語言共同愛好，教育程度相當，既是朋友更是戰友的弟弟離他而去，他的痛苦非語言所能形容。從他這個時期作品中的一些奇異的意象、曲折隱晦的措辭中，讀者約略能夠體會到他的深刻的孤獨和哀傷。
在一場大病后，他漸漸走出了兄弟失和的陰影。他積極支持學潮，為青年學生吶喊助威，這使他重新獲得生活和戰斗的勇氣。雖然因此屢遭教育當局的擠壓，但他毫不畏縮。他的勇敢和智慧，他的正義感和同情心贏得了青年學生的愛戴和敬仰。尤其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后，他以極大的憤怒為死去的學生寫了悼念文章，控訴這個黑暗的世界，號召青年們做奮然前行的真的猛士。那既是在鼓舞青年，更是在激勵他自己。
在共同的斗爭中，他的一位學生——許廣平同他走到一起。他們相愛了。魯迅26歲結婚，過了近二十年的獨身生活。他的虛構作品中很少描寫青年男女的戀愛。然而，就在這個時期，他創作了小說《傷逝》，是他一生唯一的愛情題材作品，寫出后卻沒有在刊物上公開發表，而是直接收入小說集。他對愛情的疑慮，多少反映在這篇小說中。他考慮的問題很多：戀愛的結果，婚姻生活的種種變數，等等。在小說中，他并沒有把筆墨集中在美好的戀情上，而主要寫感情的易變化、難持久及婚姻的失敗。
盡管有這些顧慮，他最終還是做出了大膽的決定。他不但感化了對象，更說服了自己：他需要愛情，他有理由也有資格獲得愛情。他期望愛情帶他走出失望和絕望的深淵。
愛情需要新的生活狀態。北京的政治環境漸趨惡劣，軍閥政府壓制言論自由，而他同許廣平的戀愛公開后將會招致多少流言和攻擊，也是不難想象的。他們因此決定離開北京，到南方謀職。
三
新成立的廈門大學雄心勃勃，在全國羅致名教授學者。魯迅是著名作家，又曾在北京多所大學任教，有重要的學術著作出版，不但在中國小說史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金石學方面也有所積累。作家而兼學者，對學生的號召力不言而喻。魯迅接受了聘請，擔任廈大國文系教授和國學院研究教授。他帶著愛情的鼓舞和對新生活的期盼，興奮地走上講臺，但很快就陷入了失望——他并不適合教學生活，也不適合這里的環境。他的興奮點并不在學術，而在創作。但在廈門這短短的四個月時間里，他的心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分明地閃現在他的文字中。他從以往的孤獨變得富有親情，從堅硬變得柔和，也因為生活的沉靜而從現實的戰斗變為對往昔經歷的親切回憶。日常生活雖顯沉悶，但因為沉浸在新獲得的愛情中，可以以書信傾訴衷腸，他的內心是充實的。
學校分成派別，互相排擠，繼續上演在北京時期學界的矛盾斗爭，使他厭惡。種種不便和煩惱，促使他很快到廣州與情人會合了。
魯迅在中山大學擔任教務長的職務，許多時間用于行政工作。困擾他的仍然是創作和學術研究工作不能兼得的矛盾：是靜下來研究學問，還是觀察人生，介入現實，進行文學創作？從事教學和教育行政工作，就沒有足夠的時間；而從事創作，在廣州這樣的革命風起云涌的地方又不適宜。
在廣州，魯迅又一次經歷了驚心動魄的革命運動。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反反反革命，軍閥慘殺，黨派暗斗，民眾麻木，人心敗壞。這一切，給他帶來的不只是厭惡，更是絕望。等待中國政治的清明，好似在等待黃河之水變
清一樣。他漸漸被視為舊時代的人，新的革命運動中沒有他的地位，他只能是一個旁觀者，至多能成為同路人。他不愿進入爭端，因此必須離開。對得勢的革命者的專制嘴臉的痛恨，對未來的擔憂，對歷史的惡性循環的疑慮，使他又陷入痛苦的思考。中國的出路究竟何在？中國國民性改革的最有效途徑究竟在哪里？
他決定去上海。因為上海還沒有被軍閥或黨國完全占領，還留有一點兒言論自由。他打算作為一個自由撰稿人，靠版稅生活。
四
在革命文學風起云涌的時代，魯迅成為年輕一代文學家的攻擊目標。他沒有參加實際的革命運動，只到革命的大本營做一個旁觀者。他以往的功績雖然讓青年人崇拜震驚，但這本身就是阻擋歷史發展的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證據。他不得不深刻地反省：莫非自己真的落伍，沒有追求進步的激情而成為革命的對象了嗎？在激烈的論戰中，他無情地解剖自己，痛下工夫研讀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并親自翻譯蘇聯文學理論書籍，希望找到前進的方向。這場論戰更確定了他在文學界的領導地位，更彰顯了他作為“五四”以來文學革命主將所建立的功勛。這些功績，用激烈批判的甚至帶有審判性的言辭，用政治理論衍生出來的文學理論概念是抹殺不了的。他在左右開弓的交戰中，找準了自己前進的軌道。而當時所謂的“革命文學家”，在階級論的簡單的直線上滑行，沉迷于“革命加戀愛”的公式，其文學價值值得懷疑。但這場斗爭也使魯迅痛切地意識到，在階級社會、政黨政治里，一個著名作家是很難做旁觀者的，甚至連做同路人也是困難甚至危險的。他必須做出選擇，必須鮮明地表達立場。因此，在上海，他除了繼續堅持自己的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的理念，關注改造國民性的長期而艱難復雜的工作——這是他在中國現代思想和文學領域中奠定地位的基礎，也是他繼續生存的條件——還積極參加一些政治活動，加入有黨派背景的社團組織和行業協會。在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之間，他痛恨政府的腐敗無能，而寄希望于后者能以其崇高理想沖破現有政治格局，創造新的制度，帶來新的生機。這種希望使他特別關注共產黨已經成功奪取政權的蘇聯。對這個以往是侵華列強之一、現在開始公正對待中國而被其他列強包圍和攻擊的新生社會主義國家，魯迅給予極大的同情。因為種種條件限制，魯迅有生之年未能親臨蘇聯考察，未能認識到它存在的問題，他的判斷容或有失誤。但他對于國家前途的憂慮，對新型政治制度的熱切希望卻因此充分顯現出來。
魯迅晚年，賣稿養家，不得不奮力譯著，為報刊雜志寫作大量短評，因此難以進行長篇作品的構思和創作，不能滿足廣大讀者對他在文學創作上取得更大成就的期待。沒有長篇巨制，甚至連文學創作也很少，他的心中也不免常懷焦慮。他并沒有忘情于文學創作，他在構思，在尋求最適當的表達方式。他希望繼續借鑒西方作家的經驗，來啟發思路，豐富表現手法；但對于作家而言，沒有整塊時間，以及長期書齋生活造成的局限，是不利于創作的。他晚年的幾篇演繹中國古代神話故事、描寫歷史人物的小說，雖然頗有佳作，激情洋溢，情緒飽滿，但有些篇章欠缺力度，流于油滑，透露出對中國歷史和民族性格的一種灰色的情緒，也折射出他晚年的悲涼心境。
上海時期，魯迅把雜文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他的高超智慧、成熟理性、杰出的論辯能力，他的仁愛、歡欣、悲哀、憤怒，凝聚在這種短小精悍的文體中。他往往能從一些小事和普通的社會現象上升到普遍的哲理高度；他不留情面地揭露丑惡現象，是為了治療和改進。在他的憤激的言辭下面激蕩著對人世的關懷。為發表這些文章，他不得不變換很多筆名，以躲避書報檢查。他的文章的風格是那么獨特，以至于盡管用了筆名，還是能被讀者辨別出來。這足以說明，他的雜文已經成為他文學風格的標志，成為他的智慧的最恰當的表現方式。
魯迅的深刻思想和獨立不羈的性格，以及他的生活狀態等，使他在文壇上顯得卓異和寂寞。在他晚年，作家、翻譯家、文學批評家瞿秋白走到他身邊，給他帶來些許欣喜和快慰。瞿秋白精通俄文，學養豐贍，文筆典雅，思想敏銳。他對魯迅的人品文章不但給予崇高的景仰和熱烈的贊頌，更給予深刻的分析和中肯的批評。魯迅稱之為同志，引為知己，并與之密切合作。但不幸的是，瞿秋白在政治斗爭中受害。魯迅為失去一位朋友而痛惜，更為中國文化界失去一個杰出人才而傷悲。瞿秋白以及其他多位青年作家遭到政治壓迫和戕害，加深了魯迅晚年的孤寂和悲憤。
魯迅晚年，有感于文藝界的荒涼固陋，痛切地感到培養青年文藝人才的重要性。他盼望大批文學新人脫穎而出，產生優秀作品。為此他花費大量心血，為青年作者改稿件，看校樣，推薦發表，聯系出版等等，擔負了很多瑣碎的事
務。一批作家在他的關心和幫助下成長。
因為在中國文化界的威望，魯迅成了外國文化活動者和新聞記者采訪、翻譯和報道的對象。他也通過與外國友人的交往和翻譯外國文學著作，同世界文壇保持著聯系。他一生堅持國際主義理想，晚年又著重提倡國與國之間特別是普通民眾之間的相互了解和關心。他因為曾留學日本，多同日本各階層人士接觸，其作品在日本也很受歡迎。他在同日本朋友交往的過程中，總是本著誠信友好的態度，呼喚了解溝通。他有力地抨擊日本軍隊對中國的侵略行徑，而將普通的日本人民同軍國主義狂妄分子區分開來。他深信兩國人民終有一天能和平相處，共同發展。
魯迅從青年時代開始就注重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晚年更關心反抗專制統治的文學，傾聽下層人民的心聲，呼喚合理的社會制度的出現。他的文學創作和思想，顯示了在從舊社會向新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古老中國文化的應變力和生命力，描繪了中國人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歡欣和痛苦，接納和反抗，因此而具有典型的意義。
魯迅注重翻譯。他認為，在中國文學創作還比較薄弱的情況下，應該多翻譯外國的優秀作品，以供借鑒。他一生的翻譯字數幾乎與創作相當。他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翻譯之路，積累了獨到的經驗，并且深有補益于他的創作。晚年，他以極大的勇氣和精力，在身體條件很差的情況下，翻譯了俄國作家果戈理的長篇小說《死魂靈》，在對外國先賢鴻篇巨制的揣摩和一字一句的精微打磨中，寄托了他自己的文學夢想。盡管他有些譯作還不夠口語化，讀起來不很順口，但實際上卻有著內在的順暢，決非輕易操觚、率爾對移者可比。而且，這種被人譏諷為“硬譯”的譯法，在他卻自有苦心孤詣：盡量保持原文的特點，不任意改變其句法結構，其目的是豐富中國語文的表達力。他的翻譯思想和實踐給后世引進、吸收外國文學優秀營養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魯迅愛好美術作品，尤其欣賞木刻。他主張，中國木刻應該一方面學習古代版畫的優良傳統，一方面引進西方的技術，創造出一種新的藝術形式，表現現代生活。這同他在文學方面的主張一致。他親自組織青年版畫家學習技術，指導他們的創作。他大力提倡木刻這種大眾能夠欣賞和制作的藝術形式，希望用藝術形式表現生活的同時，涵養生活的藝術，因為真正的戰士，其性格既是
勇猛無畏的，而其精神世界也應該是寬裕而非狹隘逼促的，更不能急功近利。
藝術為了人生，但藝術又有其獨立的價值，因為她表現的是人類寬廣的精神領域的獨特風貌，而不僅僅是“政治斗爭”的工具，甚或隨時可以丟棄的玩具。魯迅時代，中國語言正處在從文言到白話的轉變期。魯迅繼承了古典文學
的優良傳統，又吸收民間語言的養分，作為文章，用詞恰當，文言和白話的優點兼而有之，凝練而又具順暢之美。
魯迅把一己的憤怒和悲傷升華為民族和人類的憤怒和悲傷。他關心祖國的前途命運，關心勞苦大眾的生存狀態。文筆的尖利，論辯的剛勁，皆出自仁慈心腸。他總是推己及人，體恤人間的疾苦。他的有時顯得尖刻和激烈的言辭，是一種掊擊舊物、催促新生的斗爭策略，而非故為驚人之論，聊以快意。
日常生活中的魯迅，孝順母親，關懷幼弟，照顧妻子，注重友情，傳統道德在他的身上得到自然的體現。他在私人書信中向朋友、親人、愛人傾訴自己內心的種種復雜情緒。他的生活沉靜、簡樸而又充實。他擔任公職，教書，創作，研究，編輯，短短二十多年，創作和翻譯六百多萬字，此外還輯校了多種古籍，收藏了大量金石拓片。他不停地勞作，少有休息和娛樂。尤其是晚年，他常常抱病工作，撰寫文章，參與論戰。政治壓迫十分嚴重，文壇內部形勢復雜，他不但要抵擋來自敵人營壘的明槍，而且要提防自己陣營內射出的暗箭，以致情緒惡劣，心力交瘁，于1936年逝世，享年56歲。
偉大的文學家往往是其時代的精神的體現者。就像屈原表現了雖九死而不悔的愛國思想，杜甫表現了戰亂時代的民生疾苦和仁者的胸懷一樣，魯迅身上體現的二十世紀中國人民的情緒，志向，理想，人道精神，自省意識，已經成為剛健的民族性格的標本，成為豐富民族文化和人民精神生活的寶貴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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