骯髒的戰爭(上下冊)（簡體書）

杰里米 斯卡希爾在本書中將我們帶入了美國的新型隱蔽戰爭中。在這些戰爭中，美國殺手遍布全球，接受來自白宮的命令，追蹤、逮捕甚至殺死總統指定的敵人。
從海豹突擊隊、三角洲部隊、前黑水公司和中情局特別行動處以及聯合特種作戰司令部抽調，這些精英士兵遍布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秘密突擊隊員活躍在100多個國家。憑借“黑色預算”，特種作戰部隊在禁入區執行任務、清除目標、羈押疑犯、指揮隱形無人機AC-130并發動巡航導彈襲擊。布什政府部署了這些幽靈士兵，美國總統奧巴馬則擴大了其業務，并賦予他們新的范圍和合法性。
《骯臟的戰爭》一書在結論中作出以下聲明：“世界是一個戰場”，斯卡希爾揭露了我們這個時代美國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從阿富汗到也門、索馬里及其他地方，斯卡希爾從前線發來這些高風險的調查報告，深入探討了美國遍布全球的殺人機器。透過這些秘密戰爭的表層，他挖掘了在黑暗中進行的、媒體范圍之外、沒有有效的國會監督或公開辯論的戰爭。同時，通過前所未有的渠道，斯卡希爾講訴了一個美國公民為自己政府所暗殺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
美國領導人將美國卷入了世界各地的沖突，讓世界舞臺極其動蕩。斯卡希爾曝光了這些進行著秘密戰爭的幽靈武士，生動地記錄了不負責任的暴力行為（現如今已儼然成了官方政策）所造成的傷亡：夜襲、秘密監獄、巡航導彈攻擊和無人機襲擊的受害者，社會各階層的人都被“疑似武裝分子”。通過這些勇敢的報告，他揭露了美國政府試圖隱藏的骯臟戰爭的真實本質。

美國記者杰里米 斯卡希爾著《骯臟的戰爭》首次披露美國政府試圖隱藏其逮捕、暗殺指定目標的秘聞

少年與表兄弟們一起坐在屋子外面，今天是他們的戶外燒烤聚會日。他的長發凌亂不堪，母親和外祖父母曾不止一次催促他去剪掉它。但男孩堅信這成為了自己的標志，而且他也很喜歡這個發型。幾周前，他曾經離家出走，但是與其他青少年的叛逆行為不同，他是在執行一項使命。他從廚房窗戶悄悄溜出，迎著朝陽走向公交車站。在留給母親的便條中，他承認從她的錢包中拿走了40美元作為往返路費，他也為此向母親道歉。他給媽媽解釋了自己的使命并乞求得到她的寬恕，而且承諾將很快回家。<br> 男孩是家中長子，不僅是在他和父母親以及他的三個兄弟姐妹組成的直系家庭中的長子，而且在由姑姑、叔叔、堂兄弟們以及外祖父母們一起組成的大家庭中，他也是最大的孩子。他是祖母最鐘愛的孫子。當有客人來訪時，他會為他們準備好茶水和糖果；客人離開后，他會清理收拾餐桌。有一次，祖母扭傷了腳踝去醫院治療。當她一瘸一拐地走出醫院治療室時，男孩站在那里迎接她以確保她能夠安全返家。“你是一個文靜的孩子，”他的祖母不止一次這么說，“希望你永遠也不要改變。”<br> 男孩的使命很簡單：找到父親。已多年沒有見過父親的他擔心如果再找不到他，父親留給自己的將只是模糊的記憶：父親曾經教他釣魚、騎馬，準備豐富的禮物為他的生日帶來驚喜，帶著他和弟弟妹妹們去沙灘或糖果店。<br> 然而，要找到父親卻絕非易事，他是一名被懸賞的通緝犯，有十多次，他都是死里逃生。強大的多國部隊欲置父親于死地的威脅并沒有絲毫動搖少年履行使命的信念。他厭倦了那些把他父親描述成一個恐怖分子和邪惡的人物的視頻，他只知道他是自己的父親，而且他希望哪怕能與父親擁有一段美好的最后時光。但遺憾的是天不遂人愿。<br> 第一次從廚房窗戶離家出走三個星期之后，男孩與他的表兄弟們在戶外舉行星光下的野餐。就在那時，他聽到了無人轟炸機迫近的聲音，繼而是導彈破空的嗖嗖聲。這是一次直接定點轟炸，男孩和他的表兄弟們被炸成了碎片。他全身只剩下了后腦勺，隨風飄動的長發仍然頑強地粘在上面。幾周前，男孩剛滿16歲，而現在，他卻被自己的政府殺害。他是兩周內被自己國家的總統下令殺死的第三個美國公民。第一個是他的父親。<br> 1 “一些人士憂心忡忡，<br> 我們千萬不能制造美國暗殺名單”<br> 華盛頓特區，2001—2002年<br> 2002年6月11日上午10時10分，9 11恐怖襲擊事件9個月紀念日。部分參議員和眾議員聚集在美國國會大廈S-407室。在場的所有人員都是美國政府一個小的精英團體的成員，法律授權他們可以接觸美國最高機密度的國家安全秘密。“在此，我特別提議，今天的委員會會議要對公眾保密，”來自阿拉巴馬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理查德 謝爾比用南部口音慢吞吞地宣布，“因為按照程序，美國國家安全內容的可能構成要素是需要對公眾公開的。”這一動議立即獲得了支持，秘密聽證會正式開始。<br> 就在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和國會情報委員會的委員們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秘密聽證會之際，在地球的另一邊，阿富汗部落領袖和政治領袖們正在召開大國民會議，會議的主要議程是確定在塔利班政權被美國軍隊推翻之后將由誰來執掌國家政權。9 11恐怖襲擊之后，美國國會授權布什政府全力追捕恐怖襲擊責任人。自1996年就開始統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已垮臺，阿富汗作為基地組織避難圣地的地位也正在喪失。奧薩馬 本 拉登和基地其他領導踏上了逃亡之路。但是對于布什政府來說，漫長的反恐戰爭之路才剛剛開始。<br> 在白宮，副總統迪克 切尼和國防部部長唐納德 拉姆斯菲爾德正在深入探討對美國下一個入侵對象伊拉克的作戰計劃。他們做好了推翻薩達姆 侯賽因政權的所有軍事準備工作。盡管事實證明伊拉克與9 11恐怖襲擊事件沒有任何關系，他們完全是以9 11恐怖襲擊事件作為借口來推進美國政府的既定戰略。布什政府執政后第一年所做的戰略決策遠不僅是征服阿富汗、伊拉克或者消滅基地組織。當時的當權者試圖改變美國推行戰爭的方式，并試圖在這一過程中為白宮創建幾支前所未有的強悍精銳部隊。依據《日內瓦公約》只能向身著制服的武裝力量或外國政府軍隊開戰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返。“世界是一個戰場”已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內新保守主義分子反復鼓吹的口號，這一口號還被放在PPT幻燈片中，用以宣傳美國將要進行的一場全面的、沒有邊界的戰爭。很顯然恐怖分子并非他們的唯一目標。這個具有200多年歷史的相互制衡的民主體系緊緊地團結在他們的瞄準鏡中。<br> S-407室位于美國國會大廈的頂樓，沒有窗戶，而且只能通過一部電梯或者一個狹窄的樓梯進入。該房間被確定為美國國家安全設施，里面安裝有精密的反間諜設備以阻止任何來自外部的偷聽或者監視企圖。幾十年來，這里曾經被用于存放中情局所做的國會議員最敏感的工作簡報，美國軍方和其他許多重要人物，以及其他許多對美國政策產生重大影響的機構都曾經在這里辦過公。許多秘密行動的指令都在這間屋子里形成并接受質詢。這間屋子是討論美國最高國家安全機密的為數不多的安全設施之一。<br> 出席2002年6月11日那次在國會山舉行的閉門會議的參議員和眾議員都將聽到一個關于美國如何挺過那場災難的故事。那次秘密聽證會的主題是重新審視9 11恐怖襲擊之前美國反恐組織構架和工作。當時，有相當一部分人指責正是由于美國情報部門之前的“多次失敗”才導致了這次恐怖事件的發生。在這次美國本土歷史上最慘重的恐怖襲擊之后，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指責克林頓政府對基地組織的威脅未能予以足夠認識和重視，才導致了布什政府上臺后美國本土的防恐能力如此脆弱。民主黨則用他們20世紀90年代打擊基地組織的歷史事實反過來指責布什政府。理查德 克拉克在這個特殊的日子出現在美國國會立法人員的面前，部分原因就是要向國會精英們傳達一種信息。克拉克曾經是克林頓總統的反恐行動掌門人，在9 11爆發之前的十年間，他一直執掌著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反恐行動小組。在此之前他還曾擔任過羅納德 里根政府專門負責情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后來又供職于喬治 赫伯特 沃克 布什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他是美國政府反恐經驗最豐富的官員之一。在參加這次秘密聽證會時，盡管他還擔任著喬治 沃克 布什總統的網絡安全特別顧問一職，但實際上他已經退出了布什政府。克拉克是民主黨執政期間成長起來的一個頗具聲望的鷹派人物，他因在克林頓時代強力推動多次秘密行動而為世人所熟知。因此他的出現給人一種布什政府欲改變之前反恐策略的感覺，即讓他來推動立法以實現軍方與情報部門在反恐行動中的聯動，這在以前會被視為非法、或者不民主的，或者簡單來說就是危險的行為。<br> 克拉克向大家描述了克林頓時期國家安全委員會內部的一個決議，當時大家擔心決議內容可能會與總統長期堅持的暗殺禁令相沖突，大家更擔心決議會讓政府重蹈以往的丑聞覆轍。克拉克認為，有“一種文化”在中情局內部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那就是當你采取大規模的秘密行動時，一旦行動出現狀況或者失控，最后它們反而使中情局落得一身騷。”<br>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秘密行動都不是很令人愉快。”克拉克告訴在場的立法人員。當時中情局精心策劃了顛覆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民粹政府（單一民族政府）的行動，向整個中美洲派遣了暗殺小組，協助暗殺了剛果民族解放運動領袖帕特里斯 盧蒙巴，并支持軍政政權和獨裁政權。暗殺行動的泛濫迫使共和黨總統杰拉爾德 福特于1976年頒布了第11905號行政命令，明確禁止美國開展任何形式的“政治暗殺”行動。克拉克說，在那個年代長大并在20世紀90年代上升到中情局權力核心的官員們“已將‘這種觀念’制度化，秘密行動讓人感覺是一種危險的、很有可能就在自己臉上爆炸的行為”。當國會特別情報委員會讓你解釋秘密行動為何變成一團糟時，白宮那些派你執行秘密任務的家伙早都不知道躲哪里去了。<br> 吉米 卡特總統對福特總統的暗殺禁令作了修正，使之更加徹底全面。他去掉了禁令中“政治暗殺行動”的限定，把它擴展到禁止參與暗殺美國的情報代理人（私人情報人員）或者情報委托人。卡特總統的行政命令規定：“任何美國政府職員或代表美國政府的人員不得參與，或者圖謀參與任何暗殺行動。”盡管里根總統和喬治 赫伯特 沃克 布什總統都繼續保留了這一禁令，但實際上兩個總統行政命令都沒有明確“暗殺行動”的具體定義。里根、布什和克林頓都對這一禁令采取了變通的辦法。例如，因為懷疑利比亞獨裁者奧馬爾 穆阿邁爾 卡扎菲與柏林一家夜總會的爆炸案有關，以實施報復為名，里根總統于1986年授權美國戰機對其家鄉發動大規模空襲。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期間，布什一世多次命令美國戰機對薩達姆 侯賽因的多處官邸進行轟炸。在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動期間，克林頓也下達了同樣的命令。<br> 克拉克向立法者們講述了克林頓政府時期暗殺和追捕包括奧薩馬 本 拉登在內的基地組織領導和其他恐怖分子首腦的計劃是如何制訂的。克林頓總統宣布暗殺禁令不適用于企圖襲擊美國的外國恐怖分子。在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遭炸彈襲擊之后，克林頓總統下令巡航導彈襲擊了位于阿富汗的疑似基地組織營地，同時還下令襲擊了蘇丹一家工廠，因為美國政府懷疑那是一家化學武器廠。結果發現那只是一家制藥廠。盡管這種危險的打擊命令是克林頓下達的，但人們還是相信這是政府迫不得已的選擇，而且只能在總統的指導下視具體情況而定。相對于這種全權授權的襲擊任務，克林頓白宮政府要求對被提交的每一項行動方案都要做全面審查，在法律框架范圍內，由總統簽署“致命追捕”命令，授權軍方采用致命武器在全球范圍內追捕恐怖分子。然而，克拉克說，扳機很少被扣動。<br> 克拉克承認克林頓執政時期所下達的定點清除命令“看起來與猶太法典非常相似，就好像一系列非常奇怪的檔案”，他又補充道，為了最大限度縮小行動涉及范圍，所有行動都要經過精心設計，執行過程也是非常小心謹慎。“政府，特別是司法部門不愿意全盤否定暗殺禁令，他們希望總統不斷擴張的授權暗殺行為能夠得到一定限制。”他繼續補充道，克林頓執政時期的定點清除行動看起來就像是“一次小范圍內的演員選拔活動。我認為這是因為政府并不希望徹底廢除暗殺禁令而去制造美國暗殺名單”。<br> 當時國會中最有權力的民主黨人士之一、眾議員南茜 佩洛西告誡密室中的同事們不要在公開場合談論任何被列為高度機密的、關于采用致命武器搜捕恐怖分子的授權備忘錄。她說，這些備忘錄“被認為是國會最高層之間最絕密的通知形式。特別是……我們今天在這里所分享的信息”。她警告不能對媒體有任何泄露，她補充道：“我們絕不可能（對外界）確認、否認或承認備忘錄的內容。”有人問克拉克是否想過美國應該強化暗殺禁令。“我覺得你在確定授權打擊范圍時應該非常謹慎。”他回應道，“我覺得以色列當年的大范圍暗殺行動并不是一個成功的經驗，現在也不會是——這種暗殺行動當然未能消除恐怖主義，也未能阻止恐怖主義組織在他們打擊過的地方繼續如野草一般瘋狂發展。”克拉克說，在克林頓政府時期，他們也下達過定點清除行動指令，但是這些行動都是非常“外科手術式”的，而且這樣的行動也只是個案。“我們不想開創情報部門在將來可以隨意確定暗殺名單并常規性地參與相當于暗殺行動的惡劣先例……司法部門、白宮和中情局的一些人士憂心忡忡，我們千萬不能制造美國暗殺名單，否則，這將會變成一個永無休止的慣例，我們只需要不斷地添加姓名上去，然后派出大量行動小組去執行暗殺任務。”<br> 盡管如此，克拉克依然是克林頓政府反恐委員會中積極鼓動中情局在執行致命搜捕任務時應該更加激進的少數官員之一，他還鼓動他們在他所設置的權限內盡可能地挑戰暗殺禁令。“隨著9 11的爆發，”克拉宣布，“我們在此之前的所有建議幾乎都被采納。”<br> 所有建議，以及更多建議都將很快被執行。<br><br> 拉姆斯菲爾德和切尼積極吸收新保守主義的主要成員加入布什政府，他們在克林頓時代有效地扮演了影子內閣的角色——在右翼智囊團任職，為主要反對黨和情報外包商服務，協助反對黨重新執政。這些人主要包括保羅 沃爾福威茨、道格拉斯 菲斯、大衛 阿丁頓、史蒂芬 坎博內、劉易斯 利比、約翰 博爾頓和埃利奧特 艾布拉姆斯等人。他們許多人在里根和老布什執政時就已鋒芒初現，而拉姆斯菲爾德和切尼兩人的發跡則更可以追溯到尼克松時代。他們許多人都是在美國極端分子所謂新美國世紀計劃（PNAC）的保護下制訂前瞻性政策最活躍分子。盡管克林頓政府曾發動了對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并且在世界其他許多地方實施了一系列空襲行動，他們依然指責克林頓政內閣簡直就是一個軟弱的和平主義政府。他們認為克林頓政府的軟弱極大地削弱了美國的全球優勢，從而致使美國如此脆弱。他們認為20世紀90年代是“無視戰略防御”的十年。長期以來，新保守主義叫囂重新思考美國國家利益和其世界地位，他們認為，隨著“冷戰”結束后成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美國應當更加張揚地在全球范圍內彰顯自己的實力，重新繪制世界政治地圖，不斷擴大帝國的勢力范圍。他們核心觀點是巨額增加軍費開支，早在擔任國防部部長期間，切尼和他的助手們就已于1992年完成了他們的計劃制訂工作。受到新保守主義的新美國世紀計劃報告高度肯定的切尼國防計劃指導草案“為維持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抑制競爭對手的崛起，按照美國利益和原則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提供了藍圖”。沃爾福威茨和利比是切尼國防計劃指導草案的核心起草人員，指導草案強調美國必須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為此美國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抑制“一切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潛在競爭對手，即便是覬覦其區域性或全球的主導地位也不可以”。<br> 然而，新保守主義的這一計劃卻遭到了老布什政府中更有權勢力量的摒棄。具體來說，這些人主要包括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 鮑威爾將軍、白宮辦公廳主任詹姆斯 貝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倫特 斯考克羅夫特等人。由于切尼和其他新保守主義遭遇了巨大挫折，相對于草案中強烈的帝國主義語氣，最終的“國防計劃指導”的語氣言辭緩和了許多。<br> 十年后，甚至還在9 11恐怖襲擊事件之前，在小布什政府重獲權力的新保守主義從歷史的垃圾堆中翻出了那些臭名昭著的計劃草案并著手付諸實踐。因為要建立幾支現代化精英特種部隊，所以擴充軍備將成為這些計劃的核心內容。“新世紀，我們要建設機動靈活、殺傷力強、后勤補給需求最低的軍隊，”喬治 沃克 布什在1999年的一次競選演講中宣布，“我們必須要能夠在幾天或者幾周內，而不是幾個月內實現部隊的遠程部署。在陸上，我們的重型部隊必須更加輕便，而我們的輕型部隊則必須做到一招制敵。所有部隊必須做到機動靈活。”布什的這一演講稿正是由沃爾福威茨和其他新保守主義成員操刀完成的。<br> 新保守主義還在他們的設想中進一步主張美國應當支配全球自然資源，為此，美國完全可以與那些從中作梗的單一民族國家發生直接沖突。多個國家的政權更迭將在預料之中，特別是石油儲量豐富的伊拉克。“少數在軍隊服役的新保守主義分子成為鼓吹軍事干涉的急先鋒；還有一小部分新保守主義分子在政府機關擔任公職。”9 11之前跟蹤研究新保守主義運動興起長達十年之久的著名政論家、記者吉姆 羅比評論道。他們“不斷要求美國通過軍事力量稱霸全球，同時還普遍輕視聯合國和多邊主義”。羅比補充道：“在新保守主義看來，美國是世界上的一支正義力量；維持這一力量是一種道德責任；美國的軍事力量應當稱霸全球；美國軍隊可以干預全球，但是他們又不愿意在通過單方面行動謀求自己的利益和價值時受到多邊承諾的限制。美國應當與以色列結成戰略聯盟。他們堅稱，薩達姆必須倒臺，因為他是以色列的威脅，他也是沙特阿拉伯的威脅，因為他曾經儲存——并且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新美國世紀計劃組織成員的結論指出：“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尋求在海灣地區安全問題中扮演一個更加永久的角色。所以美國和伊拉克之間久拖不決的沖突為美國向海灣增兵提供了直接正當性，向海灣地區派遣一支強大的美國部隊的緊迫性更甚于推翻薩達姆 侯賽因政權。”上任僅僅幾個星期，拉姆斯菲爾德和切尼就開始要求美國退出克林頓在離任之際所簽署的《羅馬規約》。因為根據規定，《羅馬規約》締約國必須接受國際刑事法庭的所有裁決。他們不會容忍美國軍隊的全球行動成為國際法庭的潛在起訴對象。拉姆斯菲爾德后來寫道，甫一掌舵國防部，他就希望他的司法人員——以及美國政府其他機構的人員——應當立即商討“我們該如何推翻克林頓的簽字從而退出《羅馬規約》”。<br> 甚至就連大佬黨（美國共和黨的別稱）對外政策顧問團的許多元老們都認為這些新保守主義者是極端分子。“看到他們重新返回鎮里，當時我們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叫道，‘天哪，這些瘋子又回來了’——‘瘋子’是我們對他們的稱呼。”雷 麥戈文回憶道，他曾在中情局工作過27年，在喬治 赫伯特 沃克 布什擔任副總統期間，他曾擔任國家安全情報通報官，其實早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老布什擔任中情局局長時，他就已經在他麾下任職。雷 麥戈文說，剛一上臺，他們就急不可待地從廢紙簍里翻出了之前已被大佬黨政府中經驗豐富的對外政策領導們所摒棄的主張，他繼續補充道，那些極端主義觀點將很快“死灰復燃并被付諸實施”。新保守主義官員堅信，“我們現在有資本耀武揚威，我們應該耀武揚威。在一些敏感地區，比如中東問題上，我們必須堅持并表達自己的主張”，麥戈文說。<br> 幾十年來，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一直是一個非政府激進運動組織的核心領導人，這一組織正是在共和黨執政時期從白宮內部分化出來的。它的使命是為美國政府的行政部門爭取前所未有的權力，這樣，行政部門就可以不受監督地發動秘密戰爭、開展秘密行動以及隨意監視美國公民。他們認為，國會不但根本無權監督這些行動，而且還應當撥款資助政府的一切秘密行動。在他們看來，總統應在國家安全事務中享有獨斷權，在根據自己的理解做出最有利于國家安全的決定時無需向任何組織或個人負責。這兩人的共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969年，當時初任尼克松政府國家經濟機會局局長的拉姆斯菲爾德將剛走出大學校園的切尼招至麾下擔任助手。切尼從此開始了他在共和黨精英內閣的職業生涯，也開始走上了以其畢生精力來強化政府行政部門（總統）權力的道路。隨著20世紀70年代的一系列丑聞導致尼克松政府下臺——秘密轟炸老撾和柬埔寨、國內“敵人”名單事件、臭名昭著的“水門事件”——國會開始攻擊總統的行政特權和彌漫在政府內部的極端秘密行為。國會譴責政府對老撾和柬埔寨的秘密轟炸行為，并且推翻了尼克松對1973年《戰爭權力法案》的否決企圖，《戰爭權力法案》旨在限制總統對外派兵作戰的權力。它規定總統“在決定向國外戰場，或者根據情形明知必將成為戰場的地方派遣軍隊之前必須獲得國會的授權，且在對外派兵之后必須與國會保持定期協商，直至美國軍隊退出戰爭或者從該地區撤出”。如果未能正式對外宣戰，總統必須在48小時之內以書面形式通知國會，包括任何軍事行動中“美國派兵的必要性；所有的出兵決定都必須接受憲法和司法機關的監督；還包括對戰爭或軍事行動的規模和持續時間的評估”。切尼認為《戰爭權力法案》違反憲法，是對總統作為國家三軍最高統帥權力的侵犯，他將這一時期定義為總統權力的“低點”時期。<br> 尼克松因為“水門事件”辭職后，切尼繼續在福特政府擔任白宮辦公廳主任，而拉姆斯菲爾德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國防部部長。1975年，國會授權丘奇委員會（因其負責人、來自愛達荷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弗蘭克 丘奇而得此名）深入追查白宮不為人知的秘密行動。委員會的研究揭露了政府行政部門廣泛的侵犯行為，包括對美國公民的監視行動。丘奇委員會的調查結果顯示，行政部門在沒有司法或國會的任何監管下非法開展秘密行動。盡管福特援引總統行政特權試圖阻止，該委員會還是調查了1973年美國參與推翻智利民選社會主義總統薩爾瓦多 阿連德的統治并導致其最終死亡的事件。就在委員會調查過程中，切尼試圖迫使聯邦調查局（FBI）調查著名調查記者西摩 赫什，希望能抓到他的把柄以報復他和《紐約時報》揭發中情局對美國公民的非法監視行為。其真實目的是要殺雞儆猴，嚇唬其他記者不要繼續揭露白宮其他有爭議的秘密行動。<br> 但是聯邦調查局斷然拒絕了切尼調查赫什的要求。丘奇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最終成為切尼和他強化行政權運動的一場噩夢：可以依法監督政府情報部門行動的各種委員會相繼組成，包括政府的秘密行動都要受到國會監督。1980年國會通過一項法律，要求白宮向新一屆國會情報委員會報告政府所有間諜項目。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將試圖用他們今后的職業生涯挑戰這些法案。<br> 在卡特的自由主義政府結束之際，切尼認為總統的權力“被嚴重削弱”。在里根主政白宮期間，切尼代表懷俄明州擔任國會議員。里根曾經激進地為白宮謀求重新授權，而切尼就是當時國會中里根最活躍的支持者。正如普利策獎獲獎作家查里 薩維奇在他的《易權：帝國總統的回歸和美國民主的顛覆》一書中指出的，里根政府的司法部試圖結束“肇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國會復興”，他們撰寫了一份報告，呼吁白宮應當無視國會哪些“侵害行政部門權益的違憲”法律。相反，里根白宮政府可以利用總統聲明重新詮釋法律或頒布總統法令以繞過國會監督。20世紀80年代初，里根政府因為支持尼加拉瓜右翼勢力反叛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左翼政府而深陷其中。這場運動的核心是美國暗中支持右翼反叛勢力敢死隊。里根總統還下令軍隊挖掘尼加拉瓜周邊的港口，國際法庭因而裁決美國非法采取軍事行動。<br><div> <br></div><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