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的同學會：張曉風代表作系列（簡體書）

孤意與深情
我和俞大綱老師的認識是頗為戲劇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聽他演講，活動是李曼瑰老師辦的，地點在話劇欣賞委員會，地方小，到會的人也少，大家聽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對我而言，那是個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臺去找他，連自我介紹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師辦公室那套破舊的椅子上繼續向他請教。
俞老師是一個談起話來就沒有時間觀念的人，我們愈談愈晚，后來他忽然問了一句：
“你在什么學校？”
“東吳——”
“東吳有一個人，”他很起勁地說，“你去找她談談，她叫張曉風。”
我一下愣住了，原來俞老師竟知道我而器重我，這么大年紀的人也會留心當代文學，我當時的心情簡直興奮得要轟然一聲燒起來，可惜我不是那種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訴他我就是張曉風。
然后他告訴我他喜歡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認為深得中國文學中的陰柔之美，我其實對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啟齒，由于年輕和膚淺，我把許多好東西寫得糟極了，但被俞老師在這種情形下無心地盛贊一番，仍使我竊喜不已。
接著又談了一些話，他忽然說：
“白先勇你認識嗎？”
“認識。”那時候他剛好約我在他的晨鐘出版社出書。
“他的《游園驚夢》有一點小錯，”他很認真的說，“吹腔，不等于昆曲，下回告訴他改過來。”
我真的驚訝于他的細膩。
后來，我就和其他的年輕人一樣，理直氣壯地穿過怡太旅行社業務部而直趨他的辦公室里聊起天來。
“辦公室”設在館前路，天曉得俞老師用什么時間辦“正務”，總之那間屬于怡太旅行社的辦公室，時而是戲劇研究所的教室，時而又似乎是振興戲劇委員會的免費會議廳，有時是某個雜志的顧問室……總之，印象里滿屋子全是人，有的人來晚了，到外面再搬張椅子將自己塞擠進來，有的人有事便徑自先離去，前前后后，川流不息，仿佛開著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這里做學術上的或藝術上的打尖。
也許是緣于我的自私，我自己雖也多次從這類當面的和電話聊天中得到許多好處，但我卻并不贊成俞老師如此無日無夜地來者不拒。我固執地認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賴的，即使是嫡傳弟子，復述自己言論的時候也難免有失實之處，這話不好直說，我只能間接催老師。
“老師，您的平劇劇本應該抽點時間整理出來發表。”
“我也是這樣想呀！”他無奈地嘆了口氣，“我每次一想到發表，就覺得到處都是缺點，幾乎想整個重新寫過——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寫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寫一個新的！”
“可是，想想舊的還沒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這真是可怕的循環。我常想，世間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沒有寫下什么，大概執著筆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師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幾分生氣，世間有些胡亂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則對晚輩而言近乎“殘忍”，對“造孽”的人歷史還有辦法，不多久，他們的油墨污染便成陳跡，但不勤事寫作的人連歷史也對他們無可奈何。倒是一本《戲劇縱橫談》在編輯的半逼半催下以寫隨筆的心情反而寫出來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談起，她也和我持一樣的看法，她說：“唉，每天看訃聞都有一些朋友是帶著滿肚子學問而死的——可惜了。”
老師在世時，我和他雖每有會意深契之處，但也有不少時候，老師堅持他的看法，我則堅持我的。如果老師今日復生，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辯駁的事便是堅持他至少要寫兩部書，一部是關于戲劇理論，另一部則應該至少包括十個平劇劇本，他不應該只做我們這一代的老師，他應該做以后很多年輕人的老師……
對于我的戲劇演出，老師的意見也甚多，不論是“燈光”、“表演”、“舞臺設計”、“舞蹈”他都“有意見”，事實上俞老師是個連對自己都“有意見”的人，他的可愛正在他的“有意見”。他的意見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無論如何，我十分感動于每次演戲他必然來看的關切，而且還讓怡太旅行社為我們的演出特別贊助一個廣告。
老師說對說錯表情都極強烈，認為正確時，他會一迭聲地說：“對——對——對——對——”
每一個“對”字都說得清晰、緩慢、悠長，而且幾乎等節拍，認為不正確時，他會嘿嘿而笑，搖頭，說：
“完全不對，完全不對……”
令我驚訝的是老師完全不贊同比較文學，記得我第一次試著和他談談一位學者所寫的關于元雜劇的悲劇觀，他立刻拒絕了，并且說：
“曉風，你要知道，東方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點相同的都沒有！”
“好，”我不服氣，“就算比出來的結果是‘一無可比’，也是一種比較研究啊！”
可是老師不為所動，他仍堅持中國的戲就是中國的戲，沒有比較的必要，也沒有比較的可能。
“舉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亞和中國的悲劇里在最嚴肅最正經的時候，卻常常冒出一段科諢，——而且，常常還是黃色的。這不是十分相似的嗎？”
“那是因為觀眾都是新興的小市民的緣故。”
奇怪，老師肯承認它們相似，但他仍反對比較文學。后來，我發覺俞老師和其他一些年輕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頭來各人還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師生，也仍然是師生。
有一陣，報上猛罵一個人，簡直像打落水狗，我打電話請教他的意見，其實說“請教”是太嚴肅了些，俞老師自己反正只是和人聊天（他真的聊了一輩子天，很有深度而又很活潑的天），他絕口不提那人的“人”，卻盛贊那人的文章，說：
“自有白話文以來，能把舊的詩詞套用得那么好，能把固有的東西用得這么高明，此人當數第一！”
“是‘才子之筆’對嗎？”
“對，對，對。”
他又贊美他取譬喻取得婉委貼切。放下電話，我感到什么很溫暖的東西，我并不贊成老師說他是白話文的第一高手，但我喜歡他那種論事從寬的胸襟。
我又提到一個罵那人的人。
“我告訴你，”他忽然說，“大凡罵人的人，自己已經就受了影響了，罵人的人就是受影響最深的人。”
我幾乎被這怪論嚇了一跳，一時之間也分辨不出自己同不同意這種看法，但細細推想，也不是毫無道理。俞老師凡事愿意退一步想，所以海闊天空竟成為很自然的事了。
最后一次見老師是在文藝中心，那晚演《上本白蛇傳》，休息的時候才看到老師和師母原來也來了。
師母穿一件棗紅色的曳地長裙，襯得銀發發亮。師母一向清麗絕俗，那晚看起來比平常更為出塵。
不知為什么，我覺得老師臉色不好。
“《救風塵》寫了沒？”我趁機上前去催問老師。
老師曾告訴我他極喜歡元雜劇《救風塵》，很想將之改編為平劇，其實這話說了也有好幾年了。
“大家都說《救風塵》是喜劇，”他曾感嘆地說，“實在是悲劇啊！”
幾乎每隔一段時間，我總要提醒俞老師一次《救風塵》的事，我自己極喜歡那個戲。
“唉——難啊——”
俞老師的臉色真的很不好。
“從前有位趙老師給我打譜——打譜太重要了，后來趙先生死了，現在要寫，難啊，平劇——”
我心里不禁悲傷起來，作詞的人失去了譜曲的人固然悲痛，但作詞的人自己也不是永恒的啊！
“這戲寫得好，”他把話題拉回《白蛇傳》，“是田漢寫的。后來的《海瑞罷官》也是他寫的——就是給批斗了的那一本。”
“明天我不來了！”老師又說。
“明天下半本比較好啊！”
“這戲看了太多遍了。”老師說話中透露出顯然的疲倦。
我不再說什么。
后來，就在報上看到老師的死。老師患先天性心臟肥大癥多年，原來也就是隨時可以撒手的，前不久他甚至在計程車上突然失去記憶，不知道回家的路。如果從這些方面來看，老師的心臟病突發倒是我們可能預期的最幸福的死了。
悲傷的是留下來的，師母，和一切承受過他關切和期望的年輕人，我們有多長的一段路要走啊！
老師生前喜歡提及明代一位女伶楚生，說她“孤意在眉，深情在睫”，“孤意”和“深情”原來是矛盾的，卻又很微妙地也是一個藝術家必要的一種矛盾。
老師死后我忽然覺得老師自己也是一個有其“孤意”有其“深情”的人，他執著于一個綿邈溫馨的中國，他的孤意是一個讀書人對傳統的悲痛和擁姿，而他的深情，使他容納接受每一股昂揚沖激的生命，因而使自己更其波瀾壯闊，浩瀚淼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