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學(第8輯)（簡體書）

“為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后化成”。對于天子的臣下和子民而言，盡心盡力地侍奉君上顯然是自己分內的差事，屬于應盡的職責。
正因為忠、敬、文直接取法于天、地、人，所以它們在王者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便獲得了一種不可更易、不可撼動的牢固地位。《白虎通·三教》說：“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為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為地教也。”忠、敬、文三教與天、地、人，不僅同構共體，同類啟發，而且也一樣亙古存在，一有人類就已經產生，未來歲月也不可缺少，于是也應該為人類千代萬世所需要和尊奉。“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六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君臣、父子、夫婦分別可以從天、地、人中尋找到自己的存在根據，六紀則分別在六合中發現了自己的終極依靠，換言之，它們都有不可撼動的本體論基礎，生活在現象世界中的人們只有遵從、服從的份兒，連懷疑之心都不必有。那么，三綱、六紀被高度本體論化、存在論化。其中雖不乏牽強與附會，但也能夠真實地透露出有漢一代儒家學者建構人倫生活秩序的積極性與迫切性。
相對于董仲舒和《白虎通》，宋代新儒家以“天理”解“三綱”及其對忠君合法性與必然性的詮釋則顯得非常籠統，往往只滿足于一種宏大敘事而不落實于具體，其議論與界說也常只停留在定性的層面，而在論點展開、細部演證方面也始終沒有超過漢代儒家的水平。程子說：“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只要是人，都必須無條件地尊奉父子、君臣之類的倫常定則。朱熹說：“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