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紅軍走過的地方（簡體書）

在中國共產黨90年的歷史上，長征是最悲壯也最輝煌的詩篇；而在整個長征過程中，過雪山草地又是最艱苦卓絕的歷程。因此，人們常常用“爬雪山，過草地”來形容長征的艱難與悲壯， “爬雪山，過草地”成為長征的象徵。長征的勝利，有力地證明：中國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是真正的英雄漢，是中華民族的精英和脊樑。經過長征，化險為夷，轉危為安，轉弱為強，轉敗為勝，從勝利走向新的更大的勝利。長征的過程，也充分證明：國民黨蔣介石腐敗無能，就是不行，他們的失敗是歷史的必然。當時，國民黨、蔣介石統治著整個中國，有數百萬軍隊，有飛機大炮，還有帝國主義和國際反動勢力的援助，他們調動一百多萬軍隊，傾全國之力，對紅軍進行圍追堵截，但是圍不了，追不上，堵不住，截不斷，紅軍剿而不滅，潰而不散，敗而彌堅，眼睜睜地看著英雄的紅軍衝破-道又-道艱難險阻，從勝利走向勝利，嗟歎無奈！紅軍走過雪山草地的過程中，在共產黨和紅軍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感召下，廣大藏族人民滿腔熱忱地支援困難中的紅軍，幫助紅軍走過雪山草地，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假若沒有藏族人民的積極援助，紅軍斷難走出雪山草地，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歷史，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歷史，就將重新改寫。長征的勝利，也是民族團結的勝利，是共產黨和紅軍正確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勝利！《這裡是紅軍走過的地方》第一次真實地、全面地、系統地敘述了紅軍走過雪山草地的悲壯而又輝煌的歷程，滿腔熱情地歌頌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長征精神是党和人民軍隊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長征那樣的艱難困苦都能克服，那樣兇惡殘暴的敵人都能戰勝，那麼，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面前，沒有不能克服的困難，沒有不能戰勝的敵人！長征精神永放光芒！

降邊嘉措，12歲參加人民解放軍，跟隨進藏部隊參加了被劉伯承元帥稱之為“第二次長征”的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全過程，從小受到紅色文化的薰陶，在長征精神哺育下成長。

《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早在16年前，1995年紀念長征勝利60周年，在談到紅軍長征經過四川境內的情況時，原中共中央委員、四川省委書記謝世杰同志指出：
“60年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進行的長征，是前無古人的人間奇跡，是驚天動地的壯麗史詩。紅軍長征在四川，是長征史詩上光輝的篇章。
“紅軍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多次在四川境內召開了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政治局會議和其他重要會議。紅軍三大主力的長征，從1934年10月開始，到1936年10月勝利結束，歷時兩年。其中，在四川經歷的時間達一年零八個月。紅軍一、二、四方面軍途經四川60％的縣，在四川境內成功地實現了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和二、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搶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的英雄創舉和人間奇跡，都發生在四川境內。紅軍在四川經歷了漫長的艱難轉戰、惡劣的斗爭環境、敵我力量的生死搏斗。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蔣介石為了追堵‘剿滅’紅軍和乘機打進四川、控制西南，除派‘參謀團’和數萬嫡系部隊入川之外，僅1935年就坐鎮四川150多天，親自扮演戰場指揮官的角色。這樣，在一段較長的時間里，中國革命的領導核心和反革命的總頭目都在四川。另一方面，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主要是在懋功會師后于四川境內發生；黨和紅軍與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從長征的角度看，也主要發生在四川。紅軍要和雪山草地等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斗，要和數倍于己、武裝到牙齒的敵人斗，還要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斗，其局面之嚴重，矛盾之復雜，斗爭之激烈，是罕有其匹的。”
謝世杰同志強調指出：“紅軍長征在四川，主要是轉戰于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的少數民族地區。黨和紅軍在居住著幾十個兄弟民族的四川I，成功地開展了民族工作，取得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為以后更加成熟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謝世杰同志滿懷深情地說：“紅軍長征來到四川，在巴山蜀水播下了革命的種子，喚起了四川各族人民對革命的向往和同情。全川各族人民為支援紅軍長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還有數以十萬計的四JII兒女參加紅軍，數以萬計的四川兒女英勇捐軀，長眠在長征路上。
“紅軍長征在四川，留給了四川各族人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它將激勵全川共產黨員和各族人民，發揚長征精神，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任何艱難險阻，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努力奮斗。”¨
謝世杰書記的這段話，概括地論述了紅軍長征經過四川境內的過程、意義及其深遠影響，對我們有很大的教育和啟發。
需要說明和補充的是：謝世杰同志在這里說的，紅軍長征“在四川境內”，大部分時間是在川西北的藏族地區，即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內，而不是川西平原、四川盆地。紅軍長征在川歷時一年零八個月，即20個月，其中在阿壩和甘孜兩個藏族自治州共計18個月。甘孜州土地面積為15萬平方公里，轄18縣，紅軍走過了其中的15個縣，停留達16個月。根據國務院規定，其中有7個縣88個鄉被命名為革命老區。
阿壩州土地面積為8.42萬平方公里，轄馬爾康、金川、小金、阿壩、若爾蓋、紅原、壤塘、汶川、理縣、茂縣、松潘、九寨溝(原藍平縣)、黑水等13縣，紅軍走過了整個阿壩草原，停留達18個月之久。紅原縣就是為紀念紅軍長征走過這片土地，從若爾蓋草原和松潘草原劃分出來，于1960年建縣而發展起來的草原新城。在籌備建縣時，“紅原”這個名稱就是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提議而確定的。周恩來總理解釋說：“紅原”，就是紅軍走過的草原，紅色的草原，革命的草原。周總理還親自題詞：“紅軍長征走過的大草原”。阿壩州13個縣，其中12個縣都沿用舊名稱，只有“紅原”縣是新設置、新命名的。阿壩州有9個縣114個鄉鎮被命名為革命老根據地。經黨中央、中央軍委批準建立的紅軍長征總碑園也在松潘縣。負責長征總碑園建設的就是老紅軍戰士、原18軍第一參謀長、西藏軍區司令員陳明義將軍和藏族老紅軍天寶。鄧小平同志題寫碑名。
十分難能可貴的是，紅軍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在雪山草地播下革命的火種，在這里建立了少數民族地區最早的革命政權之一——大金格勒得沙蘇維埃政府和甘孜蘇維埃博巴政府，以及其他各級蘇維埃地方政權。
當時在四川省和西康省(當時正在籌建)境內，還建立了三個省委，即：中共川陜省委、四川省委和西康省委。川陜省委書記是周純全，時任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兼四軍政委，軍長是著名戰將許世友，解放后均被評為開國上將；四川省委書記是傅鐘，時任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后被評為開國上將，任總政治部副主任；西康省委書記是廖志高，解放后依然擔任西康區黨委書記、西康省省長，后來又擔任中共西南局書記、四川省委第一書記。
此外還有中共冕寧縣委，由于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共產黨和紅軍無法進入大小涼山深處的彝族地區發展，只能以冕寧為中心，逐漸向腹心地區開展工作，冕寧縣委實際上領導著整個大小涼山地區的工作，相當于省委機關。縣委書記是冕寧縣人陳野萍，解放后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副書記李井泉，解放后被評為開國上將，先后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西南局第一書記、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成都軍區第一政委等職。
川陜省委是四方面軍在川陜根據地建立的，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開始長征后，隨軍行動，與徐向前率領的四方面軍總部在一起，省委機關設在理番縣(即理縣)；四川省委在大金縣；西康省委在康定縣；冕寧縣委在冕寧縣。這些地區都是藏族和彝族地區，國民黨反動勢力達不到，所以才能公開活動。
三個省委和冕寧縣委在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和地下組織、開展游擊戰和武裝斗爭、發動和組織群眾支援紅軍、打擊和牽制國民黨軍隊和民團等地方武裝方面，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為紅軍走出雪山草地、勝利完成長征，作出了重大貢獻。四川各族人民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犧牲，不少優秀的四川各族兒女，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20世紀30年代中期，這塊鮮為人知的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伴隨著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的腳步聲而聞名世界。從那以后，“雪山草地”成為川西北草原的象征，成為中國革命歷史上一座巍峨的豐碑。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在這里經歷了她的發展歷史上最艱難、最危險的歲月，國民黨蔣介石調動中央軍和地方軍閥的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另立中央的嚴重事件都發生在這里。為了避免黨和紅軍的分裂，為了確定紅軍前進的正確方向，中共中央在這里召開了7次政治局會議，以及中革軍委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中央會議。僅此一點，也可以看到當時情況的緊急，形勢的嚴峻，斗爭的尖銳復雜。紅軍在這里翻越了1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走過了人跡罕至的水草地，有的部隊還三過草地，歷盡艱辛，書寫了最悲壯也最輝煌的詩篇，最終鑄造了偉大的長征精神，使中國革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轉弱為強，轉敗為勝，從勝利走向新的更大的勝利，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紅軍長征途經雪山草地時，藏族人民為之做向導、當翻譯、抬傷員、告敵情、籌糧草、備寒衣、牽軍馬、獻牦牛，組織馬幫、運輸隊和擔架隊。與此同時，不少藏族、彝族和羌族青年參加紅軍。有10000多名各族兒女隨軍北上，用鮮血和生命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不朽功勛。
親歷長征的藏族老紅軍天寶、扎喜旺徐、胡宗林等同志，還有陳明義、李中權、張天偉等老將軍看了謝世杰書記的文章和有關資料，也有很深的感觸。同時認為，現在很多人對這段歷史過程了解不夠、認識不夠、學習不夠、深入不夠、宣傳不夠，更沒有人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寫出一部有分量的書。天寶和扎喜旺徐對我說：你是作家，又當過解放軍，我們知道，你對紅軍、解放軍有很深的感情，對我們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對我們紅軍、解放軍的歷史，也有所了解，這個任務，最好由你來承擔。他們滿懷深情地說：“我們全力支持。”陳明義和李覺(原18軍第二參謀長、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也很支持他們的想法，鼓勵我下功夫寫好這本書。
那時，我正在寫《雪山名將譚冠三》。譚冠三是我們原18軍的老政委，跟著毛主席、朱總司令鬧革命，參加過湘南暴動和井岡山斗爭，又跟隨毛主席、朱總司令參加長征，來到雪山草地。在寫作這部傳記的過程中，我采訪了幾十位老紅軍、老同志，他們都是譚冠三的老戰友，其中有30多位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包括洪學智上將(原中央軍委委員、總后勤部部長，50年代和80年代兩次被評為上將，全軍僅洪學智一人)、陳再道上將(原全國政協副主席、武漢軍區司令員)、廖漢生中將(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青海省軍區政委)、孫毅中將(原總參謀部顧問)、梁必業中將(原總政治部副主任)、傅崇碧中將(原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王宗槐中將(原二炮副政委)、譚友林中將(原烏魯木齊軍區政委)、徐深吉中將(原空軍副司令員、長征時任番民騎兵師師長)、李中權少將(原北京空軍副政委、丹巴藏民騎兵師政委)、王幼平將軍(原18軍第一任副政委、外交部副部長)、王偉(老紅軍、原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陳明義少將(原18軍第一參謀長、后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兼西藏軍區司令員)、李覺少將(原18軍第二參謀長、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后任核工業部副部長兼第一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長、青海原子彈研究基地總指揮)、陳子植少將(原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唐平鑄少將(原《解放軍報》總編輯)、樊近真(張國華將軍的夫人)、李光明(譚冠三夫人、老紅軍，曾三過草地)等，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所采訪的內容、思考的問題、搜集的資料，遠遠超出寫作譚冠三傳記的范圍，因此，我很痛快地承擔了這個任務。
實際上，我與紅軍長征的故事，有著更久遠的淵源。我出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縣，那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紅軍長征時，賀龍率領的六軍團就從我們縣境內經過，留下了很多傳奇的故事，在我的故鄉撒下了革命的種子。1950年夏天，遵照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命令，進藏人民解放軍來到我的故鄉，我隨即參軍入伍，到拉薩，參加了“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全過程。當年指揮人民解放軍進藏的劉伯承司令員，將“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稱作我軍歷史上的“第二次長征”。率領我們進藏部隊的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書記張經武，18軍軍長張國華、政委譚冠三、副軍長昌炳桂、副政委王幼平、第一參謀長陳明義、副參謀長陳子植、政治部主任劉振國、52師師長吳忠、53師師長金紹山、康藏公路筑路部隊副司令員胥光義等都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他們用長征精神教育進藏部隊全體指戰員：“繼承紅軍長征的光榮傳統，完成進軍西藏、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成為最響亮的口號。
甘孜藏族自治州是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個民族自治地方，州長天寶、副州長沙納等人都是參加過長征的藏族老紅軍。他們牢記毛主席“繼承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的教導，以長征精神教育全州各族人民。在當時，把支援解放軍“進軍西藏、解放西藏”，勝利完成我軍歷史上的“第二次長征”作為全州各族人民的主要任務，在他們的帶領和教育下，長征精神深入人心。
1954年，組織上派我們一批藏族戰士到成都西南民族學院學習。西南民族學院院長王維舟、教育長張天偉，都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總務長黃德璋、總務處長袁孝剛、藏彝文教研室黨團支部書記丹巴扎西，也都是參加過長征的藏族老紅軍。他們言傳身教，經常給我們講長征的故事，用長征精神教育全體師生員工，辦好西南民族學院。
可以說，我是在長征精神教育下成長的，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懷著深厚感情和崇高敬意。有關長征的革命回憶錄，是我最愛閱讀的作品。
60年代末，在“文革”期間上級領導指示我們民族出版社翻譯《毛主席詩詞》，并指定我負責藏文版的翻譯工作。在翻譯過程中，我不但認真學習和研究了毛主席詩詞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而且對毛主席關于長征的詩篇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感受，對長征的意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盡管天寶和扎喜旺徐等老紅軍給我講了多次，催促了多次；陳明義、李覺等老首長一再鼓勵，遺憾的是，因種種原因，未能動筆。但是，學習、采訪和考察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令人痛心的是，這期間，十分關心、積極支持本書寫作的天寶、扎喜旺徐、陳明義、李覺等老紅軍、老首長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光陰似箭，15年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2010年初，為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國作家協會組織部分作家進行“走進紅色歲月”的采風活動，我主動報名，得到批準。去年4月，隨中國作協采風團到革命圣地瑞金采訪，在長征的出發地實地考察。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黨組書記、副主席李冰等作協領導對這一活動非常關心和重視，親自為我們壯行，給予關懷和鼓勵，作了重要指示，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考察回來，又聽取我們的匯報，關心創作過程中的困難和問題。
9月，我申報大型紀實文學《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被列為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得到支持和資助。
這樣，我便開始寫作《這里是紅軍走過的地方》。天寶、扎喜旺徐、陳明義、李覺等老紅軍、老首長的囑托得以完成，我的心愿得以實現。為黨的90年華誕，為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這一光輝的節日，獻上一瓣心香。
降邊嘉措
2011年7月18日于北京

前言 最悲壯也最輝煌的詩篇第一章 悲壯的戰略轉移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嚴重危害，使革命事業遭受嚴重損失，白區黨的組織幾乎遭到百分之百的破壞；紅色革命根據地喪失百分之九十。中央紅軍不得不放棄浴血奮戰創立的中央蘇區，實行悲壯的戰略轉移。湘江之戰，使紅軍遭受嚴重損失，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不足4萬人。長征從一開始就籠罩著一種悲壯的氛圍。第二章 劉伯承總參謀長與“彝海結盟”“五彩雲霞空中飄，天上飛來金絲鳥，紅軍是咱們的親兄弟，長征不怕路途遙。索瑪花開一朵朵，紅軍從咱家鄉過……”一曲充滿民族風情的《情深誼長》，展現了長征時紅軍與彝族同胞結下的深情厚誼，同時也將我們帶入那彝海結盟的難忘歲月。1935年-5月，紅軍通過涼山地區，劉伯承與小葉丹歃血為盟，成為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上的一段佳話。彝海結盟是民族團結和軍民團結的典範，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勝利，是紅軍長征史上光輝的一頁。第三章 大渡河畔英雄多紅軍通過涼山彝區，來到大渡河畔。蔣介石親自部署“大渡河會戰”，企圖憑藉大渡河天險，使中央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但是，英雄的紅軍不是石達開。紅軍飛奪瀘定橋，粉碎蔣介石企圖讓紅軍做“石達開第二”的陰謀。黨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指揮，紅軍將士的英勇奮戰，是決定性的因素。瀘定地區各族人民的積極支援，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長征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不無自豪地說：“瀘定橋的13根鐵索，托起了人民共和國的大廈。”第四章 紅軍來到雪山草地1935年夏天，紅軍在長征途中，三路大軍，十幾萬人，浩浩蕩蕩來到雪山草地，在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撒下了革命的種子。藍天可以作證，雪山可以作證，草原可以作證，江河可以作證：自從盤古開天地，自從青藏高原由海平面隆起，雪山草地從來也沒有見過如此雄壯的場景，雪山草地敞開她博大的胸懷擁抱英雄的紅軍；藏族同胞滿腔熱忱地迎接遠方的親人。這片遼闊而美麗的土地，伴隨著紅軍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的腳步聲而聞名世界。從那以後，“雪山草地”成為東部藏區的象徵，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歷史上一座不朽的豐碑。第五章 達維會師一萬面軍經過8個月的長途跋涉來到雪山草地，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策應中央紅軍，兩路紅軍在雪山腳下勝利會師，這是長征途中的一個重大勝利。壯大了革命的力量，也粉碎了國民黨蔣介石企圖阻止兩路紅軍會合的陰謀。第六章 新局面、新問題兩軍會師，敵軍震驚，一片慌亂；我軍振奮，一片歡騰，出現了對敵不利、對我有利的大好形勢，從中央領導到廣大指戰員，歡欣鼓舞，革命前景一片光明。但是，在這關鍵時刻，張國燾的政治野心大膨脹，大暴露，他錯誤地估計形勢，把紅四方面軍看成他向黨爭權的資本，向黨鬧獨立，給党和紅軍的統一投下越來越嚴重的陰影。黨中央和毛澤東也因此面臨一種新的挑戰。毛澤東後來說，他在長征路上同張國燾的鬥爭，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後記本書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