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澄集（簡體書）

我這一生的大部分時問是在拉美研究和與拉美交往中度過的，可以說，是情系拉美研究一輩子。1959年考大學時，我報考的是復旦大學新聞系，后來，我所在的上海敬業中學決定保送我去蘇聯留學，因此我進入了北京外國語學院留蘇預備部。1960年因中蘇關系惡化，我沒能去蘇聯留學。1959年初，位于西半球的古巴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古巴是講西班牙語的國家之一，出于形勢的需要，我被組織上安排到北京大學西語系學習西班牙語。1961年7月，當時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拉丁美洲研究所成立時，我正在北大學習，我被選為“學部”在北大定向委托培養的學生，即“代培生”。
1964年1月至L967年2月，我被公派到古巴哈瓦那大學文學和歷史學院進修。在古巴進修的三年，正是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初期，古巴人民在以卡斯特羅為首的古巴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革命和建設的熱情都十分高漲。我和其他中國留學生與古巴大學生一起，除在學習上相互切磋外，還手持步槍、站崗放哨；手持砍刀，多次去農村砍甘蔗；下過兵營，挖過戰壕；乘上火車，周游古巴全國各省。我無數次聆聽過卡斯特羅、格瓦拉等古巴革命領導人激動人心的演講。青年時代在古巴的種種經歷，至今仍歷歷在目，終身難忘。
1967年我從古巴回國時，國內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我到拉美所報到，正式成為拉美所的一員。當時拉美所已歸屬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拉美所的業務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停止了。回國后不久，我被借到中聯部業務局，陪同西班牙共產黨(馬列)一代表團訪華，一借好幾個月。送走代表團回所后不久，所里兩派已經聯合，軍管小組駐所代表讓我與另外一位同志去外地搞“外調”，以落實干部政策，解放干部。12月初回北京后，根據上級指示，我又被下放到廣東汕頭牛田洋部隊農場去鍛煉，直到1970年5月19日，緊接著又被下放到中聯部河南沈丘“五七”干校，直到1970年年底才回中聯部拉美局工作。1972 1976年我被中聯部派遣，在中國駐阿爾巴尼亞使館調研室工作。回國后，“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銷的拉美所已經恢復，我被任命為拉美所領導小組成員兼南美研究室主任。
1979年4月至6月，我作為中國人民對外友協代表團團員到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墨西哥三國訪問，這是我第一次訪問這三個拉美國家。1981年年初，經中央批準，拉美所隸屬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中國社科院是1977年在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基礎上成立的。可以說，拉美所又回娘家。
說實在的，我真正坐下來投入拉美問題研究，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在拉美所回歸社科院之后。在此前，我與拉美所的其他同志一樣，不是投入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就是下放勞動(我曾三次下放)，或在中聯部從事黨的聯絡工作。 我先后在拉美所擔任經濟和國際關系研究室主任、科研處處長和副所長(1985—1995)，并長達十多年兼任拉美所主管的中國拉丁美洲學會的秘書長。在我擔任科研處處長和副所長的十多年“雙肩挑”時間里，我積極配合蘇振興所長的工作，在全所同志的努力下，所里的科研工作和國內外的學術交流有了顯著的進展。
1995年上級領導批準我去墨西哥進修，根據規定，我辭去了副所長的工作。從1995年我卸任副所長職務至2008年年初我退休的10多年時間，是我從事拉美研究以來科研成果最多的時期。一共獨著、主編、合著、獨譯或合譯了近20本書，撰寫了數百篇論文、文章和研究報告。可以說，這一時期是我的“豐收”年份。
2008年年初我正式退休。但我仍筆耕不輟，并未放下我的研究工作。當年12月，我有幸隨同中聯部考察團到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考察社會主義思潮，取得了不少收獲。2009年1月，我不幸大病一場，先后住了10次醫院，進行了8次化療和1次手術。所領導和同事們以及我的拉美學界朋友對我十分關心，使我深受感動。經過積極的治療、組織和同志們的關心和我的愛人的精心照料，我終于在死亡線上逃脫出來。病魔并沒能摧毀我的意志。2010年我的身體狀況有所好轉，我在積極進行治療疾病的同時，完成并出版了由我主持的《拉丁美洲現代思潮》這一社科院重點項目。
2011年4月，我撰寫的《查韋斯傳——從玻利瓦爾革命到“21世紀社會主義”》一書共50萬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傳記是我向拉美所所慶50周年的小小的獻禮。同年7月，我榮幸地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這既是對我的鼓舞，又是對我的巨大鞭策。2011年9月28日是中國和古巴建交51周年，古巴駐華使館舉行了招待會，在招待會上，正在中國訪問的古巴與各國人民友好協會主席凱尼婭-塞拉諾和古巴新任駐華大使白詩德代表古巴國務委員會為我和其他5名為中古友誼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人士授予“友誼獎”獎章和由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勞爾-卡斯特羅親筆簽名的證書。這是對我多年來從事對古巴研究和致力于中古友好工作的一種肯定吧1
2012年5月底，應拉美大學聯合會和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邀請，我到墨西哥參加了第一屆“中國和拉美加勒比：21世紀的條件與挑戰”的國際研討會，隨后，又應多米尼加共和國全球民主與發展基金會和多米尼加駐華貿易發展辦事處的邀請，于6月1日至7日訪問了多米尼加共和國，多米尼加科學院于6月4日舉行隆重儀式，授予我多米尼加科學院通信院士的稱號。6月6日晚，多米尼加現總統萊奧內爾·費爾南德斯參加了我在全球民主與發展基金會的報告會，并親切地接見了我。
收人這本文集的三十多篇文章都是從我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表過的文章、研究報告或專著中挑選的，以最近十幾年發表的文章為主。根據文章的內容分成“政治篇”、“經濟篇”、“對外關系篇”‘和“社會文化篇”四個部分。有些文章述及整個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有的文章只述及某一個拉美國家的某一個問題。其中不少文章是對拉美國家時局和政治、經濟、社會形勢的分析和評論，因此文章內容有一定的時間局限性。有些分析從現在的目光來看，未必都很準確。但這是一個真實的歷史記錄。這次我在編文集時，除個別地方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外，基本上“原封未動”，把它們一一呈現給讀者。
我從事拉美研究幾十年來，取得了一點微小的成績和進步，這是與國內改革開放創造的“社會科學的春天”大環境密切相關的，是與院、所領導的正確指導以及我的同事們、中外同行們和朋友們的幫助分不開的。我總的體會是：從事拉美問題研究，需要的是對拉美研究的熱忱和深情，對拉美研究魅力的感受和追求。從事拉美研究就像耕種土地一樣，誰灑的汗水多，誰的收獲也就豐碩。“春蠶到死絲方盡”，我愿意為我所鐘愛的拉美研究事業貢獻我的余生！
徐世澄
2012年7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