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友雜憶（簡體書）

《師友雜憶》是一本作者懷念已逝師友的小冊子，由十篇文章組成。身為歷史學家，作者在本書中緬懷的師友也都是史學界知名學者，包括翦伯贊、鄭天挺、鄧廣銘、週一良、唐長孺、商鴻逵、逯耀東等。作者滿懷深情地回憶了與這些師友的交往過程，記述了他們在學術上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和經歷過的磨難，特別是對他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人格魅力予以高度敬佩。這些文章飽含情意，留存了不少舊聞，具有很大的史料價值。

田余慶，1924年生，湖南省湘陰縣人。1950年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史、秦漢魏晉南北朝史。代表作為《東晉門閥政治》、《秦漢魏晉史探微》和《拓跋史探》。

編輯推薦
翦伯贊，週一良，唐長孺，鄧廣銘……這些蜚聲學界的人物，對於他們在各自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多數人都會有所耳聞。但是，在他們取得卓越成績的過程中遭遇過什麼樣的人生波瀾？日常生活中的他們又是怎樣的？……這本書將帶你走近他們，瞭解更多不為人知的故事。

歷史主義無罪
在北大歷史系翦伯贊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會上的發言
清明何處祭孤魂
——在翦伯贊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憶鄭師
鄧師周年祭
週一良先生周年祭
《週一良批校<世說新語>》影印本前言
接替陳寅恪，樹立了一個新的路標
——《唐長孺全集》首發式上的發言
清淳勤勉老書生
——商鴻逵先生逝世十周年祭
睹書傷逝
——紀念逯耀東先生

今天，在清明時節，我們聚集在這裡，紀念北大前副校長、歷史系系主任，我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翦伯贊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我的心情是複雜的。翦先生一生的光輝業績，他為中國新史學做出的貢獻，他為北大史學系付出的心血，我們永志不忘。但是想起他晚年經歷過如此的苦難，以至於骨灰無存，魂無所守，又不得不令人萬分痛心。清明何處祭孤魂，這不僅是翦先生親人的痛，也是翦先生的朋友、學生和所有景仰者共同的痛，永遠的痛。
我，作為翦先生一名私淑弟子，受過他的指點教導，後來又長期在他的領導下工作，備受他溫馨殷切的關懷。而且我早年與翦先生還有過一段永不忘懷的緣分。抗戰晚期，日寇進逼，貴陽吃緊，我作為一名流亡的大學生，隨學校到了重慶，住進了基督教青年會安排的地方，有不少左派文化名人來做演講，還與我們有長時間的交流。名人之中就有翦先生。他們的演講內容，對我這種未見過世面，卻有流亡經歷，不滿社會黑暗的青年，真是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解放後我跟翦先生提到這事，他還記得起來。他說，那時所說的話，總不外乎罵國民黨抗戰不力，講國家民族興衰的道理，講認清社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鼓勵青年為一種理想而追求。那時，這些話我聽起來都特別動心。從那時開始，我就把專業志向一步一步地從醫學轉移到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終於走上了歷史學這條不歸之路，其間翦先生是一位重要的啟蒙人。今天在這裡紀念翦先生，我要向翦先生再次表達感激之情。
翦先生一生，服務最久的地方是北大歷史系，北大師生懷念翦先生的方方面面。我只就幾個視點來做發言。
1952年院系大調整以後，北大歷史系相當長一個時間內的中心工作，是學習蘇聯搞教育改革。我們拿著一份莫斯科大學歷史系的教學計畫，反復討論、跟進、修改，又討論、跟進、修改，目的是要辦出一個中國的莫斯科大學歷史系來。雖然也說要注意聯繫中國實際，但該怎麼聯繫，誰也說不清楚。我們態度是認真的，但就是搞不出名堂來。這種工作翦先生雖也參與討論，但毫不感到興趣。他對系裡的事情另有關注之點。
第一是關注教授的團結合作。三校的歷史系，原來都是強系，名教授較多，各有自己的傳承和風氣。合併之前在政治運動中，有的教授受過損傷，心存觀望。有的教授則比較在意安排使用問題。三校合併基本上是按上面決定辦事，並未有什麼醞釀。合併後應當使教授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且公平合理，有問題能及時調整。這個方面不擺好，會引起新的人事糾紛，造成阻力，嚴重影響團結合作。翦先生自己由於其馬克思主義史學名家的特殊身份，也易於成為聚焦之點。但是翦先生以他的睿智謙和，憑他豐富的閱歷和工作經驗，年復一年地把隔閡加以調適，把缺陷加以修補。那一段時間中，歷史系內部關係雖然不是一點失誤也沒有，一點問題也未出現，但總體上說三校教授相處，友善平和，互尊互信，沒有文人相輕的毛病，風氣是良好的。老教授如此，上行下效，青年教師也能相安相得。一直到文革中各校搞內鬥時，歷史系也不曾出現過太嚴重的分裂鬥爭，文革後兩派修補也較容易完成。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翦先生以身作則，領導有方，形成了良好傳統，起了重大的作用。鄧廣銘先生在臺灣《傳記文學》中撰文介紹翦先生，在這點上也特別推崇翦先生的風範。這可算是翦先生在北大歷史系留下的一份珍貴的精神財富，今天還起著作用。這是第一點。
第二，翦先生被視為全國高校歷史系馬克思主義的巨擘，他領導的北大歷史系的學術動態很受史學界的關注，直接影響各校歷史系的教學與科研。五十年代後期以後，在當時條件下，北大歷史系只能是隨著左傾學術潮流而動，不可能例外。但是在文革以前，北大卻沒有起過引領左傾學術潮流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從系內動向看得比較清楚。當左傾思潮最為激蕩的時候，北大大批教師卻在翦先生領導下老老實實地編寫教材。系內師生中一旦出現某種花樣翻新的觀點，明顯地背離了歷史實際，翦先生知道了，總會想方設法敲敲打打，批評這類觀點，使之儘快糾正，不至於擴大影響。翦先生稍後寫成的一些對史學的糾風文章，其事例多數都取材於系內師生之中。這樣做需要敏銳眼光和求實精神，更需要理論勇氣，甚至還要甘冒政治風險。翦先生對維持系內學術風氣所起的作用，同他力求團結三校教授一樣，我們都是在事後才能看得更為清楚。翦先生為北大歷史系樹立的這種良好風氣，我們是要繼承下去的。
近年來出現過一個傳聞，說是北京解放之初，翦先生為了與北大史學家接觸，接受邀請，參加了北大史學系教師座談會。會上沒等翦先生說話，就由一位青年教師搶先侃侃而談，把一些社會發展、古史分期問題說了個夠，翦先生只好默默而退，認為這是北大教授特為操辦的一次鴻門宴。這個故事把北大教授說成不明事理、咄咄逼人，對此我頗為懷疑。經過打聽，知道此事可能是被訛傳了。那時的北大教授急於想瞭解共產黨的政策，力求學點馬列，能有機會與翦先生溝通更是他們的願望，不可能有預設的鴻門宴出現。當時北大史學系也似乎沒有這樣一位不識深淺的青年教師。翦先生具有謙謹的史家風範，也不會認為我姓馬，你們都姓資，對北大教授傲慢相待。正因如此，才有三校合併後翦先生團結三校教授，齊心合力，辦好新北大歷史系的成果。
在今天的紀念會上，我作為翦老的學生和一名歷史系教師，對翦先生的光輝建樹感到振奮，另一方面對於一棵青松被寒風惡雪摧折，消除不了心底的沉痛。不過有一點死者生者同感驕傲的，是翦先生留下了最後一筆文化遺產，他堅持了發揚了歷史主義思想。歷史主義思想是歷史科學中推翻不了的基石。先生如此堅持歷史主義，是那個時候歷史學中補偏救弊的迫切需要。如果說文化理論戰線運轉正常，沒有極左思潮的嚴重干擾，人們按常規觀察歷史問題，自然會考慮當時歷史中各種必須注意的條件，那麼就沒有必要強調歷史主義，呼喚大家注意。可是那時史學界卻有人不是這樣，他們利用被嚴重歪曲的階級觀點，使歷史失掉本來面目，供一些人任意利用，這樣，提出歷史主義來加以糾正就是必要的了。其實，歷史主義的核心之點，無非就是實事求是，尊重歷史的客觀性質，不容篡改歷史。翦先生也許想到過開頂風船可能遇到險情，但他看得更重的是科學良心。科學良心是任何學人不能失去的本性。翦先生的學術生涯在呼喚歷史主義之中被迫劃上了休止號，不論他當時受到了什麼對待，他都是一個擁有純正的良心的人，一個與科學同在的人，因而他永遠受到後人的崇敬。
我就在這裡結束我的發言。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