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良心的鼓聲能走多遠（簡體書）

給知識分子、人民大眾以道德信仰和人生價值指引是徐賁的一貫特色，不論是價值觀念，還是個人政治參與，徐賁所提出的問題以及給出的解決辦法，都是發人深思的，引起廣大讀者的共鳴。在本書中，徐賁從人的良心的角度闡述公民知識和道理的啟蒙，倡導私德和開啟公德，從人性和人心開始的心智啟蒙，到憲政引導民德，逐步達到個人良知和社會共善。

徐賁：曾就讀于復旦大學，馬薩諸塞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于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圣瑪麗學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后現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和《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2005）、《文化批評向何處去》（2011）、《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2011），等等暢銷書。而2013年在東方出版社出版的《懷疑的時代需要怎樣的信仰》（2013）、《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2013）也十分暢銷，獲得讀者好評。

序　聽良心的鼓聲能走多遠: 心智的啟蒙

第一部分　個人良心與社會共善
1 “良心” 是怎樣的一個向導
2 民主法治下的“良心”
3 公民社會中的“良心”
4 民主政治不能危害民間社團的良心
5 神給人怎樣的良心原則
6 政治與良心
7 利益與良心
8 商業良心的社會條件
9 惻隱心遭遇良心道德
10 人為什么會“殘忍”
11 殘忍與惡
12 “罪感” 的洗滌與操控
13 阿姆斯特朗的羞愧與罪感
14 黃河浮尸與人的尊嚴
15 不說真話, 發誓無用
16 讓公民交談代替群眾吶喊
17 官腔八股和官老爺
18 希望在“哀莫大于心死”中死去
19 精神的和物質的美國夢
20 美國人幸福嗎
21 奧巴馬當總統“幸福”嗎
22 “選民訪談” 與“幸福調查”
23 “中彩” 是一種怎樣的“幸福”
24 并不完美的" 美國夢"
25 金錢不是選民唯一的“自我利益”
26 美國的競選與金錢
27 道德必定需要宗教嗎

第二部分　幽暗人性與心智啟蒙
1 大眾心理與心智啟蒙
2 人的“情緒” 與心智啟蒙
3 “易糞而食” 的道德與情緒
4 非人化的荼毒
5 粗鄙是文明社會的癌癥
6 粗鄙和粗俗
7 無度時代的“貪婪”
8 “貪婪” 應該成為中國公共討論的議題
9 當今中國的“貪婪” 是一種怎樣的道德惡疾
10 中國人為什么輕信
11 輕信與偏執
12 “漲工資” 提升的是怎樣的幸福感
13 別讓“幸福” 成為有名無實的時髦用語
14 弄出點動靜來的胡說八道
15 公關與忽悠
16 公關與民主
17 氣功是一種怎樣的忽悠
18 政治化的感恩糟蹋“感激”
19 鼓掌是一種“社會傳染病”
20 不可理喻和自以為是的“愚蠢”
21 極端境遇中的“愚蠢”
22 污染是一種怎樣的愚蠢
23 從歷史汲取“愚蠢” 的教訓
24 宗教、文學和科學中的“忌妒”
25 忌妒與殘忍
26 美國的“洗腦” 理論
27 “被洗腦” 有罪嗎

第三部分　讓憲政引導民德
1 讓憲政引導民德
2 憲政需要怎樣的制度守護
3 政改需要“好生活” 的理念
4 憲政的根本作用是防止暴政
5 憲政法治中的“人民領袖”
6 憲政民主中的“欺騙” 與“偽善”
7 法治需要“敬畏” 法律嗎
8 共和法治的締造者和初始時刻
9 憲政之初的幸運與德行
10 公共價值啟蒙中的“公正” 和“社會正義”
11 公民權利是爭取一切其他權利的權利
12 政治夢想與現實條件
13 政府有管理公民個人嗜好的權利嗎
14 自由價值與《舊制度與大革命》
15 怎樣的“籠子” 能關進三種權力
16 “請愿申冤” 是一種怎樣的公民權利
17 說真話得先讓人能說話
18 這樣的“幸運” 不公正
19 人微言輕的選票是民主的最強力量
20 “希望” 和樂觀主義
21 大眾幸福學中的“自由”
22 幸福與大眾倫理
23 何以消除“心中魔鬼”
24 為希特勒試吃食物的女人
25 作惡的意愿與罪責
26 暴力犯罪的人群操控與個人的責任
27 制度造就的“壞人”

后記

 中世紀神學家和哲學家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 指出，共善是由多種不同的因素組成的(constat ex multis), 包括“正義(公正)、德性、和平、平靜、友誼、交流、共享”, 而這些也都是法治的目標。阿奎那說, 法是以共善為目標的理性條例, 是由那些在政治群體中具有權威的人們所傳播的。而且, 在諸種共善中, 有的應該比較優先。對阿奎那素有研究的學者克里夫特 科薩爾(Clifford Kossel) 對此解釋道: “群體的好秩序, 也就是能帶來和平與平靜的秩序, 是人類法律的第一目標。它是基本的, 沒有這樣的秩序, 人類無法在一起生活。”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 民主法治就是實現和維護這種群體好秩序的必要制度保障, 它的作用不是要用強制消除不同意見和觀點的辦法來實現和諧, 而是既要保護個人的言論權利(往往也被解釋為良心權利), 又不使這樣的個人權利損害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和共善。這樣的民主法治觀念包含的個人良心觀念是具有民主社會共性的。
良心并不只是一種個人的是非、對錯判斷能力及行為, 而且還需要由個人良心延伸為公共良心。良心是一種人與人互相聯系的方式, 不能脫離一個人與他人的可能聯系(范圍可大可小) 來了解他的良心。與他人有所聯系的良心, 在直覺良心論那里, 常常表述為“人同此心”; 在知識良心論那里, 則常常表述為“知之非艱, 行之惟艱”, 也就是, 良心指的是一種能由一些人分享的知識, 知道并不困難, 只要頭腦沒有壞掉的人, 誰都能懂, 難的是有所行動, 付諸實踐。
把良心視為純粹的個人事務, 強調每個人的“良心權利”,容易忘記或忽略良心與外界環境的聯系。人的良心及是非、對錯觀念都會受到來自外部的影響。即便是某些看上去是“天性” 的個人良心, 也是極容易被外界影響所改變的。例如, 讓 雅克 盧梭說人天生就有“憐憫心” (compassion), 亞當 斯密說人都有原初的“同情心” (sympathy), 中國人說“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 這些人本善的說法雖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但所言的“天生良心” 極其脆弱, 在一定的社會環境里, 并不能引導大多數人的善良行為。一個人跌倒在馬路上, 走過幾十個行人也未必有人出手相助的, 便是這樣。
因此, 良心的社會性又可以理解為人們在特定環境中的一種聯系方式。在一個公共道德良好的環境里, 個人的良心由于與他人的交往和互動而在向善行為上變得清晰和明確起來的。這樣的良心對人的社會參與和行為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例如, 一個人見死不救, 就會被別人鄙視, 這樣一來, 利他也就更容易成為習俗性的良心行為。良心所指導的不僅是他自己的個人行為, 而且也是那些與他分享同一看法的其他人的行為, 因此能形成一種良性的群體聯系。
公民社會是一個適宜于形成和維護這種良性群體聯系的公共環境, 沒有相當的共同道德, 這樣一個公共環境是無法想象的。政府權力靠吏治的力量無法形成公民社會。由于民眾的個人良心是在公民社會里發揮作用的。政府沒有壓制公民良心的權力, 因此, 在愛琳照相館這樣的案例中, 呈現對立的不是個人良心與政府權力的沖突, 而是個人良心與某種集體良心的孰輕孰重。法律判決中由公民組成的陪審團, 他們的良心理應優先于個人良心,不僅如此, 由于法律是由民選的代表們制定的, 所以也可以說法律表達的是大多數選民及其代表們的共同良心。

公知在社會中“管閑事”, 毀譽參半。這就像一個人面對社會中不公正的事情, 站出來仗義執言, 往往會招致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一種是贊嘆他的良知和道德勇氣; 另一種是指責他利用事件作秀, 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后一種反應從“利益” 來解釋人的行為, 包含著這樣三個信條: 一是人沒有不計算自己私利的, 所以這個人也不能例外。二是私利與良心是絕然排斥的, 只要有私利就不能叫良心。三是既然人人有利己之心, 那就人人無良心, 良心只是子虛烏有、自欺欺人的東西。這對理性的犬儒主義和虛無主義很有市場, 因為它幫助不能憑良心做事的人有了合理的解釋, 大大減輕了心里的不安, 不安說明他們還有良心, 至少也是良心未泯。
逐利成為當前社會的普遍行為準則: 只要有私利, 便不會有良心, 只要有利可圖, 不必在意良心。良心到底是什么呢? 在功利主義者那里, 根本無須深究這個問題, 因為答案很簡單, 也很清楚, 良心是騙人的和騙自己的東西。
但是, 人類歷史上, 無數人, 其中許多是富有智慧的人確實在不斷思考良心究竟是什么。雖然至今還沒有一個能被所有人接受的觀點, 但也不是沒有一些已經被許多人接受的看法。
有人認為, 傳統良知論不能直接成為現代社會的倫理, 因為傳統良知論的良心是一種直覺的感知, 而現代社會倫理則更多地依靠理性的思考。然而, 事實上現代社會中大多數有良心知覺,并在行為上受良心引導的人未必都學習過現代倫理, 或有多少倫理知識。他們仍然像歷史上的人類一樣, 在日常行為中接受或感覺到某種道德直覺的影響, 即使沒有良心行為, 也會因為不能有這樣的行為而感到良心不安。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一些很有現代倫理, 或者很善于思想的人卻未必會有良心行為, 由于他們善于理論和思想, 反倒更容易平息心里可能的良心不安, 甚至根本消除這種不安。許多人知善而無作為,不是沒有良心感覺, 也不是沒有道德知識和思考能力, 只是利益當前, 權衡之下, 利益更重要一些罷了。
人類使用“良心” 這個說法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 開始的時候, “利益” 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個因素, 更重要的似乎是“知識”。知識越不重要, 利益也才越重要。良心(conscience) 一詞是從拉丁文conscientia 一詞來的, 原來的意思是一種“默契的知識”。默契也就是不用說出來, 大家都知道, 或者至少都心里有數。由于大家都知道, 都心里有數, 所以不說出來又照樣有分量,有影響和約束力。然而也正是由于只是默契, 所以這種知覺往往不過是感覺, 是一種大致的、模糊而不甚清晰的東西。
這種默契的、不甚清晰的道德感覺需要在具體的境遇中被實際運用時, 才會明確起來, 因此, 良心是什么往往顯現在具體境遇的故事里, 而不是在哲學家、倫理學家的論說中。說故事因此成為一種特別適宜于思考良心問題的選擇。故事里的良心特別清楚地顯現出一種與道德原則有關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中、西大眾文化中都有許多生動的勸善故事代代相傳。
良心并不只是一些基本的、被權威經典規定的道德原則, 如《圣經》里的十誡, 儒家的仁義、廉恥, 或者民主人權的自由、平等、尊嚴, 而是將這些原則運用到具體的事情特殊場合中去的實際事例。在這類事例中, 如何運用基本原則則是不確定的, 甚至是有疑問的。良心在這種不確定和疑問中作出是非、對錯的判斷和決定。因此, 良心可以說是用已有的原則來決疑, 而非設定與基本原則不同的原則。例如, 現代憲政政治的基本道德原則是,公民有言論的自由, 人們反對政府以一個人合法的言論來治他的思想罪, 并不是要另立新的原則, 而是將這一原則運用于這個具體的人和這件具體的事情。根據已有原則得出的結論是, 這么做錯了。在一般情況下, 說出這個結論并不會有什么風險, 因此不是良心行為。但是, 如果說出來可能有風險, 會跟自己的利益過不去, 但還是要說出來, 那便成為一個良心行為。
在網上讀到一篇《理直氣壯講政治改革, 沒啥可怕》的報道, 介紹十八大代表、中央黨校副校長陳寶生做客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時對政改的看法, 著重于黨員干部教育培訓、政治體制改革、黨內民主、黨建質量等問題。前不久, 《人民日報》也發表了《深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文章。政改似乎已經成為一個開始受到重視的問題。
政治改革的意義當然不全在于遏制和防止權力的腐敗、提高執政黨的信譽和政府權力的正當性, 也不是單純為了加強或鞏固一個政權。政改的意義更在于要為整個國家開創一種“好生活”和“好社會” 提供更好的制度保證。從根本上說, 政治改革應該是政體改革的一部分。政體包括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 政體的制度和政體的公民文化, 制度與公民文化的一致使得政體的治理形式與政體對公民的教育效能之間有一種密不可分的關系。
政體不僅是政治的制度, 而且更是與這種制度相聯系的公民群體生活方式。這樣的公民群體生活方式體現、維持、再生一種可以稱作為“國民性” 和“好生活” 的特征。國民性是具有普遍相似性的價值觀、公民素質、稟性、道德準則、行為規范。政體的制度與國民性, 這二者的必然聯系使得“治理” 與“教育” 不可避免地結合在了一起。一個好的政體造就普遍優秀的公民群體,而一個不好的政體則是國民道德淪喪的主要原因。政體決定“好生活” 的實質內容, 因此, 不改變好生活的理念與內容, 便不能說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改。“文革” 后撥亂反正的政改就曾經對中國人的好生活理念發生過積極的影響。“文革” 時期的政體曾經有它自己的所謂“好生活” 教育, 當時,“斗私批修觸及靈魂”、“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強制性的“上山下鄉”、“接受工農兵再教育”, 這些都曾經是實現“好生活” 的途徑和手段, 也都教育人們什么是好的生活。然而, 這種強制的好生活充滿了欺騙、權術、暴力和恐怖, 它給無數的人帶來的不是幸福, 而是深重的苦難。
我們拒絕“文革” 政體的好生活教育, 并不僅僅是因為這樣的“好生活” 讓無數人吃盡了苦頭, 使得他們個人的生活很不幸福, 而且還因為, 這樣的“好生活” 是以威權和強制的方式強加于人們的。就算主掌至高權力的是一位真正的賢者, 他難道就可以為所欲為, 合理合法地安頓我們所有人的靈魂, 強制安排我們每一個人的好生活嗎? 這種威權主義的“好生活” 是一種國家主義的好生活, 它所強調的共同的善和個人的善都是以反個人為中心坐標的。
我們今天期待政體改革, 就其對社會和人民的教育作用而言,應該期待它幫助形成一種以人為本的公民觀念。它應該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個人觀念和公民權利之上。它的中心是人, 因此具有民主政治的特征。它從每個人的自由、理性、尊嚴出發, 把共同的善和個人的善都看得非常重要, 但是, 它反對以一種善來宰制另一種善。
這樣的好生活, 它所追求的幸福不等于個人感覺的快樂不快樂, 它必須包含群體共同認可的基本核心價值。生活在不良政體中的人們往往對幸福不能形成正確的觀念, 這并不是說他們不能感覺到某種快樂, 而是說他們的幸福感會被極度扭曲。人在共同的社會生活中, 通過追求和優化價值和人生意義來實現自己的幸福生活, 脫離了價值, 便無“幸福” 或“好” 可言。真正的政治改革會幫助人們發現, 他們以前感覺到的幸福或好生活原來是不夠的, 甚至是起源于扭曲的價值觀的錯誤觀念。
倫理學家凡 維克(Robert Van Wyk) 說: “一個好生活必須至少包含兩個部分, 幸福以及不要在尋找幸福中上當受騙。” 人越是容易受騙上當, 就越不容易找到真正的好生活。如果政改能夠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方向, 讓人民知道, 政改不只是為了一個政黨保住它的統治權力, 而是為了全體中國人和他們的子子孫孫開創一個以正義為幸福目標的政治體制, 政改不僅有利于一個政權, 也同樣要幫助民眾變得聰明起來, 更明白如何當好國家的主人, 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共同幸福和好生活。這樣的政改, 那才能真正做到公義當先、理直氣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