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與國家結構（簡體書）

面對這樣的詰難，當時正在興起的鋤頭考古學勇敢地承擔起了尋找夏朝實物證據的工作，希望通過考古發掘成果實現對夏史的重建。然而，考古學一路辛苦走來，迄今仍未挖出一個“夏”字，像甲骨文那樣堅確地證明商朝為信史一樣，也能證明夏朝的信史地位。于是，在一些人看來，夏朝的存在與否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近出《劍橋中國上古史》堅持不列“夏朝”一章，即其新例。
那么，今天我們對這個問題能否給出一個正確的回答呢？筆者以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先不妨在方法論上作些檢討，或可消卻心中的疑云。就夏史研究來說，有兩個方法論方面的問題尤其值得我們反思：一是如何看待晚出文獻資料的真實性問題，二是如何對待夏代考古資料有無文字的問題。如果對此能夠達成共識，有關夏朝存在與否的爭議，或許就不成問題了。
（一）
在上古史研究中，晚出文獻資料的價值評估是一個令人十分困惑而又難于正面回答的問題。從前陳寅恪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隱含的一層意思是說這方面的古籍是非太多，很多問題不易講清。陳氏所言，雖以謙謹的態度表現出對其治史領域的偏愛，但其實質還是一個如何看待各種記述上古史的晚出文獻資料的真實性問題。
關于晚出文獻資料的界定，我以為不僅指傳世文獻，而且包括近代考古學勃興以來的出土文獻，如甲骨金文、簡帛佚籍之類。按照通常的看法，出土文獻的史料價值是決然無疑的，根本沒有討論的必要。實際匕，當出土文獻涉及追述遠古歷史時，它仍然屬于晚出文獻。如遂公盈銘“天命禹敷土，隨山溶川”，說的是夏禹治水之事，但器銘鑄作于西周中期，與文獻所說的夏禹時代相距遙遠，仍然屬于晚出文獻。
在商周以前的古史研究中，歷史上長期把《尚書》中的虞夏書看作是那時傳流下來的文獻資料，但據近世學者研究，大多認為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作品，所以我們今天尚未看到真正屬于夏代當時的文字史料，至于在將來考古發現中能否看到它破土而出，也是一個未知數。因此，現在我們研究夏代歷史所能擁有的文獻資料都是西周以后的東西。這些記載商周以前古史的晚出文獻，對其價值有必要給予合理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