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之重，評之輕》（簡體書）

自 序

做編輯有三種文字生活，一是讀，編輯以讀稿為業（讀書是另一種形式的讀稿）；二是評，有了評頭品足的意愿與志趣，稿子（書品）才能分出高低短長來，作者汲取編輯的評審意見，可望攀上更高的學理與文字的巔峰；三是寫，基本功就是寫評論，審稿意見本質上是一篇書評。這三種文字生活中，評論是最重要的職業本領，貫穿在閱讀與書寫之中。而且編輯的評論不同于圈內熟人的逢場作戲，不可輕描淡寫、花拳繡腿，必須實實在在讀原稿，針針見血發議論，大凡不會有什么廉價的贊賞，相反有的是對內容和觀點的反復推敲和質疑。如果作者與編者雙方都對某一個主題頗有研習，都持有獨家的觀點，于是兩者之間在激烈交鋒后握手言和，作品一定會氣象萬千，給讀者奉獻一部全新的杰作。錢鐘書先生《管錐編》便是一例。他在序言中寫道：“命筆之時，數請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輒發大鳴，實歸不負虛往，良朋嘉惠，并志簡端。”
在編輯的評審生活里摸爬滾打幾十年，我也逐漸悟出一些評論的路數來，一是“感”與“評”的關系，一部書稿（作品)讀下來，感觸、感動、感悟在所難免，如何述說，還得跳出“感”，直抵“評”，如果評審意見成為一則讀后感，不直接針砭書中的內容，僅僅表達讀稿的感動，勾起若干新的聯想，算不得一篇盡責的編輯評論。二是“文章”（思想）與“文字”（文采）的關系，前者注重文氣（境界）的開闔、文脈（思想）的流轉，后者看重文辭的運用，或文筆生動，或用字典雅，或旁征博引，或古趣盎然，讀來似一篇優雅的散文；但是，也有一些人片面追求文辭、隱喻，犧牲了批評的犀利和直白，顯得有些小器，甚至還會以文害義。我個人的志趣是首先對全書內容做簡要精到的歸納，條理清晰的辨析，隨后針對主體構架和核心觀點做客觀謹慎的評價，以凸顯這本書的學術價值和思想意義。我剛當編輯那會兒，學的就是這個路數的評論。三是“聚焦”與“升華”的關系，好編輯不應該滿足于對圖書內容的介紹和評價，而要立足于所評論的圖書，聯系與之相關的領域和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提出自己的觀點和見解，繼而超越原書，打造出學術創新的文本來，書評的最高境界在于超越原書作者的高度和深度。錢鐘書先生的不少學術成果就是通過書評的文本來呈現的。
我寫書評完全是因為工作的原因。屈指一算，已經36年了，編輯、策劃、主持的圖書、叢書竟有數千種之多，由此寫下的書評也有近百篇了。承蒙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六點分社倪為國先生厚愛，執意要刊行我的書評集，于是我從中挑選了19篇文章集成這本小書，也算是對自己工作的一個回顧吧。
我的書評文章幾乎都是為自己編輯或策劃的圖書所寫，之所以能寫這么多的書評，是因為在前輩編輯的指導下養成了較為“刻板”的工作習慣，讀每一部書稿都必須認真撰寫審讀意見，決不馬虎，我的審讀意見一般都要寫上幾千字，除了介紹書稿組稿成稿過程外，還會詳細地評價這部書稿的創新之處，值得改進的地方，偶爾也會談點自己的思考和意見。圖書出版后，我會將審稿意見改寫成書評送報刊發表，算是盡一份責任編輯推廣宣傳的職責。遺憾的是，因為是為完成工作而寫的文字，所以我的書評多多少少有一些固定的套路，顯得有點“八股”了。由于是不同時間段寫的文章，又發表在不同的報刊上，這個缺點過去不曾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結集成冊，便以十分強烈的方式送到別人的眼皮子下了，還是先承認為好。
收入這本書評集的19篇文章大多是評論經濟學著作的，這不僅是因為我是經濟學編輯出身，且30多年來不管工作崗位發生什么變動，經濟學編輯的底色從未褪去，每年總還是要編幾本經濟學圖書；更是因為這些書評記錄了這30多年中國經濟學的進步和發展，記錄了中國新一代經濟學家成長的足跡。我于上世紀80年代策劃和主編的“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至今已出版了數百種，它完整地見證中國經濟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以至有一段時間經濟學界有“三聯學派”之稱，也有人把“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視為中國當代經濟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我為這套叢書中的不少圖書寫過評論文章，這些圖書有中國第一部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學著作，第一部社會主義微觀經濟學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國通貨膨脹問題的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國資金流動問題的著作，第一部研究中國財政補貼問題的著作，等等。這些書評大都發表在重要的報刊上，有的還被《新華文摘》轉載過。
隨著時間的推移，讀過的書漸多，研究的問題也趨深，我對社會科學領域的一些重要問題也逐步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這多少也反映到我最近四五年寫的一些書評中。例如，在“認真梳理我們的文明根基”一文中，針對轉型國家一說，我認為從社會制度層面，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實質不能理解為“轉型”問題，它是“演化”問題，它是在億萬人民群眾偉大的改革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因此，雖然我們應該學習和借鑒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好的東西和經驗，但不可能照走西方的道路，簡單地模仿西方的模式，原因就在于我們的文明基因和根基不同于西方，它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經形成，并且不斷完善發展至今，成為我們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礎，影響和規定著我們所走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會在不斷的演化中走到自己的彼岸。又如，“中國經濟有長達70年的超常增長期”一文，在肯定原書作者關于中國地方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參與所產生積極效應分析的同時，主張對地方政府參與經濟運行時存在的負面效應，如公共服務不足、環保不力、親商傾向與公正缺失以及對腐敗的影響等等進行全面的剖析，并提出解決的辦法，進而指出“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及兩者之間的合理融合是下一步改革的重大問題。諸如此類的見解還可以舉出一些。但無論如何，相對于我所評論的那些著作來講，我的這些見解和評論總歸還是浮淺的，遠達不到與原書作者對話的層次。畢竟那些著作無一例外將長期存在于出版社的在版書目中，存在于學者的參考文獻中。這也是我經過思考后將這本書評集最后定名為《書之重，評之輕》的原因。
這本書評集所收文章的次序是按發表時間的先后，從近到遠依次排列的，文后注明了發表的報刊和發表的年月，感謝這些報刊這么多年來對我的信任和幫助。當然，我更要感謝倪為國先生對本書的編輯出版工作所付出的心血，倪先生是我所敬重的出版人，我們對出版的認識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他的序言為本書增色不少。


陳 昕
2013年中秋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