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雪夾邊溝：中國反右運動慘痛的一頁

《風雪夾邊溝》描寫的是發生在中國甘肅省酒泉市邊緣夾邊溝勞教農場的一段真實歷史。作者歷時十七年，對當年夾邊溝的倖存者、知情者深入調查採訪，揭露了中國的極左路線，在上個世紀帶給國家和人民那前所未有的損失和傷害。

透過各個個性鮮明的人物描寫，揭示了人性的善良與殘暴。小說曲折離奇，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引人入勝，是歷史和現實的一面鏡子。

趙旭

中國甘肅積石山縣人。筆名天亮、火日丹。副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蘭州市書法家協會會員，蘭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一九八Ｏ年開始在中國雜誌報刊發表小說、散文、評論、報告文學、紀實作品四百餘篇，逾兩百萬字。

一部揭示血淋淋的真實的「野史」──趙旭《風雪夾邊溝》序

錢理群

一

本書是小說，又不是小說：在某種程度上，我是把它當作歷史來讀的，而且是比中國大陸現行的歷史教科書和某些歷史著作要真實得多的歷史。
因為本書真實地描述了中國當代歷史上的三大歷史事件：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大饑荒，以及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而在歷史教科書和某些歷史著作中，或者有意迴避(反右，大饑荒)，或輕描淡寫(文化大革命)：這都是歷史研究和歷史敘述、歷史教育的禁區，「強迫遺忘」是中國當局既定文化、學術、教育政策。
還因為本書描述了普通人在三大歷史事件中的個人命運，展現了他們的內心世界。而我曾經說過：「在我們的歷史視野裏，只有歷史事件而無人，或者有歷史偉人(大人物)而無普通人(小人物)，有群體的政治，而無個人的心靈世界」(《六十劫語。遺忘背後的歷史觀與倫理觀》)。
正是在這兩個方面，本書都顯示了它的特殊意義和價值。
魯迅曾說，中國「官修」和「欽定」的「正史」對歷史真相的遮蔽太多，不如去讀「野史」，「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你要真正瞭解中國的當代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嗎？請讀本書這樣的「野史」。

二

但我又無法將本書當作一本給我以歷史知識的教科書來讀，我是用心去讀的，或者說本書給我的是一種心靈的震撼。
我首先注意到，並心為之一動的，是本書作者的「身份」。在書中這樣介紹作者：「三歲時成了右派狗崽子，於是坎坎坷坷上完了小學，沒有讀完中學。文化大革命遣送十種人，大年三十與父母一起押送農村整整十年」。簡短的數十言的背後，是一部心酸的歷史。我立刻想起了：在剛剛參加的一次有關反右運動的討論會上，一位「小右派」的帶血的傾訴──

一九五七年，我在媽媽肚子裏當上小右派。
全國有一百五十萬個和我同命運的小右派。
我們的父母受迫害，我們跟著倒楣。他們是冤枉的，是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但他們或多或少說了點什麼。而我們這些根本不懂事的孩子，什麼也沒說，沒做，什麼人也沒得罪，卻受到和他們類似的身心迫害，那種凌辱和磨難留下終身的創傷。
我們別無選擇地生，又別無選擇地變成小右派，僅僅因為作出選擇的父母。我們只能看著父母受難，和他們一起承擔苦難，忍受非人的折磨。我們用清純天真、惶恐不解的眼光看紛亂的世界，靠生存的本能在社會底層活著。
我們這些小右派學會了不再用自己的大腦思考問題，不再用自己的嘴巴說真話。反右運動不僅讓一代知識份子成為後天的啞巴，也讓他們的下一代成了先天的啞巴。
而我們這些小右派，又向誰去討公道，要賠償？誰來為我們平反？我們失去的童年、青少年、生命，誰能夠償還？誰能夠撫平我們心靈的創傷？(巫一毛：《我們這些小右派》。作者寫有《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的自傳，英國藍燈書屋出有英文版，香港明報出版社出有中文版)

在這些無辜的孩子的追問面前，不僅罪惡的製造者，而且我們每一個人的良知，都受到了審判。我因為自己在此之前，在研究反右運動時竟然忽略了這些「小右派」所承受的歷史苦難，而感到羞愧，不安。
就本書的閱讀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提醒：要讀懂本書，就必須先讀懂(瞭解，理解，體會)「書外」的這一「小右派」的心靈史。
據我所知，本書的作者還沒有寫下個人的這段歷史，而是首先把注意力轉向父輩的歷史：他早在一九八五年就因自己的尕爺爺餓死在夾邊溝，而開始走訪活著出來的人，於一九九四年寫成紀實作品《夾邊溝慘案訪談錄》，打破了禁區，在全國首次披露了夾邊溝勞教農場的血腥的歷史。並頂著各種壓力，經過長達八年的努力，於二○○二年寫出了《風雪夾邊溝》這本嘔心瀝血之作，五年後又再作修訂出版。作者顯然懷有歷史的責任感：父輩被遮蔽的歷史，後代來書寫，父輩沒有說出、不允許說出的話，後代說出來；父輩的血不能白流，父輩的苦難要轉化為精神資源，父輩的精神傳統要一代代地傳下去。
這是歷史的命令，是父輩生命的囑託，更是自己內在生命的需要：可以看出，作者正是通過本書的寫作，而使自己擺脫了體制製造的先天「失腦」(不會獨立思考)和「失語」(不會說自己的話)的狀態，第一次「用自己的大腦思考問題」，「用自己的嘴巴說真話」。──我正是為此而感到了震撼：「一代先天的啞巴說話了！」，這意義實在是非同小可的。
作者在本書的結尾特地寫到，小說的主人公楊鵬劫後餘生回到當年的墳地，「把熱身子貼在地上，好似感受到了地下難友們的血在我的心臟和血管裏流動」。這其實也是作者的心聲：他通過本書的寫作，同樣感受到父輩的血在自己「心臟和血管裏流動」：這實際上是完成了真正的精神的，生命的傳遞。這意義同樣是非同小可的，因為它宣佈了「強迫遺忘，割斷歷史」的體制意圖的無用和無效。
「誰能撫平我們心靈的創傷？」──「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

三

本書的描寫，最引人注目，最驚心動魄之處，自然是關於在大饑荒年代，在夾邊溝裏，所發生的「人吃人」現象：作品中的幾乎每一個人都參與其中，不僅「韓胖子」，連小說中的重要人物賴世俊，以至男女主人公楊鵬和雷燕，都有意無意地吃過人。而小說中的多才多藝的上海小夥子馬豐的臨終遺言，竟然是希望自己死了以後，難友們吃了他的肉，以便活下去，有一天能將自己的死訊告訴父母！
這使我再一次想起了中國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魯迅的《狂人日記》裏的曾經震醒了幾代人的一大發現──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我曾經說過，魯迅這裏所說的「吃人」是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含義的。首先是實指，即本書所描寫的這樣的真的吃人。在人類社會，特別是原始社會的歷史中，都有因戰爭或災荒而「求生性吃人」的記錄。但中國的特點，一是這樣的「求生性吃人」事件特別多，一是還有「習得性吃人」，即「理論指導下的吃人」。有學者根據《清史稿》的記載，統計出清王朝有三百五十二次災荒，發生了十九例人食人事件，都不是吃一個人，而是大規模的相互吃；這就是說，清朝統治的兩百五十年間，大約每十五年就發生一次人食人的事件。(參看《拒絕遺忘。說「食人」》)。而本書所描寫的人食人事件，卻發生在人民共和國剛建國十年之際，而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又在廣西等地發生，這個事實是觸目驚心的。還要指出的是，文革中的廣西吃人，是在所謂「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革命旗號下發生的，是典型的有理論指導的「習得性」吃人；而本書所寫到的夾邊溝的吃人，其表現形態主要是「求生性吃人」，但其背後卻依然是有「理論指導」的，即所謂「社會主義建設、革命的犧牲論與代價論」。本書寫到，夾邊溝農場場長劉宏因死人太多，且出現吃人現象而感到壓力，向地委書記商震彙報時，竟遭到了怒斥：「你這是右傾。國家暫時遇到了困難，你一個共產黨員不應該說這話，這是個立場問題。該死的娃娃朝天，搞社會主義呢，死了一些人，尻子就鬆了嗎？」──在當政者眼裏，在「社會主義」的「最高目標」面前，人的個體生命是微不足道的。這樣的高論，越是理直氣壯，越令人恐怖。

四

我們因此不能不注意到，夾邊溝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本書對此涉及不多(這可能是一個弱點)，只有一處點到，就特別值得注意。據說勞改農場後來從夾邊溝轉移到高臺縣明水灘，是因為中共甘肅省委要在那裏，「聯合酒泉一帶的十一個農場，讓它成為共產主義的基地，成為甘肅省的一個米糧倉，以便甘肅在糧食問題上完全自給自足」。──原來在歷史的空前慘劇上面，還蒙有一層理想主義的，浪漫主義的神聖光圈！其時也正在河南農村(那裏也出現了人食人的現象)勞改的右派，著名的經濟學家顧准，一語道破這樣的所謂「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的浪漫空想的實質：不過是要建立「地上天國」(參看《顧准日記》)。這正是典型的「國家烏托邦主義」。而這樣的「地上天國的社會主義觀」，和反右運動以後極大地強化了的，拒絕科學決策，缺乏制約和調節功能、糾錯機制的高度集權體制，不受限制，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結合起來，就必然導致災難性的後果：三千多人的勞教犯，最後只剩下五六百人的「夾邊溝事件」，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事件。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三年內，全國死於由「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中的人數，至今官方還沒有提出準確統計，但據學者的研究，總在一千萬至四千萬之間。
這真是血的教訓：「地上天國的社會主義」的浪漫空想，在專制體制下，它的現實實現，只能是「人間地獄」。這正是我們所面對的「夾邊溝事件」的實質。

五

最後，還要說到魯迅所說的「吃人」含義的另一面：那是一種象徵，指的是「精神上的吃人」，即饑餓的懲罰之外，還加以精神的迫害與控制，使「人」不成為「人」。
於是，我們注意到，本書在結構上的一個特點。它有兩條平行線索：一條是主人公楊鵬和藏族姑娘桑傑卓瑪的愛情故事──他們在青海興海縣的「鬼山」上相遇，其時桑傑卓瑪正戴著「法王」所強加的「黑帶子」，被視為「鬼」；正是時為共產黨縣長的楊鵬，將她「從鬼變成人」，並在這一過程中結出了愛情的果子；而另一條主線，卻是楊鵬無端被打成右派，送到夾邊溝接受「改造」──而所謂「改造」，就是要「從人變成鬼」。人們自然要聯想起我們那一代就很熟悉，今天年輕人也時有接觸的《白毛女》的著名主題：「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那麼，我們也可以將本書看作是《白毛女》的續編：「新社會又試圖把人『改造』成鬼，而人卻要堅持為人」，於是，就有了「改造」與「反改造」，「人」與「鬼」的反覆較量：這構成了本書的基本情節故事與內容。

這裏不準備具體分析本書對形形色色，個性各異的「人」與「鬼」的形象以及他們之間的曲折鬥爭的生動描述──作者一點沒有把複雜的生活與人性簡單化，而是如實地寫出了：「鬼」中尚存的「人氣」(當然也有毫無人氣的「鬼」)，「人」中沾染的「鬼氣」，看似墮落為「鬼」，卻在堅守「人」的根本的「人」，以及「人」擺脫「鬼」的誘惑、糾纏的鬥爭……等等。我想要強調的是，儘管外在環境的一切條件都在逼人為鬼，但夾邊溝裏的大多數人，都堅守住了「人」之為「人」的底線，並且正是在漫漫無盡的苦難中，維護了人的尊嚴，理想，獨立思考的權利和精神自由，從而閃現出人性的光輝。這又是一個重要的提醒：我們不能把作為本書描寫對象的右派，僅僅看作是歷史的受難者，更要珍惜他們身上所積澱的民族精神財富。《風雪夾邊溝》和作者另外兩部長篇小說《大饑餓》、《血戀》是作者的血淚三部曲，它們以獨樹一幟的風格和對當代歷史的關注奠定了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本書的作者，作為一位右派的後代，正是從他的前輩那裏，吸取了寶貴的精神滋養，從而挺身為「人」的：這三部作品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這或許是我從中獲得的最大的啟示。

二○○七年八月八日
(錢理群，著名人文學者，魯迅、周作人研究專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我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八日來到夾邊溝勞教農場的。當我從酒泉下車，坐上一輛順路的馬車踏上這塊戈壁沙漠時，我並沒有被藍天白雲下那浩瀚的沙漠和那長著一叢一叢駱駝草的戈壁荒灘所驚奇，而是被農場場部牆上赫然映入眼簾的八個大字「低頭認罪，脫胎換骨」所震撼。
在火車上，押送我的這位農林局的保衛幹部就說過，楊鵬，你以為你還是局長呀？你錯了，從今以後你就是一條狗，是一條斷了脊樑骨的癩皮狗，老老實實低頭認罪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他說這話，是因為他讓我去給他打洗腳水，我沒有去。我想，你狗日的去年還是農林局打雜的一個臨時工娃娃，就因為你是一個沒有爹媽的孤兒，我同情你才把局裏唯一的轉正指標給了你，就因為這一點，你也不應該這樣對待我。然而，我錯了。他瞅了瞅我的臉咬著牙狠狠地說道，你以為我記你的恩嗎？呸！你把我當成叫化子了，我恨你們這些當官的。
這時，一隻拖著尾巴的灰毛狗從那八個大字下面匆匆跑了過去。
我看到那八個大字寫得雄渾神奇，蒼勁有力，這是一個很有書法功力的人寫的，它凝聚了我們這些右派的一個共同心願，在這裏好好改造，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馬車還在往前走著，無遮無掩的太陽光直射到大地，蒸騰出一股熏熏的熱浪，熱浪拍擊著我的臉龐，我感到頭有點發暈。
突然，我看見前面圍著好多人。
我們的馬車向人群走去。
我從馬車上看到人群中央躺著一個身穿呢子制服的人，這人身上沾滿了污垢，臉白的有點發灰。
只見一個手提麻繩的大鬍子朝地上躺著的那個人瘋狂地抽打著。「呼呼」繩子聲音與大鬍子的破口大罵攪在一起，讓邊上一些破衣爛衫的人們屏聲禁氣個個木然地站著。地上躺著的那個人好似沒有一點知覺，只是將身體朝右邊稍微翻了一下。
大鬍子一看這樣，跳了起來說道，我讓你裝死，我讓你再裝死。
大鬍子手中的麻繩沒頭沒臉地直往地上躺的那個人身上落去。
地上躺的人慢慢睜開了眼睛。這時，我才看清這人瘦削的臉上竟有這麼光亮的一對大眼睛，這是一雙毛茸茸的雙眼皮大眼睛，那眼睛帶著一種倔強和一種怨恨，緊緊地盯著那個大鬍子。

大鬍子中等身材，略微有點胖，年紀雖只有三十歲左右，可頭頂已經光禿。他往後退了一步說道，傅玄，你這個雙料貨把自己掂著點，只許你規規矩矩，不許你胡說亂動。
只見那個叫傅玄的人爬了起來，坐在地上說道，趙股長，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右派，我是一個水利工程師。傅玄說這話時不緊不慢，不卑不亢，那俊秀的臉顯得那樣的剛毅，把大鬍子氣得大聲喊道，把這狗日的給我拉起來。到這裏來是讓你改造的，不是讓你來耍死狗的。
隨著大鬍子的喊聲，只見那破衣爛衫的人群中一個年輕人走了出來，把一條草繩往傅玄的脖子上一套，二話沒說，一把將傅玄從地上提起，牽著草繩就往前跑。
我看見傅玄個子很高，兩手向前攥著草繩，高一腳低一腳地跟著那個年輕人往前跑。
這時的我又驚又怕，我清楚這個叫傅玄的人是和我同樣命運的右派分子，因為他灰白的臉上跨著一個度數很深的眼鏡。
我多麼想下去扶他一把，可我不敢。

「站住！」
隨著喊聲，我看見人群中走出了一個臉曬得黑裏透紅的漢子。
那位牽著傅玄的年輕人站了下來，傅玄則一屁股坐在地上，爬在地上呼呼直喘著粗氣，嘴裏微微發出聲音，不是我不幹活，我已經三天沒吃飯了。
紅臉漢子向那位叫趙股長的大鬍子走了過去，說道，趙耀祖，你沒見傅玄都餓得沒有了人樣，這樣會出人命的。
趙耀祖看來對紅臉漢子有點心怯，說道，老賴，不是我逼他幹活，這人也太不自覺，三天不出工也不請個假，還以為是國民黨的師長呢？
趙耀祖說這話時將「國民黨」三個字咬得很重。他接著說道，高泉，把傅玄放開。
那個叫高泉的年輕人個子不高，長得圓頭圓腦，一對小眼睛上跨著一副白眼框眼鏡，他把草繩從傅玄的脖子上取了下來，臨走時朝傅玄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腳。
我們的馬車徑直朝場部走去。這是一個四合大院，磚砌的大門，裏面東西南北四面都是房子。
進了院子，有兩個年輕人把我們領到場長辦公室。
我望了一眼這位叫劉宏的場長，細條個，黑瘦黑瘦的臉，八字眉下一對圓溜溜的大眼睛。
劉場長拿著一張報紙，見農林局的保衛押著我走了進來，把頭點了一下，示意保衛坐下。
保衛做了自我介紹之後，劉場長說道，等一下趙股長，來了向他交待。於是，我們從屋裏走出，到院子裏一處蔭涼處坐了下來。
等了大約有十來分鐘，大鬍子趙股長來了，與他一起來的還有那個紅臉漢子。這時我才看清紅臉漢子足有一米八的個頭，國字臉，掃帚眉，說起話來聲音有點沙啞。
保衛過去與趙股長打了招呼。這位趙股長乜斜著眼將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說道，是個好勞力。
這時，我才從他的臉上看到了一絲令人心悸的微笑。
這就是我們夾邊溝農場的管教股長趙耀祖對我最初的評價，這句話我至今還記憶猶新。
趙股長喊來一個戴近視眼鏡的中年人，讓他檢查我的行李。他讓我將被褥、挎包全部打開，把身上所有的現金、票證、工作證、小刀、小剪子、鑰匙、手錶全部上繳。凡是能證明身份的，如工作證和軍人徽章等統統放在地上。然後一一造冊，但不給開收據。被褥裏子都要摸一摸、抖一抖，看有沒有其他東西，最後就連捆行李的繩子也被收掉。我的英納格手錶也被沒收了去。隨後，向我宣佈紀律，不准到其他宿舍串號，不准交談，寫信不能超過兩百字，寫好交到帶工小隊長處，由小隊長收來後統一發出。晚上，不准出大院，否則按逃跑論處。因為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場面，心中不免有一點抵觸的情緒，但我不敢有絲毫的表露。心想，怎麼把我像犯人一樣對待？

只見紅臉漢子從西房裏抱出一個西瓜來，用窗臺上的一把刀「嚓，嚓」幾下把瓜分成了八塊。他給我先遞了一塊，然後對押送我的那個保衛說道，年輕人吃上一塊降降火，天氣熱得凶啊！
我捧著那塊西瓜不知如何是好。自從我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後，已經沒有人把我當人看了。一股酸楚的淚水從我的眼眶裏流了出來，我趕忙用衣袖擦了擦。
這時的我，淚水和汗水完全攪到了一起。
對我情緒的變化，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我記住了紅臉漢子的名字，他叫賴世俊，是我到新添墩作業站基建隊的隊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