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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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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劍橋日本史》是第一套最重要的綜合展現當前關於日本史知識和研究的書籍，是知名日本學者和西方歷史學家馬里烏斯 B 詹森對日本進行深入研究的成果。這套書涵蓋從史前時期直到現在，日本在經濟、文化、外交上的重大事件和發展歷程，是學生和學者研究日本和遠東地區必不可少的參考書籍。卷5跟蹤了從晚德川時代到二十世紀初日本的基礎和政治、制度及社會發生變化的過程。
本卷《劍橋日本史(第5卷19世紀)》中日本史權威專家還討論了在十九世紀晚期封建社會受西方世界的影響及其回應。
本卷《劍橋日本史(第5卷19世紀)》中日本史權威專家還討論了在十九世紀晚期封建社會受西方世界的影響及其回應。
作者簡介
馬里烏斯 B 詹森，曾擔任華盛頓大學教授，1959 年到普林斯頓擔任歷史和東方研究教授。他在1969年成為東亞研究新系的第一主席，擔任名譽日本歷史教授，於 1992年退休。他一生著作有20多本，包括《日本和孫中山》 (1954)，《日本和中國》，《從戰 爭到和平： 1894年-1974年》(1975 年)，《日本和世界： 兩個世紀的變化》 (1981)， 等等。
譯者簡介：
王翔，日本國名古屋大學博士。現任浙江 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 “政府特殊津貼”。
譯者簡介：
王翔，日本國名古屋大學博士。現任浙江 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 “政府特殊津貼”。
名人/編輯推薦
媒體評論
王石評江戶時代（來自中國企業家）
到哈佛之後，我研究企業倫理，研究日本的江戶時代，發現我必須研究中國的傳統哲學，原來瞭解很少。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能成功，不僅是因為在江戶時代的教育普及（江戶時代日本的文盲率只有10%，1949年中國的文盲率是90%），知識份子對西方文化的接受（代表西方文化的"蘭學"在日本盛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工商階層在經濟中的主導作用，他們是支持明治維新的經濟力量。江戶時代之前，日本的商人地位比中國的還低，日本的商人地位比中國的還低，武士可以找理由拿他們試刀，殺死他們可以不用負責任。在江戶時代，已經出現了為商人確定他們社會地位的哲學家。比如說石田梅岩本身就是商人出身，最後他自己辦學自己講商人哲學，他在理論和哲學層面上，提高商人地位，也就是說商人賺錢就像武士治理好國家、農民種田豐收的道理一樣，而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無商不奸，士農工商，最後的才是商。實際上中國到了今天，也只看到吳曉波從中國商業史的角度對商人和商業思想進行梳理和反思，但是真正從理論和哲學層面來談中國工商階層的地位的，現在還沒有。
序
譯后記
在這個世界上，中國大概是最早記述和研究日本的國家。古往今來，有關日本的著作可謂洋洋灑灑，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又有人提出了“創建中國的日本史學派”，“成為研究日本史的強國”的遠大目標，可直到新世紀來臨，一般知識界對我國日本史研究現狀的評價是怎樣的呢？
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為什么沒有日本史泰斗？》的文章，批評說：
我很贊同該多了解日本，但如何了解呢？了解一個國家就要知道它的過去，但除了戴季陶、周作人、魯思?本尼迪克特等有關日本的著作，鮮有當代國人研撰的雅俗共賞的精品。為什么日本能出現白鳥庫吉、內藤湖南、宮崎市定那樣的漢學大師，而中國卻鮮有馳譽中外的日本學泰斗？難道我們就只能通過讀幾本故人的舊作，看幾部熱播的日劇，去了解一個有著深厚底蘊且不斷變化的國家？那樣的話，我們永遠只能知道“鄰居”的電器和櫻花，而不清楚“鄰居”到底是什么人。
兩年以后，2009年7月30日，《南方周末》又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外國史研究有問題，中國的中國史研究也有問題》的文章，作者寫道：
中國一所頗有名望的大學，出版了一部頗被看好的《日本史》，我請東京大學一位研究中國的教授來發表其個人的評價。由于是熟人，他也沒有辦法回避，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才說，相當于日本中小學教材的水平。如果真能達到日本中小學教材的水平，我還可以認為不錯，因為中小學教材要求提供最可靠的知識，但這位教授有一句話，讓我感到背后發冷，“他們缺乏研究”。這是他比較了日本對本國的研究和中國對日本的研究而言的。
看來，國內的日本史研究著作的普及性和公信度，真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可以看作為公眾和知識界對于日本史研究的一種迫切期待。
癥結何在呢？有學者指出：中國的日本史研究和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中的其他國別史研究一樣，史料依然是制約研究的“瓶頸”。他強調：“世界史學者必須首先是一個造詣高深的翻譯家。”這確是點到了問題的要害之所在。不在系統的日本史史料建設上下功夫，不在日本史研究的高水平著作的譯介上用氣力，中國的日本史研究要想深化是難以想象的。
本書的翻譯，就是為了達此目標而貢獻綿薄之力的一個小心嘗試。劍橋日本史作為檢驗國際日本史研究水準的一項工程，是建立在當代世界日本史研究成果的堅實基礎之上的。自從其編纂出版以來，一直被視為國際日本史研究領域的標桿，備受關注和好評。這部多卷本日本史著作的主要目標，雖然是優先考慮英語讀者的需要而提供一部盡可能完備的關于日本歷史的記錄，但對其他語言、特別是中文讀者來說，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甚至可以說是具有指導性的意義。在此基礎之上，中國的日本史學工作者或可使自己的研究事業得到有效的推進。
然而，史料建設和名著翻譯，又談何容易！早在一百多年前，王國維就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痛斥：
今之譯者（指譯日本書籍者），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無一二焉；其有國文之素養者，十無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學之真意者，以余見聞之狹，殆未見其人也。彼等之著譯，但以罔一時之利耳；傳知識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龐雜佶屈而不可讀……
對于眼前這本《劍橋日本史》的翻譯來說，王國維于百余年前所提出的“解日文之能力”、“有國文之素養”、“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學之真意”這三點要求，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雖然自信以上三項條件自己多少還是具備了的，也自詡以我認真而嚴謹的辦事態度，有助于這部中譯本達到了自感還過得去的水準，但心中仍有幾分惴惴不安，因為困難是明擺著的：《劍橋日本史》第五卷涉及十九世紀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而這又是日本歷史上最為復雜多變的一個百年，五花八門的政治制度、文學藝術、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對外關系、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有許多我也不很熟悉。可正是這些對我來說的新東西，使我譯介此書的興趣日濃。不了解的地方就查資料，各類參考書，包括百科全書類、專科辭典類、有關的研究專著、論文和通史性質的著述，等等，一批又換一批，始終陪伴在床頭案首。完稿之后，深感受益良多，真切地體會到為什么有人說“翻譯的過程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在翻譯此書的過程中，一個頗費躊躇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書中引用的日本歷史文獻，即究竟是將書中引用的日本文獻直接按英文的意思翻譯過來，還是代之以被引用的文獻原文。最后的解決辦法是，能夠找到日本文獻原文的，以原文替代；實在找不到原文的，只能徑直從英文譯出。讀者或許會發現，在有些時候，譯文的意思與日本文獻原文的意思未必完全吻合，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兩點：一是英文引文有時是從長篇大論的文章（甚至從不同的文章）中摘取相距甚遠的句子、中間加以省略號而成的，此處的翻譯只能就事論事，勉為其難；二是英文引文本身就不十分準確，以致在迻譯成中文時產生了二度失真，比如說其中的幾首日本俳句，譯作之笨拙，大概會令讀者捧腹，尚祈諸君鑒諒。
最后，我想引用《劍橋日本史》全書總序的一段話作為“譯后記”的結語：
我們這個世界需要更加廣泛和更加深入地認識日本，這將繼續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情。日本的歷史屬于世界，這不僅是因為人們具有認知的權利和必要性，同時也因為這是一個充滿興味的研究領域。
在這個世界上，中國大概是最早記述和研究日本的國家。古往今來，有關日本的著作可謂洋洋灑灑，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又有人提出了“創建中國的日本史學派”，“成為研究日本史的強國”的遠大目標，可直到新世紀來臨，一般知識界對我國日本史研究現狀的評價是怎樣的呢？
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為什么沒有日本史泰斗？》的文章，批評說：
我很贊同該多了解日本，但如何了解呢？了解一個國家就要知道它的過去，但除了戴季陶、周作人、魯思?本尼迪克特等有關日本的著作，鮮有當代國人研撰的雅俗共賞的精品。為什么日本能出現白鳥庫吉、內藤湖南、宮崎市定那樣的漢學大師，而中國卻鮮有馳譽中外的日本學泰斗？難道我們就只能通過讀幾本故人的舊作，看幾部熱播的日劇，去了解一個有著深厚底蘊且不斷變化的國家？那樣的話，我們永遠只能知道“鄰居”的電器和櫻花，而不清楚“鄰居”到底是什么人。
兩年以后，2009年7月30日，《南方周末》又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外國史研究有問題，中國的中國史研究也有問題》的文章，作者寫道：
中國一所頗有名望的大學，出版了一部頗被看好的《日本史》，我請東京大學一位研究中國的教授來發表其個人的評價。由于是熟人，他也沒有辦法回避，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才說，相當于日本中小學教材的水平。如果真能達到日本中小學教材的水平，我還可以認為不錯，因為中小學教材要求提供最可靠的知識，但這位教授有一句話，讓我感到背后發冷，“他們缺乏研究”。這是他比較了日本對本國的研究和中國對日本的研究而言的。
看來，國內的日本史研究著作的普及性和公信度，真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可以看作為公眾和知識界對于日本史研究的一種迫切期待。
癥結何在呢？有學者指出：中國的日本史研究和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中的其他國別史研究一樣，史料依然是制約研究的“瓶頸”。他強調：“世界史學者必須首先是一個造詣高深的翻譯家。”這確是點到了問題的要害之所在。不在系統的日本史史料建設上下功夫，不在日本史研究的高水平著作的譯介上用氣力，中國的日本史研究要想深化是難以想象的。
本書的翻譯，就是為了達此目標而貢獻綿薄之力的一個小心嘗試。劍橋日本史作為檢驗國際日本史研究水準的一項工程，是建立在當代世界日本史研究成果的堅實基礎之上的。自從其編纂出版以來，一直被視為國際日本史研究領域的標桿，備受關注和好評。這部多卷本日本史著作的主要目標，雖然是優先考慮英語讀者的需要而提供一部盡可能完備的關于日本歷史的記錄，但對其他語言、特別是中文讀者來說，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甚至可以說是具有指導性的意義。在此基礎之上，中國的日本史學工作者或可使自己的研究事業得到有效的推進。
然而，史料建設和名著翻譯，又談何容易！早在一百多年前，王國維就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痛斥：
今之譯者（指譯日本書籍者），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無一二焉；其有國文之素養者，十無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學之真意者，以余見聞之狹，殆未見其人也。彼等之著譯，但以罔一時之利耳；傳知識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龐雜佶屈而不可讀……
對于眼前這本《劍橋日本史》的翻譯來說，王國維于百余年前所提出的“解日文之能力”、“有國文之素養”、“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學之真意”這三點要求，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雖然自信以上三項條件自己多少還是具備了的，也自詡以我認真而嚴謹的辦事態度，有助于這部中譯本達到了自感還過得去的水準，但心中仍有幾分惴惴不安，因為困難是明擺著的：《劍橋日本史》第五卷涉及十九世紀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而這又是日本歷史上最為復雜多變的一個百年，五花八門的政治制度、文學藝術、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對外關系、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有許多我也不很熟悉。可正是這些對我來說的新東西，使我譯介此書的興趣日濃。不了解的地方就查資料，各類參考書，包括百科全書類、專科辭典類、有關的研究專著、論文和通史性質的著述，等等，一批又換一批，始終陪伴在床頭案首。完稿之后，深感受益良多，真切地體會到為什么有人說“翻譯的過程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在翻譯此書的過程中，一個頗費躊躇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書中引用的日本歷史文獻，即究竟是將書中引用的日本文獻直接按英文的意思翻譯過來，還是代之以被引用的文獻原文。最后的解決辦法是，能夠找到日本文獻原文的，以原文替代；實在找不到原文的，只能徑直從英文譯出。讀者或許會發現，在有些時候，譯文的意思與日本文獻原文的意思未必完全吻合，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兩點：一是英文引文有時是從長篇大論的文章（甚至從不同的文章）中摘取相距甚遠的句子、中間加以省略號而成的，此處的翻譯只能就事論事，勉為其難；二是英文引文本身就不十分準確，以致在迻譯成中文時產生了二度失真，比如說其中的幾首日本俳句，譯作之笨拙，大概會令讀者捧腹，尚祈諸君鑒諒。
最后，我想引用《劍橋日本史》全書總序的一段話作為“譯后記”的結語：
我們這個世界需要更加廣泛和更加深入地認識日本，這將繼續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情。日本的歷史屬于世界，這不僅是因為人們具有認知的權利和必要性，同時也因為這是一個充滿興味的研究領域。
目次
總編序
第5卷前言
導論
普林斯頓大學 馬里烏斯?B.詹森
一個終結，一個開始和一個轉型
轉型的舞臺
歷史學家與19世紀的日本
第一章 19世紀初的日本
馬里烏斯?B.詹森
將軍與攝政者
寬政改革
城鎮，旅行和城市文化
農村：增長，盈餘，以及管理的難題
西方世界的形象
綜合考察
第二章 天保危機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和文明系 哈樂德?包利瑟
天保饑饉
民眾騷亂
外部威脅
批評家及其批評
藩政改革
幕府改革
水野忠邦
餘波
啟示
第三章 德川晚期的文化與思想
芝加哥大學 H.D.哈洛特寧
遊戲的文化
文化的遊戲
嘉言懿行及其支配能力
崇拜的復興與作品
濟世救民的宗教
沿海防禦和國家富強
多元文化實踐與政治集權的勝利
第四章 外國的威脅與口岸的開放
倫敦大學 W.G.比斯利
鎖國政策面臨的挑戰
1857—1858 年的商業條約
執行中的問題
最終解決
通商口岸體制下的貿易關係
第五章 明治維新
馬里烏斯?B.詹森
內憂外患
哈裡斯條約及其後果
“尊攘”派
朝廷與幕府、大名的類型
條約口岸與外國影響
幕府的垂死掙扎
各地的改革
“王政復古”
歷史上和歷史編纂學中的明治維新
第六章 明治初期的反對派運動，1868—1885
愛荷華大學 史蒂芬?佛拉斯特
早期的農村抗議活動
明治地稅與村民抗議
“士族”叛亂
民權運動
結語
第七章 日本轉向西方
東京大學 平川佑弘 著 若 林正 譯
書的媒介：現代西方文明的初次認識
從理論到實踐：德川晚期和明治早期的出國旅行者
文科和理科的教師：明治時期雇用的外國人
西方思想和制度的日本化
資本主義精神：第一批西洋文學的譯書
回歸日本：明治年輕人中的自我意識
第八章 社會變遷
普林斯頓大學 吉伯特?羅茲曼
各種假想的再思考
社會分層
城市轉型
家庭決策
結論和比較
第九章 19世紀的經濟變化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西德尼?E.克勞科爾
19世紀初的經濟
天保改革
對外貿易的開放
明治維新：連續性與變化
經濟發展，1868—1885年
轉型及其本質
第十章 明治政治制度
W.G.比斯利
初步決策
“廢藩”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明治憲法
1890年以後的政治社會
第十一章 明治時期的保守主義
華盛頓大學 肯尼士?B.派爾
對日本啟蒙運動的挑戰
早期明治保守主義：道德需要
保守派與外國關係的問題
官僚保守主義的出現
通往工業社會的保守派
保守派的社會規劃
明治保守主義的遺產
第十二章 驅向強國地位的日本
芝加哥大學 入江昭
現代國家的外交政策
明治時期的政體與社會
國內事務與外交事務的交織(1868—1880)
國內政治與海外擴張(1880—1895)
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1895—1912)
徵引書目
詞彙索引
譯後記
第5卷前言
導論
普林斯頓大學 馬里烏斯?B.詹森
一個終結，一個開始和一個轉型
轉型的舞臺
歷史學家與19世紀的日本
第一章 19世紀初的日本
馬里烏斯?B.詹森
將軍與攝政者
寬政改革
城鎮，旅行和城市文化
農村：增長，盈餘，以及管理的難題
西方世界的形象
綜合考察
第二章 天保危機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和文明系 哈樂德?包利瑟
天保饑饉
民眾騷亂
外部威脅
批評家及其批評
藩政改革
幕府改革
水野忠邦
餘波
啟示
第三章 德川晚期的文化與思想
芝加哥大學 H.D.哈洛特寧
遊戲的文化
文化的遊戲
嘉言懿行及其支配能力
崇拜的復興與作品
濟世救民的宗教
沿海防禦和國家富強
多元文化實踐與政治集權的勝利
第四章 外國的威脅與口岸的開放
倫敦大學 W.G.比斯利
鎖國政策面臨的挑戰
1857—1858 年的商業條約
執行中的問題
最終解決
通商口岸體制下的貿易關係
第五章 明治維新
馬里烏斯?B.詹森
內憂外患
哈裡斯條約及其後果
“尊攘”派
朝廷與幕府、大名的類型
條約口岸與外國影響
幕府的垂死掙扎
各地的改革
“王政復古”
歷史上和歷史編纂學中的明治維新
第六章 明治初期的反對派運動，1868—1885
愛荷華大學 史蒂芬?佛拉斯特
早期的農村抗議活動
明治地稅與村民抗議
“士族”叛亂
民權運動
結語
第七章 日本轉向西方
東京大學 平川佑弘 著 若 林正 譯
書的媒介：現代西方文明的初次認識
從理論到實踐：德川晚期和明治早期的出國旅行者
文科和理科的教師：明治時期雇用的外國人
西方思想和制度的日本化
資本主義精神：第一批西洋文學的譯書
回歸日本：明治年輕人中的自我意識
第八章 社會變遷
普林斯頓大學 吉伯特?羅茲曼
各種假想的再思考
社會分層
城市轉型
家庭決策
結論和比較
第九章 19世紀的經濟變化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西德尼?E.克勞科爾
19世紀初的經濟
天保改革
對外貿易的開放
明治維新：連續性與變化
經濟發展，1868—1885年
轉型及其本質
第十章 明治政治制度
W.G.比斯利
初步決策
“廢藩”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明治憲法
1890年以後的政治社會
第十一章 明治時期的保守主義
華盛頓大學 肯尼士?B.派爾
對日本啟蒙運動的挑戰
早期明治保守主義：道德需要
保守派與外國關係的問題
官僚保守主義的出現
通往工業社會的保守派
保守派的社會規劃
明治保守主義的遺產
第十二章 驅向強國地位的日本
芝加哥大學 入江昭
現代國家的外交政策
明治時期的政體與社會
國內事務與外交事務的交織(1868—1880)
國內政治與海外擴張(1880—1895)
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1895—1912)
徵引書目
詞彙索引
譯後記
書摘/試閱
總編序
自二十世紀開始以來，由於這種在各卷編者指導下由多位專家所撰寫的多卷本系列著作的方式，劍橋的歷史敘述已經在英文閱讀的世界中建立起一種模式。撰寫劍橋日本史的計畫開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並於1978年宣告完成。這一任務可並不輕鬆。對於西方的歷史學家來說，日本歷史的詳細情況並不是盡人皆知的事情。日本的文化模式與西方的文化模式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專業術語和語言文字方面還存在著一些令人望而怯步的問題。然而，值得慶倖的是，在以現代概念性和方法論的術語重新闡釋日本歷史方面，國外的學者一直得到了上個世紀的日本學者們所取得的卓越成果的幫助。
在日本的文化和思想構成中，歷史一直扮演著一個主要的角色，而日本的歷史記錄也是悠久和完整的。自古以來，日本的統治者就已經在神話和歷史的傳說中尋找其合法性，而日本的思想家們也是從他們國家的過去探索出民族道德和價值觀念的體系。歷史的這種重要性還因早期階段即已進入日本的大陸文化的影響而越發加強。隨著日本人的思想意識轉為關心王朝的起源問題，隨著日本人在時間和現實方面逐漸表現出佛教的觀點，隨著日本人為了武士階級的統治尋找理由，日本的歷史表述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到了十八世紀，當時的歷史言說又需要解釋政體的神性，需要證明統治者的地位來自于他們的美德和仁慈，還需要說明政治變遷已經導致形成了一種神道教、佛教和儒教規範的高度自覺的融合。
在十九世紀，日本人開始熟悉西方的歷史表述方式，並且感覺到有必要使自己國家的歷史適合一種更為普遍的世界歷史的敘事範式。由於現代日本國家接受了它在其他國家中的位置，日本的歷史述說也就面臨著把狹隘的過去與更為普遍的現在調合起來的任務。歷史學家們瞭解了歐洲文明進程的種種往事，並把十九世紀的日本描述為脫離武士統治、重歸君主政體之下文官制度的過程，而這正是更為普遍的、世界性模式的一個組成部分。巴克爾（Buckle）、基佐（Guizot）、斯賓塞（Spencer），以及之後的馬克思（Marx），都相繼提供了歷史敘事的框架結構。
不過，二十世紀的天皇制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起到了抑制普世主義在歷史敘事中充分表演的作用。帝國領域的擴張及其意識形態的膨脹迫使歷史學家們循規蹈矩，尤其是在有關日本國家起源的問題上不得越雷池一步。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帶來了這些壓制因素的解放，取而代之的是在一段時間內對帝國的自負進行強制性的譴責。很快，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了日本學術界在研究尺度和多樣性上的種種變化。歷史研究的自由如今得到了大範圍的擴展。朝向西方世界的新開放，帶來了對於西方諸般歷史表述方式的濃厚興趣，也產生出這樣一種歷史專業，即以往那些小心謹慎並耽於考證的歷史學者們開始以更為廣闊的視野來重新思考歷史的資料。
也正是在這一時刻，對於日本歷史的認真研究開始在西方世界興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英語世界中唯一著名的關於日本歷史的綜合評述是G B 桑塞姆（Sansom）的《日本：簡明文化史》，該書首版於1931年，此後一直在銷售。英國和美國學習日本學的大學生，許多曾在戰時語言培訓專案中接受過訓練，很快就能前往日本學習遊歷，並與日本學者一起參與合作研究計畫。國際性的討論會和專題研討會所產生的多種論文集，成為了衡量日本史研究的理論焦點和敘事技巧進步的標杆。就日本國內而言，歷史學術的繁榮，圖書出版的普及，以及歷史浪漫情懷的流露，都提高了一個國家的歷史意識，見證了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種種引人矚目的變化。
1978年，作為檢驗日本史研究水準的一項工程，編纂這部日本史系列著作的計畫被提上了日程。當代西方歷史學家能夠利用現代日本歷史研究成果的堅實基礎。把這部系列著作的卷數限制在六卷之內的決定，意味著諸如藝術史、文學史、經濟史的一些方面、科學和技術史，以及地方史等一些豐富的內容將不得不忍痛割愛。本系列著作既得益於日本，也得益於西方世界那些嚴肅認真的研究及其出版物。
雖然多卷本系列著作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就在日本多次出現，但直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西方世界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日本歷史學家的數目仍然太少了，不足以支撐起這樣一項事業。雖然這樣的歷史學家的數目有所增長，本叢書主編仍然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利用日本的專家來撰寫他們持有明顯優勢的那些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下，翻譯行為本身也就包含了一種編撰合作的形式，這種合作需要歷史學家們訓練有素的技能，這些歷史學家的姓名理應得到承認和鳴謝。
展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多卷本日本史的主要目標是優先考慮英語讀者的需要，而提供一部盡可能完備的關於日本歷史的記錄。但是，日本的歷史之所以引起我們的注意，還由於其他一些原因。從某些方面來說，似乎我們對日本瞭解得越多，我們就越會被其與西方歷史表面上的相似性所吸引。關於日本歷史發展過程的悠久而連續不斷的記載，使得歷史學家們禁不住想要尋找日本與西方世界在政治模式和社會組織之間的相似之處。現代日本民族國家的迅速崛起，曾經佔據了日本和西方相當多歷史學家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專家們也都有意願指出通過似是而非的相似性而誤入歧途的危險。
我們在認識日本歷史方面所取得的顯著進步將會不斷持續並加速。關注這一重大而複雜的研究目標的西方歷史學家將會繼續努力推進自己的研究事業，他們也必須這樣做，因為日本所扮演的世界角色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我們這個世界需要更加廣泛和更加深入地認識日本，這將繼續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情。日本的歷史屬於世界，這不僅是因為人們具有認知的權利和必要性，同時也是因為這是一個充滿興味的研究領域。
約翰 W 豪爾
馬里烏斯 B 詹森
金井 圓
鄧尼斯 特威切特
五卷前言
書中日文名稱根據日語羅馬字拼法的赫伯恩系統而羅馬字化，中文名稱則依照韋德-賈爾斯系統羅馬字化。除了引用以英文寫作的日本人名之外，日本和中國的人名都遵循其本國的構成形式，姓氏置於名字之前。在存在個人姓名非止一種文本的情況下，作為專門名詞，它們將在詞彙索引表中以英文和日文兩種形式加以表現。註腳中引用的參考文獻，依據本卷末尾引用的著作目錄的作者姓名，按字母表順序排列。至於日期，在1872年日本採用西方曆法之前，日本和西方的紀年並不完全吻合。在1872年之前的紀年，一般給出的是日本陰曆的月份和日期，同時加上與之最為吻合的西方年份和月份（例如，1848年4月）。在月份和日期已經轉換為西方日期的情況下，它們則將以西方的形式加以表達（例如，1868年4月6日）。
我們衷心感謝日本基金會承擔了本卷書稿撰述及日本專家所寫章節翻譯的全部費用，還有書稿編輯與會議討論所需的花費。在本卷撰寫過程中的那些年裡，許多年輕的學者曾經通過在文字處理機上列印文稿、使術語用法規範化，以及彙編參考書目和詞彙索引等，給予了我們很大的幫助。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對於本卷編輯的幫助尤其顯得重要。盧克 羅伯茨（Luke Roberts）和李 巴特勒（Lee Butler）彙集了引用書目的清單。大衛 哈威爾（David Howell）和湯瑪斯 斯凱洛（Thomas Schalow）編譯了詞彙索引表。在此，我們謹對他們，並對斯科特 米勒（Scott Miller）和康斯坦丁 瓦帕里斯（Constantine Vaporis），特別是對本卷的各位撰寫者致以謝意，感謝他們的耐心和寬容。
馬里烏斯 B 詹森
自二十世紀開始以來，由於這種在各卷編者指導下由多位專家所撰寫的多卷本系列著作的方式，劍橋的歷史敘述已經在英文閱讀的世界中建立起一種模式。撰寫劍橋日本史的計畫開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並於1978年宣告完成。這一任務可並不輕鬆。對於西方的歷史學家來說，日本歷史的詳細情況並不是盡人皆知的事情。日本的文化模式與西方的文化模式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專業術語和語言文字方面還存在著一些令人望而怯步的問題。然而，值得慶倖的是，在以現代概念性和方法論的術語重新闡釋日本歷史方面，國外的學者一直得到了上個世紀的日本學者們所取得的卓越成果的幫助。
在日本的文化和思想構成中，歷史一直扮演著一個主要的角色，而日本的歷史記錄也是悠久和完整的。自古以來，日本的統治者就已經在神話和歷史的傳說中尋找其合法性，而日本的思想家們也是從他們國家的過去探索出民族道德和價值觀念的體系。歷史的這種重要性還因早期階段即已進入日本的大陸文化的影響而越發加強。隨著日本人的思想意識轉為關心王朝的起源問題，隨著日本人在時間和現實方面逐漸表現出佛教的觀點，隨著日本人為了武士階級的統治尋找理由，日本的歷史表述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到了十八世紀，當時的歷史言說又需要解釋政體的神性，需要證明統治者的地位來自于他們的美德和仁慈，還需要說明政治變遷已經導致形成了一種神道教、佛教和儒教規範的高度自覺的融合。
在十九世紀，日本人開始熟悉西方的歷史表述方式，並且感覺到有必要使自己國家的歷史適合一種更為普遍的世界歷史的敘事範式。由於現代日本國家接受了它在其他國家中的位置，日本的歷史述說也就面臨著把狹隘的過去與更為普遍的現在調合起來的任務。歷史學家們瞭解了歐洲文明進程的種種往事，並把十九世紀的日本描述為脫離武士統治、重歸君主政體之下文官制度的過程，而這正是更為普遍的、世界性模式的一個組成部分。巴克爾（Buckle）、基佐（Guizot）、斯賓塞（Spencer），以及之後的馬克思（Marx），都相繼提供了歷史敘事的框架結構。
不過，二十世紀的天皇制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起到了抑制普世主義在歷史敘事中充分表演的作用。帝國領域的擴張及其意識形態的膨脹迫使歷史學家們循規蹈矩，尤其是在有關日本國家起源的問題上不得越雷池一步。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帶來了這些壓制因素的解放，取而代之的是在一段時間內對帝國的自負進行強制性的譴責。很快，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了日本學術界在研究尺度和多樣性上的種種變化。歷史研究的自由如今得到了大範圍的擴展。朝向西方世界的新開放，帶來了對於西方諸般歷史表述方式的濃厚興趣，也產生出這樣一種歷史專業，即以往那些小心謹慎並耽於考證的歷史學者們開始以更為廣闊的視野來重新思考歷史的資料。
也正是在這一時刻，對於日本歷史的認真研究開始在西方世界興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英語世界中唯一著名的關於日本歷史的綜合評述是G B 桑塞姆（Sansom）的《日本：簡明文化史》，該書首版於1931年，此後一直在銷售。英國和美國學習日本學的大學生，許多曾在戰時語言培訓專案中接受過訓練，很快就能前往日本學習遊歷，並與日本學者一起參與合作研究計畫。國際性的討論會和專題研討會所產生的多種論文集，成為了衡量日本史研究的理論焦點和敘事技巧進步的標杆。就日本國內而言，歷史學術的繁榮，圖書出版的普及，以及歷史浪漫情懷的流露，都提高了一個國家的歷史意識，見證了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種種引人矚目的變化。
1978年，作為檢驗日本史研究水準的一項工程，編纂這部日本史系列著作的計畫被提上了日程。當代西方歷史學家能夠利用現代日本歷史研究成果的堅實基礎。把這部系列著作的卷數限制在六卷之內的決定，意味著諸如藝術史、文學史、經濟史的一些方面、科學和技術史，以及地方史等一些豐富的內容將不得不忍痛割愛。本系列著作既得益於日本，也得益於西方世界那些嚴肅認真的研究及其出版物。
雖然多卷本系列著作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就在日本多次出現，但直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西方世界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日本歷史學家的數目仍然太少了，不足以支撐起這樣一項事業。雖然這樣的歷史學家的數目有所增長，本叢書主編仍然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利用日本的專家來撰寫他們持有明顯優勢的那些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下，翻譯行為本身也就包含了一種編撰合作的形式，這種合作需要歷史學家們訓練有素的技能，這些歷史學家的姓名理應得到承認和鳴謝。
展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多卷本日本史的主要目標是優先考慮英語讀者的需要，而提供一部盡可能完備的關於日本歷史的記錄。但是，日本的歷史之所以引起我們的注意，還由於其他一些原因。從某些方面來說，似乎我們對日本瞭解得越多，我們就越會被其與西方歷史表面上的相似性所吸引。關於日本歷史發展過程的悠久而連續不斷的記載，使得歷史學家們禁不住想要尋找日本與西方世界在政治模式和社會組織之間的相似之處。現代日本民族國家的迅速崛起，曾經佔據了日本和西方相當多歷史學家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專家們也都有意願指出通過似是而非的相似性而誤入歧途的危險。
我們在認識日本歷史方面所取得的顯著進步將會不斷持續並加速。關注這一重大而複雜的研究目標的西方歷史學家將會繼續努力推進自己的研究事業，他們也必須這樣做，因為日本所扮演的世界角色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我們這個世界需要更加廣泛和更加深入地認識日本，這將繼續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情。日本的歷史屬於世界，這不僅是因為人們具有認知的權利和必要性，同時也是因為這是一個充滿興味的研究領域。
約翰 W 豪爾
馬里烏斯 B 詹森
金井 圓
鄧尼斯 特威切特
五卷前言
書中日文名稱根據日語羅馬字拼法的赫伯恩系統而羅馬字化，中文名稱則依照韋德-賈爾斯系統羅馬字化。除了引用以英文寫作的日本人名之外，日本和中國的人名都遵循其本國的構成形式，姓氏置於名字之前。在存在個人姓名非止一種文本的情況下，作為專門名詞，它們將在詞彙索引表中以英文和日文兩種形式加以表現。註腳中引用的參考文獻，依據本卷末尾引用的著作目錄的作者姓名，按字母表順序排列。至於日期，在1872年日本採用西方曆法之前，日本和西方的紀年並不完全吻合。在1872年之前的紀年，一般給出的是日本陰曆的月份和日期，同時加上與之最為吻合的西方年份和月份（例如，1848年4月）。在月份和日期已經轉換為西方日期的情況下，它們則將以西方的形式加以表達（例如，1868年4月6日）。
我們衷心感謝日本基金會承擔了本卷書稿撰述及日本專家所寫章節翻譯的全部費用，還有書稿編輯與會議討論所需的花費。在本卷撰寫過程中的那些年裡，許多年輕的學者曾經通過在文字處理機上列印文稿、使術語用法規範化，以及彙編參考書目和詞彙索引等，給予了我們很大的幫助。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對於本卷編輯的幫助尤其顯得重要。盧克 羅伯茨（Luke Roberts）和李 巴特勒（Lee Butler）彙集了引用書目的清單。大衛 哈威爾（David Howell）和湯瑪斯 斯凱洛（Thomas Schalow）編譯了詞彙索引表。在此，我們謹對他們，並對斯科特 米勒（Scott Miller）和康斯坦丁 瓦帕里斯（Constantine Vaporis），特別是對本卷的各位撰寫者致以謝意，感謝他們的耐心和寬容。
馬里烏斯 B 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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