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經濟學（簡體書）

有沒有一種方法讓大家更幸福
哈佛大學的幸福課悄然流行，幸福課的教材出現在精英白領、快遞員、家庭主婦甚至大媽們的案頭，對于忙碌一天后居然有時間關心幸福生活改進計劃的人們，這當然是個好消息。幸福的確是現在一門熱門的新科學——盡管大多數經濟學家還不知道幸福到底是什么。
強迫大家接受冥想或者教授們自以為是的幸福練習，當然有點不近人情。不過，對于多數謹慎的經濟學者來說，還是想善意地給勞碌的人們提個醒：這世界上存在一種方法讓大家更幸福嗎？
中國的哈佛教授信徒們通常異口同聲地回答說“有”。
1998年，馬丁·塞里格曼提出所謂“積極心理學”，即用所謂主動的心理干預手段的學術應用科學來改善人們的生活。這種心理學據說是通過科學研究的證據支持，具備更大的實證性，“研究者從來不隨便保證”讓大家更加幸福的科學。類似那些自助學大師的想法，簡單容易實施的手法，據說就可以讓很久一段時間內處于不幸福的地獄中的人恢復正常。
這種所謂有著奇效的心理學，就是被大眾廣為接受，目前最流行的心理幸福課程。負責這種培訓的講師，每天的報酬甚至遠高于手術臨床醫生。比如泰勒·本·沙哈爾本人，“其奇妙之處在于，當學生們離開教室的時候，都邁著春天一樣的步子”。問題是，這和一個從來沒有看過魔術的孩子的生理反應并沒有多少差別。理論上說，任何一個負責任的經濟學家都沒辦法用體態的模糊表情判定幸福是不是降臨到了可憐的學生頭上。
經濟學家唯一知道的數據是，根據美國精神學會的數據，美國是目前世界上精神病人比例最大的國家。換言之，從實證的角度看，幸福課程對于美國人的幸福提升影響度可以忽略不計。
問題還不止于此。形形色色的幸福課教程總是勸說人們相信冥想，或者類似的心理活動。問題是人們并不生活在冥想的真空世界里，而是生活在看不見的手和貨幣、商品堆積的世界中。自稱接受禪宗教義影響，接受過洗禮的喬布斯，創造了目前看來中國最流行的商品。喬布斯本人，直到去世前，還在為蘋果公司的平穩過渡掩藏自己的真實狀況。很難說，教父就能躲開塵世煩擾。
純粹幸福心理研究家們總是避開貨幣世界的塑造性影響，但最早的經濟學家們偏偏看重貨幣的金錢影響。人們的心智和判斷力的確因為金錢發生了變化。據一些可信的生物學和神經學證據，金錢對于某些人的確有鎮痛的作用。對于這樣的人，冥想是完全無效的，任何自助性的心理干預都是擺設。
盡管從理論和數據上，心理學的試驗可重復性比經濟學試驗要好得多。但是前者的科學性并沒有多少證據說是可靠的。
不管多么復雜和看似科學的心理學幸福研究法，都有個致命的問題，即到底心理和幸福感之間有沒有直接關系。至今沒有確切的證據表明，它們存在直接的關系。
如果我們各投一枚銀幣到心理學和經濟學，心理學家也許可以給出變色的說法，但經濟學家永遠給不出類似的結論。因為一枚銀幣在經濟學家那除了價格外，沒有別的衡量方式。
“用一兩個星期的時間，把自己的日常作息記錄下來。在每天結束前，寫下你是怎么使用時間的，從花5分鐘回復電子郵件到看2小時的電視都可以。這個練習不需要特別精確的回憶，它所提供給你的僅是一個整體的回顧。”這類方式在經濟學家看來，除了花掉了時間外，沒有任何價值。這些所謂回顧的加減法，在數學上是荒唐的，因為這明顯是將不同的量混淆在一起。除了是一種靠邏輯混亂消磨時間轉移注意力外，看不到它和幸福的直接聯系。事實上，這種方法甚至直接威脅幸福指數。
現在所有的幸福指數，主要都是兩類指標的集合體。一類指標是所謂主觀感受指標，取決于對單一的幸福感，甚至“直接幸福”這個名詞的看法評分。對于不知道“幸福”這個詞的布須曼人，這個詞基本上毫無意義。經濟學家有時悲觀地相信，這個不丹數據，在非洲人那里隨時可能被槍斃。一類指標是各種客觀指標，主要是收入、健康程度、智力經濟狀況等。這類指標中，收入和幸福掛鉤的說法最為悠久，也受到經濟學家的歡迎，不過1元錢代表幸福，5毛錢代表悲慘，這聽上去也是十分牽強。
如果把心理學家們的試驗加到幸福指數中，如果是第一類指標，顯然主觀的標準是夠了，問題是時間和不同活動沒法和幸福扯上關系。如果是第二類指標，顯然個人所作的檢測的客觀性又十分可疑。
換言之，在科學的方法上，我們只能說這類方法和愚民欺騙是差不多的。畢竟，經濟學家目前的確做不到尋求一種可行的方法改進大眾的幸福感。除非幸福的標準完全客觀化，而這意味著所有的幸福將徹底脫離大眾的想法。于是，新的問題出現了，脫離大眾的幸福感覺的幸福改進真的存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