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簡體書）

序：請留下遺言
幾年前，我初次參加一種在北京白領圈子裡流行的遊戲，叫做“天黑請閉眼”。明亮的燈光之下，圍坐在桌旁的人們閉上眼睛，示意天黑了，有人在黑暗中被殺害，頭兩個死者可以留下遺言，講述對於自己遇害的想法。到了第三個死者，主持人宣布“沒有遺言”。
這時我想起了一個小女孩，那是在重慶兩路口和菜園壩火車站之間山坡的棚戶區，炎熱的陽光下，她坐在一輛板車上，肚子腫得很大，雙腿也浮腫了，已經不能走路，大小便也拉在車上。從火車站撿來她收養的母親是擦鞋的，父親是騎三輪車清理垃圾的工人，都要清早出門討生活，只能把她留在這輛板車上。
周圍的人說，以前養父白天托兩位老年鄰居照顧她，結果兩個老頭和一個棒棒（注：重慶特有的一種體力勞動者，以一根木棒肩挑貨物謀生）下了黑手，用些糖果之類誘奸她，小女孩只有八歲，下身都弄壞了，去婦幼保健站檢查，說她子宮裡沒有一件東西是好的了，沒有錢治，拉回來等死。
我見到了那個老人，他辯白說天地良心，自己拿她當孫女， 哪會對這麼小的女娃下手。在另一間依斜坡搭建的棚屋裡，又找到了那個棒棒，他的屋裡有一個女人，另外只有一口半邊土灶， 似乎連著山坡的生青潮氣。他赤裸著曬成古銅色的上身，使我驚訝的是，他的兩個肩頭受力的位置，各長有一撮渾圓黑亮的汗毛， 向上豎起，像專門修剪過的盆栽一樣整齊。他指著那個女人對我說，你看，我不缺女人。話說回來，實在沒有女人，我還可以去找“棒棒雞”，也就十塊錢一回兒。啷個得弄小女娃子喲！
沒有什麼能證明他們說謊，我回頭找到了那個小女孩。她已經被聞訊趕回家的父親抱回了家，坐在棚屋門口的一個小板凳上， 靠著木板，她只能這麼靠著墻壁坐一會。我在她面前蹲下來，問她那幾個人到底是不是害了她，她不出聲，似乎對我含有敵意。
一股情緒涌上我的腦門，我定定看著她的眼睛，加重語氣問：
“你想不想活？”
她吃驚地抬起眼睛看我。我又加上一句：
“想活就說實話，我來幫你。不然，就沒人能救你了。”
她看著我，似乎懂得了我的意思，過了一下，開口說：
“我想活。”
她開始給我講事情的經過，但她的記憶已經含混不清。她叫那個老頭“爺爺”，喊那個棒棒“叔叔”，語氣像是他們完全沒有傷害過她，但忽然間會非常不耐煩，現出無法表達的、超出了孩子年齡的敵意，就像剛才她面對我的沉默。
兩天後，她死在了自家的棚屋裡。我沒能幫到她，盡管她曾經面對我的眼睛，留下了遺言：“我想活。”
沒有遺言的死者總是更多。小時候，我在核桃樹下見到了第一個死人，是一個高高長長的小伙子，他是隊上打核桃時從最高的樹梢摔下來的，臉上青一道黃一道的，染著青皮核桃的氣息。他什麼話也沒有說就一頭摔死了。以後隊辦煤礦出了事故，七個大人躺在炭洞門口的煤渣上，頭枕著一堆坑木，耳朵像是坑木長出的木耳。他們也全都不說話，盡管平時是家長。我對這種難以理解的沉默感到恐懼。
一個鄉下孩子活下來和長大的過程，也就是他身邊的人不斷死去的過程。這像是一種暗中的挑選。通常每家都會丟孩子，出天花、湯火關、落樹、蛇咬、瘟（溺）死、掉魂，都是挑選的手段，命運像是一副巨大的篩籃，只有那些躲過了篩眼，留在了篩子裡面的孩子們能夠存活。丟的孩子們消失了，留下來的孩子們， 往往也在身上帶有篩齒的傷痕：我本人的手臂至今留有驚心的“湯火關”（注：俗語，指小孩子容易遭遇燙傷和燒傷，以“關”形容其兇險和不易避免）傷疤，小學和初中班上的好幾個男女同學， 火傷疤蓋住了半張臉，或者奪去了一大塊頭發。在上學過程中， 還有同學加入消失的行列，譬如一個得癌癥的、功課拔尖的女生和一個只用辣醬下飯嗆傷了肺、在出生的土屋裡死去的男生。他們也許留下了遺言，也許沒有。
成年之後，以前同桌或是同班的伙伴，大部分離開課堂，走上打工、下礦、種地，或者是當發廊妹的軌跡，從童年開始的篩選過程並未終止，更多的人從命運的篩眼中漏下。一次礦難就可以奪去幾十條性命，甚至來不及發出一聲驚呼。我曾經提著一個礦工表弟的骨灰走在羊坊店通往北京西站的街上，也看到過一個被人販運到非洲賣淫染艾滋病身亡的少女的初中畢業照。我的小學同學們有多少列入了亡故名單，對於過早離開鄉村的我來說是個謎，只有幾個腰身癱瘓或者患上塵肺的人作為見證。
在外面，我也見識了各種各樣的死亡。有大人物，也有不名一文的叫花子，有思想家，也有腦癱的兒童。前者或許有機會留下遺囑，後者卻沒有人聽他說話，或許失去了說話能力。命運既公正又勢利，讓死亡本身千差萬別，卻又用巨大的連成一體的沉默覆蓋了這種差別，甚至消滅了兇手和被害人的區別。不論如何，我們需要記住死者說過的話，就像在遊戲中那樣，“相信死者”。如果他們沒有機會留下遺言，也要記住他們的眼神、手勢或者氣味。
在衡陽大火後的殯儀館外面，遇難消防官兵化作的油煙落到了我的頭臉和衣服上，膩膩的一層，使我幾天失去了對任何肉食的胃口。這或許是他們需要的致敬。在一座政府辦公樓的地面， 一個殘疾人抱住沒收他殘摩（注：殘疾人的摩托車）的副區長自焚跳樓，留下了褐色斑點。他的空房子裡半床《瀟湘晨報》像稻草一樣腐爛，床腳長出了青苔。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我見識的死亡多於常人。在我趕到的時候，現場往往已經清理完畢，只能從殘跡中尋找他們的遺言，還原遇難的內情。
進入不惑之年前後，我感到以前處在身邊兩側，以及在身後撂下的死亡，漸漸地出現在人生的前方。死亡從有些隔膜的祖輩墳頭推進到了父母一代。長輩們的日漸凋零，以及同齡人的“英年早逝”，使我不能不想到，我們在這代也終有一死，我不可能永遠做一個幸存者，死亡的篩齒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人。我只是比童年時就掉隊的伙伴們走得更遠幾步。
一代人的逝去才能給歷史留出位置，讓後來者開辟他們的領地，而不是像遊戲一樣可以重新開始，永遠是同一撥人。命運的圓桌旁，沒有人能“自信人生二百年”，再好的冰棺也不能保鮮靈魂。
在這樣的人世蕭條面前，我想要做的是遊戲中的記錄者，請身邊所有的人留下遺言。如果有人沒有遺言，就記錄下他們的沉默。不僅是人，也包括用另一種語言說話的狗、樹木、蜜蜂和河流。
到最後，我將留下遺言，自行記錄，作為死亡檔案的開篇， 人世紀念冊的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