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己懷人（簡體書）

學術研究的新典范：論國際漢學大師周策縱
一、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再難一遇的漢學大師
周策縱教授（1916—2007）是我的老師，他博學深思、治學嚴謹。有著百科全書式的記憶與學問，分析與批評時驚人的機敏睿智，為人又好俠行義，是學者的學者，教授的教授。即使國際學術界不同行的人，對其淵博的學問、橫溢的詩才、教學研究的成就，亦無不深感欽佩與敬仰。像數學大師陳省身教授與他從未見過面，也景仰他的學問與舊詩才華。①
2007年5月7日，周教授安詳辭世，享年九十一歲高壽。他的朋友與學生一致感嘆，今天從中國大陸到港臺，從北美到歐洲，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位像他那樣學識淵博，貫通古今中外，多領域治學，跨領域研究，同時又具國際視野與創新觀點的漢學大師。②而目前全球的大學教育體系，受理工典范影響的人文教育與學術研究，太注重專一的知識，像這樣學貫中西、融會古今的大師，恐怕再不會出現了。多年前我重返母校威斯康星大學訪問，站在十八層的望海樓（VanHise）上眺望，不禁想起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周策縱教授在1994年退休前，擔任威斯康星大學東亞語文系與歷史系的雙料教授，這是少之又少的學術榮譽。其教學與研究范圍，廣涉歷史、政治、文化、藝術、哲學、語言、文字、文學等諸多領域。對我們研究文學的人來說，就覺得其中以文學成就最大，而在文學、文化、語言文字等領域，首屈一指的，要數有關中國的思想、文化、文學的《“五四”運動史》《紅樓夢》、古典文學與理論研究及對古文字與經典的考釋。幾十年來，周教授以各種學術職位，利用各種場合，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積極研究與發揚中國文化。退休前，他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開設中國文化史、佛學史、哲學史、“五四”研究、中國書法、《易經》、中國語言學史、中國文學批評、研究資料與方法、“五四”時期的文學等課程，另外他又在歷史系研究所開設了中國歷史的課程與指導歷史碩士／博士論文。他以淵博精深的學識，引領中外學子跨越時空，以創新的視野，重新詮釋中華學術問題。
周教授一生著述立論謹慎，所出版的著作不算多。由于他學問淵博精深、品德崇高、處事公正、好俠行義，除了自己的教學研究，還把很多時間用在評審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教授晉升著作審核等方面的學術服務上。中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大學的中文系，紛紛爭取他擔任校外考試委員。所以我說他是“學者的學者，教授的教授”。周教授喜愛閱讀，幾乎無書不讀，無學不問。由于堅持漢學的學術精神與方法，立論謹慎，研究要專、窄、深，往往一篇論文寫了幾十年，像《中文單字連寫區分芻議》，于1941年提出，1954．年寫于哈佛大學，1968年1月發表在《南洋商報》上，而正式發表在學術刊物上已是1987年。他探討扶桑的那篇論文《扶桑為榕樹綜考》②，據我所知，20世紀60年代我還是他的學生時，即開始寫了，發表時已是1999年。這是名副其實的，使用大量原始數據，屬于窄而深的專題（monograph）的典型研究。
也正因如此，許多他要寫的專著或論文都沒有時間寫。其中有一本大書是英文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在20世紀60年代末就積極進行，他的論文《詩字古義考》（TheEarlyHistoryoftheChineseWordShih［Poetry］）①就是其中的一章。《古巫醫與“六詩”考：中國浪漫文學探源》文集中的論文也是構想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時想出來的章節。②由于他決心用他擅長的名物訓詁，繁瑣的考證，深入古典文獻中，以確定許多中國文學觀念，可是這樣就需要非常漫長的時間才能完成，將近九十歲時，他已不得不放棄了。
從老師已發表的中英文著述③來分析，他的學識淵博精深，研究領域涉及范圍極廣，包括文學理論、詩詞考評、經典新釋、曹紅學、古今文字學、史學、中西文化、現代化，以及政論、時論等等。除此以外，老師在其他一些領域，也有很高的造詣，如書法、繪畫、篆刻、對聯、集句、回文、新詩及舊體詩詞等，都有不凡的作品。我們也不能忘記，老師也是一位重要的翻譯家，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失群的鳥》與《螢》，還有至今未成集出版的匯集許多西方古今詩歌的《西詩譯萃》等等，都是他的代表性譯著。
二、多元的學術思考與方法：
從中國訓詁考據學到西方漢學傳統
周策縱教授在1948年5月離開中國到美國密歇根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博士前，已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學有淵博精深的造詣。他的學術研究可說繼承了中國注重版本、目錄、注釋、考據的清代樸學的考據傳統，主張學問重史實依據，解經由文字人手，以音韻通訓詁，以訓詁通義理。《棄園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①中《說“尤”與蚩尤》與《“巫”字探源》可說是這種治學的集大成。出國后，周教授的西方漢學思想增強，突破了傳統思考方式，去思考中國文化的多元性。
西方傳統漢學，是一門純粹的學術研究，專業性很強，研究深入細致。過去西方的漢學家，往往窮畢生精力去徹底研究一個小課題，而且是一些冷僻的、業已消失的文化歷史陳跡，和現實毫不相關。因此傳統的漢學研究不求速效，不問國家大事，所研究的問題沒有現實性與實用性，其研究往往出于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其原動力是純粹的興趣。周教授的一些著述，如《論對聯與集句》②、《（破斧＞新詁——（詩經＞研究之一》④，《棄園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中討論龍山陶文的論文④，就充分表現出“專業性很強，研究深入細致”的西方漢學的治學方法與“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精神。
周教授把中國傳統的考據學與西方漢學的治學方法與精神結合成一體，跨國界的文化視野，就給中國的人文學術帶來全新的詮釋與世界性的意義。其英文論文“TheEarlyHistor－yoftheChineseWordShih（poetry）”⑤，和他所編輯的兩本WenLin：StudiesintheChineseHumanities（《文林：中國人文研究》）的學術研究⑥，代表當時他自己主導的歐美漢學家的學術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向。
三、超越中西文明為典范的詮釋模式：
包容各專業領域的區域研究與中國學
上述這種漢學傳統在西方還在延續發展。美國學術界自“二戰”以來，已開發出一條與西方傳統漢學很不同的研究路向，這種研究中國的新潮流叫“中國學”（ChineseStudies），它強調中國研究與現實相關，強調思想性與實用性，強調研究當代中國問題。這種學問一方面希望達致西方了解中國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國了解西方。
中國研究在區域研究（AreaStudies）興起的帶動下從邊緣走向主流。區域研究的興起，是因為專業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的解釋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為典范而發展出來的，對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課題涵蓋與詮釋性不夠。對中國文化研究而言，傳統的中國解釋模式因為只用以中國文明為典范而演繹出來的理論模式，如性別與文學問題，以前任何專業都不可能單獨顧及和詮釋。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從中國研究到中國文學，甚至縮小到更專業的領域——中國現代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都是在區域研究與專業研究沖擊下的學術大思潮下產生的多元取向的學術思考與方法，它幫助學者把課題開拓與深化，創新理論與詮釋模式，溝通世界文化。②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上述這種研究中國的新潮流迅速發展，哈佛大學便是其中一個重要中心，到了20世紀50年代，這種研究正式形成主流。周教授在這期間，也正好在哈佛擔任研究員，③他的成名作《“五四”云動史》（TheMa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alRevolu—tioninModernChina）①的完成與改寫、出版，都在哈佛的中國學的治學方法與學術思潮中進行；他的《中文單字連寫區分芻議》就寫于哈佛大學。此類專著或論文，完全符合中國研究與現實相關，強調思想性與實用性，強調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精神。另一方面，區域研究思潮也使該書超越以西方文明為典范而發展出來的專業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的解釋模式，同時更突破只用中國文明為典范而演繹出來的傳統的中國解釋模式。所以《“五四”運動史》成為至今詮釋“五四”最權威的著作，成為東西方知識界認識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的一本人門書，也是今天所謂文化研究的典范。
《“五四”運動史》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文學和歷史提出系統的觀察和論斷，奠定了作者在歐美中國研究界的大師地位。這本書使用大量原始史料，包括中、日、西方語文的檔案數據，這是窄而深的史學專題、思想文化專題的典范著作。《“五四”運動史》中所搜集到的資料，為后來的學者研究現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文學各領域奠定了基礎。因此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也將其出版成《“五四’’運動研究資料》（ResearchGuidetotheMayFourthMovement）一書。②另外，周教授的研究不涉及道德的判斷或感情的偏向，凸顯出客觀史學（現實主義史學）的特質。周教授在密歇根大學念的碩士與博士都是政治學，因此社會科學（政治、社會、經濟學等）建構了他的現實客觀的歷史觀，這正是當時西方的主流史學，這點與費正清的社會科學主導的客觀史學很相似。而且被奉為在中國研究中，跨越知識領域研究、文化研究最早的典范。另外像《新舊詩文評論集》《中英文名人小傳》等文集中，甚至古典研究，如《紅樓夢案》等著作，老師都是在區域研究與專業研究沖擊下的學術大思潮下產生的多元取向的學術思考與方法，把課題開拓與深化，創新理論與詮釋模式，溝通世界文化。
老師有關中國社會、政治、文化和歷史的觀察和論斷的其他論文，計劃將來收集在他自編的《周策縱全集》第七冊《“五四”與中國知識分子及文化論集》中。
哈佛大學研究“中國學”的學者主要從外而內研究現代中國的歷史，如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1907－－1991）；或文化思想，如史華慈（BenjaminSchwartz，1916—1999）。只有海陶瑋（JamesHight—ower）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但著述不多。這一代哈佛的西方學者，如費正清，從很創新的政治、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觀點出發，但對于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識，又不精通古代漢語與古典文獻，更無能力涉及名物訓詁的問題，因此只有周教授能結合中國研究、西方漢學（Si—nology）與中國傳統的考據學（或樸學）去開拓中國古今人文研究的新領域，尤其語言、文字、文化、文學的新領域。四、結合中國研究、西方漢學與中國傳統的考據學：
開拓中國古今人文研究的新領域
在老師的研究中，特別強調綜合性研究的重要意義。他的“曹紅學”研究，如代表作《紅樓夢案》所展現之多元思考與方法、跨領域跨學科的綜合研究，比其他紅學家具有更強的洞察力與創見性，使他的研究更具首創性。
“紅學”這名詞在1875年已流行使用，主要以評點、題詠、索隱為主。胡適在1921年發表《紅樓夢考證》，以校勘、訓詁、考據來研究《紅樓夢》，被認為是新紅學的開始。而周策縱從1950年提出以“曹紅學”來稱呼他的新的《紅樓夢》及其作者的研究，他繼承胡適的“新紅學”，加上西方漢學嚴格的態度與古典文獻考證精神、西方社會科學多元的觀點與方法，在考證、文學分析和版本校勘幾個領域開拓了新天地，同時也把語言學、文學批評、比較文學、電腦科技帶進曹紅學的研究。
今天的紅學完全忽視詠紅詩，周教授卻注意到《紅樓夢》讀者的題，詠，具有今天西方流行的讀者反映批評（readerresponsecriticism）的價值：“任何文學作品的評價，都不能脫離讀者回應，因為評論者和文學史家本身也就是讀者，都不能脫離讀者的回應。題詠當然也是讀者回應之一……我當然不是說，題詠可以取代紅學中考證、文論、評點等主流。”①關于《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作者是否曹雪芹與高鶚的爭論，胡適及后來的學者，對清代一首舊詩中的注釋“《紅樓夢》八十回以后，俱蘭墅所補”的“補”字肯定為“補作”（即續書），而不是修補。②周教授始終反對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鶚的結論。他放棄不可靠的考據，先后用兩種科學的方法來尋求答案。
首先，他在世界上最早采用電腦來分析小說的詞匯出現頻率，來鑒定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作者的異同。
其次，周教授又采用清代木刻印刷術來考驗從文獻考據出來的結論的可靠性。根據文獻，程偉元從出示書稿到續書印刷出版，只花了十個月左右，根據當時可靠的刻印書作業時間，單單刻印，最快至少要六個月，其實私家印書，字模設備難全，可能更慢。這樣高鶚只有四個月，如何續書二十回？《紅樓夢》情節復雜，千頭萬緒，人物就有九百七十五個。如果曹雪芹花了一二十年才寫了八十回，高鶚在四個月完成續書二十回，怎么可能？④周教授政治學出身，社會科學治學方法與精神主導其資料分析講究事實證據，始終嚴格監控著紅學界望文生義的、憑臆測、空疏的解讀。
周教授不但是學者，同時也是有實際創作經驗的作家與藝術家，對東西方古今文學理論與作品有深入的研究。他研究《紅樓夢》，以他純文學欣賞的洞察力，常看見別人忽略的問題。譬如脂批本由于出現較早，一般紅學學者就以版本的珍貴價值來決定它的文學價值較高，目前大陸為廣大讀者出版的《紅樓夢》，竟然把脂批本前八十回代替程高本的前八十回。從小說藝術欣賞與評價的角度，周教授認為程高本較好，如果這是作者的改定稿，那就不能隨意忽略。只有收藏家才說手稿愈早的愈有價值。①這是周教授的治學視野與方法：“凡古今中外的校勘、訓詁、考證之術，近代人文、社會、自然科學之理論、方法與技術，皆不妨比照實情，斟酌適可而用之。”以他的紅樓夢研究為例，最能代表他的學術精神。
另外他的《棄園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也開拓了研究古今語言文字考證的新典范、新途徑。由于他對經典古籍非常熟悉，同時又精通古文字，所以他能根據實物上的古文字，參考經典誤傳、誤讀、誤釋之文，探索古代未顯的社會生活與思想。從古文字來了解古代文學思想的，《詩字古義考》及《古巫對樂舞及詩歌發展的貢獻》就是最佳的研究范例，從古文字（銘文考釋）了解古代文物，如盛藥酒之壺有《一對最古藥酒壺之發現：河北省滿城漢墓出土錯金銀鳥蟲書銅壺銘文考釋》②。從考釋陶文證實古代有賜靈龜為禮物的文化，如《四千年前中國的文史紀實：山東省鄒平縣丁公村龍山文化陶文考釋》③。五、世界華文文學的新視野
由于周教授與世界各地的作家有著密切來往，本身又從事文藝創作，使得他對整個世界華文文學也有獨特的真知灼見。他1948年到美國后，就自認要繼承“五四”的新詩傳統，聯合海外詩人，尤其紐約的白馬社，繼續創作。他所編輯的《海外新詩鈔》④就是中國文學發展的重要的一章，不可被遺漏。1988年，新加坡作家協會與歌德學院主辦“第二屆華文文學大同世界國際會議：東南亞華文文學”，特地請周教授前來對世界各國的華文文學的作品與研究作觀察報告。他對世界各地的作品與研究的情況，具有專業的看法。在聽取了二十七篇論文的報告和討論后，他指出，中國本土以外的華文文學的發展，已經產生“雙重傳統”（DoubleTradition）的特性，同時目前我們必須建立起“多元文學中心”（MultipleLiteraryCenters）的觀念，這樣才能認識中國本土以外的華文文學的重要性。我后來將這個理論加以發揮，在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學界，產生了極大影響。①
我們認為，世界各國的華文文學的作者與學者，都應該對這兩個觀念有所認識。任何有成就的文學都有它的歷史淵源，現代文學也必然有它的文學傳統。在中國本土，自先秦以來，就有一個完整的大文學傳統。東南亞的華文文學，自然不能拋棄從先秦發展下來的那個“中國文學傳統”，沒有這一個文學傳統的根，東南亞，甚至世界其他地區的華文文學，都不能成長。然而單靠這個根，是結不了果實的。因為海外華人多是生活在別的國家里，自有他們的土地、人民、風俗、習慣、文化和歷史。這些作家，當他們把各地區的生活經驗及其他文學傳統吸收進去時，本身自然會形成一種“本土的文學傳統”（NativeLiteraryTradi—tion）。新加坡和東南亞地區的華文文學，以我的觀察，都已融合了“中國文學傳統”和“本土文學傳統”而發展著。我們目前如果讀一本新加坡的小說集或詩集，雖然是以華文創作，但字里行間的世界觀、取材，甚至文字之使用，對內行人來說，跟大陸的作品比較，是有差別的，因為它容納了“本土文學傳統”的元素。②
當一個地區的文學建立了本土文學傳統之后，這種文學便不能稱之為中國文學，更不能把它看作中國文學之支流。因此，周教授認為我們應建立起多元文學中心的觀念。華文文學，本來只有一個中心，那就是中國。可是華人遍居海外，而且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與文學，自然會形成另一個華文文學中心，目前我們已承認有新加坡華文文學中心、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中心的存在。這已是一個既成的事實。因此，我們今天需要從多元文學中心的觀念來看世界華文文學，需承認世界上有不少的華文文學中心。我們不能再把新加坡華文文學看作“邊緣文學”或中國文學的“支流文學”。①
周教授在文學藝術創作上，以身作則，尤其舊詞、現代詩、書法、雕刻、繪畫的藝術都有驚人的造詣，相信日后會成為學者研究的對象。要認識周教授，必須認識他作為學者、藝術家、作家、翻譯家等方面的成就。
六、開拓國際學術、文學事業
周教授對中國學術研究的貢獻并不限于他的個人著作。他的學術事業也一樣重要，其所產生的影響是國際性的。②他首先以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vofWisconsin，Madison）為基地，在長達三十一年（1963—1994）的教學研究生涯中，發展以語言文學為思考角度的中國人文研究的國際學術重鎮。這是故意為了與他出身的哈佛以近現代歷史思想出發的研究不同。
周策縱教授在1948年離開中國到密歇根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博士，1954—1962年中間，他在哈佛大學以“五四”運動為研究重點，以研究中國現代化變遷，作為回應與挑戰的模式來解釋中國現代化的進程。1963年到威大任教后，他明顯地從以費正清路線來研究近代中國的變遷，從外而內，以西方影響下的回應與挑戰的模式，逐漸轉向中國人文研究，尤其是語言文字與文學的領域。他結合了以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為重心的歐洲漢學與清代的考據學。他出國前，已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學有淵博精深的造詣。他的學術研究可說繼承了中國注重版本、目錄、注釋、考據的樸學傳統，主張學問重史實依據，解經由文字人手，以音韻通訓詁，以訓詁通義理。周教授一開始就從中國文化一元論與西方中心論走向多元文化的思考與方法，主張在西方文化對照下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但西方文化建立的詮釋模式不能充分解釋中國文化，西方漢學與中國學從外而內的方法也有缺點，常常反溯到中國傳統是必要的進程。
20世紀60年代中，鑒于歐美有兩百多所大專學院有中文系，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大量中國學者居住在歐美，使得東西文化交融，因此西方與華人學者，通過國際性創新的視野，多學科的思考與研究方法，有助于重新探討中國文化的必要，尤其是中國的人文問題。所以周教授除了以個人的教學與研究，另外領導威大的學者，主編《文林》，推動西方學者的多角度多方法的中國人文研究（studiesinthehumani—ties），促成威大成為當時西方重要的中國人及研究重鎮。
由于周教授的教學與研究范圍，廣涉歷史、政治、文化、藝術、哲學、語言、文字、文學，而且對古今中外的從人文、社會到自然科學都有興趣，各種各樣的學術服務，如校外考試委員、評審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著作審核等方面的學術服務，從北美、歐洲到澳洲，從中國香港及臺灣地區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到后來開放的大陸的大學及研究機構，都積極邀請他。至于在研討會發表論文和學術期刊的邀稿，那就更多。這是由于他好動隨和，做人行俠好義，因此都會積極參與上述的活動。很多學術領域的發展，如“五四”運動、紅學研究、古文字考釋等等教學課程與研究，從威斯康星到歐美，到亞洲，與他的推動分不開。譬如中國文學批評國際研討會在處女島舉行、《紅樓夢》國際會議在威大與哈爾濱舉行，主編《文林》，推動西方學者以多角度多方法進行中國人文研究等等。
周教授另一項貢獻是其他學者所沒有的，就是鼓勵與推動文學創作。他與世界各地、各個世代的作家，從歐美、中國臺灣及香港地區、新加坡、大陸都保持密切的聯系。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他積極參與美國華人的文學藝術運動。文學方面有白馬社，文化方面有《海外論壇》。他認為自己與黃伯飛、盧飛白、艾山、唐德剛等1949年后留居海外的詩人肩負著繼承大陸“五四”以后白話詩的傳統的使命，編有《海外新詩鈔》①。由于長期與世界華文作家的交流與鼓勵，很多年輕作家后來都到威大教書或深造，臺灣有丁愛珍、鐘玲、高辛甬、何慶華、張蘋、王曉薇、于念慈、盛孝玲、黃碧端、痖弦、羅智成、周昌隆、楊澤、古蒙仁、蔡振念、王萬象；馬來西亞／新加坡有王潤華、淡瑩、黃森同、蔡志禮；香港有何文匯、陳永明；大陸有陳祖言等。周教授的新詩常發表在《明報月刊》《香港文學》《新華文學》《聯合副刊》《創世紀》等刊物。當他的學生、朋友預備為他出版一本“七十五壽慶集”時，他建議以文學創作為主，后來便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創作與回憶》為他祝壽，里面收集了他的學生、朋友的文學創作，也有周公的新舊詩及書畫作品。
同樣的，周教授也跟世界各地的詩詞家與書畫家有密切的關系，如新加坡的潘受，大陸的劉旦宅、戴敦邦，香港的饒宗頤，臺灣的董陽之等。他對書畫不止于興趣，也有其專業性，如在1995年臺北書法界要編一本民初書法，特別請周教授回來臺北住了幾個月，把《民初書法：走過“五四”時代》編好。收錄之作品以民國初年通過“五四”時代為重心，特別是20世紀前30年已具影響的人物，目的在表現時代思想精神的源流。選擇這一時代來展出，在于“五四”是中國歷史上變動極大、極深遠的事件，此書不僅可展示這一時代書法的特征和趨向，也可透露社會文化發展的大勢。展出之重要人物有：胡適、梁啟超、王國維、林語堂、郁達夫、章炳麟、嚴復、康有為。①就如海外“五四”新詩運動，“五四”時代的書法都是周老師的“五四”學的大系統論述。
周策縱教授不但是學問淵博的學者，在讀書、研究、生活、文學藝術創作上，對同輩或晚輩，具有無限的魅力。世界各地的中國學者都不遠千里前來拜訪那個被他稱為“棄園”的家，威大所在地“陌地生”在世界華文文學上，幾乎就等于周教授的“棄園”，一個充滿傳奇的文學性的地方，啟發了不少學者與作家。
七、開拓、突破與延伸：
從研究到創作，復雜多元性的學者、文人與藝術家
周教授的著作，目前還在編集中的《周策縱全集》，共二十七卷，應該被肯定為現代中西漢學研究的典范，也是集大成者。老師曾經將自己的“全集”編輯為十三卷，在逝世前，又重新將“全集”厘定為二十七卷。從下面的卷目可大概看出這些研究領域：
1）文學理論：《古巫醫與“六詩”考：中國浪漫文學探源》
2）紅學研究：《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編）、《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編）
3）中國現代社會文化思想：《“五四”運動史》《“五四”與中國知識分子及文化論集》
4）古今語言文字訓詁考釋：《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
5）新舊詩文評論：《新舊詩文評論集》《詩經考釋》
6）古文獻與醫學：《易經、諸子與中國醫學史考論》
7）雜體舊詩研究：《論對聯、集句、與回文》（附創作）
8）書法篆刻：《書法與篆刻論稿》《民初書法：走過“五四”時代》（編）
9）其他雜著：《論學書札、序跋，與少作殘留》《棄園自傳》（包括自定年譜及口述自傳，附訪談錄）
10）舊詩詞創作集：《棄園詩存》《白玉詞》
11）新詩創作集：《給亡命者及其他》《胡說草》《海外新詩鈔》（即《白馬社新詩選》）（編）
12）翻譯：《失群的鳥》（譯泰戈爾詩集，中英對照）、《螢》（譯泰戈爾詩集，中英對照）、《西詩譯萃》（選譯希臘、羅馬、歐、美古今詩，中英對照）
13）英文編著：
．古代祭祀詞匯考釋
．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紀實（英文及中文，編著），陳永明中譯
．文林：中國人文研究（第一、二卷，編著），再版中
．中英文名人小傳（包括嚴復、陳獨秀、胡適、聞一多等）
．棄園著述目及所藏書畫目
周教授的學術研究，如《“五四”運動史》的現代中國研究，使得西方的漢學或中國研究，不再只是傳教士或外交官的專利，暴露了他們語言、數據運用、中國知識的限制。更打破中國傳統學者與西方漢學家的局限，他能從內而外從外而內去觀察思考問題。當他走進紅學，又暴露了中國或西方紅學家許許多多的弱點，由于學問太過狹窄，他們無法跨越版本考據、純文學的思考，或社會歷史，甚至印刷術、電腦科技，只有周教授能進能出。從下面這段文字，我們知道除了對中國的古文字、歷史文化、經典文獻深厚的知識（這是目前東西方年輕學者的致命傷），更重要的是治學的方法。他采用涵蓋面很廣的詮釋模式，多元的分析方法：“凡古今中外的校勘、訓詁、考證之術，近代人文、社會、自然科學之理論、方法、與技術，皆不妨比照實情，斟酌適可而用之。”
他的學術研究領域繁多，興趣也多元，研究不只是因為教書的生涯非做不可的工作，而是他的生命與使命。所以每一項，他都有計劃有野心地進行，可惜生命有限，很多精彩的、突破性的項目，還沒完美完成，他就走到人生的終點。我上面就曾指出，他的“五四”學就是一個大系統的計劃，從“五四”的研究數據與論述開始，然后連接到海外的“五四”新詩學，自己又親身創作，他的詩集就是一部中國新詩發展史，從自由詩到格律詩，從現代詩到后現代詩，他自己都有實驗性的作品。另外，除了自己的書法，他的書法研究也與“五四”掛鉤，成為“五四”書法的研究權威。傳統的藝術，如書法、繪畫、篆刻，他也有計劃地研究，如《書法與篆刻論稿》（已編好，未出版）與《民初書法：走過“五四”時代》便是很好的證據，這也證明他不是僅僅玩玩，當作應酬的玩意而已。
老師一生不斷地翻譯世界詩歌名著，我在威斯康星大學當老師的研究生時，發現他已翻譯好很多未出版的詩歌，我與淡瑩便促請他拿出來，幫他整理整理，其中泰戈爾（RabindranathTagore，1861—1941）的《失群的鳥》（StrayBirds）與《螢》（Fireflies）便是我們送去給白先勇，由晨鐘出版社出版的。①
我相信老師的學術與創作大系統下的各個領域，日后都會成為學者注意研究的對象。他的復雜性，史無前例。除了上述的學術復雜系統，如研究“五四”運動，衍生出研究“五四”文學、“五四”書法、研究與領導“五四”海外新詩運動，最后自己也成為“五四”新詩的一部發展史。最超越典范的地方，是老師身兼多棲的學人、作家與藝術家。他是新舊詩詞的詩人，一生創作不斷，創意無限，努力創造新詩格律，也是新舊詩詞研究專家；他研究書法繪畫，自己也是卓越的書法與水墨畫家；他研究篆刻，也是篆刻家；他研究古文字學，自己也成為古文字書法家；他研究《紅樓夢》，自己也是詠紅詩詞家；他研究西方文學，自己也是翻譯家；他重視與肯定海外華文文學，自己也是海外華文作家。八、從《周策縱全集》到《周策縱文集》的出版計劃
老師有一封于2000年9月28日寫給當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陸國粲社長的信，他坦誠又詳細地討論出版他的全集或文集時應該注意的問題。當時在何文匯教授與陸國燊社長的熱心計劃下，正考慮為周教授在香港與大陸聯合出版《周策縱全集》或《周策縱文集》：①陸國燊社長：
九月十九日的傳真信已收到，謝謝！茲將我的意見，條列如下，請你指教。
（一）拙集由貴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兩社名義在國內出版，我可同意。但他們尚未正式決定，據尊函所說：他們“首要關注為內容及文字細節。”他們應該知道，我大半世紀以來，都是主張自由民主，學術言論自由的人。去年他們學術界開會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邀請我出席，并列名籌備委員。我當時發言都在支持蔡元培校長“兼容并包，學術思想自由”的原則。拙著《“五四”運動史》過去在大陸和臺灣都是禁書，今年大陸已出版了兩種中文全譯本，我公開批評毛的地方都沒有改動。可是我也了解，目前大陸出版界也有些顧慮，所以：（1）文字細節方面，我可稍修改或刪去有刺激性的一些語句，但主張不能改。（2）從來著者在逝世時，且尚未封筆，本來不應該出“全集”，大陸常稱“文集”。你上次建議用“全集”字樣（據黃曉華女士來信說的），我雖已同意，可是總覺得有些不妥。現如與北大出版社合作，而他們又有些關注的話，不知是否可改稱“文集”（當然包括有詩詞翻譯）。（3）反正書要一本一本地出。到時就可有伸縮的余地，如必用“全集”，亦可商量。（二）我現將上次寄給何文匯教授的《全集暫定卷目》略加補充注明……
何文匯與陸國燊兩位仁兄是我老師的知音，他們很早就想盡辦法通過出版，宣傳他的學術成果，其用心與努力令人欽佩。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紅樓夢案：棄園紅學論文集》便是老師與何、陸兩位先生計劃中《周策縱全集》之一，可惜因為其他因素，原出版計劃沒有成功進行。另一本在致陸國燊博士信函中提到的《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因為陸博士離開中大出版社，老師請我安排由臺北的萬卷樓于2006年出版。這個時候，周老師大概感到自己年紀已大，歲月不留人，開始孜孜不倦地在整理自己的著作，譬如他的舊詩詞《周策縱舊詩存》的出版就由香港浸會大學的鐘玲與陳致教授促成。而老師生前編輯的新詩選集《胡說草》，后來我與師母合作，改編成他的新詩全集《胡說草：周策縱新詩全集》，2008年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老師生前無法完成的《海外新詩鈔》，心笛與我終于今年初接力式編輯好并出版。①這些都是朝向老師生前所謂“反正書要一本一本地出”的《全集》的前進努力。
老師在2007年年初健康狀況突然嚴重下滑，不幸在5月7日往生。就在1月2日那天，師母給我寄出一份中英文的原件聲明書，內容說明他正編輯《周策縱全集》，請求出版社同意授予他的著作出版權：
出版社負責先生：茲因本人整理畢生著作，擬出版《周策縱全集》，將采用貴社曾經發行我之論文，特請賜予該文之出版權，以便收入全集。多謝。周策縱敬上。②
從這份聲明書的原件上可以看出，老師的中文簽名已不像平時那樣瀟灑了，可見那時老師身心都已疲憊不堪。
老師生前，何文匯與陸國燊已計劃為他出版全集，所以老師往生后，何文匯教授、陳致教授與我三人馬上開始策劃如何編輯出版，而師母是最偉大的功臣，在老師最后的一兩年里，由于記憶力嚴重衰退，師母幾乎全職在整理老師的著作。像《胡說草：周策縱新詩全集》，一半的詩作散落在棄園屋子四處，是師母辛苦挖掘整理出來的。所以老師逝世前，未出版過的論文大都已編輯好，結果陳致親自將手稿運送到香港，而何文匯教授與陸國燊博士是莫逆之交，剛好后者離開中大出版社后，目前擔任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所以一談即成。老師的專書流傳很廣，容易得到，因此決定以目前編輯好的論文為主，加上一些較重要的雜文、隨筆出版《周策縱文集》，分為二卷：上冊有三大部分，“自傳與人事憶記”“《紅樓夢》研釋”與“五四及近代思潮”；下冊也是三大部分，“經典與訓詁”“詩詞與其人其事”與“文史宗哲篇”。陳致、何文匯與我同時分頭聯絡世界各地周老師的學生，希望邀請他們擔任編輯顧問。周老師桃李滿天下，善結人緣，熱愛學問，所謂學生無從定義，像何文匯兄，雖不是正式課堂上的學生，但與周公亦師亦友之情緣，比任何人都要密切。所以最后在匆忙中間，我們只邀請我們三人間很快就聯絡上的共二十一位，照姓氏筆畫排序是王晉光、王萬象、王潤華、王曉薇、何文匯、呂宗力、周建渝、洪銘水、高辛甬、張雙英、張雙慶、梁鳳儀、陳永明、陳致、陳博文、黃嫣梨、劉寶珍（淡瑩）、蔡振念、鐘玲與嚴志雄。我相信還有很多很多周公的學生朋友愿意加入，如果他們及時獲得這個出版文集的訊息。我希望不久以后，更多周老師的學生朋友還能繼續努力，把《周策縱全集》出版，發揚老師的學術思想、方法與精神。
最后要特別感謝師母吳南華醫生。2007年周老師逝世以后，師母全力投入整理周教授其他著作，尤其他的新詩創作，像《胡說草：周策縱新詩全集》與《海外新詩鈔》①都是在她的努力協助下完成編輯與出版。唯一可惜是本文集還未出版，師母不幸已于2009年3月13日在舊金山北邊的阿巴尼（Albany）的公寓病逝，目前與老師一起永遠安息于陌地生棄園附近的山林墓園（ForestHillCemetery），她離開前已經知道我們的出版計劃，我請她放心，我們這群周老師與師母生前的好友與學生，一定會同心協力將它順利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