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作家與法國文學（簡體書）

于斯曼推崇巴爾扎克為‘我們這個流派的名副其實的領袖’，把福樓拜看成左拉的一位‘自然主義的兄弟’。左拉自己在《自然主義小說家》（1881）中論及爾扎克、司湯達、福樓拜時，很有見地地強調指出了他們作品中那些能使他們與自然主義者的模式相契合的方面。龔古爾兄弟也常常作為自然主義直接的先鋒而被提起。他倆在某些方面的確和自然主義相近，這突出表現在他們對日常生活題材的選擇，他們對遺傳和環境作為支配因素的強調，以及他們力圖‘象大夫、學者和史學家’那樣去研究人這一觀念。”恩格斯《恩格斯致瑪·哈克納斯》（1888.4）指出，“巴爾扎克，我認為他是比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多的現實主義大師，他在《人間喜劇》里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共和國時期，便基本上不肯定左拉和自然主義文學，李劫人的長篇小說改造和改寫是必要的。
左拉（Emile Zola）的早期創作（例如《給妮依的故事》、《克洛德的懺悔》）和后期小說（“三名城”、“四福音”）都不屬于自然主義小說，甚至《盧貢一馬卡爾家族》中的某些小說明顯偏離了左拉的自然主義理論。米歇爾·萊蒙認為：“他屬于這樣一類作家，他們不管在什么情況下都覺得理論和作品之間的差距非常大。他想在自己的小說中提出案件記錄，以創作一些結構完整的作品。他力圖表現出學者那種冷靜、不動感情的態度，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傾注他抒情的和幻想的才華。他所不斷宣揚的科學理論在任何情況下都只不過是刺激他的天才的東西而已。”人們應該比較左拉的小說作品與他那些爭辯性質的自然主義理論，如《試驗小說》（Le Roman experimental）、《自然主義小說家》（Les romanciers naturalistes）、《戲劇中的自然主義》（Le naturalisme au theatre：fes thkories et les exemples），左拉明顯利用“自然主義”理論為自己的小說辯護，或者展開宣傳。
1866年左右，左拉在小說的創作觀念上發生了重大的轉變，提出科學性的創作觀念。而后，《黛萊絲·拉甘》“第二版前言”（Preface de la deuxieme edition de Therese Raquin，1867）明確提出小說的目標首先是一種科學的目標，即生理學的病例研究。左拉寫道：“在《黛蕾絲·拉甘》這部小說里，我所要研究的是氣質而非性格。這便是全書之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