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都市經濟研究基地系列研究 2013：北京市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路徑研究（簡體書）

從新中國成立至今，“Moore值（即產業結構變動）不能格蘭杰引起經濟波動”的原假設（除滯后2期）均被以1%的顯著水平拒絕，而“經濟波動不能格蘭杰引起Moore值”的原假設只能在滯后5期時被拒絕，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北京市1952—2011年產業結構變動能夠格蘭杰引起經濟波動，而期間的經濟波動不能格蘭杰引起北京市產業結構變動。相應地，在考慮Moore值和經濟增長率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時也給出了相同的結果：
從1952-1978年，“Moore值不能格蘭杰引起經濟增長率”的原假設被拒絕，而其他的變量均不能顯著地體現出格蘭杰因果關系，由此可得出結論：北京市1952—1978年產業結構變化能夠格蘭杰引起經濟增長率（經濟波動），而期間的經濟增長率（經濟波動）不能格蘭杰引起北京市產業結構變動。
從1979—2011年，“經濟波動不能格蘭杰引起Moore值”的原假設在滯后2—5期時均被拒絕，而其他的變量均不能顯著地體現出格蘭杰因果關系，由此可得出結論：北京市1979—2011年經濟波動能夠格蘭杰引起產業結構的變化，而期間的產業機構變化不能格蘭杰引起北京市經濟波動。
綜合上述信息，從長期來看，北京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對于經濟的沖擊有較為明顯的效應，而經濟的波動沒有明顯地反作用于產業結構的變動；在1978年之前，兩者的關系主要體現出了長期的因果關系，而在1978年之后，經濟的波動顯著地造成了產業結構的調整，這是長期分析中沒有體現出來的。
產業結構變化造成經濟波動的可能原因為新中國成立之后到1978年強調的工業發展和第三產業相對比重的下降造成了經濟中的穩定成分缺失，工業項目的上馬能極大地刺激短期內的地區生產總值上漲，而在當時缺乏系統性引導和規劃的背景下，與工業相關的第三產業配套服務發展滯后，此種刺激極易轉化成為經濟的波動并且民眾的生產生活水平并沒有顯著地提高，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僅僅發展第二產業而忽視第三產業不可能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勞動力的就業需求，一個產業如果僅僅依靠建立一個項目或者工廠而沒有形成從制造到銷售的第二、三產業相結合的產業鏈條，貿然調整產業結構只能惡化經濟形勢。而在1978年之后，第三產業的比重大幅上升，與之同時第二產業比重大幅下降，經濟被重新注入穩定劑，經濟對于產業結構的調整有更合理的預期和更長的傳導途徑，其影響被逐級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