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首富伍秉鑒（簡體書）

病逝廣州，基業凋敗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已逾古稀之年的伍秉鑒躺在病榻上，神情恍惚，回首往事，內心不勝唏噓、感慨。伍家世代經營，終于搭建起龐大的金錢帝國，不想竟一朝傾覆。為商者的命運與國運大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數十年來，伍秉鑒夙興夜寐，一邊辛苦經營，一邊暗暗祈禱，希望國泰民安，政策百年不變。惟其如此，伍家才能基業長青。不想終究是天不遂人愿。
戰爭一開始，伍秉鑒就病倒了。受時局和戰事影響，伍秉鑒的身體狀況時好時壞。好的時候，在仆婦攙扶下，能到外面走走；最壞的時候，臥床不起，大口喘息。
而今，隨著《南京條約》簽訂，伍秉鑒心知大勢已去，行商氣數將盡，病情陡然加重。一連數日，伍秉鑒昏昏沉沉，水米不思。伍紹榮急得團團轉，和幾個哥哥輪流守候父親。
“爹啊，您不要想不開，就算怡和行沒了，不做行商了，咱們的銀子也賺足了，往后的日子也不愁吃不愁穿……”伍紹榮寬慰道。
伍秉鑒雙目緊閉，半晌沒有言語。不知不覺間，一滴清淚滑過眼角。活到這把年紀，還能有什么想不開？更何況伍紹榮說的也是實情，伍家的銀子早賺足了，即便不做行商，國外還有其他產業可保子孫衣食無憂。
話雖如此，感傷還是有的。然最令伍秉鑒感傷的，不是基業凋敗，行商“財路”將盡。此時的伍秉鑒，內心充斥著不甘、失落、絕望……
伍秉鑒嘴唇微微蠕動，伍紹榮連忙附耳過去。
“去，把我的頂戴拿來……”伍秉鑒喘息著道。
伍紹榮忙吩咐仆婦去取，一邊內心狐疑：父親一向行事低調，早年雖捐得三品頂戴，卻很少上身，更不曾招搖過市。此時，父親要這頂戴做什么呢？
伍紹榮正自怔想，仆婦已將頂戴取來。“爹！”伍紹榮輕輕喚了一聲，將頂戴捧給父親。伍秉鑒慢慢睜開眼，抬起枯瘦的手臂，將捧在兒子手里的三品頂戴接過，細細地摩挲著。忽然，伍秉鑒渾濁、晦暗的雙眸變得明亮，眼神里充滿了恨意。伍秉鑒雙臂一甩，用盡全身的力氣，陡然將頂戴摜到地上。
“爹啊，您這是何苦呢？！”伍紹榮道，連忙將滾落在地的頂戴撿起。伍秉鑒再度閉上雙眼，一語不發。此時的伍秉鑒，胸膛劇烈起伏，大口大口的喘息著。對一個身患重癥的病人，剛才那一下，消耗了他太多精力。伍紹榮見狀，伸手在父親胸前一遍遍撫過。
過了半晌，伍秉鑒終于緩過來，苦笑道“想我花費數萬……捐得這三品頂戴……可到頭來有什么用呢？”
時人只知伍秉鑒是商人，很少有人知道，其曾捐得三品頂戴。在古代，捐官是一種較普遍的行為，且由來已久。據史書記載“秦得天下，始令民納粟，賜以爵”，發展到西漢，已成為一種制度。及至唐、宋、元、明，都有捐官的現象。特殊時期，捐官可以緩解政府財政困難，但在另一方面，也很容易造成官員賣官鬻爵，貪污腐化。
對于一國統治者，若不加限制，一味靠捐官來提高財政收入，無異于飲鴆止渴。然這種不正之風不僅沒有止息，反而愈演愈烈。到清帝國時期，捐官制度發展到頂峰，與科舉制度并行存在，互為補充，為很多想做官，卻無真才實學的人，提供了捷徑。
清朝捐納，有明碼標價，是一種公正、公開的行為。據統計，清朝官員有六成出自捐納。除了捐官，士民還可以捐國子監的監生，也就是“花錢買文憑”。這并不僅僅是昏君掌權時才有的現象。康熙在征討準噶爾時，軍費短缺，也曾啟動此制度，鼓勵富民捐官。詔令一出，民間響應者眾多，僅山西就有一萬多人捐官。到乾隆時期，更有明文規定，二十石百米就可捐個縣丞，如此低廉的價格，使北京城里幾乎所有旗人都混了個一官半職。嘉慶一朝，國庫虛空，捐納之風更盛，人數達到二十二萬之多。
細說起來，雍正朝最有名的三個總督李衛、田文鏡、鄂爾泰，沒一個是通過科舉考試考上的。其中李衛是典型的巨款捐官，至于鄂爾泰和田文鏡，一個是沾了祖宗的光，一個是監生出身。最初，“科舉”出身的官員是不與“捐納”出身的官員一起排班站立的。漸漸地，“捐納”出身的官員越來越多，在人頭上占據了絕對優勢，“捐納”出身的官員也就沒了這種優越感和忌諱。
所謂“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任由不正之風盛行，國家怎能興盛？清帝國抑制工商業發展，卻將一國最為重要的官吏制度當做生意，從中謀取暴利。由此可見，清朝落后于西方，逐步衰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任何一種生意想要做大，首要的一點，要滿足市場需求，滿足消費者訴求。人人都想當大官，高官厚祿，香車寶馬。清朝的捐納制度，極大限度的迎合了中國人“官本位”的思想。捐納之風最盛時，伍秉鑒也“跟風”一把，斥巨資為自己捐了個三品頂戴。伍氏此舉，并非是虛榮心作祟，從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種無奈之舉。
財經作家吳曉波曾說“對商人的蔑視，對工商從業者的蔑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曾經是東、西方世界的共識。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描述說：對商業現象，對市場秩序的厭惡，并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隱晦不明的反感。一個賤買貴賣的人在本質上就是不誠實的。財富的增加散發著一股妖邪之氣。對生意人的仇視，尤其是史官的仇視，就像有記錄的歷史一樣古老。”
在封建社會，商人的地位并不高，甚至一度被視為“賤民”。所謂“士農工商”，在“四民”中，商人排在最后。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大多奉行“重農抑商”之策，抑制工商業發展。在統治階級看來，治理國家最基本的是要解決百姓溫飽，農業才是國之根本，而商人賤買貴賣，有投機取巧之嫌，是不值得鼓勵、提倡的。此外，一旦商人過于富有，統治者就會不安起來。明朝建國之初，沈萬三出巨資幫朱元璋修建南京城墻，又要犒賞三軍，結果不僅沒得到朱元璋寵信，反而招來禍患。
種種復雜、微妙的原因造就了商人的尷尬處境。商人雖然掙得千萬家資，生活優渥，但在社會地位上，卻比農民還不如，這自然引起很多商人心理上的不平衡。因此，在發跡之后，很多商人選擇捐官，一來為裝點門面，二來也算與官場攀上了關系，于經營有益。
伍秉鑒選擇捐官，也是為自己的生意少受一些阻力，減輕政治勢力的干涉、剝削。伍秉鑒很清楚，怡和行想要穩健發展，除辛勤經營，也要仰仗官府扶持。為此，伍家少不了銀子疏通打點。一個地位低下、受輕視的商人，在與官府打交道時，不僅毫無優越感可言，甚至沒多少話語權。為改變這種尷尬、不對等的現狀，伍秉鑒為自己捐了個三品頂戴，以此抬高身價。總之，基于多方面原因，伍秉鑒才不惜大把銀兩捐官。
銀子花了，官也捐了，卻并未給伍秉鑒帶來多少實惠。這個三品頂戴是虛職，沒什么實際權力。伍秉鑒也未因此爭取到與政府官員平等對話的權利，在統治階級眼里，被稱為“天子南庫”的行商是搖錢樹，是砧板上的魚肉，可以予取予奪。伍秉鑒一度以為自己披上了一件“政治保護衣”，最后才發現，這只是一種錯覺。面對外夷的堅船利炮，他所信賴、仰仗的清廷，不僅無法為他提供任何庇護，甚至連自己都難以保護。伍秉鑒對此失望至極。
既是如此，還要這頂戴何用？還留在這個充斥著腐敗、黑暗氣息，已是風雨飄搖的國度做什么？
精神稍好的時候，伍秉鑒開始籌措到國外生活。依照伍紹榮的意思，想舉家移居英國，不想話一出口，就遭到伍秉鑒的斥責：“英國人害得我們還不夠嗎！？”經過一番思忖、權衡，伍秉鑒決定去美國。相比面臨內憂外患的中國，美國剛獲獨立不久，形勢一片大好。與此同時，伍秉鑒的干兒子福布斯，也向伍秉鑒拋出橄欖枝，希望他能來美國幫扶、指導自己。對此，伍秉鑒始終未做回應。鴉片戰爭之前，福布斯向中國走私鴉片，伍秉鑒幾次勸阻無果，心中對福布斯十分失望，即便再艱難，他也不會投奔福布斯。
伍秉鑒原本打算，一旦病情稍有好轉，馬上動身去美國。然而，命運并未給伍秉鑒這樣的機會，伍秉鑒的病情越發糟糕，連坐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伍秉鑒內心洞明，眼看自己已時日無多，將生意上的一些計劃、打算交代給伍紹榮，又強自支撐著給遠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友人J ?P?Cushing寫了一封信，說若不是自己年紀太大，實在經不起漂洋過海的折騰，他實在十分想移居美國。
1843年7月27日，廣州開放通商，一些行商心有不甘，為保住昔時利益、地位，對自由通商政策采取種種抵制措施。這些商人被清政府壓制慣了，也不敢鬧得太大，最終只能接受現實。
1843年9月，七十四歲的伍秉鑒懷著滿腹憂患、不甘、失落……靜靜地離開了人世。
百年基業，瞬時凋敝。千古繁華，一朝風流云散。屬于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鑒的歷史緩緩拉上了帷幕。
這或許是命運對伍秉鑒的眷顧，沒讓他看到最后的慘淡。隨著伍秉鑒的離世，廣州十三行亦逐漸退出世界商貿舞臺。鴉片戰爭后，有一百多名英軍士兵在洋行前的水果店搶水果，店主攔截，被英軍劃傷。事情傳揚開來，激起廣州民眾的憤怒，當天夜里，他們決意縱火燒毀英國商館，火勢熊熊，官兵前來救火，遭到民眾阻止，密集的石塊使官兵無法靠近商館，任憑大火燃到第二天自行熄滅。
這次大火使多家洋行損失慘重。時局本不好，又遭此劫難，只余部分洋行勉勵支撐，茍延殘喘。
或許，伍家人向來不乏逆勢而起的潛質，無情的時局似乎并未對伍紹榮造成太大影響。他從此走上了一條與父輩、祖輩迥異，且飽受爭議的道路。伍紹榮憑借頭腦活泛及不俗的外交手腕，順利完成了由封建官商向買辦商人的轉型，周旋在官府和洋人間，積極籌餉、認捐，多次幫了清政府大忙，也使他本人于仕途平步青云。
對于廣州十三行，災難接踵而至。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軍吸取“教訓”，未免再有中國軍民襲擊商館事件發生，將十三行地區大片民居拆毀，只剩一片空地。這越發激起廣州民眾的憤恨，一天深夜，有民眾在被燒毀的房屋殘骸上燃起大火，大火隨風勢蔓延，很快殃及十三行商館區，至次日凌晨，英法商館亦陷入大火，火勢越來越大，已非人力所能援救，據當時南海知縣華延杰在《觸藩始末》一書描寫：“夜間遙望火光，五顏六色，光芒閃耀，據說是珠寶燒烈所至。”當天晚上，十三行地區全部變為灰燼。曾煊赫、暢旺的廣州十三行終于化作一縷煙云，消散在歷史長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