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文白對照版．全3冊)（簡體書）

自來治史學者，莫不以周秦之間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會組織言，實當以新漢之間為大界。蓋人非役物無以自養，非能群無以役物。邃古之世，人有協力以對物，而無因物以相爭，此實人性之本然，亦為治世之大道。然人道之推行，不能不為外物所格。人之相人偶，本可以至于無窮也，而所處之境限之，則爭奪相殺之禍，有不能免者矣。爭奪相殺之局，不外兩端：一恃強力奪人之所有以自奉，或役人勞作以自養。其群之組織，既皆取與戰斗相應；見侵奪之群，亦不得不以戰斗應之；率天下而惟戰斗之務。于是和親康樂之風，渺焉無存；誅求抑壓之事，扇而彌甚。始僅行于群與群之間者，繼遂推衍而及于群之內，而小康之世所謂倫紀者立，而人與人相處之道苦矣。又其一為財力。人之役物也，利于分工，而其所以能分工，則由其能協力，此自遽古已然。然協力以役物，僅限于部族之內，至兩部族相遇，則非爭奪，亦必以交易之道行之；而交易之道，則各求自利。交易愈盛，則分工益密，相與協力之人愈眾，所耗之力愈少，所生之利愈多，人之欲利，如水就下，故商業之興，沛乎莫之能御。然部族之中，各有分職，無所謂為己，亦無所謂為人，有協力以對物，而無因物以相爭之風，則自此泯矣。蓋商業之興也，使山陬海滋不知誰何之人，咸能通功易事，分工協力之途愈廣，所生之利愈饒，其利也；而其相交易也，人人以損人利己之道行之，于是損人利己之風，亦遍于山陬海滋，人人之利害若相反，此則其害也。語曰：“作始也簡，將畢也巨。”至于人自私其所有，而恃其多財，或善自封殖以相陵轢而其禍有不忍言者矣。由前之說，今人所謂封建勢力；由后之說，則今人所謂資本勢力也。封建之暴，尤甚于資本，故人必先求去之。晚周以來，蓋封建勢力日微，而資本勢力方興之會。封建勢力，如死灰之不可復然矣，而或不知其不可然而欲然之；資本勢力，如洪水之不可遽湮也，而或不知其不可湮而欲湮之。此為晚周至先漢擾攘之由。至新室亡，人咸知其局之不易變，或且以為不可變，言治者但務去泰去甚，以求茍安，不敢作根本變革之想矣。故曰：以社會組織論，實當以新漢之間為大界也。
長期以來，從事史學研究的人都認為從西周至秦朝是歷史發展的一大分界線，這是專門從政治的角度而言的。如果從社會組織的角度而言，則應當以新莽、東漢之際為一大分界線。因為人不役使外物就不能供養自己，不團結協作就不能役使外物。在遠古時代，人們團結協作以對抗惡劣的自然環境，而不會因為物質利益而相互爭斗，這確實是人的本性，也是治理天下的大道。然而隨著人類社會關系的不斷發展，必然會為外界的物質利益所制約。人與人團結協作的力量，本來可以達到無窮無盡的地步，然而由于所處環境的限制，相互爭奪、自相殘殺的禍亂，日漸不可避免。相互爭奪、自相殘殺的局面，不外乎有兩種情形：一是依仗自身力量強大強奪別人擁有的東西以供養自己，或者役使別人勞作以供養自己。這個群體的組織結構，就會與戰爭的體制一一對應；被侵犯、被掠奪的群體，也不得不以戰爭的體制來應對；天下人都以戰斗為要務。于是和睦、親善、康樂的風氣蕩然無存，貪求、壓榨的事情也越來越盛行。這樣爭斗的情形開始只限于群體與群體之間，繼而逐漸推衍到群體內部，因而小康時代所謂的倫理綱紀就建立起來了，那么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方式就變得很痛苦。另一個是財力。人們之所以能夠役使外物，得益于他們之間的分工，而他們之所以能夠分工，則是由于他們能夠團結協作，自遠古以來就是這種情形。然而團結協作以役使外物，僅限于部族內部，到兩個部族因財物而發生關系時，如果不是爭奪，也必定以交易的方式進行，而以交易的方式進行，那樣會讓雙方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交易越是興盛，那么分工就會越精細，相互團結協作的人就會越多，所費的力氣就會越少，所產生的利益就會越多。人對利益的追求，就如水從高處向下流一樣，所以商業的興盛，生機勃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擋它。然而部族內部，人們各司其職，沒有所謂的為自己，也沒有所謂的為他人，團結協作以應對外物，而不因為物質利益而產生相互爭奪的風氣，自此也就泯滅了。大概商業的興盛，使偏遠地區相互不認識的人，都能分工合作、互通有無，分工協作的途徑越廣，所產生的利益就越多，這是十分有利的；然而他們之間進行交易時，人人都以損人利己為當然，于是損人利己的風氣也推行到偏遠的地區，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似乎是對立的，這就是其中的壞處。古人云：“開始做的時候很簡單，將要結束的時候就會變得很復雜。”至于人們想方設法地增加自己的財富，而且依恃自己豐厚的資本，時而發生因為增加自己的財富而相互欺凌的情況，因此而產生的危害有時甚至讓人不忍心說出口。前一種情形所描述的，就是今人所說的封建勢力；后一種情形所描述的，則是今人所說的資本勢力。封建勢力的暴虐，比資本勢力要厲害得多，所以世人總想先除去它。自周代晚期以來，就是封建勢力日趨微弱，資本勢力逐步興起的時代。封建勢力就像死灰一樣不可能重新燃燒，而有的人不知道它已經不可燃燒卻想點燃它；資本勢力像洪水一樣不可能被堵塞，而有的人不知道它不可被堵塞卻想堵塞它。這就是西周至西漢社會混亂的緣由。到新朝滅亡，人們這才知道這個局面不容易改變，有人甚至認為這種局面不可改變，主張治世的人但愿除去極端的局面，以求茍安，不敢有進行徹底變革的想法。所以說，從社會組織方面進行考察，確實應當以新漢之際為一大分界線。
《漢書·貨殖列傳》曰：“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五谷、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藿蒲、材干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獺未祭，置網不布于野澤；鷹隼未擊，繒弋不施于篌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蘗，澤不伐夭。蟓魚麝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知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征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于庭，雍徹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余。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于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杰；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余肉粟，而貧者桓褐不完，晗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仆虜，猶亡慍色。故未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此文最能道出東周以后社會之變遷及其時之人之見解。蓋其所稱古代之美，一在役物之有其方，一則人與人相處之得其道，此實大同之世所留詒，而非小康之世，世及為禮之大人所能為，《先秦史》已言之。然世運既降為小康，治理之權，既操于所謂大人者之手，人遂誤以此等治法，為此大人之所為，撥亂世，反之正，亦惟得位乘時者是望。其實世無不自利之黨類（Class），望王公大人及所謂士君子者以行太平大同之道，正如與虎謀皮。然治不至于太平大同，則終潛伏擾亂之因；其所謂治者，終不過茍安一時，而其決裂亦終不可免。此孔子所以僅許為小康也。先秦諸子，亦非不知此義，然如農家、道家等，徒陳高義，而不知所以致之之方；墨家、法家等，則取救一時之弊，而于根本之計，有所不暇及。儒家、陰陽家等，知治化之當分等級，且知其當以漸而升矣，然又不知世無不自利之黨類，即欲進于升平，亦非人民自為謀不可，而欲使在上者為之代謀，遂不免與虎謀皮之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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