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資本論》（簡體書）

即使封建制度（或生產關系）構成了導致黑格爾的不公的框架，上衣和麻布的爭執表明，交易框架和交易價值的普遍動力現在導致了另一種不公。較之于舊式不公，這種不公同樣是系統的，在效果上卻不一樣，維持它的手段也不再是粗野的身體力量、武器和意識形態，而是市場和擬人格的物品關系。
但現在該思考比喻在這個部分中的份額了。關于這一點，最初人們可能覺得這只是一個將那種特殊關系戲劇化并予以傳達的精彩手法，那種特殊關系指的是相對價值和等價之間的關系，以及主要范疇和次要范疇——如果談不上中心范疇和邊緣范疇，更不要說性質和數量（事實上，兩個物品都具有）——的游戲之間的關系。可我要大膽提出，當概念的對象因為結構上的模糊而不大可能再現時，比喻就容易出現，盡管看上去很應該注意到這種特別的表達形式與表達本身有關：它試圖戲劇化上衣或麻布“表達”自身價值的方式。
一種商品例如麻布的相對價值形式，把自己的價值表現為一
種與自己的物體和物體屬性完全不同的東西，例如表現為與上衣相同的東西，因此，這個表現本身就說明其中隱藏著某種社會關系。等價形式卻相反。等價形式恰恰在于：商品體例如上衣這個 物本身就表現價值，因而天然就具有價值形式。
在這些馬克思當時看上去很喜歡、很陶醉的復雜的辯證表述中，有比喻的自我指涉，在其中比喻自命為表達的表達。這是一種自動指涉或“反思”，通過這種方式，作者發出了轉換話題的信號，他要轉向一種不同的話語或思考了。這種話語或思考，我們最終可以將其描述為辯證的。
但在第二個特征方面，把握這個話語的對象的特殊性非常重要，確切地說，此對象是關系，而非實體。因此，我們實際上還沒有開始討論個別物品，甚至還沒有開始討論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形式”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