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的瓦解：從“以經為綱”到“以史為本”（簡體書）

導言 “后經學時代”的經學

第一章 章太炎的“新經學”
第二章 中國：成為“歷史”
第三章 胡適之：從“以經為綱”到“以史為本”的完成
第四章 孔子與六經的分離
第五章 經學的史料化與經學的瓦解

結語 為往圣繼絕學 

由此言之，“六經皆史”之所謂“史”，非今人之言“歷史”，而指史官之所職。官師合一，史官所職，即一代典憲，所以說“六經皆先王之政典”，而認識到這一點，便必須“貴時王之制度”，“必求當代典章，以切于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①章學誠的“經”，定位于過去的“先王政典”，即過去的圣王之法。在這一意義上，仍然沒有背離古文家的精神。
章太炎言“六藝，史也”，其“史”之義，本與章學誠同。
但是，在《馗書·清儒》中，章氏接下來以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的數理之學言《易》，又云《詩》若《薄伽梵歌》，《書》若《富蘭那》神話，《樂》猶《饈馬》、《黑邪柔》，②則都是從原始文明的角度，也就是所謂“神話”的角度來解釋此數經，易言之，章氏之“史”，不止是“史官”之史，而且是 “歷史”之史。
正因如此，章氏在自注中加了一句話：“人言六經皆史，未知古史皆經也。”③古代史官所記述的那些歷史性的陳跡，都是 “經”。就此而論，則經與史完全混合為一。如果說在章學誠那里“六經皆先王政典”，經即先王史官所職，那么，在章太炎這里，他進一步將“六經皆史”之“史”，由官書而視為歷史。1910年《教育今語雜志》載章太炎的白話文演講《經的大意》，說得更加清楚： 《尚書》、《春秋》固然是史，《詩經》也記王朝列國的政治，《禮》、《樂》都是周朝的法制，這不是史，又是什么東西？惟有《易經》似乎與史不大相關，殊不知道，《周禮》有個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經》原是卜筮的書。古來太史和卜筮測天的官，都算一類，所以《易經》也是史。古人的史，范圍甚大，和近來的史部有點不同，并不能把現在的史部，硬去分派古人。這樣看來，六經都是古史。所以漢朝劉歆作《七略》，一切記事的史，都歸入《春秋》家。可見經外并沒有史，經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經。
正因如此，章氏言經學之功能，有云：“魅鬼，象緯，五行，占卦之術，以宗教蔽六藝，怪妄！孰與斷之人道，夷六藝于古史，徒料簡事類，不日吐言為律，則上世社會汗隆之跡，猶大略可知。以此綜貫，則可以明進化，以此裂分，則可以審因革。”②此語《檢論》因之未改。斷以人道，夷經為史，是章太炎的基本主張，在這一主張中，六經的意義，在于使 “上世社會汗隆之跡”，大略可知。這里經學之意義，已完全轉化為史學之功能。尤其是接下來之言“明進化” 與“審因革”，以傳統古文家之見，六經為不同的圣王之法構成，鄭玄之后，彌合了這些古圣王之法的矛盾，作為圣王法集合的六經，可以通經致用，而對章太炎而言，六經以綜貫，可以明不同歷史時期的進化過程，六經以裂分，可以探研不同圣王之法的因革過程，章太炎與其前的鄭玄、章學誠不同，不在于他們都將六經看成“史”(官書)，而在于他們對 “史” (官書)的態度，鄭玄將六經視為“法”，旨在使六經之法貫通而為一圓融整體，可以繼續求致太平之跡。章學誠將六經視為“史”(官書、政典)，旨在闡明“官師合一” ，使人重當世政典，考求古經新用。而章太炎不但視六經為“史 ”(官書、政典)，更重要的是，以“歷史”的眼光、態度來看待六經，因此，六經一變而成為“上世社會”的實錄。在這一意義上，章氏之六經，已經不止是“史”(官書、政典) ，而且是 “歷史”。對“史”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對“歷史” 的理解只有一個，那就是遙遠的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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