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體制內的改革者曾國藩傳（簡體書）

曾國藩歷來是個受爭議的人物。他被冠之以“中興名臣”、“洋務之父”、“理學大師”的稱號，但又有人稱他為“曾剃頭”、“曾屠戶”。他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李鴻章的一生，是悲壯的、凄涼的。他雖然以外交能手自負，但沒能改變大清國被動外交，割地賠款的局面。最終，他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
曾國藩一生毀譽參半，有人稱之為千古一完人，而也有人稱他為禍國殃民的敗類。縱觀曾國藩一生，可以說的跌宕起伏波瀾壯闊。無論毀譽，曾國藩的一生都值得研究。

本靳會永，北京大學總裁研修班結業，中國市場經濟的新銳人物，三年從白手起家資產數億。現兼任中國思維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對中西管理文化有過廣泛學習和思考，對當今市場經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思想極為敏銳，見解極為獨到。

★重新定義了曾國藩的人物形象
★同為信仰：士大夫曾國藩為何最終勝出？
★書生立武勛：曾國藩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
★文化的力量：曾國藩為何能打敗洪秀全？打敗洪秀全有何社會意義？
★作為晚清士大夫，曾國藩的改革有何先進意義？歷史局限在哪里？
★面對西方列強的步步緊逼，以曾國藩為首的中國士大夫如何自強自救？
★大變局夾縫中的精英，曾國藩是如何成為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的？

第一篇　為官就是做人——成功要讀曾國藩
第一章　看曾國藩玩轉職場
升官不發財
得到大佬的賞識
“國藩”的來歷
揭皇帝的短
面對機遇保持理智
第二章　曾“伯樂”用人
獨具慧眼的曾伯樂
俠士江忠源
兒女親家羅澤南
第一門生李鴻章
舉薦“宿敵”左宗棠
第三章　下火線不下戰線
剿捻有心無力 第一篇　為官就是做人——成功要讀曾國藩
第一章　看曾國藩玩轉職場 
升官不發財 
得到大佬的賞識 
“國藩”的來歷 
揭皇帝的短 
面對機遇保持理智 
第二章　曾“伯樂”用人 
獨具慧眼的曾伯樂 
俠士江忠源 
兒女親家羅澤南 
第一門生李鴻章 
舉薦“宿敵”左宗棠 
第三章　下火線不下戰線
剿捻有心無力 
洋務運動之父 
直隸總督練“練軍”
中國留學事業的開創人 
第四章　做人要學曾國藩 
做人從立志開始 
不可不誠實 
“名聲”與“守身” 
能耐煩 
花未全開月未圓 
實踐出真知 
慎之又慎 
第五章　墨绖出山 
“曾剃頭”辦團練 
“亦官亦紳”的尷尬 
衡州“審案局” 
書生治軍 
“奇男子”練水師 
湘軍走向近代化 
第二篇　書生治軍——做事要讀曾國藩
第六章　屢戰屢敗輸慘了 
山寨版的《討武檄文》 
曾“夜郎”自大失岳州 
湘潭失陷 
靖港慘敗 
自殺未遂 
長沙大整軍 
第七章　屢敗屢戰拼了 
是屢戰屢敗還是屢敗屢戰 
先輸后贏攻占武昌 
田家鎮慘勝 
被石達開耍了 
塔、羅戰死 
王牌重生 
要錢沒錢要糧沒糧，命懸一線 
天京內訌 
借丁憂脫困 
第八章　緊逼太平軍
信心爆棚的第二次出山 
對手變小了 
胡靠山回鄉 
李續賓命喪三河鎮 
三軍圍攻安慶 
總理兩江 
用請旨對付圣旨 
祁門遇險 
第九章　太平天國走上末路 
“曾鐵桶”攻陷安慶 
血洗天京城 
李秀成之死 
不做第二個趙匡胤 
太平軍成就曾國藩 
曾國藩生平大事年表 
曾國藩語錄 
參考書目

顯示全部信息

第一篇
——成功要讀曾國藩為官就是做人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奇人。作為一個普通的農家子弟，他以并不超絕的資質，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于將傾，再造滿清“中興”大業，即使一百多年過去了，仍令人回味無窮。曾國藩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就連我們新中國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也“獨服曾文正”。那么，曾文正公在官場上給我們留下了什么？
第一章　看曾國藩玩轉職場
曾國藩在考取功名，點得翰林之后，在短短的十年之內連升七級，這在官場上是個奇跡；他雖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苦無比；他雖身在官場，但心系百姓，敢于為百姓說話，他痛陳時弊，冒犯天顏……
升官不發財
曾國藩自幼好學，深研程朱理學，一生踐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準則，從一個鄉下秀才一步步靠自我奮斗與忍辱負重走向權力的巔峰，達到了“內圣外王”的境界。在他身上，有太多的閃光點，志存高遠、胸懷大局、恒心堅毅、圓通處世，等等，這些特質往往是我們在人生和事業中所或缺的，值得我們用心學習。
曾國藩嘉慶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湖南長沙府湘鄉荷葉塘白楊坪（今湖南省雙峰縣荷葉鎮天坪村）的一個豪門地主家庭。兄妹九人，曾國藩為長子。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閱歷豐富；父親曾麟書身為塾師秀才，作為長子長孫的曾國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輩的倫理教育，他也因此繼承了曾家的持家傳統，并發揚光大，總結出了著名的曾家“八寶飯”。
曾國藩從小就銳意進取，他六歲入塾讀書，八歲能讀八股文誦五經，十四歲時能讀周禮、史記文選，并參加長沙的童子試，成績俱佳列為優等。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與歐陽滄溟之女成婚。之后連考兩次會試不中，隨后又努力復習一年，在二十七歲時殿試考中了同進士，從此之后，他一步一階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
在京十多年間，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遷侍讀，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稽查中書科事務，禮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職，創造了十年七遷，連躍十級，從七品一躍而為二品大員的官場奇跡。后丁憂在家，又奉詔以禮部侍郎身份幫同湖南巡撫督辦團練，創建湘軍，最后升至總督，官居一品。曾國藩一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一要義，主張凡事要勤儉廉勞，不可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在官場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國藩的崛起，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開辦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廠、制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辦起中國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業基地、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翻譯館、派出了中國第一批留學生，被稱為“洋務運動之父”，可以說曾國藩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開拓者。
世人都知道宦海深不可測，仕途坎坷不平，稍不留神便會身敗名裂。有的人甚至稀里糊涂就被免職罷官了。所以，身居官場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當官哲學。
曾國藩總結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來主要是四個方面：昏、傲、貪、詐。曾國藩家書中提到了四敗：“昏惰任下的人敗、傲狠妄為的人敗、貪鄙無忌的人敗、反復多詐的人敗。”曾國藩認為要居官有成，就必須戒此四敗。欲不昏惰任下，必須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給好友的信中寫道：“您說的‘選擇賢人委以重任，聽其言而察其理’這兩句話，因我閱歷尚淺，實行起來難免把握不準而失去良才。不過，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轄的武職官員中特別賞識塔齊布這個人。實在是因為軍營目前的風氣不好，官兵們遇事退縮、行為虛浮、漫不經心、無所作為、驕縱渙散，如同撮合起來的泥沙不能當飯吃，令人又是嘆氣又是痛恨。獲得一個像塔齊布這樣熱血澎湃、立志殺敵的人，實在很難，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屢加贊許。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賴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則是人人對之斥罵唾棄。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顛倒善惡，將大才、小才各種人才混為一談，那么依著我這不夠寬大的胸懷，對此實在只能容忍。造成今天整個社會的動亂，只因為人們混淆是非，萬事漠不關心，才蜂堡志士賢人灰心喪氣，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揚揚。”
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只有善任，才能人盡其才，只有人盡其才，才能事業興旺。曾國藩能文能武，在軍中，他可以預言誰可以為營官，誰可以為大帥。如他保舉塔齊布說：“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后來，塔齊布果然屢建戰功，后戰死沙場。
曾國藩剿捻之初，認為陳國瑞率僧軍駐扎濟寧，力量單薄，便把部將劉銘傳派到濟寧，駐守濟寧城北的長溝集。陳國瑞性情暴虐，向來看不慣湘軍，看到劉銘傳軍配備著先進的洋槍，羨慕備至，產生了搶奪槍支的惡念。于是，陳國瑞率兵突過長溝，見人就殺，見槍就奪，連殺數十人。劉銘傳聞訊趕到，十分氣憤，發兵把陳國瑞團團包圍，將陳國瑞的衛兵全部打死，把陳國瑞囚禁起來，直到討饒為止。回去以后，陳國瑞惡人先告狀，向曾國藩控告劉銘傳，劉銘傳也不示弱，兩人就爭吵起來。曾國藩對于陳國瑞的蠻橫早有所聞，調查清楚了火并事件以后，對陳國瑞屠殺自己部下的行為深感不滿，但曾國藩在向皇帝的奏折中，仍客觀地詳述了陳國瑞的功與過，使陳國瑞受到了適宜的制裁：撤去幫辦軍務，脫去黃馬褂，責令其戴罪立功。這樣，陳國瑞不得不向曾國藩認錯，并服從曾國藩的調遣。
曾國藩之所以能讓部下聽從，佩服，不僅是因為他對部下要求嚴格，更是因為他能夠做到以身作則，嚴于律己。要知道在科舉時代，讀書、做官、發財，總是連在一起的，升官與發財總是須臾不分，仕宦為官者的人生軌跡似乎就是這樣的，升官是橋梁，發財是目的。做官的人貪財幾乎是官場的鐵律，但曾國藩卻不受這個鐵律限制。
曾國藩的日常生活極其儉樸，飲食以素食為主，極少葷菜，衣服、鞋襪都是夫人、女兒手工的績麻紡紗做成。女兒出嫁，曾國藩規定壓箱銀二百兩。
他的小女兒出嫁時，曾國荃來賀喜，打開箱子一看，果然只有二百兩，曾國荃十分嘆服，轉贈四百兩紋銀。兒子曾紀澤新婚，曾國藩諄諄告誡兒子，要求新婦親自下廚做飯，并學習麻紡之事。曾國藩一生廉潔自律、生活儉利，官至一品總督，家庭生活與普通家庭無異。曾國藩三十歲生日時，添置了一件青緞馬褂，平日并不穿著，只有遇到慶賀或者新年時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終顯得很新。
曾國藩做京官十多年，盡職盡責，鞠躬盡瘁。他在給父親的家書中寫道：對于衙門里的各種事務，現在都已經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級之間的關系，我處理得很好。既然我現在在禮部衙門，就應當為國家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我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為國家盡心盡力地服務，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曾國藩身上，有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勤儉持家。正因為這種美德，使曾國藩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靜，無論是得意還是失落，曾國藩始終能正視自己，嚴格要求自己。
曾國藩既是一家之長，又是一國重臣。對國家，他始終忠心耿耿，盡忠職守；對部下，他賞罰分明，治理有方。
曾國藩公私分明，從不貪占公共用度，但他對公務卻盡心盡職，“不茍不懈”，這一點讓同僚非常佩服。他的這種克己奉公，廉潔自律的精神讓他的同級官僚感佩至深。也正是因為曾國藩為官始終有自己的政治原則，所以他雖然權傾一時，但也能全身而退。
得到大佬的賞識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二十八歲的曾國藩在正大光明殿復試一等，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屬下等，得賜同進士出身。此后正式更名為國藩，取國之屏藩之意。同年入翰林院做庶吉士。道光十八年五月初二，由禮部堂官引見，朝見道光帝；因答對明白、條理清晰，加之衣著樸素，深得道光帝賞識，被破格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同進士入翰林，清朝開國以來僅曾國藩一人。之后他十年七遷，連躍十級，成為二品大員。對于生長在深山，出身“寒門”的曾國藩來說，真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如此順達的官運在晚清政壇上是及其罕見的。最令人感慨的是，他曾在一年之內連升四級，這番只有在戲劇里面看到的場景，卻實實在在發生在這個湖南士子的身上。那么曾國藩到底有何能耐？何以能得如此殊榮呢？
曾國藩飛升之快，官運亨通之原因不止一個。比如他個人勤苦努力，要求自己極其嚴格，廣泛結交京內名流，在京官中造成了勤懇好學，為人正直、謙恭的普遍聲望。他自己就說“在京頗注清望”。
當然，在封建官場之中，如果沒有實權派的大佬賞識和提攜，即使你有再高的才學再大的名望，也未見得能官運亨通。曾國藩能夠在官場上迅速飛升，其實也離不開朝中大佬的著力提拔，其中主要是穆彰阿的援引與扶持。
學過中國近代史的人，對穆彰阿還是比較熟悉的。因為在歷史書上，他被認為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中的投降派，陷害林則徐，并被罵為“道光年間的秦檜”。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樸，號鶴舫，滿洲鑲藍旗人，郭佳氏，出身于滿族官僚家庭，父廣秦，官至內閣學士，右翼總兵。穆是曹振鏞一類的人物，曹是“多磕頭，少說話”處世哲學的創造者，穆彰阿奉之為金科玉律，曹、穆二人極得道光寵信。穆為軍機大臣二十余年，尤其控制了中央科考選拔官員的大權，自嘉慶至道光兩朝，進士考試、殿試、朝考、庶吉士考差、翰詹大考，他都參與或主持。這是“衡文大權”，亦即選官大權。凡由閱卷、主考官手下產生的進士等功名者，都視考官為最親近、終生不改的“老師”，自己是考官永久的門生，比學校中最親近的真正的老師還要尊重。
穆彰阿利用幾十年的“衡文大權”，利用門生故舊，廣樹黨羽，時稱“穆黨”。凡是他想要推薦或打擊的人，沒有不成功的。例如羅敦衍、何桂清、張芾是同年翰林，張、何散館后都拜穆為“老師”，唯羅敦衍不拜。結果張、何同得考差，唯羅因“年輕”未得考差。實際上羅敦衍是三人中年歲最長的，在上諭待發時，穆彰阿惱羅不拜自己為師，竟讓皇帝收回了成命。
曾國藩會考之時，總裁官即為穆彰阿。考試之后，曾國藩如式拜見了穆彰阿，穆對曾的文章、學問和行事都很贊賞。1843年翰林散館大比，穆彰阿又是總考官。試后，曾國藩又親拜了穆氏，并把自己的考卷謄清，呈給了穆彰阿，于是曾國藩又得了好成績。
不僅如此，穆彰阿還對曾國藩覲見皇帝、升官晉爵的關鍵之處直接指點扶持。有一次，皇帝要召見曾國藩，曾預先到穆彰阿處請教對答的內容。穆彰阿讓一個干練的文員告訴曾國藩，以四百兩的酬金贈送某內監，可買得皇帝的詔對內容。曾國藩照此辦理了，結果皇帝召見時，所問果然是四百兩白銀買到的“歷朝圣訓”之內容。此后，曾國藩的官運就更加飛黃騰達了。
曾國藩對穆彰阿的感激之情亦非一般。穆彰阿被罷，曾每過穆宅，皆感慨唏噓。二十年后，曾國藩赴任直隸總督，進京陛見時，又專程拜訪穆氏的后人。此后，又讓兒子曾紀澤訪問了穆彰阿之子穆薩廉。
曾國藩的成功與穆彰阿的扶植固然有一定關系，但在十余年宦海生涯中，那僅僅是一個原因，況且比較偶然。曾國藩在十余年的官場生涯中能有飛速的高升，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還是與他個人的努力分不開的。曾國藩出身寒門，秉性淳樸，不善鉆營取巧。他每日按儒家“克己歸仁”的目標嚴酷地反省自己，對個人思想中不符合儒家道德規范的“私”字，嚴厲地克制、革除，每每痛罵自己。
實際上，曾國藩的十余年京官并未成就“曾國藩的大業”，而是自我教育，刻苦修養的過程，反而成就了“曾國藩的人格”。如果沒有京官以后的對抗太平軍，他或者成就一個真正的道學家，或者成為平平庸庸的、寓克自擾的官員。但他不會成為營私舞弊的貪佞之官，因為他要求自己大嚴格了！前文所述的唐鑒、倭仁幫他制定的“日課”，那“十二條規”，最主要的就是自我反省，簡直就像個宗教徒，實則正是儒教教徒，清教教徒。
曾國藩的《立志》《居敬》《主靜》《謹言》《有恒》“五箴”是十分著名的。百年以來，不僅當時的文人奉為座右銘，連后來的許多偉人、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甚至無產階級領袖人物對之評價都相當之高，把他作為立志、奮斗、修德、養性、做人、處事的經典和楷模。其立志：在于“澄清天下”，救國救民；立志而后，便持之以恒，銖積寸累，自然成功；反省自我，哪怕是前有猛虎，后有毒蛇，面對三軍，也要“我慮則一”，毫不茍且；對自己的言行，要禁絕“巧語悅人”，對人對己都要坦坦蕩蕩，不自欺、不欺人等。曾國藩成為高官顯貴之后，每日自修、自省、自律，從不停止。觀其日記、文章、書信，令人十分感慨。正是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堅持不懈地努力，才使他成功，絕不是一個穆彰阿的扶持能達到的。
曾國藩的自省、自律、自我教育達到了極深入的程度。他在日記中有這樣一段：“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艷羨。醒后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謂下流矣！”儒家圣人。皆講求“慎獨”，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意思是說，圣人、君子修己之德，絲毫不能茍且放松，在人不知、鬼不覺的“獨處”之中，一樣嚴格、謹慎地要求自己。曾國藩雖然在睡夢中，夢見別人得了利益，自己羨慕，但在日記中則責罵自己“卑鄙”“下流”，這種苛責自己的精神，確是值得后人學習。
因此說，曾國藩能夠在官場中脫穎而出，前途暢順，不是沒有原因的。歸根到底，原因不外乎兩點：主要是自己每天都在不斷努力，其次是機會來了便抓住。
“國藩”的來歷
談到以天下為己任，這是像曾國藩這樣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一大情懷。他們一方面關心自己的學識，另一方面關心天下興亡。因此，這兩點構成了他們特殊的人格。曾國藩除這兩方面外，還是一位為官者。中國古代為官者的平常心應該是怎樣的？在曾國藩看來，就是不用權謀私，而是用權為公。如果逾越這個界限，那么為官者的心態就會變得“另類”了。
曾國藩做京官之后，刻苦攻讀儒家經典，自省自律，自我教育的過程中，由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圣外王”目標出發，改其名為“國藩”，意為“為國藩籬”，立下“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志愿，由“內圣”而去做“外王”之事。
曾國藩確實表現了對大清王朝高度的責任感。在咸豐初政的日子里，他似乎是最忙碌的人，他的上疏、建言一個接一個，而每一個上疏都切中時弊，決無腐儒之見。上《議汰兵疏》后，他又上《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觸及清朝的統治基礎，表達了他對天下將亂的憂慮。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正是這一年，曾國藩做了京官。由于他初入仕途，對這次戰爭、戰敗、簽約等沒有多大反應。但戰后的清王朝，像經過大地震后的多年失修的大廈，搖搖欲墜。身在京都和官場，清政府政治上的腐敗，官場中的黑暗，經濟上的落后，曾國藩把這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地方上的情況，自鴉片戰爭之后，變化是巨大的，戰爭費用、戰后賠款要由各省攤派償還，本來貧窮的百姓，突然加上大筆征收，已經承受不起了。加上自然災害，五口通商，洋人的侵擾，商路的改變，大批手工業工人的失業，受害嚴重的南方數省的百姓首先起來掀起反抗運動了。
兩廣地方最不平靜，曾國藩的家鄉湖南也不斷發生農民暴動。清政府調兵遣將，嚴厲鎮壓，但是起義運動此伏彼起，鬧得越來越兇。這期間，曾國藩忙于讀圣賢之書，自我修養，也沒有過多問及。
然而，情勢越發嚴重。曾國藩的幾位湖南同鄉，劉蓉、郭嵩燾、江忠源，歐陽兆熊、羅澤南，不斷把地方情況向他反映，相互商量，開始探討挽回頹勢的各種對策。
江忠源是湖南新寧人，1837年中舉，1844年赴京會試時，經郭嵩燾介紹認識了做京官的老鄉曾國藩。歐陽兆熊是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國藩因病在客棧中遇到了他，得他精心照料，此后二人也就成了好朋友。羅澤南也是湘鄉人，家境貧寒，學問很好，后來做鄉村教師時，曾國荃、曾國華都是他的學生，因此雙方也很知己，但直至曾國藩回湖南辦團練，二人尚未見面。曾國藩僅從別人的書信和議論中，得知這位被人們稱之為“邑中顏淵”的羅澤南的學識與人品。
曾國藩與劉、郭、江等人感情極好，他們之間的書信往來甚為密切，地方上的情況，隨時由這些朋友傳達得知。他們同為封建階級的知識分子，同對腐敗的政治、黑暗的官場不滿，同有改革時弊，拯救大清王朝的抱負。他們都認為，當時地方百姓的反抗是要鎮壓的，但這種反抗情緒是由清朝官吏的貪暴所造成，所謂“推尋本源，何嘗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
曾國藩在一首詩里寫道：“隸卒突兀至，誅求百不友，蒨蒨紈绔子，累累飽鞭笞。前卒貪如狼，后隊健如牦，應募幸脫去，傾蕩無余資。”他分析說：民間之疾苦，銀價昂貴，糧餉難納；冤獄太多，民氣不伸；盜賊太多，良民不安；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弊政。
曾國藩“為國藩籬”、澄清天下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改革弊政，使腐敗沒落的清朝政府堅強、健康起來，肅清全國的農民反抗運動，實現儒家理想的政治清明，國泰民安的局面。
揭皇帝的短
人們為了生存，總是隨環境變化而改變、調整自己的行為。在官場，身居高位的人在很多時候是身不由己的，作為官宦之人，隨著位高權重，保守自己既得利益的傾向越發加重。他們為了自己的生存，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做出一些違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來。胡林翼曾說：“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康熙皇帝有過一句名言說穿了士大夫的本質：“士子負笈（指書籍）而行時，以天下為易；跌蹶經營位反成尸位”。曾國藩稱得上是權位越高，責任感越重，越敢于負責任的人。
讀書養望是曾國藩在翰林院七年間的主要事務，躬親參與的重要政事并不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曾國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這是他躋身高官、涉足政治的開始。時年三十七歲，可謂官運亨通。他高興之余，感到一種更重的責任，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自己驟升高位，擔心“無補于國計民生。”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這位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皇帝臨終前立下遺囑：說自己無德無能，丟損祖宗臉面，因此決定死后自己的靈位不進太廟，也不用郊配，不讓臣民祭奠他。這當然是對自己最嚴重的懲罰了。由于道光帝的遺囑用的是“朱諭”，屬于親筆書寫，皇家宗親不得不重視起來。因此，咸豐帝即位后立即讓臣下討論。
咸豐繼位之初，為了挽回人心，渡過難關，罷黜了權臣穆彰阿、耆英等人，同時下令開言路、求賢才。
咸豐的即位還是喚起了大臣們新的希冀，至少，曾國藩抱著很高的熱忱。新舊君主更替時，是禮部最繁忙的時候，因為對大行皇帝的蓋棺論定要禮部拿出意見，一切喪儀也要做得有章有法，而新君即位大典等，也是禮部不可少的事。由于曾國藩“職務繁劇，不遑兼顧家事”，因此寫信請他的四弟曾國潢到京幫助料理。3月15日，曾國潢到達京都，兄弟二人“相見極歡”，曾國藩把所有的家務交給四弟“經理”，他自己則全身心投入到公務中。
討論時曾國藩也在其中，當時他是禮部侍郎，他責無旁貸要拿出意見來。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已進行了集議，討論時都認為“大行皇帝功德懿鑠，郊配既斷不可易，廟袱尤在所必行”。
按照官場的通常做法，既然大家都已經討論通過并已經定下了明確的方案了，曾國藩應該是順著桿往上爬了，但曾國藩沒有這么做。他經過十余天的思考，卻提出了不同意見。
正月二十八日，曾國藩上疏新即位的咸豐皇帝說：諸臣集議乃是“天下之公論也，臣國藩亦欲隨從眾議，退而細思，大行皇帝諄諄誥誡，必有精意存在乎其中。”他的上疏明確提出：“進太廟應是確定無疑的，但無庸郊配一項，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曾國藩詳細闡述不敢遵從的兩個理由，及不敢違背道光皇帝遺囑的三個理由。在闡述道光帝不應郊配的第一個理由時，曾國藩指出：廟壇的規模尺寸是固定的，不能隨意更改。現在，大行皇帝以身作則，不予郊配，是“久遠之圖”。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經此次朱諭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尚不肯裁決遵行，則后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修改基址，輕變舊章。此其不敢違者一也。第二條理由是古來祀典，興廢不常。大行皇帝以身作則禁后世，越嚴格越表明他對列祖列宗的尊仰。大行皇帝以圣人制禮自居，我們這些臣下的淺短見識怎么能考慮得長遠呢！
第三條理由是“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遺命在所尤重”。曾國藩舉出兩個顯見的例證，一是孝莊文皇后病逝時留下遺囑：她諄諄囑咐康熙皇帝：“我身后之事特囑你：太宗文皇帝梓宮安奉已久，卑不動尊，此時不便合葬。若別起塋域，未免勞民動眾，究非合葬之義。我心戀你們父子，不忍遠去，務必于遵化安厝，我心無憾矣。”康熙皇帝一向孝順祖母，孝莊皇后死后，康熙帝遵照遺囑，將祖母安葬在了遵化的東陵附近。第二個例子是乾隆皇帝。乾隆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績大業死后是完全可以稱“祖”的。但乾隆帝臨終前也留下遺命：“廟號毋庸稱祖”。嘉慶帝只好遵從，故廟號高宗。并將此載入《會典》，“先后同揆矣”。在舉出以上兩個例證后，曾國藩說：此次大行皇帝遺命，唯第一條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諭反復申明，無非自處于卑屈，而處列祖予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亙古未有之盛德。“與其以尊崇之微忱屬之臣子，孰若以奠大之盛德歸之君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
曾國藩的奏疏非常有力量，他最后說：今皇上（指咸豐帝）如果不按大行皇帝之遺命去做，就有“違命之歉”。此時，咸豐皇帝頗感為難：如果按照遺命去做，大行皇帝未能郊配，自己的孝心也“有歉”，考慮到將來又“多一歉”，與其他日成禮時“上顧成命，下顧萬世”，左右為難，不如現在慎重考慮，再做決斷。曾國藩的奏疏盡管理由是儒家的儀禮，但這是需要萬分勇氣的。道光皇帝已經死了，他是不是真是那么想的，誰也不敢肯定。也許道光皇帝本人只是做做樣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況他的繼承人也不會聽任自己的父親自貶自損，想抬高還來不及呢！再者，大臣們已有明確的“公議”，曾國藩如此“不識時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勝惶悚戰栗之至”這樣的話，也是袒露心情的真話。當時，咸豐皇帝雖然在御批奏折上寫的是肯定的詞語，但是心里并不痛快，對曾國藩平添了幾分厭惡之情。但曾國藩認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個接一個地上，批評也逐漸升級，最后連剛繼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咸豐帝即位之初，頗有一番“振作”。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八，他發布上諭，令九卿科道凡有言事之責者，就國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曾國藩時為一品侍郎，立即將久蓄心中的治國大計傾吐出來。乃于三月初二上《應詔陳言疏》。
曾國藩對于清朝開國至咸豐之初的人才問題，提出了中肯的批評。他認為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使清代出現了許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員。康熙末年，順天府尹余正健不能辦事，致使各項事務廢弛，康熙帝說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說，余正健雖然不能辦事，但人有正氣，康熙帝不以為然，說：那樣的話，不如立一個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豈不更好！
曾國藩主張踏實的學風。他認為，如果要讓天下的英才輩出，又要他們不做出格的事情，就必須倡導踏實的學風。如果能這樣堅持下去，十年之后，朝廷必然會人才濟濟。
曾國藩上這份奏疏時，他已在京師為官十年之久，此間他從七品小官晉升二品大臣，對于官場風習可以說是每日觸及，因此他才能夠提出發人深思的問題來。他后來多次說，三四十年來不黑不白的官場，已讓英豪短氣，讓豺狼不敢為非。這確實是個悲哀的時代。
清朝的政治風氣，在嘉慶道光以后日見泄沓萎靡，人才亦見寥落。這與皇帝的好尚及執政者之逢迎諂諛，都有密切的關系。《瞑庵雜識》中曾有一條說：
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聲名俱泰。做了很長時間的大學士卻平安如初。他的一個門生請教做官訣竅，曹答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當時流傳頗廣的《一翦梅》四則形容官場積習十分形象：
仕途鉆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贊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
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后更無窮，不謚文忠，也謚文恭。曹振鏞死后謚號“文正”，他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信任的宰相。曹振鏞瑣鄙無能，養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風氣的柔靡泄沓。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君主國中，皇帝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官員的風氣。道光帝經受鴉片戰爭的打擊后，幾乎一蹶不振，“惡聞洋務及災荒盜賊事”，身邊的軍機大臣也只好報喜不報憂，當時京師有一副聯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樂，是、是、是，皇上天恩臣無事。在這一世風下，曾國藩基于十年京官的經歷，以及對官場習俗的厭恨，更重要的是要改變現狀，因而能反其道而行之，眾相柔靡之時，他卻敢迎風獨立，挺身而出，對提高他的政治聲望以及艱難時挺身而擔大任創造了條件。
曾國藩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不僅敢于提出問題，更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具體可行的辦法。有理有據，從這一點，足以看出曾國藩對清朝的官僚體制的弊病研究的十分透徹。他從民間走出來，把八大衙門的正副長官（即堂官）比喻為農夫，把皇帝比喻為太陽，而把中下級官員喻為禾苗，既形象生動又十分貼切自然。
這一奏疏也反映了曾國藩不是庸碌之輩。他的思考，他的積累，才能形成他對當時人才問題的系統認識。而這些也成為指導他日后治軍打仗磨礪人才的觀念基礎。
由于曾國藩上奏時，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羅悖衍等也各上奏疏，陳述政事。咸豐帝還將通政副使王慶云、鴻臚寺少卿劉良駒及科道官上的奏折，交有關部門議行。因此，咸豐帝收到曾國藩奏折的時候，也獎許一番，稱其“奏陳用人之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辨，切中情事，深湛嘉納”，“折內所請保舉人才、廣收直言，迭經降旨宣示”，對折中“日講”的建議，命禮部等衙門討論切實辦法。
當年四月初，曾國藩參照《會典》等書，將他擬定的日講十四條上奏。隨后，在薦舉人才時，他舉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云、嚴正基、江忠源五人可當重任。
傳統中國當王朝更迭時，往往有政策的大調整。而一個王朝老皇帝崩逝、新皇帝即位之初，也有一番政策小調整。這就是說，在專制的統治下，由于皇帝的最高權威性，因此即使他在位期間有什么不適宜的政策，往往也難以糾正，只好等待新舊交替時調整。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尤其是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自我調整”的機制已很老化，上述情況更加明顯。如明朝的嘉靖皇帝十幾年不上朝，整天在宮中煉丹，與道士、宮女混跡一起。朝臣上的奏疏大多連看都不看，就“留中”了，也就是不交有關部門討論執行。這位統治了四十余年的皇帝，給明朝帶來了中衰。他的晚年，終于有一位天下后世都聞名的大臣上了一道疏，大罵皇帝一通，其中有一句說：“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意思是說天下人早就認為您不應當皇帝了。這個人就是海瑞。嘉靖皇帝看到這句氣得渾身發抖，把奏疏摔在地上。不久，這位皇帝倒真的想辭去皇帝，當太上皇，并舉海瑞疏為證。但這種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只好等待新君即位。
當年，曾國藩上奏了《應詔陳言折》《條陳日講事宜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議汰兵疏》等。這些折疏所言之事似乎已不太新鮮，但出自曾國藩對清廷的忠耿之心、妙手之文，懇切、生動，躍然紙上。奏折揭示了人民的種種疾苦、錢賤銀貴等情；官場黑暗、官吏無能、腐敗、害民擾民之實況；還提出兵伍不精，徒費國用，建議裁汰五萬綠營兵，以裕國用；并提出選拔有用之人，制定嚴格的培養、考察、升黜制度等。
這些奏折沒有發生任何實際效果，甚至于皇帝看沒看都難說。當時應詔上的折子也太多，咸豐雖值英年，又主動征求言路，但是國家問題太多，上奏提的問題又大致相類。所以，皇帝看得多了也就懈怠，哪能一一回復，大不了的，批個“知道了”，也就算不錯了。
然而，當時的政治形勢卻急驟發展。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在廣西桂平爆發，短短幾個月就接連打敗清朝欽差大臣李星沅、廣西巡撫周天爵的圍追堵截，突出重圍，扯旗北上，稱王封制，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同年3月，咸豐任命他的舅舅、首席軍機大臣賽尚阿為欽差大臣，擔任前線總指揮，任命順天府尹鄒鳴鶴為廣西巡撫，協辦軍務。當時，賽尚阿的職位最高，與咸豐帝的關系也最密切。派他直奔廣西前線，在朝野之中，引起極大反響，大家認為這次的形勢可不一般了。
曾國藩更是著急，他在給友人的信中發牢騷說，自己的多篇上疏、大臣們的紛紛奏章，皇帝多置于不問，或以“勿庸議”三字了之，或下一旨空文，而后“復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不相與”，將“書生之血誠，徒供胥吏唾棄之具”，表示不滿。
“為國藩籬”的“血誠”，促使曾國藩于1851年5月上了一個鋒芒直指咸豐皇帝的《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折。他在給家人的信中說，自己是冒著極大風險上的此折，因為曾家受恩深重，自己身為二品大員，誥封三代，此時不盡忠直言，對不起國家黎民。他認為，新君登位，滿朝謹小慎微，“唯阿之風”正在刮起，對青年皇帝不是好事，若是滋長了皇帝的“驕矜”，養成“惡直而好諛”的習性，可就是國家的禍事了。因此趁著元年新政，冒死把“驕矜之機關說破”，使皇帝“日就競業”，使廷臣“趨于骨鯁”，以樹立朝廷進取之風氣。
出于“濟世以匡主德”的大目的，曾國藩進行了這次冒死的犯顏直諫，幾乎因此而丟了前程甚至是腦袋。
這次上疏的內容的確也是不比尋常的，他是直接給皇帝提意見，是揭皇帝的短。其宗旨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批評咸豐苛求小節，疏于大計，對廣西前線的將帥安排不當；第二方面是批評咸豐文過飾非，不求實際；第三方面批評咸豐驕矜，出爾反爾，剛愎自用，驕傲自滿，言行不一。
據說，曾國藩的這個疏稿不僅呈給了皇帝，而且他怕又像上幾篇奏稿那樣，石沉大海。在上朝時曾把要害之處當著文武百官的面，背了出來。
自廣西金田起義后，前線的風聲越來越緊，咸豐的朝會也就很多，所議內容多也是戰爭之事。在一次朝會上，曾國藩跪奏了那篇稿子的主要內容。
開始一段，他跪奏了“防瑣碎之風”，舉的例子是皇帝自繼統之后，往往以小節歸咎大臣，因小失大。而廣西的軍事用人，也是因小失大，籌借中皆有失誤。
曾國藩操著不易聽懂的湖南口音，唯恐皇帝聽不真，說得很慢。朝堂上的百官清清楚楚地聽到曾國藩句句指責的是皇帝本人，因此鴉雀無聲，不知道會如何收場。
咸豐聽完了第一段，克制著火氣，又往下聽。曾國藩第二節講的是“杜文飾之風”，舉的例子是皇帝廣開言路，但對群臣所奏，大抵以“知道了”三字了之，“間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以萬里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為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
曾國藩先批評皇帝處理廣西軍務失措，又批評皇帝開言路是做樣子。
隨后，曾國藩又跪奏了第三節“防驕矜之氣”，指責咸豐“飾非拒諫”“娛神淡遠”“恭己自怡”“厭薄恒俗而長驕矜之氣”。
曾國藩在百官面前如此指責咸豐皇帝“驕矜”“虛文”，而且舉出了一大堆例子，至高無上的天子尊嚴受到了挫辱。于是，龍顏大怒，大喝：“狂悖！”“該當何罪！”馬上要令軍機擬曾國藩之罪。
幸虧大學士祁雋藻、左都御史季芝昌出班跪求，說他罪該萬死，但冒死直陳，出于對國家的愚忠，原視皇帝為舜堯，自古“君圣逆直”，望免其罪。咸豐這才沒有加罪。
這幾次上疏，是曾國藩在咸豐初期的主要作為，表現了他不同于一般官宦的抱負和遠見，同時也顯示了他直道而行的書生本色。幾篇諫疏使他在朝野內外贏得敢于直諫、忠誠為國的政治聲望。從清廷到湖南家鄉，許多人都稱贊曾國藩的這種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給曾國藩來信，盛贊他不顧個人安危，上疏朝廷，并請曾國藩將他的上書呈轉。曾國藩在復信中說：現今世風日下，而官吏們又狹隘酷烈，內觀身世沉浮無有涯期，外觀滿眼民生日蹙。實際道出的是他自己的感受。
當曾國藩沒有上書指陳咸豐缺失前，他的同鄉好友羅澤南去信責怪曾國藩只上言枝葉，不講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也；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茍且之學也”四句話，曾國藩讀后，感觸很深。實際上，當時曾國藩已上書咸豐，但羅澤南還不知此事。當曾國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說“與我上疏的意見相符，萬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議”，立即將上書抄錄全文，請羅澤南閱讀并指教。并請同鄉老朋友劉蓉、郭嵩燾、江忠源、彭筱房、朱堯階、歐曉嶺等人，一一閱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實情況后，對曾國藩更加敬佩，曾國藩在湖南的威望也就日高，這對他后來組建湘軍，吸收人才有很大作用。
曾國藩的“犯顏直諫”雖未成功，但影響極大，他的“鯁聲”在清朝官吏中傳揚開來。尤其在湖南的知識分子中，如劉蓉，羅澤南、郭嵩燾、江岷樵、彭玉麟、朱堯階、歐陽兆熊、江忠源等人都一齊夸贊曾之“大疏所陳，動關至計，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說此舉可“慰天下賢豪之望，盡大臣報國之忠！”
面對機遇保持理智
一個人一旦忙碌起來便會忽略掉很多東西，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赴京就職以來，為了仕途前程，曾國藩已闊別家鄉整整十二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國藩的祖母病故，他聞訃后即欲南歸，但未能成行。第二年春天，星岡公身患重病。曾國藩聞訊后除寫信給父母、幾位弟弟詳商治療辦法后，他決定一定要回家探望，但是，身為官場中人，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他在給弟弟們寫的信中說道，自己回家有三難：一是無錢；二是家眷眾多，回不回都不好辦；三就是回家就必須暫時離職，假期期滿等候補缺也難。
曾國藩思念家中的親人，家人也同樣盼望著久別的他能夠盡早團圓，只是兒女私情跟國家大事比起來，總是顯得那么渺小。家中老人為了不妨礙兒子的前程，給曾國藩寫信時告訴他，讓他一意服官，不必掛念家中之事。
不久，曾國藩連升三級，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年屆六十。按中國人的傳統習慣，花甲之年屬于大慶，應該把壽辰辦得更風光。在京城的曾國藩又不能自已，決定明年請假回鄉再辦。曾國藩雖然急切地盼望回歸故里，但這次依然沒能成行。不久，祖父病逝的消息從湖南老家傳來。曾國藩聞訃后請假兩個月，在京中寓所穿孝，以托哀思。
咸豐二年（1852年）6月12日，曾國藩在焦急不安中被欽命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奏準回籍探親。江西毗鄰湖南，距湘鄉尤近。因此，曾國藩次日遞折謝恩時，奏請試竣后賞假兩月回籍省親。咸豐允準。
6月24日，滿懷著為朝廷取士的“熱望”和與家人久別重逢的喜悅，曾國藩馳驛而行。繁華的京城和威嚴的紫禁城被遠遠地留在了身后。他不會想到，這一次離京，一別就是十幾年。他也不會想到，時代的激蕩把他引向另一條道路。他更不會想到，這一次離京，儒生真的羽化成“蛟龍”，他的命運已與大清朝息息相關。
曾國藩乘坐官備驛站，經直隸，過安徽，經過一個月的旅行，于7月25日，行抵安徽太和縣境的小池驛時，接到了母親江氏已于6月12日逝世的訃聞。曾國藩想起十幾年前的分別竟成永別，想到操持一生的母親臨終前竟沒有見到身穿二品官服的兒子，他痛心不已，遂調轉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奔回原籍奔喪。
曾國藩一到湖南，滿耳朵聽的是太平軍節節北上，清軍抵擋不住，形勢如何緊迫的風聲。實際上，在曾國藩逆長江行至漢陽時，湖北巡撫常大淳便告訴他：長沙已被“粵匪圍困”，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經湘陰、寧鄉而達湘鄉。四十二歲的曾國藩扶棺痛哭。9月22日，曾國藩的母親江太夫人被安葬在下腰里宅后。此時的太平軍已銳不可當。
回家奔喪，本該好好祭悼生他養他，一別十幾年，臨終又未得見上一面的慈母。但是，這些卻被太平軍北進的消息沖淡了。長沙之圍雖解，但太平軍是主動撤圍，意在加快北上的速度。不久便攻克岳州，攻占漢陽、武昌。太平軍所到之處，清軍不是一觸即潰，就是聞風而逃。
咸豐二年（1852年），太平軍出廣西，入湖南，連克州縣，湘省各地“會黨蜂起應之”。8月，太平軍圍攻長沙，全省震動，地主富豪紛紛逃命，郭嵩燾兄弟及湘中名宦左宗棠兄弟也率眷屬避入玉池山梓木洞。年底，太平軍兵指湖北，水陸并進，“帆幟蔽江，所過城鎮，望風披靡”。
與太平軍的勢如破竹相反，清軍一觸即潰，接連丟失重要城池，大有土崩瓦解之勢。這一年年底，太平軍以地雷轟塌武昌城墻，遂克武昌。這是太平軍攻下的第一座省城，舉國為之震動。眼看江南半壁江山換了顏色，咸豐皇帝氣急敗壞。雖然他早就知道八旗兵與綠營兵軟弱渙散，但沒想到竟如此不堪一擊。前方局勢的急轉直下，促使清廷高層不得不尋找另外的救急之策，這就是令各省在籍的大臣舉辦團練，自衛桑梓。
咸豐皇帝讓曾國藩留鄉辦團練既有一般性又有他特殊的背景。
此時，太平軍勢力浩大，清軍無力對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舉辦團練，尤其命令回籍的官員為團練大臣，利用人地兩熟，在地方又有號召力的官員組織地方武裝，對抗太平軍。如：1852年9月，任命刑部尚書陳孚恩為江西團練大臣；1853年2月，任命在家養病的廣西巡撫周天爵為安徽團練大臣；不久，又命工部侍郎呂賢基辦團練。僅僅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后任命四十五人為團練大臣，僅山東一省就有十三人，曾國藩也是在這時被任命為湖南團練大臣的。
咸豐二年十一月末，咸豐在給湖南巡撫張亮基的諭中說：
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搜查土匪事宜，必盡心不負委任。
中國封建社會歷來講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規定，無論多高職務的官員，父母死了必須離職守制。如果朝廷特別需要這位官吏，必須發特詔命其不必去職，以素服辦公，不參加吉禮；或于守制尚未期滿之時，即令復職，這種制度稱為“奪情”。
不過，此時的曾國藩是有所顧慮的。其一，這時出山，有違孝道。亡母尚未安葬，若此時出山，必有違丁憂離職守制大禮。一直以來，自己整天都滿口滿紙的忠孝仁義，若也違制，天下人難免會恥笑。其二，投筆從戎，心里沒底。自己只是一介文員，并不懂兵法，假如現在投身戰場，肯定會有巨大磨難，一旦辦理不善，可能連官職性命都保不住。其三，手中無兵，官場復雜。他對清朝的官場腐敗是有著深切認識的，明白要辦一事，處處荊棘，若是率兵打仗，要人、要槍、要餉，就必然會同上下各級發生糾葛，辦起事來一定困境重重，束手縛腳，舉步
維艱。
考慮到了種種難處之后，他便一邊寫信拒絕了張亮基的邀請；一邊寫折子，讓張亮基代發，辭謝皇帝的圣意，并請求在籍守制三年。
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太平軍攻克了武漢，很快就要反攻湖南。這使得剛坐到湖南巡撫寶座上屁股還沒熱的張亮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立馬命郭嵩燾連夜趕往曾家，勸說曾國藩出山。
恰巧在這一天，好友郭嵩燾趕到湘鄉為曾母吊唁。縣令朱孫詒清楚郭與曾的關系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傳官轎送郭嵩燾前往曾家。120里的路，郭嵩燾趕到曾家時已是深夜。兩人秉燭暢敘，當談及時事時，曾國藩說自己要守制，不能出來主持團練。郭嵩燾說，素知曾國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為己任，現在面臨“亂世出英雄”的機會，你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負，盡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來說服曾國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給標榜“忠孝”的曾國藩一個很好的臺階下，但曾國藩為了表示盡孝的“決心”，仍表示不同意。郭嵩燾又反復與曾國藩的父親談“保衛家鄉”的大道理，曾父認為講得對，便把曾國藩叫到面前教訓了一番。曾國藩這才應允。但多日不見起行。郭嵩燾又同他的弟弟郭昆燾一同前往曾家勸說，但曾國藩卻以郭氏兄弟入幕參贊其事為先決條件，郭嵩燾只好答應。此后四年，郭嵩燾大部分時間都在曾國藩幕府中度過，成為湘軍初創、曾國藩“大業”初起時的主要人物之一。
除了“忠”“孝”不能兩全的矛盾外，曾國藩還是一個十分務實的人，他深知自己講理學、佐朝政尚可稱職，而對于兵法陣戰、練兵打仗可以說是個外行，而且，打仗是人命關天的事，與寫寫文章不同。尤其是現在朝廷讓地方鄉紳自籌餉項，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貧寒之家，拿不出銀子，也招不到兵、勇。因此，當鄉間名流好友及巡撫大員一再請他出山時，他最初均表拒絕。咸豐二年十一月，他就在寫給劉蓉的信中，將他之所以遲遲不赴團練局的原因一一寫明。
曾國藩辦事講究條理，往往從最根本處講求。讓一個身帶墨孝的人出入鄉紳富戶之家，是對先人不孝，對他人不恭。況且，他的“人力資源”對于籌集餉項可以說沒有大補。但是曾國藩又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他對劉蓉說：“國藩居湘鄉之土，為湘鄉之民，義不可不同心合力保護桑梓，擬于百日之后前赴縣門，以明同舟共濟之義。”隨即提出自己的意見：“鄙意以為壯勇貴精而不貴多，設局宜合而不宜分”，認為“但得敢死之士四百人，則固可以一戰。”
12月15日，曾國藩又給他的內兄歐陽秉銓寫去一信，請他前往京師，幫助將家眷接回湘鄉，他還說自己在家服喪僅滿四月，家中諸事尚未料理，此時若立即出山辦理官事，則不孝之罪滋大。“且所辦之事亦難尋頭緒，若其認真督辦，必須遍走各縣，號召紳耆，勸其捐資集事，恐為益僅十之二，而擾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認真，不過安坐省城，使軍需局內多一項供應，各官多一處應酬而已。再四思維，實無裨于國事，是以具折陳情，懇乞終制。”為了取得昔日友好對他內心苦楚的理解，他還將折稿寄到京師，請內兄轉交“相好中如袁、毛、黎、黃、王、袁、龐諸君，盡可令其一閱。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呂鶴田有欲閱者，亦可一閱。蓋欲使知交中諒我寸心，不必登諸薦牘，令我出而辦事，陷于不孝也。”
由此可見，曾國藩對出山辦團練的困難考慮得十分細致、具體。這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務實的人。
在領命前去經辦團練之前，曾國藩首先要安頓好家中之事。獲知曾國藩要出山后，他的四個弟弟都要求隨他離家參戰，但他只答應帶曾國葆一人離家，并叮囑曾國荃、曾國華先在家守孝，等待更佳的時機再出來幫忙。
一切安排停當后，曾國藩再祭母靈，請求逝世的母親的在天之靈能諒解他難盡孝道之舉。為了對國家盡忠，他決定“墨绖（dié）出山”，去迎接那不可預知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