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都屬於你（簡體書）

1.中國當代先鋒小說經典之作。1985 至1987 年，以馬原、劉索拉、徐星、殘雪、余華、蘇童等人作品為代表的先鋒小說，將中文小說的形式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徐星的《無主題變奏》更以其開創性和獨特的語言風格，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無法回避的經典，并且深刻地影響了后來王朔、王小波等人的寫作，本書為徐星唯一一部長篇小說。
2.本書先后被翻譯成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德語等多種語言，并多次再版，其中法語版獲法國梅迪希斯獎提名，中文版被《南方周末》評為2004年度十大好書。
3.中文版《在路上》。這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在路上”式的小說，不僅因為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一次又一次的旅途中，更重要的是小說所表達的精神世界，以及作者本人的生活態度，書中人物充溢著逝去時代的靈光，頹廢、傷感，又不失溫情，是過去的寫照，也預示了我們如今一脈相承的現實處境。

再版說明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再版我的長篇小說《剩下的都屬于你》，這個小說的成書時間比較早，讀者可以從故事里交代的地鐵票價推算出來早到什么程度，在我的故事里地鐵車票尚三毛錢一張，當時北京的地鐵只有唯一的一條線路，即現在被延長了的、被稱為一號線、從國貿到八寶山的線路。2004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時候，本來想校訂一下，因為忙于別的事情無暇顧及，就那樣拿給出版社了。
現在蒙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惠及再版，盡管為五臟廟的供奉仍忙碌終日，但我野心勃勃，還是覺得應該重新校訂一下以后再版，為此拖了很長時間沒有交稿，現在離合同約定的交稿時間越來越近，我一遍又一遍地重看這個小說，發現了很多幼稚，很多表述上的問題，很多意識上的不及意，它就像一個學步的孩子，但事過多年，孩子已經長大成人，美丑是它自己的造化，想想其實也沒有必要再給他做一番涂脂抹粉的整形了，不如利用這個再版的機會跟大家談談我的文學構成。
我出生于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祖父來自內蒙古喀喇沁旗，在民國時期的蒙藏學校（現在的民族大學前身）讀書，現在的民族大學仍存有他當年帶領一些學生參加學運的記錄，父親在一個民國時期的園林專科學校完成了園林學的專業教育，母親出生于一個遼寧小鎮上的基督教牧師家庭，在教會學校完成了產科接生專業的學習。父親年輕時應該是個典型的文學青年，我剛剛記事的時候，家里有很多文學書籍，他給了我很多文學教育，要求我隨著年齡的增長，背誦大量由淺入深的古代詩詞，小的時候，我在同齡的孩子們當中很以這個為榮，至今，仍有很多詩詞印象深刻，我順口就可以完整背出來。父母也沒有忽視對我的外國文學教育，小時候母親給我訂閱了《小朋友》彩色畫刊，盡管中蘇關系已經交惡，但畫刊里仍有很多前東歐國家的兒童故事，畫刊里系著紅領巾，穿著金色小皮鞋，在一面巨大的紅旗下行少先隊禮的金發碧眼的小姑娘，和插圖版通俗本少兒讀物古希臘羅馬神話故事里的人物形象，在我童年的小腦瓜里編織了很多文學幻想。童年的生活雖然算不上多優越，但也衣食無憂，我成年以后回想，理解了當時父母所承受的壓力，他們在那么大的壓力下，仍讓我享受到了他們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幸福，他們不僅尊重我的文學夢想，父親甚至還為我請了老師，斥巨資買了八十鍵的德國手風琴，和同院子里五十多個孩子比較起來，我讀到很多的課外書，那時母親對我做錯事的懲罰就是“今天你不能看書”或者“你不做好功課，今天就別看書”。
大概是在我能勉強讀懂《水滸傳》的年紀吧，“文革”來了，在“文革”的環境里，學校里什么都不學，就學會了“批判”這個那個的，和如何用漫畫手法丑化劉少奇，以及一些“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諸如此類的一堆兒歌。父親再也無暇顧及我了，記憶中他不經常在家，凡是他在家的時間就是伏在桌子上寫東西，可惜不是文學，是寫給機關里的有關部門的交代和給各種人的信，那些信分別是給很多很多年前打過交道，可能還有他少年時期的玩伴兒的，為了證明某個人在某個時間說了某話，或者證明某件事情的發生經過。他寫的時候表情悲痛，目光凝重，有時眼含熱淚，我記憶深刻，寫完封好，由我做小郵差，投遞到大街上的郵筒里，因為寄的次數太多，我很煩，有幾次我把不貼郵票的信件扔進郵筒，拿賣郵票的錢買了糖吃。父親，在您生前我沒來得及向您坦承，愿您在天之靈原諒我，值得慶幸的是，在天上，您再也不用寫那么多毫無用處讓您痛苦不堪的文字了。
一九六七冬天，我十一歲的時候，父母被下放到了不同的地方，我隨母親下放到了甘肅省慶陽縣。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加上兩天一夜的卡車山路才到達目的地，我第一次接觸到了民間，民生的貧窮破敗凋敝荒涼，文革派性中人們的粗俗野蠻盡入我童年的眼底，在心中引起了巨大的波瀾，我產生了一些對這個世界初步的懷疑，也許幼稚，但成人的世界從此不再神秘。
半年以后母親為了能讓我受到稍好的教育，把我送回北京，這時哥哥姐姐也已經去了不同的地方插隊，家里的房子已經被一對進駐到母親原單位的“工宣隊”領導夫妻住進，他們對我很友好，女工宣隊員已經懷孕，由她們安排，在北京一個我完全不熟悉的環境中一間14平米的小房子里， 我安頓下來了。
我開始了一個人在北京的獨立生活，那時我十二歲，相對于后來而言，我的美好童年生活結束了。在全國人民只能讀毛和馬列著作的嚴厲的禁令下，當然也無書可讀，我曾親眼看見一個姑娘手里拿著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車上看，被車上的一個戴著紅袖章的軍人叫到餐車上，她被叫去的一段時間里，她母親緊張得哭了，過一會兒姑娘沮喪地回來，手里的書沒了。在那樣的氣氛下，火車上眾目睽睽讀這樣的書，用現在的話來說，姑娘確實有點裝，但是姑娘長得很漂亮，軍人借反對資產階級腐朽沒落之名，把姑娘單獨叫走，也許更裝。
我的學生證比別的孩子多出了一頁紙，蠟版油印的，學校蓋著章，證明我的父母在外地，每年可以憑著這一頁小紙片兩次買火車票去探親。那時所有的人出門都需要介紹信，到北京來要憑“縣團級”以上的證明才可以買到火車票，我的學生證在同齡的孩子們中間居然意味著一種小小的特權，一年兩次的出門上路，讓我在同齡的孩子們當中顯得見多識廣，也顯得比同齡的孩子們成熟。從此我迷上了出門上路， 在路上遇到了大量窮于奔命的知識青年，他們經歷了家庭的變故，政治風云的詭詐，理想主義的破滅，頹廢虛無，酗酒打架偷偷地亂交，在完全封閉的社會環境里鼓吹著“人家外國”，議論著一堆外國文化名人的名字，向往著“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這些頹廢虛無深刻地影響了我，我覺得他們的行為舉止有一種瀟灑，引起了我的好奇，也引起了一種我內心深處向往的神秘，我追隨他們、模仿他們，從他們那兒我得到了一些以前沒有的知識，和悄悄流傳的以前從未讀到過的文學名著，甚至很多極為內部的書籍，比如德熱拉斯的《新階級》等，現在我家里仍藏有一本當年印刷的、印數極為有限的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現在它已經變成了時髦的話題，我早在四十多年前已經讀完，也許因為沒有完全理解，當年它并未像“震撼”了現在的許多人一樣的震撼我。
路上的生活讓我著迷，我在極大程度上得到了在學校里得不到的好奇心滿足，我開始逃離學校，借口看望父母，去一個人的“旅行”，出門兒后當然馬上就會變成實質上的流浪。我跑了很多地方，學會了逃票，當時知識青年的術語叫扒車，當然也學會了討飯，有時一人有時跟一些比我的大的知識青年們一起混跡人間。
另外非常值得說說一個沒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幾乎無法想象的細節，當時整個的社會生活都彌漫在斗爭當中，在廣播里，在遍布全國各地的大喇叭里，孫敬修爺爺般的、我們美好的漢語，從來沒有被那么窮兇極惡聲嘶力竭令人產生恐怖感地表達過，我可以想見假如突然公開地出現了一個溫柔的聲音，發出這個聲音的他或她很可能第二天就會因為“資產階級思想”倒霉。不知道為什么，列車上的播音員好像置身這個世界之外，她總是以一種溫柔的女性化的聲音報站，今天我給自己解析，也許出于少年人朦蒙眬朧的性意識，這類的聲音也迷住了我，也讓我經常產生出上路的沖動。
為了就近入學，我的學校也轉到那里， 剛開始的時候母親向所在單位的軍代表請假回來了一次，安頓了我的生活。她去了學校見了老師，求我當時居處附近的一家小飯館提供幫助，她每月寄糧票和錢給那家小飯館，我每天三次去那家小飯館吃飯， 也許是因為少年人長身體的緣故，似乎從來就沒有吃飽過，飯館里的一個老阿姨開始時還幫我規劃，后來發現我喜歡跟表現不好的年輕服務員（都是知識青年）一起混，她不再管我了。我很快就會把母親寄來的伙食費花光，而且磨著飯館的阿姨給我變成現金很快胡亂花光，然后就是挨餓的日子，那些饑餓的記憶至今仍舊銳利。然后，在十五到十六歲之間，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單相思初戀，這場無結果的戀愛破壞了我的全部生活，它的影響直至如今仍未消去，在我記錄個人生活的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里，有全部的記述。就這樣，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五年這七年當中，我以一種畸形的方式度過了少年生活，完成了青春期，
后來經歷了插隊，當兵，一九八一年我從部隊復原，被復轉軍人安置辦公室分配到了北京全聚德烤鴨店工作。在這之前已經被分配過一次，報到時得到的暗示，好像是要去北京郊區的勞改農場做獄警，我想來想去這份工作實在不適于我，于是謝絕了，以后的半年時間內復轉軍人安置辦沒有再理我，大概是有點對不服從分配的懲罰的意味，那時我已經二十五歲，經過近兩年農村插隊和近四年的當兵生活，多少算是已經有了些人生的歷練。
等著被重新分配的這半年時間里，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多難以想象的巨變，每天早晨七點鐘開始的、相當于現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國各地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廣播，通過半導體收音機和偶見的文革殘留下來的高音喇叭做著權威新聞發布，那時民間尚罕有電視，那時中國唯一的電視臺叫做北京電視臺，即中央電視臺的前身，全中國只有一個階層—高層，才可以享用。所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幾乎就是唯一獲取有聲新聞的途徑，現在的人們幾乎難以想象，每天早上七點鐘以后的“全國各地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以后，在這個黃金時段，會由一個鏗鏘有力的男播音員，向全中國播送一個小說—劉心武先生的《班主任》。
在這之前，我從未注意過官方的文學刊物，對我來說，那不是文學。為了配合當時的政治需要，我所見的文學，手法上仍在沿用文革，作家們都在積極投入一場訴苦大會式的哭訴，文學表達上仍然沒有可能擺脫所謂“反面人物”或“正面人物”，換句話說，你不能寫一個看不出是“好人”、“壞人”或者“主題不積極向上”的小說。如同《班主任》里給過去是黃色小說的《牛虻》重新定位一樣，當時整個社會的傳播手段極為貧乏，人們通常會從文學作品里嗅出政局的變化，我可以不過分地說：在那種情況下，文學從來沒有在中國社會里產生過那么強大的作用，這些都可以從再版的“文革”前的小說集《重放的鮮花》以及白樺的《苦戀》，劉賓雁的《人妖之間》等文學作品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力得到佐證。
以我通過上述經歷完成的文學觀和文學表達來看，我不太喜歡這類的文學，對我來說民間更接近于文學本質的、西單民主墻上的文學作品倒是被禁止被打擊的。
在這種情況下，一九八一年，我寫了我的處女作《無主題變奏》，在當時已經公開發表了作品的張辛欣的幫助下在一些藝術院校的朋友手里、主要是在中央戲劇學院和中央音樂學院傳看，我記得當時辛欣第一次看了以后非常緊張，對我說：“你寫這樣的東西，當心點兒，可別出事兒！”當時正在“嚴打”，有些人為了舉行家庭舞會就付出了坐牢的代價，在街上跟女孩兒搭訕就有可能會因流氓罪而被判刑勞教，朋友們的擔心當然不無道理。
隨著逐步漸進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一九八五年，我覺得可以在官方的刊物上試試發表我的小說，于是投給了《人民文學》，在編輯朱偉和主編王蒙的支持鼓勵下，我修改了這個小說，在七月號的《人民文學》上得以發表。
發表以后得到的最嚴厲的指責是“顛倒主流價值觀”和“反英雄”“長江黃河流淌著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英雄的血……”等等，不過當年的大形勢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起初我稍有些擔憂，但后來并沒有人身安全之憂。
就這樣，我從一個全聚德烤鴨店的清潔工，變成了一個作家。
一九八六年我跟一個朋友騎車做橫貫北南中國的旅行，回來后，就開始籌備寫這部小說《剩下的都屬于你》。我的本意是要寫一部路上小說，八九年初寫完，在四月號的春風文藝社的《中外文學》上發表出來，很快就被當時影響力、發行力巨大的中國作協《小說選刊》選載，據說在當年的某個時候，很多學生手里都有這個小說，直至清場。
讓我略有得意的是，當年這部小說令人吃驚在于，它的內容對后來中國社會的變化，以及后來中國發生的很多事情，都做出了準確的預測，從這個意義上講，它的確是一部先鋒文學作品，可惜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在當時它沒有發出它應該有的文學意義上的影響力。　
后來我去國多年，無從發表文學作品，在國外因為工作生活緊張，我也只是當做消遣偶爾繼續寫一點兒，當做這部小說的第二部第三部，到九一年，我算寫完了這部小說，因為沒有出版的壓力，寫得很隨意，權當生活記錄來寫了，寫完在全部文本尚
沒有中文版的情況下，很快就出版了法語版和意大利語版。始料不及的是，它在歐洲讀者中反響強烈，在法國和意大利出版了第二版之后，在德國出版的最初幾個月里，就被德國最大的出版社Fisher第二次買了版權，出版了第二版。
現在廣西師大出版社決定出版這個中文版，我重讀時，畢竟時過境遷，有些汗顏，有些難堪，本來想校訂一下，但是下筆時覺得困難重重，我是把年輕時的感知換成現在的呢，還是再次夸大年輕時的感知？想來想去改寫自己的小說是個不太好的事情，所以最后還是決定一字不動，交給讀者。拉拉雜雜寫下這個說明，算作給讀者一個交代吧。
這是一個路上的小說，我熱愛出門上路，直到今天，我已經漸漸衰老，但我仍熱愛上路，上路以前，我仍會像一個孩子一樣，期待著路上的新鮮感和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