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人類五千年文明的傳承與交流（簡體書）

（一）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寫給大眾的簡明世界通史；
《文明史》初版于1963年，是20世紀最偉大的史學家布羅代爾獨力撰寫的一部通史，初衷是為法國16到18歲的中學生提供一部用全新的史學方法編寫的教材，幫助青年讀者“在理解歷史的同時，直面他們即將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二）簡潔權威的經典史學著作，也是為大眾讀者接受的暢銷簡明世界通史；
《文明史》各個部分自成一體，既考察過去，又論及不遠的將來，兼有章節簡約和內涵豐富之長，以最前沿的史學觀念，最精準簡潔的文筆，全景解析人類文明大趨勢：讓青年讀者初步了解經濟與社會的現時問題，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沖突，初步了解文明的多樣性。
（三）已被譯為10多種語言，入選國內外權威媒體評選的必讀書單，《世界報》、《觀察家》、《獨立報》、《圖書館雜志》、《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世界權威媒體一致推薦；
（四）由威廉·麥克尼爾（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史》作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美國著名社會史學家、世界體系理論開創者）、塞繆爾·亨廷頓（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文明沖突論”提出者）等大師推薦給大家；
（五）全新修訂，50周年紀念版。初版50年后，歷經多次修訂，中文版根據全新修訂的法文版翻譯審校，由中信出版社整體策劃推出“50周年紀念版”，與麥克尼爾《世界史》、雅克?巴爾贊《從黎明到衰落》、霍布斯鮑姆的《霍布斯鮑姆年代四部曲》以及托尼?朱特《戰后歐洲史》共同組成“中信史學大師暢銷經典”系列。

中譯本序
常紹民
不知道布羅代爾之名何時傳入中國，較多介紹肯定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筆者初聞其大名是在1980年，張芝聯先生在北大歷史系主辦的系列講座“青年世界史學”上介紹法國年鑒學派，布羅代爾是講述的重點。許多年過去了，知道布羅代爾的人越來越多，談論布羅代爾的人也越來越多，而且不限于史學界。布羅代爾成為受國人關注最多的幾位當代西方學者之一。終其一生，除大量論文外，布羅代爾主要撰寫了以下著作：《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簡稱《地中海史》）、《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以下簡稱《物質文明》）、《法蘭西的特性》，以及他的史學文集《論歷史》等，均已有了中文譯本；他這本寫給青少年的《文明史》，歷經兩年的翻譯，今天得以與讀者見面了。翻檢當今學界，有此幸運者能有幾人？
布羅代爾無疑完全配得上這種幸運。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他成為法國史學的化身和標志性人物，在西歐學界也享有崇高地位。不止一位評論家這樣斷言：如果諾貝爾獎專設史學獎，那么布羅代爾在世時無疑是最具競爭力的一位。即便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人們談起他來仍滿懷尊崇之情。“史學界有了難以超越的布羅代爾，所以我就轉而從事其他行當。”不止一次親耳聽到地位絕對不算低的法國教授這么說。至少在筆者聽來，他們不是在戲言。
布羅代爾的著作開始大量介紹到中國時，他在人生和學術方面都步入了暮年。幾部代表作被譯介過來時，他本人已歸土為安（布氏于1985年11月27日去世）。這幾部代表作中，最先出版中文版的是《物質文明》（三聯書店，1993年），其次是《法蘭西的特性》（199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一部《空間和歷史》，后一部《人與物》上下兩冊于1996年出齊），最后是《地中海史》（商務印書館，1996—1997年），此時離這部經典之作問世已有整整半個世紀的時間了。布氏的著作早已有英譯本及其他十來種文字的譯本，但國人真正了解他的學說和思想靠的還是中譯本。據說我國史學大師吳于廑先生在去世前夕不忍釋卷的就是英文本的《地中海史》。但誠如不少人所言，他的著作篇幅宏大，博大精深，讀起來太過困難。固然，此前大量文章、專著談論過布羅代爾及其著作，但據筆者粗淺所知，且不說法文原版，在中譯本問世之前，通讀過布氏任何一部代表作的人即便說有也寥寥無幾。（時至2000年，權威性中文歷史刊物《世界歷史》在其卷首語中仍在對從未讀過布氏著作而奢談年鑒學派的現象提出批評。）
我們一直回避使用“了解”或“理解”這樣的字眼。從其幾部著作在中國銷售的情況看，或許不少人現在閱讀過《地中海史》，尤其是《物質文明》（這部書在國內賣掉了數萬冊），但從迄今發表的論文、專著看，泛泛介紹者多，鉆進去求得了解者少，同時誤讀現象時常可見。在某種程度上與其著作被引入的先后順序有關，人們談論《物質文明》的多，談論《地中海史》的少。不算太少的人把《物質文明》視為布氏的代表作；不算太少的文章在談論、引用《物質文明》時，關注的是他的所謂結論：資本主義等于市場經濟，因為當時國內討論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問題余波未平。這就在相當程度上把布羅代爾庸俗化了。順便說一下，20世紀80年代就有不少文章說，年鑒學派已經衰落、分化了，進入了窮途末路。事實是否如此，尚值得商榷。至少在法國，年鑒學派各大家的著作仍赫然擺在圖書館和書店突出位置。即便在人口不多的小國荷蘭，譯成荷蘭文出版的年鑒學派的著作在書架上就占了好幾排。倒不如說，“年鑒學派”一詞已不必多提，因為作為當今法國史學界的龍頭老大，它的地位經呂西安?費弗爾、馬克?布洛赫和布羅代爾等幾代人的努力已根深蒂固，不必像早年布洛赫等那樣要為“新史學”而大聲疾呼。至于研究范圍的擴大，更無可厚非。年鑒學派從中世紀入手突破舊史學的重圍，為了改變舊史學偏重政治史、君王史的陋習而力倡社會經濟史、精神史，并在方法上力求歸納融合一切有利于史學研究的方法，以致給人造成了一種假象，似乎在年鑒學派筆下人物失去了地位，歷史失去了趣味，基本的事實不再為人關注。這是斗爭的要求。布羅代爾撰寫《文明史》，后輩史學家勒華-拉杜里撰寫在法國竟成為暢銷書的《蒙塔尤》，勒高夫撰寫《圣路易傳》，表明歷史在年鑒學派筆下同樣也會具有魅力。
在西方學術界至今仍保持著一個好的傳統，既重視書本和理論知識，也重視田野工作。研究中國的人如果沒有在中國待過一段時期，很難被視為一個合格的漢學家。透視布羅代爾的成長道路，也可看到這一點。這位曾任法蘭西學院院士的史學巨擘生于1902年8月24日。他的童年時代是在洛林鄉下度過的，熟悉有關農業、植物、樹木、家畜飼養等鄉村生活。長大成人后，本來一心一意研修醫學的他迫于父命進了巴黎大學歷史系，并逐漸喜歡上了歷史學和地理學。大學畢業后，他選擇了教師這一職業。1923—1932年，他在地中海彼岸的阿爾及利亞任中學教師，并開始對地中海地區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利用假期遍游了除埃及以外的地中海諸國，出入多個國家的檔案館，得以“全面認識”地中海的地理景觀和它的歷史作用，萌發了以地中海為題撰寫博士論文的念頭，并為此收集了大量相關材料。1935—1937年，他在巴西圣保羅大學度過了他自稱“很重要的時期”。在這里他體驗到了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社會形式，“對地中海歷史得出了一種嶄新的認識”，因為“遠離故土產生的新奇感……能幫助你更加全面地理解周圍的事物”。在其思想趨于成熟的這段時期，布羅代爾結識了正在為“新史學”而奮斗的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呂西安?費弗爾，并被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于1929年創辦的具有革命意義的新雜志《經濟和社會史年鑒》（1946年更名為《經濟、社會和文明年鑒》）迷住了。他本意是從政治史和外交史的角度撰寫博士論文（《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政策》），但現在一個全新的地中海史逐漸成形。
就在布羅代爾準備動筆寫作其思索已久的博士論文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打響了。布羅代爾應征入伍，駐守馬其諾防線，結果被德軍俘虜。在孤獨、沉悶、難以忍受的五年戰俘營生活中，身體得不到自由的布羅代爾在精神上卻神游波瀾壯闊的整個地中海，并把心得體會記在已獲釋難友寄來的練習本上。實在難以想象，這部旁征博引，涉及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和加泰羅尼亞文等多種文字，初版長達1300余頁，內容龐雜、卷帙浩繁的巨著，是在監獄中幾乎全憑記憶完成初稿的。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1947年，這篇題為《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國家博士論文獲得通過。兩年之后，即1949年，該書分兩卷正式出版。
筆者無力對布羅代爾的整個學說及其著作進行深入、全面的評價，在此我只想重點介紹他兩部不同風格的著作：一是其成名之作《地中海史》，一是《文明史》。
首先談一談《地中海史》。誠如布羅代爾夫人所言，它是布羅代爾最負盛名的著作，其重要性非其另幾部著作所能比擬。該書獲得好評，主要不在于作者在收集、分析資料方面所下的功夫（雖然這一點同樣令人欽佩），不在于作者由此得出的異于常人的結論，而在于它精辟地論述了一個地區（地中海地區）和一個時代（菲利普二世時代）的歷史，在于它所使用的方法。在這部長達150余萬字的洋洋大作中，作者從總體史學的思想出發，努力把16世紀后半期即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在位時期（1556—1598年）的地中海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在作者筆下，地中海不再是一個毫無生機的海洋，而是一個充滿激情和生命的歷史人物。按照作者自己的說法，該書的寫法是：把歷史事實按照三種具有連續性的記載來寫，或者按照三種不同的樓梯臺階，或者說按照三種不同的時間計量單位來寫。具體說來，全書共分為三個部分，“每部分自成整體，單獨闡明一個問題”。第一部分題為“環境的作用”，根據地理觀察的框架和脈絡仔細尋找了地中海歷史上局部的、不變的、重復的事物，即“具有規律性的事物”，論述的是它同周圍環境的關系史。第二部分題為“集體的命運和總的趨勢”，可以說是一部社會史或群體和集團史。這是一種處在地理環境之上而又有別于它、節奏緩慢的歷史。該部分重點考慮的是“這些深海暗流怎樣掀動了地中海的生活”。第三部分題為“事件、政治和人”，屬于傳統歷史學的部分，敘述的是個人規模的歷史。“這是表面的騷動，是潮汐在其強有力的運動中激起的波濤，是一種短促和動蕩的歷史。……這是所有歷史中最動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險的歷史。……它們……對歷史的深層只是蜻蜓點水。”這三個部分也就構成了作者所說的長、中、短三個時段。它們構成了歷史樂章的多個聲部，因為在布羅代爾看來，“歷史應該是一首能夠用多個聲部唱出的、聽得見的歌曲”。按照這樣的結構和安排，書中首先用大量篇幅討論了地中海地區的自然地理狀況，進而探討了該地區的經濟社會狀況和文化生活，最后涉及16世紀中晚期該地區的政治史。為了闡明地中海的全貌，作者廣泛運用了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政治學、民族學和經濟學等多學科研究方法，把宏觀分析與微觀考證有機地結合起來，立體、生動地再現了所述時代地中海和相關地區人類的全貌，揭示了它的命運，向人們展現了一部在時間軸線上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體時間三個層面，在空間上不同尺度交錯坐標共同演繹的歷史。《地中海史》甫一出版即引起轟動。費弗爾稱它“為我們開辟了新的視野……具有革命的性質”。這一評價并不過分。從它對歷史學及相關學科的發展來說是如此，從對年鑒學派的發揚光大來說更是如此。年鑒學派的主要貢獻或者說主要特點在于倡導總體史學（histoiretotale，所謂“真正唯一的歷史是全部的歷史”），這樣的歷史包括人類社會的各個層次：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宗教的，諸如此類；倡導比較研究；倡導打破學科界限，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用到史學研究之中。凡此種種，在《地中海史》中都得到了完滿的體現。年鑒學派的創始人馬克?布洛赫和費弗爾都是不可多得的史學家。兩人也都撰寫過一些優秀的史學著作，如布洛赫的《封建社會》、《法國農村史》和《具有魔力的國王們》，費弗爾的《拉伯雷的宗教：16世紀不信神問題》、《一種命運：馬丁?路德》和《大地與人類演化》等。雖然這些著作運用了他們積極倡導的新史學方法，但難以說是體現年鑒學派史學范式的典范之作。布羅代爾的《地中海史》在研究深度、廣度和成就上明顯超過了其精神導師。此書也奠定了他作為年鑒學派旗手和第二代領袖的地位。相比之下，他的另兩部著作，《法蘭西的特性》屬于未竟之作，被國人大加推崇的《物質文明》著重探討的是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是在《地中海史》基礎上的發展，且過于瑣碎，在方法論上也沒有什么突破。因而，要了解布羅代爾，了解其學說思想，必須從《地中海史》入手。
《文明史》是布羅代爾最后一部被譯成中文的重要著作。這部書初版于1963年，寫作初衷是為法國16到18歲的男女中學生提供一部用全新的史學方法——年鑒學派方法——編寫的教材。全書計約40萬字，分為三大部分（中譯本作上、中、下編）25章。第一部分“文明釋義”著重敘述了有關文明與文化的理論問題。它首先“確定文明的概念，但是在闡明概念時，它要強調指出賦予預想的研究學習的形式，每一個列舉出的整體均包括三個基本成分：基礎，發展的基本因素，文明實際的特殊方面”。第二部分“歐洲以外的文明”分為三個小部分，分別介紹了“伊斯蘭與伊斯蘭世界”、“黑色大陸”（非洲）、“遠東”的文明。第三部分“歐洲文明”同樣分為三個小部分：“歐洲”、“美洲”，以及“另一個歐洲：莫斯科公國、俄羅斯和蘇聯”（敘述東歐和俄國的歷史）。以《地中海史》等鴻篇巨制蜚聲學術界的布羅代爾力圖借這部作品，說明和示范如何講解在所有人文科學中要求最嚴格、最新穎、最稀奇的歷史學。然而，它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的教科書，是一部堪稱經典的學術著作。
首先，作為教材，這一著作旨在說明和示范如何講授“在所有人文科學中要求最為嚴格、最新穎、最稀奇的歷史學”。要做到這一點，一項基本原則是要讓接受教育的對象產生興趣，賦予歷史令人怦然心動的特點，使歷史“永遠興趣盎然”。講授歷史，首先要會講故事。“由研究歷史轉向教授歷史就像由一個河道轉向另一個河道……切記教學不要受你個人作為研究者偏好的影響”，要力求公正。“為了孩子，我一向鼓吹平鋪直敘、形象、電視系列片、電影，即大體上傳統的但又改進了的適合于媒體的歷史學。”因而，撰寫歷史尤其是歷史教科書的人同時應該是“語言大師”，寫作態度要極其認真，“要始終堅持不懈地從頭至尾地反復重寫，直到同時找到最準確最簡潔的思想表達方式，直到文如‘泉涌’為止”。然而，當時法國教育的現實，卻是在中學低年級班講授新史學。在第二階段，直到中學結業班，才講授傳統史學，即敘述、事件、年代、戰爭。曾經當過教師的布羅代爾非常不贊成這樣劃分課程，力主把步驟顛倒過來：“假如由我負責，直至一年級，我教授傳統史學，敘述史學：講講，停停，解釋更重要一些的事件，不時地略提一下社會學、社會經濟等方面的見解；在中學結業班，我集中講‘新—新史學’和‘新—新—新史學’。”這樣才能使尖端的歷史學富有生機。教學的目的是要學生“發現視角，發現過去時代的真實性，發現它所包含的方向和意義，發現種種連續更迭，給它做出標識，立下標桿，賦予它第一個可以辨認的面貌”，是要幫助他們“在理解歷史的同時，直面他們即將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應當說，這是一種理性而富有創見的思路，它也至少部分上匡正了人們認為布氏只注意結構、局勢而忽略人物、事件的誤解。不過，由于法國史學界和教育領域斗爭的復雜性（請參見本書法文版前言），布氏的這一著作未能真正列入中學教材。
作為一部史學著作，本書具有以下主要特點：第一，它是由當代最有名的一位史學家以一人之力撰寫的一部通史。在當代，隨著學術分工的細化，也出現了學科碎化的狀況。最有影響的通史類著作如《劍橋世界史》系匯集多人之力而成。這樣做的好處是每一章每一節都可以延請最有名的專家，保證書稿的質量。但其弱點也非常明顯：各個部分自成一體，難以會通；這樣的著作往往具有學術性，而失去了史魂，即思想。布氏的這部書不然。它是在大量汲取各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按照布氏自己的理論體系，即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及總體史學觀念，寫成的一部通史。用法國著名史家莫里斯?埃馬爾的話說，它“給了我們一部名副其實的世界史”。第二，寫作方法獨特：全書各個部分自成一體，而又有著有機的聯系；融古與今于一體，既考察過去，又論及不遠的將來。第三，論述深刻：全書第一部分關于文明與文化問題的理論論述深刻而獨特，予人以啟迪。書中各章雖比較簡約，但其內涵比許多長篇巨作還要豐富。讀讀關于非洲、拉丁美洲的章節，你不能不擊節嘆服，在我們眼中雜亂無章的內容，竟可以寫得那么好。而在不少方面，如關于東歐的章節，作者顯示出遠見卓識。第四，布羅代爾給人的印象是總愛關注小的問題，盡管他具有常人不及的宏觀視野。《文明史》向人展現了另一面。正因為如此，截至去年，此書在法國仍在重印，英文、意大利文、德文譯本也受到了好評。中文版的翻譯出版，能夠讓人們對年鑒學以及布氏本人有更全面的了解。
下面略述一下翻譯情況。由于布氏追求的是“最準確最簡潔的思想表達方式”，行文洗練、有力，概括性強，因而翻譯難度較大。從方便讀者的角度考慮，譯者適當增加了一些注釋。為了保證譯文質量，在根據法文版翻譯完畢后，我們又據英文版（理查德?梅因譯，1993年企鵝叢書版）逐字逐句校訂了全部譯文。盡管如此，譯文中難免仍有不少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教正。
翻譯工作由馮棠、張文英、王明毅和常紹民承擔。常紹民校改了全文。譯稿尚未完工，年僅40余歲的馮棠先生就因病不幸去世，令人痛心疾首。我們謹在此表示無盡的哀思。

序
費爾南·布羅代爾
要使有關歷史教學的爭論重新活躍起來，只要提一下去年9月16日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oisMitterrand）演說時的一句話就足夠了。演說無疑只要求重新掀起高潮。
這是一場由來已久的爭論，總能使歷史教學更叫座，而從不會讓人對歷史漠不關心。它提起了公眾的興趣，使之比以往更加醉心于歷史；提起了政治家的興致，使之不得不跟上時代。記者，尤其是歷史教師更不能無動于衷。這是一場老調重彈的爭論，沒有什么新的貨色，然而它的圈子卻在不斷擴大。所有爭論都可隨心所欲地進行。論戰挾著炮聲而至，就像一支支精良部隊。
在原則上，這場爭論只關涉小學（初等）教育和中學（中等）教育的課程問題。奇怪的是，對于前者，人們幾乎只字未提；對于后者，人們提到的較多，勝過對其真正的研究。事情還關系到這些學校的災難或所謂災難問題，這是根據人們所說的我們孩子的惡劣成績來斷定的。但是這些結果本可以或一直是完美的嗎？1930年前后，一家歷史雜志就已經熱衷于在豐富的蠢話錄專欄中，列舉中學生愚蠢可笑的過錯。可是在那個時代，正統教育是通過馬萊-伊薩克（Malet-Isaac）的神圣教程進行的——那么多好爭論的人今天對它大唱贊詞。
最后，批評家對史學本身發展帶來的各種各樣的形式進行了攻擊。對一些人來說，忠實于敘述并受敘述支配的傳統史學，毫不吝惜地將日期、英雄的名字、大人物的事跡與武功，一股腦地塞進學術論文中；對另一些人來說，“新”史學自我標榜為“科學”，著重關心的是長時段，而忽略了對事件的研究，所以應對那些教學法的失敗負責，此乃真正的災禍，至少導致了對歷史編年的不可原諒的遺忘。這場古今之爭（QuerelledesAnciensetdesModernes）是不是無足輕重呢？在一場只與教學法有關而與科學理論無關的爭論中，很多問題和“犯罪”被掩蓋起來，而沒有得到闡明。
問題難道真的就這么復雜嗎？你在中學面對的，首先是未成熟的孩子，而后是成年人。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的時刻，必須對教育進行改革，無論歷史學還是其他學科都是這樣。問題是要知道如何把要講授的問題分配到前后連貫而又各不相同的學年。一開始學生還是孩子，最后，他們變成了成年人。適合于孩子的東西，對成年人不適合，所以對課程必須作出區分。問題在于如何進行區分，為此就要有一個全盤的計劃，區分出緊急與需要，而且要有指導性的理解力。
為了孩子，我一向鼓吹采取平鋪直敘的方式，使用各種圖片、電視系列片和電影，也就是說講授總體上屬于傳統的但又經過改進、適合于媒體的歷史學，對媒體，孩子們已經養成了習慣。我現身說法。像我這一代的所有大學教員一樣，我曾長期擔任公立中學教師，除了結業班或委托給我的會考外，我總是要求教六年級，即教10歲至12歲的孩子。這是美妙的、本能地令人驚嘆的聽眾，在他們面前，人們能使歷史像用一盞神燈一樣，一段一段不斷地展現出來。在這一過程中，主要的問題是幫助他們發現一種透視感，發現過去時代的真實性，發現它所包含的方向和意義，發現種種連續接替，給它做出標識，立下標桿，賦予它第一個可以辨認的面貌。如果一個才智中等的學生不能確定路易十四相對拿破侖所處的年代，或但丁相對馬基雅弗利所處的年代……我自己會感到非常震驚的。希望逐漸獲得的歷史感能夠有助于盡可能地減少混亂！但是我還希望流暢易懂的敘述能夠自然而然地向人們展現各種場面、各種景致和各種整體視野！我們身處這樣或那樣的具體的場合，在威尼斯、波爾多，或者在倫敦……作為學生，除了記住年代外，還需要學習詞匯：學會準確運用各種詞語，準確地描述抽象的與具體的東西……學會準確運用一些關鍵概念：社會、國家、經濟、文明……所有這些都要做到盡可能地簡單。要求具備基本的年代知識，確定杰出的、重要的甚或可憎的人物處在什么年代，將其置于他們的時代背景之中。
我們現在到了分界線的那一邊，面對著年輕人。他們今天比起我們在他們這個年齡時可能更自由，不過也更不幸。他們有造反精神，而事實上，正是社會，正是世界，正是生活方式，在他們周圍發生著變化，把他們卷入運動，讓他們受到壓制，使他們怒火中燒。也許他們比起完成學業時的我們少些敏悟性，少些書卷氣，但他們同樣富有智慧，肯定更有求知欲。那么，他們應接受哪種歷史話語（discourshistorique）呢？
在法國，我們的課程非常荒謬：一年級時給他們灌輸1914年到1939年的世界，而后結業班時給他們灌輸1939年以后的世界。這個龐大的世界被講述了兩次，但卻是一個政治的、戰爭的、典章制度的、沖突的世界。也就是說，講了一大堆編造的年代、事件。我看不上有馬一樣記憶力的歷史學家，他生就經得起對這一大堆一環套一環的通常平庸乏味的事實的全部提問，并且保證成功……我在《當代》（LeTempsprésent）上看到這類教科書中最新出版的一部，據說是上乘之作。我覺得它很有用，寫得相當不錯，但靠不住，令人失望。對資本主義，對經濟危機，對世界人口，對歐洲以外的文明，對沖突背后隱含的深刻原因而不是沖突本身的過程，它沒有說一句有價值的話。
這等丑舉源自何方？源自國民教育部的一紙荒謬決定。就個人而言，我一向主張，只在中學結業班課程中進行新史學基礎知識的傳授。新史學是各種各樣的人文科學的有意識的歸并。各種門類的科學注視著、解釋著現實的世界，試圖讓混亂變得清晰起來，可以為人理解。我認為我們的年輕人必須在18歲，在準備從事不論何種職業前夕，要初步了解經濟與社會的現時問題，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沖突，初步了解文明的多樣性。舉一個簡單明了的實例吧，他們要能夠閱讀嚴肅的新聞日報，理解讀到的內容。
然而事與愿違。新史學被安排設置在低年級去上，在那里它顯然起著破壞作用。除此之外還能有其他結果嗎？
最后，兩種形式的歷史話語被錯用到不同的地方，一個針對公立中學新入學者，一個針對公立中學畢業生，結果對雙方都帶來了有害的后果。由此出現的明顯的混亂，因1968年以來教師奪取的自由權而愈益加劇。教師們滿懷著世上最美好的愿望，選擇這一部分課程，而對另一部分不聞不問。由于繼任的教師隨心所欲選擇自己喜愛的內容進行教學，學生們度過了整個學校生涯，卻未聽到歷史的這一重要部分或那一重要部分，更談不到能夠按編年線索連續性地了解歷史了。
唉，在教給我們孩子的歷史中，也產生了數學或文法教學中所產生的那種情況……為什么要用被肢解得零零碎碎的知識，去講授一個本為整體的主題呢？尤其是，接受教育的對象是10歲的小孩子，他們只不過能掌握普通計算，只有個別人多少年以后才能學到高等數學。語言學學習像土豆地里野豬的嘴巴那樣把語法搞得一團糟。它用學究式的、復雜的、難以理解的，更有甚者，用不適當的語言來裝扮語法。其結果是：語法和拼寫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為人們嚴重忽略！但是應對這些不恰當的言行負責的，既不是語言學，也不是高等數學，更不是新史學。它們做它們應當做的。它們不關心教什么或不教什么給這種或那種年齡的學生。既然如此，該負責的乃是那些編制學校課程計劃的人的知識野心。他們好高騖遠。我很高興他們本身雄心勃勃，但是面對他們所負責的學生，他們應竭力使之簡單，哪怕——尤其是因為——這是個難題。
我在尋思這場討論在多大程度上會引起意大利讀者的興趣。然而，如果好好思考一下，這場爭論的實質卻意義深遠，不可等閑視之。有誰能夠否認歷史學的強烈作用呢？當然，歷史學不應陷于始終應該批判的杜撰民族主義神話的行為之中，也不應一味沉湎于我所鐘愛的人文主義之中。重要的問題在于，歷史學是一個至關緊要的組成部分，沒有它民族意識就無法維持下去，而沒有這種民族意識，就不可能有獨創的文化，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無論在法國還是在意大利，情況都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