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說：清華那些人（簡體書）

季羨林先生是一代大家，其一生治學和求學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北大清華度過的，這4本專輯是《季羨林說 北大那些人》《季羨林說 北大那些事兒》《季羨林說 清華那些人》《季羨林說 清華那些事兒》，均以北大清華兩校為切入點，選取特定的視角，通過世紀老人生動真實的回憶，追溯北大清華的流年歲月，描述風流韻事，月旦騷人墨客，進而喚起社會各界，尤其廣大青年學子以及其他立志成才者對北大清華的了解和關注，使其“以人為鏡知得失，以史為鑒明利害”。總之，這4本專輯力求做到立意新穎，主題鮮明，淺近簡約，通俗易懂，聚焦熱點，針砭時弊，貼近廣大讀者尤其青年學生及其家長，滿足他們的興趣愛好，成為人手一冊的“啟蒙書”。值得收藏于書架案頭釋卷不綴。
這4本專輯本著絕不以偏概全、斷章取義的原則，一方面綜合季老一生在北大清華的活動經歷和特點，一方面查閱研讀季老與此相關的大量文獻資料，忠實原著，切中主題，采用已被證明最受讀者歡迎的季老知人論事、縱談學苑風情的作品，全面具體、生動形象地展示他所親歷的北大清華的人和事兒，以使廣大讀者留下余思或反思，全面準確地評判和闡示季老的道德文章，直接或間接地感受大師風采且內心受益。

為了更進一步繼承和發掘季羨林先生的精神財富，充分合理地掌握、利用和開發季老的文獻資源，使之為推動社會進步和文明建設發揮應有的作用，我們編選了4本新的關于季老著作的專輯，即《季羨林說北大那些事兒》《季羨林說北大那些人》《季羨林說清華那些事兒》《季羨林說清華那些人》。這4本專輯再次向廣大讀者展示大師的獨具魅力的風采，樹立大師的不可磨滅的形象，從而對國家未來教育事業的發展和青少年的成長產生積極的深遠的影響。總之，大師的資源共享，大師的資源乃天下之公器，應該適時無條件地將其回饋社會，以取得社會和經濟效益“雙贏”。
季羨林先生一生治學和求學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北大、清華度過的，這4本專輯以兩校為切入點，選取特定的視角，通過世紀老人生動真實的回憶，追溯北大清華的流年歲月，描述風流韻事，月旦騷人墨客，進而喚起社會各界，尤其廣大青年學子以及其他立志成才者的關注，使其“以人為鏡知得失，以史為鑒明利害”。總之，這4本專輯力求做到立意新穎，主題鮮明，淺近簡約，通俗易懂，聚焦熱點，針砭時弊，貼近廣大讀者尤其青年學生及其家長，滿足他們的興趣愛好，成為人手一冊的“啟蒙書”。
本著絕不以偏概全、斷章取義的原則，這4本專輯綜合分析季老一生在北大、清華的活動經歷和特點，查閱研讀季老與此相關的大量文獻資料，忠實原著，切中主題，采用已被證明最受讀者歡迎的季老知人論事、縱談學苑風情的作品，全面具體、生動形象地展示他所親歷的北大、清華的人和事兒，以使廣大讀者留下余思或反思，全面準確地評判和闡示季老的道德文章，直接或間接地感受到大師的風采。
這4本專輯所選部分文章，比如，與中央領導人的談話、在重要會議上的講話、與有關人士的談話、答記者問、賀信、題詞等，尚未見于已出版的季羨林著作，亦即首次公開選用和發表。
這4本專輯所節選的幾部重要回憶文集，比如，《清華園日記》《留德十年》《牛棚雜憶》《學海泛槎》《病房雜記》等，曾為暢銷書，具有自傳性質，故事性強，史料價值高，既能突出主題思想，又能引起讀者密切關注，備受歡迎。
下面，將本專輯的內容做以簡單介紹：
《季羨林說清華那些人》，季老回憶追述的仍然是一些名人。那時季老正處于學生時代，血氣方剛，風華正茂，因此他與名師的交往更率真、更純樸，更熱烈，更豪爽，有的甚至是因為一樁小小的文案而相識相知相交的。從那時起，直到解放初幾位紅極一時的文壇大家，季羨林在清華都曾交往過，有的交情甚篤，而且他又是晚近謝世的一位見證人，因此此類回憶文章更逼真、更搶眼，更耐人尋味。還有，季老文中提到的鋒芒畢露的清華“四劍客”，恰中現今年輕人的下懷，直令他們艷羨不已。那些“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毛頭小伙子，在清華園的工字廳指點文壇，臧否人物，高談闊論，侃大山，吹大牛，皇帝輪流做，今日到我家，喜怒笑罵皆成文章，真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讀了季老的這類文章會感到痛快淋漓，實在是一種美的享受。

在這4本季羨林專輯即將出版之際，我們由衷感謝季承先生的大力支持，親自書面授權并發表了重要的意見；感謝金城出版社領導的遠見卓識和高度重視，感謝為本書出版做出辛勤努力的所有朋友。
季老逝世后編選出版這樣一部專輯，意義固然深遠，但難度較大，而我們的能力又極為有限，很難做到盡善盡美，其中定有許多紕漏和不足之處，敬請讀者和專家批評指教。

 胡光利 姜永仁
2013年11月1日

代序 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 1

編者前言 / 1

回憶師友 凈化靈魂

回憶陳寅恪先生 / 2
他實現了生命的價值——悼念朱光潛先生 / 11
回憶雨僧先生 / 15
也談葉公超先生二三事 / 17
西諦先生 / 21
懷念喬木 / 27
追憶李長之 / 33
悼組緗 / 41
致林庚生日賀信 / 45
憶念張天麟 / 46
春城憶廣田 / 51

品學評人 博采眾長

陳寅恪的學術研究 / 58
陳寅恪的愛國主義 / 69
《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 序 / 75
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 / 77
對陳寅恪先生的一點新認識 / 83
寅恪先生二三事 / 86
《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序 / 91
《趙元任全集》序 / 93
讀朱自清《背影》 / 102
我的朋友臧克家 / 105
周作人論——兼及汪精衛 / 107

《清華園日記》（節選）：畢業季，與師友相處的美好日子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 / 112

附錄1 留學散記——德國的師友

哥廷根大學的老師們 / 172
重返哥廷根 / 178
遙遠的懷念 / 186
追憶哈隆教授 / 192
我的女房東 / 196
伯恩克一家 / 201
邁耶一家 / 204
聽詩 / 207
表的喜劇 / 211
Wala / 215
反希特勒的人們 / 219
留在德國的中國人 / 221
章用一家 / 224

憶章用 / 228
《印度寓言》自序——獻給西園和虎文 / 236
給儲安平的信 / 240

附錄2

愛國 孝親 尊師 重友——我讀吾師：梁志剛 / 244
美文伴我進北大——從讀季老的兩篇散文談起：胡光利 / 280
季羨林大事年表 / 294

西諦先生
西諦先生（即鄭振鐸——編者）不幸逝世，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了。聽到飛機失事的消息時，我正在莫斯科。我仿佛當頭挨了一棒，驚愕得說不出話來。我是震驚多于哀悼，惋惜勝過憶念，而且還有點惴惴不安。當我登上飛機回國時，同一架飛機中就放著西諦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我百感交集。當時我的心情之錯綜復雜可想而知。從那以后在這樣漫長的時間內，我不時想到西諦先生。每一想到，都不禁悲從中來。到了今天，震驚、惋惜之情已逝，而哀悼之意彌增。這哀悼，像烈酒，像火焰，燃燒著我的靈魂。
倘若論資排輩的話，西諦先生是我的老師。30年代初期，我在清華大學讀西洋文學系。但是從小學起，我對中國文學就有濃厚的興趣。西諦先生是燕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授，在清華兼課。我曾旁聽過他的課。在課堂上，西諦先生是一個淵博的學者，掌握大量的資料，講起課來，口若懸河泄水，滔滔不絕。他那透過高度的近視眼鏡從講臺上向下看擠滿了教室的學生的神態，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
當時的教授一般都有一點所謂“教授架子”。在中國話里，“架子”這個詞兒同“面子”一樣，是難以捉摸、難以形容描繪的，好像非常虛無縹緲，但它又確實存在。有極少數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質待遇卻非常優厚。在他們心里，在別人眼中，他們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間煙火，而實則飽饜粱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確實也是官運亨通，青云直上，成了羨慕的對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就產生了架子。
這些教授的對立面就是我們學生。我們的經濟情況有好有壞，但是不富裕的占大多數，然而也不至于挨餓。我當時就是這樣一個學生。處境相同，容易引起類似同病相憐的感情；愛好相同，又容易同聲相應。因此，我就有了幾個都是愛好文學的伙伴，經常在一起，其中有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等等。雖然我們所在的系不同，但卻常常會面，有時在工字廳大廳中，有時在大禮堂里，有時又在荷花池旁“水木清華”的匾下。我們當時差不多都才二十歲左右，閱世未深，尚無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時候。我們經常高談闊論，臧否天下人物，特別是古今文學家，直抒胸臆，全無顧忌。幼稚恐怕是難免的，但是沒有一點框框，卻也有可愛之處。我們好像是《世說新語》中的人物，任性縱情，毫不矯飾，我們談論《紅樓夢》，我們談論《水滸》，我們談論《儒林外史》，每個人都努力發一些怪論，“語不驚人死不休”。記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時，我們中間曾掀起一場頗為熱烈的大辯論，我們辯論的聲音在工字廳大廳中回蕩。但事過之后，誰也不再介意。我們有時候也把自己寫的東西，什么詩歌之類，拿給大家看，而且自己夸耀哪句是神來之筆，一點也不臉紅。現在想來，好像是別人干的事，然而確實是自己干的事，這樣的率真只在那時候能有，以后只能追憶珍惜了。
在當時的社會上，封建思想彌漫，論資排輩好像是天經地義。一個青年要想出頭，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沒有奧援，不走門子，除了極個別的奇才異能之士外，誰也別想往上爬。那些少數出身于名門貴閥的子弟，他們絲毫也不擔心，畢業后爺老子有的是錢，可以送他出洋鍍金，回國后優缺美差在等待著他們。而絕大多數的青年經常為所謂“飯碗問題”擔憂，我們也曾為“畢業即失業”這一句話嚇得發抖。我們的一線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在我們眼中，教授簡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們自然也是感覺到這一點的，他們之所以有架子，同這種情況是分不開的。我們對這種架子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怪了。
我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認識西諦先生的。
最初我當然對他并不完全了解。但是同他一接觸，我就感到他同別的教授不同，簡直不像是一個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點教授架子。他也沒有一點論資排輩的惡習。他自己好像并不覺得比我們長一輩，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他有時就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說話非常坦率，有什么想法就說了出來，既不裝腔作勢，也不以勢嚇人。他從來不想教訓人，任何時候都是親切和藹的。當時流行在社會上的那種幫派習氣，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只要他認為有一技之長的，不管是老年、中年還是青年，他都一視同仁。因此，我們在背后就常常說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他當時正同巴金、靳以主編一個大型的文學刊物《文學季刊》，按照慣例是要找些名人來當主編或編委的。這樣可以給刊物鍍上一層金，增加號召力量。他確實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我們這樣一些無名又年輕之輩，他也決不嫌棄。我們當中有的人當上了主編，有的人當上特別撰稿人。自己的名字都惶惶然印在雜志的封面上，我們難免有些沾沾自喜。西諦先生對青年人的愛護，除了魯迅先生外，恐怕并世無二。說老實話，我們有時候簡直感到難以理解，有點受寵若驚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既景仰他學問之淵博，又熱愛他為人之親切平易，于是就很愿意同他接觸。只要有機會，我們總去旁聽他的課。有時也到他家去拜訪他。記得在一個秋天的夜晚，我們幾個人步行，從清華園走到燕園。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東門里面大煙筒下面。現在時過境遷，房子已經拆掉，滄海桑田，面目全非了，但是在當時給我的印象卻是異常美好、至今難忘的。房子是舊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里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級的住宅。屋子里排滿了書架，都是珍貴的紅木做成的，整整齊齊地擺著珍貴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間瑰寶，其中明清小說、戲劇的收藏更在全國首屈一指。屋子的氣氛是優雅典麗的，書香飄拂在畫棟雕梁之間。我們都狠狠地羨慕了一番。
總之，我們對西諦先生是尊敬的，是喜愛的。我們在背后常常談到，特別是他那些同別人不同的地方，我們更是津津樂道。背后議論人當然并不能算是美德，但是我們一點惡意都沒有，只是覺得好玩而已。比如他的工作方式，我們當時就覺得非常奇怪。他兼職很多，常常奔走于城內城外。當時交通還不像現在這樣方便。清華、燕京，宛如一個村鎮，進城要長途跋涉。校車是有的，但非常少，有時候要騎驢，有時候坐人力車。西諦先生夾著一個大皮包，總是裝滿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戴著深度的眼鏡，跨著大步，風塵仆仆，來往于清華、燕京和北京城之間。我們在背后說笑話，說鄭先生走路就像一只大駱駝。可是他一坐上校車，就打開大皮包拿出稿子，寫起文章來。
據說他買書的方式也很特別。他愛書如命，認識許多書賈，一向不同書賈講價錢，只要有好書，他就留下，手邊也不一定就有錢償付書價，他留下以后，什么時候有了錢就還賬，沒有錢就用別的書來對換。他自己也印了一些珍貴的古籍，比如《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玄覽堂叢書》之類。他有時候也用這些書去還書債。書賈愿意拿什么書，就拿什么書。他什么東西都喜歡大，喜歡多，出書也有獨特的氣派與眾不同。所有這一切我們也都覺得很好玩，很可愛。這更增加我們對他的敬愛，在我們眼中，西諦先生簡直像長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華岳，莊嚴敦厚。當時的某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簡直如小水洼、小土丘一般，有點微不足道了。
但是時間只是不停地逝去，轉瞬過了四年，大學要畢業了。清華大學畢業以后我回到故鄉去，教了一年高中。我學的是西洋文學，教的卻是國文，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結合業務”，因此心情并不很愉快。在這期間，我還同西諦先生通過信。他當時在上海，主編《文學》。我寄過一篇散文給他，他立即刊登了。他還寫信給我，說他編了一個什么叢書，要給我出一本散文集。我沒有去搞，所以也沒有出成。過了一年，我得到一份獎學金，到很遠的一個國家里去住了十年。從全世界范圍來看，這正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時候。在國內，有外敵入侵，大半個祖國變了顏色。在國外，正在進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在國外，挨餓先不必說，光是每天躲警報，就真夠戧。杜甫的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的處境是“烽火連十年，家書無從得”。同西諦先生當然失去了聯系。
一直到了1946年的夏天，我才從國外回到上海。去國十年，漂洋萬里，到了那繁華的上海，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我曾在克家的榻榻米上睡過許多夜。這時候，西諦先生也正在上海。我同克家和辛笛去看過他幾次，他還曾請我們吃過飯。他的老母親親自下廚房做福建菜，我們都非常感動，至今難以忘懷。當時上海反動勢力極為猖獗，鄭先生是他們的對立面。他主編一個爭取民主的刊物，推動民主運動。反動派把他也看做眼中釘，據說是列入了黑名單。有一次，我同他談到這個問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面孔一下子紅了起來，怒氣沖沖，聲震屋瓦，流露出極大的義憤與輕蔑。幾十年來他給我的印象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光風霽月，菩薩慈眉。我萬萬沒有想到，他還有另一面：疾惡如仇，橫眉冷對，疾風迅雷，金剛怒目。原來我只是認識了西諦先生的一面，對另一面我連想都沒有想過。現在總算比較完全地認識西諦先生了。
有一件事情，我還要在這里提一下。我在上海時曾告訴鄭先生，我已應北京大學之聘，擔任梵文講座。他聽了以后，喜形于色，他認為，在北京大學教梵文簡直是理想的職業。他對梵文文學的重視和喜愛溢于言表。1948年，他在他主編的《文藝復興·中國文學專號》的《題辭》中寫道：“關于梵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血脈相通之處，新近的研究呈現了空前的輝煌。北京大學成立了東方語文學系，季羨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幾位都是對梵文學有深刻研究的……在這個‘專號’里，我們邀約了王重民先生、季羨林先生、萬斯年先生、戈寶權先生和其他幾位先生們寫這個‘專題’。我們相信，這個工作一定會給國內許多的做研究工作者們以相當的感奮的。”西諦先生對后學的鼓勵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間。
解放后不久，西諦先生就從上海繞道香港到了北京。我們都熬過了寒冬，迎來了春天，又在這文化古都見了面，分外高興。又過了不久，他同我都參加了新中國開國后派出去的第一個大型文化代表團，到印度和緬甸去訪問。在國內籌備工作進行了半年多，在國外和旅途中又用了四五個月。我認識西諦先生已經幾十年了，這一次是我們相聚最長的一次，我認識他也更清楚了，他那些優點也表露得更明顯了。我更覺得他像一個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孩子，胸懷坦蕩，耿直率真。他喜歡同人辯論，有時也說一些歪理。但他自己卻一本正經，他同別人抬杠而不知是抬杠。我們都開玩笑說，就抬杠而言，他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應該選他為“抬杠協會主席”，簡稱之為“杠協主席”。出國前在檢查身體的時候，他糖尿病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有幾個“+”號。別人替他擔憂，他自己卻絲毫不放在心上，喝酒吃點心如故。他那豁達大度的性格，在這里也表現得非常鮮明。
回國以后，我經常有機會同他接觸。他擔負的行政職務更重了。有一段時間，他在北海團城里辦公，我有時候去看他，那參天的白皮松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這時候他對書的愛好似乎一點也沒有減少。有一次他讓我到他家去吃飯。他像從前一樣，滿屋堆滿了書，大都是些珍本的小說、戲劇、明清木刻，滿床盈案，累架充棟。一談到這些書，他自然就眉飛色舞。我心里暗暗地感到慶幸和安慰，我暗暗地希望西諦先生能夠這樣活下去，多活上許多年，多給人民做一些好事情……
但是正當他充滿了青春活力，意氣風發，大踏步走上前去的時候，好像一聲晴天霹靂，西諦先生不幸過早地離開我們了。他逝世時的情況是什么樣子，誰也說不清楚。我時常自己描繪，讓幻想馳騁。我知道，這樣幻想是毫無意義的，但是自己無論如何也排除不掉。過了幾年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我同許多人一樣被卷了進去。在以后的將近十年中，我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天在戰戰兢兢地過日子，想到西諦先生的時候不多。間或想到他，心里也充滿了矛盾：一方面希望他能活下來，另一方面又慶幸他沒有活下來，否則他一定也會同我一樣戴上種種的帽子，說不定會關進“牛棚”。他不幸早逝，反而成了塞翁失馬了。
現在，惡貫滿盈的“四人幫”終于被打倒了。普天同慶，朗日重輝。但是痛定思痛，我想到西諦先生的次數反而多了起來。將近五十年前的許多回憶，清晰的、模糊的，整齊的、零亂的，一齊涌入我的胸中。西諦先生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時時奔來眼底。我越是覺得前途光明燦爛，就越希望西諦先生能夠活下來。像他那樣的人，我們是多么需要啊。他一生為了保存祖國的文化，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勞動！如果他還能活到現在。那該有多好！然而已經發生的事情是永遠無法挽回的。“念天地之悠悠”，我有時甚至感到有點凄涼了。這同我當前的環境和心情顯然是有矛盾的，但我無論如何也抑制不住自己。我常常不由自主地低吟起江文通的名句來：

春草暮兮秋風驚
秋風罷兮春草生
綺羅畢兮池館盡
琴瑟滅兮丘壟平
自古皆有死
莫不飲恨而吞聲

嗚呼！生死事大，古今同感。西諦先生只能活在我們的回憶中了。

1980年1月8日初稿
1981年2月2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