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薛福成卷（簡體書）

導言
在近代中國走向世界的艱難歷程中，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在冥思苦想中艱難探索。他們為一個曾經強大的古老帝國如今卻步履蹣跚而擔憂，為民智未開而焦慮；他們渴望西方富強的真經，卻又無法改變弊端叢生、舉步維艱的社會現實。在思考與煎熬中，嘗試與碰壁中，逐漸摸索著救國救時的方略。薛福成這位從洋務運動中歷練出來的實干派官員，早期著名的外交家，正是這樣的探索者。他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一、從時文制藝到經世實學
薛福成，字叔耘，號庸庵，生于清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1838年4月12日），江蘇無錫人。他出生在一個清寒的書香之家。無錫薛氏雖說詩禮傳家，卻屢屢與科名無緣。薛福成的曾祖父薛世琛終生困頓場屋，不獲一售，直到去世時還是個童生；祖父薛錦堂，苦心攻讀，僅到秀才而止。直到父親薛湘（字曉帆），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考中舉人，才使幾代人的夢想得以實現；又經過十幾年的拼搏，終于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成進士。薛湘所走的路正是當時中國千千萬萬讀書人人生的縮影。他們皓首窮經，博的就是一個功名，千軍萬馬擠在科舉的獨木橋上，不辭辛勞，期待成功，這就是父輩們指給薛福成的人生之路。
少年時代的薛福成無疑受到了嚴格的傳統教育訓練。父親薛湘為了生計，“恒橐筆游四方”，中舉后長期任鎮江府教授，中進士后又改任湖南安福縣令，家中事務多由夫人顧氏主持。年幼的薛福成，曾與諸兄弟跟隨母親長期寓居外祖家，在那里讀書用功。無錫顧家為江南世家望族，也有很深的文化底蘊。雖然外祖父顧鈞早亡，家道中落，顧夫人自幼依母過著“作苦茹淡，衣食僅自給”的生活，但是她卻是一位涵養極高的女性。嫁給薛湘時，丈夫還是個窮教書先生，家境貧困。顧氏除了照料福成兄弟的飲食起居等日常生活，更以兒子們的教育為己任。她課子讀書，不是采用疾言厲色的強迫方法，而是對福成兄弟循循善誘，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鼓勵福成兄弟自覺讀書。多年以后，薛福成深情地回憶說：先妣于福成兄弟，未嘗加以疾言遽色，然教誡不少倦。每歸自塾中，必親理其余課，寒暑風雨之夕，一燈熒然，誦聲至夜分乃罷。暇輒為言：“某能讀書，身享令名，榮及父母。某不能讀書，污賤危辱，瀕于死亡。”福成等聳聽汗下，罔敢自逸。故督責非甚嚴，而所學或倍常程。府君自外歸，輒又喜曰：“雖吾自教，不是過也。”薛福成：《先妣事略》（1877年），見《庸庵文編》卷三。薛福成自幼接受的教育，毫無疑問和當時一般讀書人是一樣的，讀的是四書五經，做的是舉業功夫，目的是參加科舉考試，登龍門，入仕途，光宗耀祖，飛黃騰達。但是，他卻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變革的時代。
咸豐元年（1851年），一場改變中國近代社會格局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起義在廣西金田爆發。洪秀全領導的起義軍勢如破竹，短時間內沖破清軍的重重圍堵，迅速占領富庶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攻陷南京，改名天京，建立太平天國，清政府的統治秩序受到嚴重沖擊。三年后，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在廣州和東南沿海地區逞兇肆虐，趁火打劫，為農民起義所困擾的清政府處境更加艱難，古老的王朝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在這內憂外患聯翩而至的危急時刻，一批深受傳統文化精神浸潤的知識分子，紛紛挺身而出，擔當歷史重任，以挽救家國危亡為己任，大力提倡經世致用的學風，他們學以致用，走出書齋，急君父之所急，投入到衛家報國、捍道衛教的實踐中去。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等就是他們的代表人物。
事實上，思想界早在1840年前后已經發生了新的變化。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后，林則徐、魏源、龔自珍、包世臣等思想家，已經察覺到封建王朝所面臨的深重危機，他們力矯乾嘉時期埋頭故紙、脫離實際的空疏學風，提倡經世致用之學，關心社會現實，講求興利除弊；并主張睜眼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具有了早期的世界眼光。在他們的帶動下，一批有識之士開始研究實學，應付世道的劇變。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后，更多的讀書人為時勢所迫，不得不從寧靜的書齋中走出，投身到血與火的軍旅生活。
薛福成的人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發生了轉向。他后來回憶早期經歷時說：福成于學人中，志意最劣下，往在十二三歲時，強寇竊發嶺外，慨然欲為經世實學，以備國家一日之用，乃屏棄一切而專力于是。始考之二千年成敗興壞之局，用兵戰陣變化曲折之機，旁及天文、陰陽、奇門、卜筮之崖略，九州厄塞山川險要之統紀，靡不切究。蓋窮其說者數年，而覺要領所在，初不止此。因推本姚江王氏之學，以收斂身心為主，然后浩然若有得也。既又知為學之功，居敬窮理，不可偏廢，而溯其源不出六經四子之說。蓋術凡三變而確然得所歸宿處，所懼知識梼昧，師心獨學于窮鄉之中，固陋不足以應世。薛福成：《上曾侯相書》（1865年），見《庸庵文外編》卷三。此時的薛福成當然不可能完全放棄舉業，但是其志趣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
咸豐五年（1855年），薛福成兄長薛福辰參加順天府鄉試，考中舉人；經議敘，簽分工部，任員外郎。而福成、福保兄弟則居家繼續苦讀。咸豐八年（1858年），父親薛湘由湖南知縣升遷廣西潯州知府，可惜未及履任便病逝湖南新寧。福成與兄長在湘料理父親喪事期間，因父親任內拖欠公款未能償清，被迫滯留湘省。至十年（1860年）春季，聞知江南大營崩潰和太平軍南下蘇州、常熟的確耗，兄弟二人只得喬裝改扮，匆忙乘船南下，趕往無錫。及至，無錫城已為太平軍所占領，戰后城內一片狼藉，房屋被毀，圖籍遭焚，居民四散。母親顧氏攜家人離鄉逃難，伯母一家則死于變亂。幾經奔波，福成兄弟才于蘇北寶應東鄉與離散的親人會合。父親的辭世，戰爭的動蕩，讓薛福成深刻領悟到離亂生活的艱辛和巨大的生存壓力。其實，何止是普通百姓，就連貴為天子的咸豐皇帝也被迫播遷。這年秋天，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咸豐帝“西狩”熱河，圓明園遭到洗劫后被焚燒，恭親王奕?被迫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喪失大量權利。家國之變，無時無刻不在刺激著薛福成。沒有真才實學，怎能報國救世？不讀書勵志，如何學得真才實學？所以，在寓居寶應后，福成兄弟更加勤奮讀書，以求為國家做事。薛福成在回憶中寫到：避粵寇之難，舉家僑徙寶應之東鄉，兄弟數人，益以讀書求志相砥鏃。聚居斗室中，晝則縱觀經史，質問疑義；夜則一燈圍坐，互論圣賢立教微旨，古今理亂得失之要最。有不合，則龂龂辯難，歡聲與僮仆鼾聲相應。俄而鳥鳴日出，余亦頹然欲臥，季懷方啟戶至宅后，觀田禾滴露以為樂，徜徉而歸，歸乃高臥，日中方起。如是者五六年。是時，余兄弟怡怡愉愉，樂道娛親，幾不知饑寒之將迫、寇警之環逼也。薛福成：《母弟季懷事狀》（1888年），見《庸庵文續編》卷下。然而，在當時的環境中，科舉仍舊是士人謀取出路的主要途徑。一方面，內憂外患的嚴酷現實促使一代有識之士反思八股文的實際意義；另一方面，他們別無選擇，仍然在科舉之路上蹣跚，無法放棄這條必經之路，這種矛盾在薛福成心中更是激烈沖突。這也反映在他對科舉取士制度的深刻批判和反省上。薛福成寫道：方今人才之進，取諸制藝。制藝之術，果可以盡人才乎？明初設科，始尊制藝，謂其能闡發圣賢意也，謂其根柢經史，足征學問器識也。遷流既久，文日積日多，法日講日新，一變趨機局，再變修格調，三變尚辭華。浸淫至今，驅天下數十百萬操觚之士，敝精憊神于制藝之中，不研經術，不考史事。辨性理之微言，則驚為河漢；講經世之要務，則詫若望洋。每歲掇巍科，登顯第者，大抵取近科程□［墨？］，轉相剽襲。同其文，不必同其題，有其辭，不必有其意。茍有舍是而別抒心得，高古絕俗者，有司往往擯不錄。薛福成：《選舉論上》（1864年），見《庸庵文外編》卷一。他認為，可以采用古已有之的征辟方式來選士，考試制度的改革可以用聯系實際的策論來取代八股文。這樣的看法在當時得到很多人的贊成。但是，因社會風尚的影響，清政府堅持科舉制度，其可行性十分有限。即使薛福成本人，雖深知八股文的無用，卻又不甘心徹底放棄科場上的競爭；經屢次敗北，直到30歲時添列鄉試“副貢”后，才最終放棄了努力。這不僅是薛福成的悲劇，也是整整一代人的歷史悲劇。可喜的是，剛剛興起的一場學習西方、以求富求強為目的的自強運動，為薛福成提供了為國效力的新的歷史機遇。
二、曾門弟子
第二次鴉片戰爭和農民戰爭的烽火硝煙，再次觸動了清朝統治者和地主階級士大夫。他們深深感到一個迥異于以往的變局時代已經到來。“天地之變局”、“古今之創局”、“千古未有之變局”，這些用來描述當時局勢的不同說法表明，想原原本本按照乾嘉以來的祖制治國已經沒有出路了。面臨內憂外患日益加重的危局，一場學習西方船堅炮利、以維護清王朝統治為目的的洋務運動開始興起，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曾國藩、李鴻章。他們一面編練湘軍、淮軍，堅決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和其他國內民眾起事；一面主動與洋人達成和解，確立“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宗旨，在清廷的支持下，開始創辦近代軍用工業，逐步發展民族工業，開啟了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最為關鍵的是，洋務運動將道咸以來經世致用的學風與學習西方以富國強兵的現實抉擇結合起來，使更多的有識之士參與到洋務運動中來，一批讀書人有了報效國家的用武之地。薛福成正是這樣一位投身到洋務運動中的讀書人。
同治四年（1865年）夏，兩江總督曾國藩奉命督師北上，率領湘軍鎮壓活躍在直隸、山東等地的捻軍。北上途中，沿途遍貼招賢納才的榜文。曾國藩歷來重視人才，自言“欲辦大事，必須尋替手”。他不僅注意網羅人才，而且善于用自己的理想影響他們，使他們成為符合國家需要的、德才兼備的棟梁之材。他的幕府一直被認為是賢士匯聚的地方，很多士人也以入曾幕為榮。當避難寶應的薛福成看到曾國藩招賢的榜文后，在師友兄弟的鼓勵下，擬就了一份萬余言的《上曾侯相書》，呈送給曾國藩。由于薛湘曾官湘中，與曾國藩也有所交往，薛福成遂以“門下晚學生”自稱，向曾國藩陳言獻策，表達理想與志向，自然增加了幾分親近感。當時的官場十分重視人際交往，這也是薛福成能夠順利進入曾國藩幕府的一個因素。
在這篇上書中，薛福成提出了“養人才”、“廣墾田”、“興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籌海防”、“挽時變”等“當今要務”八條。曾國藩閱讀后很是贊賞，在閏五月初五日（1865年6月27日）日記中寫道：“閱薛曉帆之子薛福辰所遞條陳，約萬余言。閱畢，嘉賞無已。”《曾國藩全集?日記二》，1147頁，長沙，岳麓書社，1988。大概福成與兄長福辰同時謁見，名字讀音相近，曾公誤將兄弟二人姓名混淆。福成后來回憶說：是時幕府諸賢，為劍州李榕申甫，嘉興錢應溥子密，黟程鴻詔伯旉，宣城屠楷晉卿，溆浦向師棣伯常，遵義黎庶昌莼齋。文正語申甫曰：“吾此行得一學人，他日當有造就！”又謂余曰：“子文長于論事，年少加功，可冀成一家言。即與伯常、莼齋同舟，互相切劘可也！”厥后，余從公八年，前后出入幕府共事者三十余人，多一時賢俊。余頗得晨夕晤談，以擴見聞，充器識，皆文正提獎之力也。薛福成：《上曾侯相書》（1865年），見《庸庵文外編》卷三。從這段記述可見薛福成對受賞識于曾公的無限感激之情。“學人”定位既是曾國藩對薛福成的期許，也是薛本人的自況。很大程度上，薛福成更把曾幕看做是拜師結友、鉆研探討學業的地方，而他日后的文字、事功也確實由此而來，進入曾幕是薛福成命運的轉折點和一生事業的起點。
薛福成在曾幕七年時間，深受曾國藩的影響。作為負責奏咨函牘的幕僚，薛福成常隨侍左右，聆聽教誨。曾國藩為了傾聽僚屬的意見和培育人才，也常常和幕僚在一起，除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一同進餐外，還在公事之余找他們談話。談天內容十分廣泛龐雜，并不限于嚴肅的軍機布置、練兵籌餉、文章之道等正事。曾國藩酷愛圍棋，終生不輟，薛福成常陪他下棋，兼與交談。曾國藩案頭的疏稿也允許福成遍覽，可見，他對薛福成非常信任。據薛日記所言，曾國藩去世的當天中午，還“邀余圍棋，連贏二局，意興甚適，談笑送予至窗外”《薛福成日記稿本》（影印本），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不意當天傍晚曾國藩就發急病猝然離世。可見，薛福成與曾國藩的關系非常密切。
曾國藩非常重視對幕僚的培養和歷練。他的幕府不只是個為他服務的辦事機構，更是一個培養人才的大學校。他選取幕僚的標準是唯才是視，或已有專長，或可堪造就。因而，他的幕府中“豪彥云集，并包兼羅”，聚集了各種各樣的人才。曾國藩對幕僚的要求甚嚴，要求每個幕僚須于兵、餉、吏、文四件事中精習一事，各有所長。他對人才的培養，用薛福成的話說，是“始之以規矩繩墨，繼之以斧斤錐鑿，終之以磋磨文飾”，精雕細琢，務期其能獨當一面，“幕僚雖專習文章，然獨克攬其全”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21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成為可以綜核全局的槃槃大才。
薛福成認為，當今世務不外“兵事、餉事、吏事、文事”，作為幕僚，雖專司文事，也要總攬全局，擴充見聞。當然，他自己更多關注的還是“文事”本身。而曾國藩也對幕僚課教甚嚴，希望他們明白文章的功用，并善寫文章。在曾幕，薛福成傾心治古文辭，對曾氏的指點心領神會，每有心得。他稱“圣門四教冠以文。文者，道德之鑰，而經濟之輿也”薛福成：《季弟遺集序》（1882年），見《庸庵文編》卷三。。無疑，這是受到曾國藩的直接影響才會有感而發的真知灼見。他還認真揣摩曾國藩草擬奏疏的風格，對其“古文峻潔之氣”刻意模仿，加以實踐。曾國藩本尊桐城派，文字師法之而不墨守其舊規，后來終于形成“湘鄉派”特有的風格。薛福成與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傳承曾氏衣缽，同為“湘鄉派”健將，合稱“曾門四子”，可見其文事成就與曾國藩的密切關系。
曾國藩的言傳身教，再加上自己勤于觀察、思索，薛福成不僅文事造詣大大提高，針對現實、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有增強。同治六年（1867年），鴉片問題再次引發朝野討論，歧見紛然。薛福成撰寫《答友人論禁洋煙書》，指出“此事不禁，則養癰蓄蠹，生事之端，將有不勝言者”。并認為，鴉片屢禁不絕，在于“上不之禁”，“上不之禁，則民不以為詬病，而轉視為適俗怡情之具。不及百年，勢將胥天下而入之矣”薛福成：《答友人論禁洋煙書》（1867年），見《庸庵文外編》卷三。。所以，在他看來，鴉片問題雖涉及中外關系，但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還在國內。他提出“不必先與洋人校，而當自中國始”的建議，希望朝廷果斷采取自上而下的嚴厲措施，杜絕鴉片的危害。同治八年（1869年）廷議討論練兵問題，薛福成以幕僚身份上書，陳《練兵》之策，主張改變祖宗舊制，采用湘軍、淮軍章程練兵，破除積習，嚴格約束，以防浮惰。當時，各地教案頻發，地方官府應對缺乏經驗，薛福成致函李鴻章《論西人傳教書》，認為一些在華傳教士肆意袒護教民，欺壓善良百姓，而官府攝于教會之威，不敢持中判斷，結果釀成各地攻毀教堂、仇殺教士教民的慘劇。根本的方法在于設法阻止洋人傳教的規模，與其漠視傳教長期發展而帶來更大的隱患，不如發其先而制其小。甚至主張預將戰守，廣儲人才，厚結諸國，隨時做好與之戰爭的準備，進而達到重訂條約阻止傳教的目的。
同治九年（1870年），薛福成隨曾國藩與李鴻章等參與天津教案的談判。次年，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等策劃官派幼童赴美留學事宜。后議定派遣陳蘭彬、容閎率學生赴美，從而開辟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河。1872年，陳蘭彬揚帆出國前，薛福成撰《贈陳主事序》相贈，表達了主張變法自強、學習西方長技的基本看法。他在文章中寫道：“天地之變，遞出而不窮者也。有大智者燭幽闡微，與時推移，以御厥變，則天下被其休。否則瞢無適從，敝敝焉執故常之見，以與世變相遌，而變乃環起而不可止。”顯然，大智者善變，不變則與“世變”相抵觸，結局會越來越被動。但是如何變，變什么，他又有自己的見解：方今海外諸國，力與中國競者，曰英，曰法，曰美，曰俄，曰徳；其他往來海上，無慮數十國。中國之情狀，彼盡知之矣。而其炮械之精，輪艦之捷，又大非中國所能敵。中國所長，則在秉禮守義，三綱五常，犁然罔。蓋諸國之不逮亦遠焉。為今之計，莫若勤修政教，而輔之以自強之術。其要在奪彼所長，益吾之短，并審彼所短，用吾之長。中國之變，庶幾稍有瘳乎。薛福成：《贈陳主事序》（1872年），見《庸庵文編》卷二。視“禮義”為中國之所長，船堅炮利為西人之“自強之術”，這種“中體西用”的認知模式是當時所有變法者的共識。今天看來，或有其局限性，當時確是先進中國人所能達到的最先進的思想水準。薛福成認為，陳蘭彬奉命率幼童遠赴異鄉研習西學，雖年已逾艾，卻毅然無難色，贊其有“為中國建無窮之業”的志向。
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四日（1873年3月2日），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上病逝。此時的薛福成幾經奏保，亦已經成為一名候補知府。曾國藩去世后，他的幕府自然解散，幕僚星散。薛福成在幫助曾紀澤辦理完曾國藩的喪事后，暫往蘇州書局謀職，參加整理刊刻曾國藩奏稿和刻印金、遼、元史的工作。這里比起曾幕，自然要冷清得多，卻使他能靜下心來讀書。在書局期間，他寫了《海瑞論》、《葉向高論》、《選舉論（下）》等文史札記，借古喻今，抒發情懷。《庸庵筆記》也成書于此時。這個時期是薛福成仕宦生涯中最為安逸的時期。
三、北洋智囊
李鴻章是曾國藩之后洋務運動最負盛名的領軍人物，他本人也以傳曾氏衣缽相標榜。曾國藩去世后，李鴻章成為最受清廷倚靠的地方督撫，這不僅是由于他統制重兵，更由于他是當時最為明晰中外情勢的高官。同治九年（1870年）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后，便“坐鎮北洋，遙執朝政，凡內政外交，樞府常倚為主”劉體智：《異辭錄》，8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8。；朝廷內政外交重大事務都有其參與，特別是在外交方面，事無巨細，大多聽從李鴻章的建議，甚至清廷與駐外使節之間的電報往來都經由他中轉呈遞，李鴻章長期成為清廷外交的核心人物。自然，李鴻章的幕府也就成為洋務總匯之處，成為考究時務、了解外情、歷練外事最好的地方。薛福成十分幸運，在曾國藩去世幾年后，他又成為李鴻章幕府的成員。
薛福成與同是曾國藩幕府出身的李鴻章早有交往，只不過薛氏加入曾幕時，李鴻章已經離開，并創建淮軍，成為獨當一面的方面大員。同治七年（1868年）秋，薛福成與幕中同僚曾拜見過路過江寧的李鴻章，彼此“縱談洋務甚久”。次年，李鴻章專門致函福成，對其才干極表賞識，于是薛福成寫了《論西人傳教書》，上呈李鴻章，“將傳教之禍，與當禁之故，暢切言之”。曾國藩去世后，地方軍政大員紛紛上奏清政府，表彰曾國藩的“戰功政績”，請宣付國史館，惟李鴻章以為事端宏大，未易著筆，暫時未具奏，而是委托薛福成與錢應溥等“就近查考事跡，代草一疏”。于是，福成撰寫《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勛事實疏》呈上。時署理兩江總督何璟、湖廣總督李瀚章等，陸續具疏表章，朝廷恩禮優渥再三，李鴻章以為若再陳奏，近于煩瀆，故未上奏。然對此文極為欣賞。友人李鴻裔（眉生）更是評價說：“此篇翔實扼要，在吳、楚兩疏之上。”薛福成：《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勛事實疏》（1872年），見《庸庵文編》卷一。可見，李鴻章對薛福成的才華是十分賞識的，只是還沒有遇到合適的機會。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載淳病逝，年幼的光緒皇帝登基，兩宮皇太后下詔博采讜言，用資治理，“特諭知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當據實直陳，務期各抒所見，于時事有裨而又實能見諸施行者，詳細敷奏，不得徒托空言”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1冊，8頁，北京，中華書局，1958。。當時，薛福成正以直隸州知州銜赴吏部引見，道出山東，因季弟薛福保在山東巡撫丁寶楨幕中，遂暫留濟南。得知朝廷求言的消息后，薛福成大為振奮，揮筆疾書，將自己多年來運籌帷幄、熟爛在胸的救時對策，概括成“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議十條”，洋洋灑灑，書寫萬余言，題《應詔陳言疏》，請山東巡撫丁寶楨代呈。
薛福成的“治平六策”包括養賢才、肅吏治、恤民隱、籌海運、練軍實、裕財用等六項整頓內政的政策。“海防密議十條”包括擇交宜審、儲才宜豫、制器宜精、造船宜講、商情宜恤、茶政宜理、開礦宜籌、水師宜練、鐵甲船宜購、條約書宜頒發州縣等，主要陳述的是實行自強的具體辦法，體現了發展工商業、軍事工業，以及創建海軍、改善外交的具體內容。薛福成的建議與李鴻章、丁寶楨等洋務派領袖的施政理念完全一致，況且，丁寶楨對于薛氏兄弟的器重并不亞于曾、李，由于他的鼎力舉薦，薛福成的建議才得以上達，并得到清廷的重視。光緒元年四月十八日（1875年5月22日）薛福成的條陳奉懿旨留中，不久，交軍機大臣發各衙門討論議奏。其“海防密議十條”，由總理衙門匯入各省大吏議復海防各折一并討論。參見《奕?等奏為遵旨議奏薛福成條陳海防十條事》，光緒元年五月十四日，軍機處錄副奏折，編號03-9381-03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后來定遣使往駐西洋各國之議，準將各條約文本，由總理衙門統一刊印，頒發各關道、各行省，分行州縣，使官民了解中外交涉之大概，均與薛福成的建議有關。至于制器、造船、理茶政、開礦、練水師、購鐵甲船各條，則令南北洋大臣酌辦。這次上書活動，進一步提高了薛福成在官場的知名度。同年八月，丁寶楨再次保舉薛福成“學堪致用，識略宏深”；第二年，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再次保舉他“博學多通，精習西洋地勢制度，條舉縷分，精習無遺，而性情純樸篤實，一無虛飾”，稱其“所見過人”，堪任駐外公使之職。參見郭嵩燾：《舉使才片》，見楊堅校補：《郭嵩燾奏稿》，363頁，長沙，岳麓書社，1983。洋務官員的大力推薦使薛福成倍受鼓舞。李鴻章則以其為奇才，于是邀其入幕，光緒元年六月，薛福成抵達天津，正式入李鴻章幕府辦事。
光緒四年（1878年），清廷內部圍繞修鐵路展開了激烈爭論，薛福成撰寫《創開中國鐵路議》，從火輪車促使歐美富強的成功經驗立論，強調鐵路對軍事及輪船、礦務、郵政等工商業的積極作用。稱“今泰西諸國，競富爭強，其興勃焉，所恃者火輪舟車耳。輪舟之制，中國既仿而用之，有明效矣”薛福成：《創開中國鐵路議》（1878年），見《庸庵文編》卷二。，則鐵路何故不可仿行？他倡議放棄成見，移風易俗，充分認識鐵路的益處，早修鐵路以致富強之路。他的這些觀點與李鴻章等主張修鐵路的洋務派大員是完全一致。
光緒五年（1879年），清廷建設海軍議起，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上書朝廷籌建中國海軍，覬覦總海防司一職。傳聞將由赫德總管中國海防，招聘洋將，添購艦船，薛福成聞訊撰寫《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認為赫德其人“陰鷙而專利，怙勢而自尊，雖食厚祿，受高職，其意仍內西人而外中國。彼既總司江海各關稅務，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勢。若復授為總海防司，則中國兵權餉權，皆入赫德一人之手”薛福成：《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1879年），見《庸庵文編》卷二。。終以總稅務司與總海防司選擇其一，令赫德放棄了控制中國海軍的企圖。
同年，薛福成開始撰寫《籌洋芻議》，這是一部系統論述變法自強思想的論著。該書以籌劃如何應對外國侵略為宗旨，分“約章”、“邊防”、“鄰交”、“利器”、“敵情”、“藩邦”、“商政”、“船政”、“礦政”、“利權一”、“利權二”、“利權三”、“利權四”、“變法”等14個篇章，詳細表達了變法自強的對策與主張。他建議對不平等條約進行“補偏救弊”，有損有益，互補互讓，設法對片面最惠國待遇及領事裁判權進行挽回；切實加強邊防建設，派重臣實力經營東三省，募練騎兵；在新疆廣興屯田，以裕軍食；扶持蒙古各部，建設北方藩衛；聯絡西人為黨援，在外交上抑制日本的力量，擴充餉源，加強海防建設；振興販運、藝植、制造，寓富于商；保護關稅，反對列強“擾我自主之權”。在“變法”篇中，提出當此變局時代，“雖以堯、舜當之，終不能閉關獨治”，“是故惟圣人能法圣人，亦惟圣人能變圣人之法。彼其所以變者，非好變也，時勢為之也”。總之，如果一味泥古不變，株守“上古圣人之法”，則大勢不堪設想。《籌洋芻議》刊行后受到士林的極大關注，其中的大部分內容被收入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中，其影響一直持續到戊戌變法前后。
薛福成在李幕前后七年中，從一開始就得到充分的信任，是總督身邊不可或缺的智囊人物。在跟隨李鴻章辦理內政外交事務的過程中，薛福成的視野更加開闊，識見更為高遠，才干也得到新的歷練。李鴻章的很多奏疏、咨札和信函是由薛福成代擬的，內容涉及內政外交、軍事經濟，甚至李氏為親朋故舊撰寫的書序、墓志銘等文字也由薛福成代為捉刀。除了文學優長的特點，更主要的恐怕還是他們賓主二人在許多問題上意見相投。薛福成去世后由其子薛瑩中纂輯的《庸庵文別集》，收錄的主要是薛福成為李鴻章代擬的奏疏和書札。此外，李鴻章主持或負責的許多活動，特別是外交活動中，都活躍著薛福成的身影，如海防建設，教案的處理，吳淞鐵路的贖回，對琉球、朝鮮等國的援護，馬嘉理案的交涉與《煙臺條約》的談判，越南問題及對法交涉等，都有薛福成的智力貢獻，這些在薛福成的文字中都有點滴的反映。
四、持節海外
薛福成在直隸總督幕府時期多次得到李鴻章的保薦，由候補知府升至河南候補道。光緒十年正月初十日（1884年2月6日）奉旨實授浙江寧紹臺道，經過漫長的幕府生涯，終于成為一名可以大顯身手的實職地方官員。在任期間，正值中法戰爭爆發，法軍艦游弋東南沿海，清廷被迫實行沿海戒嚴，浙江巡撫劉秉璋、提督歐陽利見聯合地方官員加強防御，在寧波成立了由薛福成負責的海防營務處。他積極研究浙江沿海地勢地形，遷移法國傳教士，清除間諜嫌疑，并聯絡英國領事，策動英國參與保護舟山之事。戰爭結束后，薛福成將相關文獻匯集成《浙東籌防錄》，以作為自己實干地方的見證。光緒十四年（1888年）九月，薛福成升任湖南按察使。次年初，赴京陛見，四月，改任出使英法意比大臣，開湖南按察使缺，以三品京堂候補，并賞給二品頂戴。他選擇黃遵憲、許鈺、錢恂等作為參贊，十六年（1890年）正月十二日，自上海乘輪船赴歐履任。二月十六日（3月6日）抵達法國馬賽港。由此登陸，薛福成進入了他從未想到過的一片新天地。
在歐洲大陸和英倫三島，薛福成廣泛考察英、法、德、意、比等西方國家的工業、商業、軍事、經濟、教育文化制度，眼界日益開闊，思想也日益活躍。他意識到重商主義對歐洲社會的影響。他寫到：夫商為中國四民之殿，而西人則恃商為創國、造家、開物、成務之命脈。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蓋有商則士可行其所學而學益精，農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綱者，商也。此其理為從前九州之內所未知，六經之內所未講。西洋創此規模，實有可操之券，不能執崇本抑末之舊說以難之。薛福成：《英吉利用商務辟荒地說》（1890年），見《庸庵海外文編》卷三。親眼所見的事實讓薛福成堅信中國的“崇本抑末”政策行不通了。然而，要振興工商，必須完善公司制度，“糾眾智以為智，眾能以為能，眾財以為財”薛福成：《論公司不舉之病》（1893年），見《庸庵海外文編》卷三。。而西洋工礦各業之精，源于科學，此乃天地公共之道，中國應打破科舉帖括于人才之束縛，奮起直追。他還總結出西人“養民最要之新法”，有造機器、筑鐵路、設郵局報館、立和約通商、增領事、通電報、籌國家公帑、立商務局、設博物院、舉商董、設機器局、定關稅、墾荒地、開礦政、行鈔票、講化學、選賢能、變漕法、清帳項、開銀行、求新法等21條。參見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五，光緒十八年閏六月初六日。這些養民之法，已經不止是單純的技術手段方面的成就，而包含制度、文化層面的因素。可見，薛福成學習西方的思想在實際的觀察中，又有了新的升華。他甚至贊許英、德等國的君主立憲制，對英國議院兩黨制互相維制、國政得濟于平的局面十分推許。他寫道：歐洲之英、荷、義、比、西、葡、丹、瑞典諸國，君民共主之國也，其政權亦在議院，大約民權十之七八，君權十之二三。君主之勝于伯理璽天德者無幾，不過世襲君位而已。英主在英倫三島稱君主，而今又稱五印度后帝，則其君權在印度較重。其本國所以仍稱君主者，以數百年來為其民所限制，驟難更張也。法國前稱皇帝，而今改為民主，始稍安謐。薛福成：《出使日記》卷五，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廿九日。薛福成對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同樣是置于中西對比的語境下進行的，甚至認為中國文化中也有“君民共主”的因素。他說：若夫夏、商、周之世，雖君位皆世及，而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說，猶行于其間，其猶今之英、義諸國君民共主政乎？夫君民共主，無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幾及三千年之久，為曠古所未有也。薛福成：《出使日記續刻》卷四，光緒十八年四月初一日。清廷設立駐外公使后，保護各地華僑，維護華僑利益成為首要任務。在英屬各地華人較為集中的地區，薛福成主張設立領事館，援引國際法和實際情況，與英國外交部進行了多次交涉；又向朝廷提議通盤籌劃，在南洋群島各地添設領事保護華僑利益，以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在他的努力下，新加坡領事升為總領事，由黃遵憲充任，兼管南洋英屬各埠；又在檳榔嶼、仰光兩處設領事，管理華人事宜。薛福成又向清廷建議善待歸國華人華僑，杜絕地方官紳任何形式的敲詐和刁難，保護他們回國置產、投資工商的積極性。參見薛福成：《請豁除舊禁招徠華民疏》（1893年），見《庸庵海外文編》卷一。對巴西、墨西哥等北美國家主動來華招募華工，他認為應與各國訂立條約，確保赴外華人的切身利益，避免發生像美國那樣在墾殖開發完成后設謀驅逐華人的悲劇。他還曾就加拿大、澳大利亞限制華人苛例及越南征華人人頭稅事與英、法進行過嚴正交涉。
薛福成出使期間，先于光緒十六年（1890年）補光祿寺卿，次年六月調太常寺卿，八月轉大理寺卿。十八年（1892年）八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出使期間讓他花費極大精力辦理的是與英國有關滇緬邊境界務和通商問題的談判。自光緒十一年（1885年）英國侵占緬甸全境后，便將侵略矛頭指向中緬邊境地區。中緬界務問題逐漸提上議事日程。次年，《中英緬甸條約》簽訂，但是仍遺留了許多未議問題。薛福成到任后，建議清廷主動提出交涉條件，防止英國人再次玩弄先造成既成事實再強迫中國接受的外交伎倆。他認為，領土交涉要處于主動地位，在堅持原則的同時，采取靈活方式以謀求事態的進展。經過反復辯駁，光緒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1894年3月1日），薛福成代表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英國被迫承認大金沙江兩岸綿延數千里的野人山地，是一片“不緬不華”的中間地域，按照國際公法，由兩國平均分配。這次談判結果是中國近代史上少有的一次、以國際法為準則的平等交涉。大約同時，英、俄紛紛向帕米爾擴張，薛福成與駐俄公使許景澄反復電商總署，亟謀善策，以防國土受到英、俄侵蝕。
長期的異域生活和緊張的外交談判，讓薛福成身心疲憊。二十年四月，薛福成差竣回華。經過海上顛簸，五月二十八日抵上海，因病情加重，于六月十九日（7月21日）病逝。當時正值中日戰爭期間，軍務倥傯，光緒帝仍諭令照副都御史例賜恤。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再頒上諭，贊譽薛氏“勛勞卓著”，將事跡宣付國史館立傳。
薛福成不僅是思想家，也是一位多產的學者。他繼承了傳統讀書人志在立言的文化傳統，很早就開始整理自己的著作。從光緒十三年（1887年）起，由無錫薛氏傳經樓陸續刊行《庸庵文編》四卷、《庸庵文續編》二卷、《庸庵文外編》四卷、《庸庵海外文編》四卷、《籌洋芻議》一卷、《浙東籌防錄》四卷、《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日記》六卷，這些文字均經過作者本人審訂。薛福成逝世后，傳經樓又陸續刊行《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牘》十卷、《出使四國日記續刻》十卷，與以往所刻總稱《庸庵全集》，計十種，四十七卷。此外，薛福成生前手訂《庸庵筆記》六卷，也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仲春由傳經樓刊行；薛福成代曾國藩、李鴻章所擬未刊書牘也由薛瑩中另編為《庸庵文別集》，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春由醉六堂石印出版，至此薛福成著作出版大體完備。此后，薛福成又有各種單行刊本、石印本。20世紀70至90年代，沈云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和顧廷龍主編的《續修四庫全書》也都收入大部分薛氏著作。參見黃樹生：《薛福成著述版本考述》，載《江南大學學報》第4卷第1期，2005年2月。
薛福成的著述在近代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義。此次編選按照文選、筆記選、日記選三種類型，將其各個時期的主要代表性作品基本上輯入；每一類文字均以時間先后為序編排。主要依據《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和《續修四庫全書》所收各種薛氏著作版本；同時，也參考了施宣園、郭志坤標點《庸庵文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薛福成日記稿本》（南京圖書館影印）以及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記》（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等。事實上，早在20世紀80年代，丁鳳麟、王欣之兩位先生就編選過40多萬字的《薛福成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將薛氏論著的精華盡收其中，標點出版，對于學界研究薛福成提供了極大便利。此次編選薛氏文集，我們認真參考了這個選本，但更側重文章的思想性，文學性較強的文章收錄較少；同時，增補了日記選的內容。為便于讀者閱讀，還增加了相應的注釋。
薛福成對晚清重要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中外交涉多有詳盡的記述，其古文在當時尤有名氣。作者生前曾花費不少精力對自己的文章進行整理，如《庸庵文編》四卷、《庸庵文續編》二卷、《庸庵文外編》四卷中很多文章后就附有薛氏本人的“自識”，以及兄長薛福辰、季弟薛福保、李鴻裔（字眉生）、楊象濟（字利叔）、蕭穆（敬孚）、曾紀澤（頡剛）、曾紀鴻（字栗）、方宗誠（存之）、黎庶昌（莼齋）、章洪鈞（琴生）等師友的點評。這次整理均將評語采用楷體另排，與正文區分開來，以便讀者閱讀。
此外，對一些字詞采取統一規范，原文中“耔種”均改為“籽種”；“涂中”改為“途中”；“駐札”改為“駐扎”；“莫府”改為“幕府”；“覆奏”改為“復奏”；“囏”改為“艱”。一些原稿明顯錯誤，用［］予以矯正；有疑問者加問號。由于水平所限，訛誤之處，還請讀者指正，有機會我們將盡力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