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香港民主若姑息分離主義，讓港獨上升，就會導致北京強硬派抬頭，等於香港激進派與北京鷹派「殊途同歸」，扯香港民主後腿。
作者簡介
目次
序：權力星空的秘密 3
香港
香港民主抗撃去中國化 13
六四迷霧與香江風雨 16
香港恐懼政治的內耗 19
如果沒有邵逸夫…… 22
流動盛宴的最新味道 25
香港‧東南亞‧不了情 28
自鳴正義與程序正義 31
中國大陸
六四平反與反貪風暴 37
中國吃不完的階級矛盾 40
最凶險的和最可愛的 43
人間四月天呼喚法治 46
核心價值與核心利益 49
血染的風釆留下印記 52
感情大軍的最新征途 55
婚戀的文學與經濟學 58
民企智慧與二次創新 61
拒絕權力博弈的毒酒 64
保釣世代的雕刻時光 67
司法獨立的真假虚實 70
超越悲觀和樂觀的新路徑 73
資本與藝術的曖昧關係 76
開放軌道就是夢想軌道 79
開放社會與它的敵人 82
流星‧華麗‧權力夜色 85
中國經濟的秘密花園 88
保衛「李莊們」的人權 91
台灣
文化野火與政治春風 97
台灣民主與戴高樂效應 100
佔領政府與佔領人心 103
毋忘壓不扁的玫瑰花 106
百年老店破壞性創新 109
軍隊國家化與軍隊異化 112
兩岸
民進黨‧上海‧突破口 117
馬英九習近平何時握手 120
兩岸是彼此永遠的鏡子 123
音符‧政治‧軟實力 126
兩岸民間生命力的啟示 129
國際
革命‧詩‧歷史諷刺 135
泰國權力輪迴的陷阱 138
九霄殺機與四海蒼茫 141
那消失了的航班的訊息 144
權力與資本的螺旋關係 147
中日恩怨情仇的苦酒 150
恐怖政治和文學預言 153
泰國政治的鬧劇與悲劇 156
難忘中日的歷史軌道 159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162
拒絕成為戰爭的囚徒 165
超越零和遊戲的誘惑 168
書摘/試閱
香港
香港民主抗擊去中國化
香港不能贏得了民主，卻輸掉了中國。香港人必須警惕，港獨和分裂主義的激進派系綁架了泛民，也使香港爭取民主的力量，失去了在中國大陸民間的支持。
最典型的例子是幾個月前的「驅蝗行動」，原是一小撮極端分子所發動的群體仇恨，針對大陸遊客的Hate Crime，這不但違反中國人的立場，也違反了普世價值的原則，但民主派的主流人物對此視而不見，或是予以姑息，甚至為極端派辯解，將矛頭指向港府，説這是當局的錯。
這也使廣大的十三億中國人民心寒，原來香港推動民主，到最後就是要「去中國化」。香港那些所謂「民主鬥士」，不但只是針對北京政府當局，還針對一般的中國老百姓。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中國人當然有權利踏足在中國的土地上，但如今卻被一些暴民污辱與驅趕。更令人髮指的是，一些主流媒體還對此加以「理由化」，加速了香港的「去中國化」。
更深層的原因，在於香港爭取民主的力量只局限在「民粹」的層面，以「本土化」為號召，但卻沒有回歸中華文化和民間中國的「國粹派」。七十年代香港保釣時，認同中國自力更生發展道路的「國粹派」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他們在維園的保釣集會中，與英國的警司衝突，被打到頭破血流。也就是説，當年推動香港公民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先鋒，都有強烈的中華民族情懷，而不是抱着殖民主義的大腿。但今天這樣的人物大多凋零，像民主派的領軍人物司徒華已經逝世，新一代的所謂學運先鋒沒有歷史感，爭取民主，大多只認同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也因此和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運動越來越隔閡。
這也是香港民主運動的誤區，反共變成了反華，「去中共化」變成了「去中國化」，被那些高舉英國國旗或港獨旗幟的激進派「騎劫」。有幾位泛民議員甚至以「反對大陸化」為政治宣傳口號，殊不知他們自己的父母、家人大多來自中國大陸，家裏甚至是説上海話等「大陸化」的語言，成為自我矛盾的巨大諷刺。
其實也是因為香港一些民主派混淆了政黨、政府和人民的分別，將他們對中共的痛恨延伸到人民，而不了解中國民間力量一樣是反對不合理的官僚與專制，追求制度變革。大陸與香港老百姓其實有共同目的，分享共同的情懷，也必須共同拒絕政客和媒體的誤導。
若香港民主運動繼續姑息分離主義，讓港獨力量上升，就會讓北京強硬派抬頭，也肯定影響香港民主發展的進程。因而香港的激進派和北京的鷹派其實是「殊途同歸」，都在扯香港民主化的後腿。
歷史也在呼喚香港中間力量，呼唤沉默的大多數，盡快落實二零一七香港普選，不要被提名問題所糾纒，不要被「佔領中環」運動所羈絆。香港實現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選，不僅會改變了這城市的命運，還將改變神州大地的命運，可以「倒逼」中國的政治變革。
這也是中國朝野改革派所期盼的發展。民主成為大陸與香港的黏合劑，民主香港成為民主中國的先鋒。香港贏得了民主，也要贏得中國。這是香港七百萬人的期望，也是中國十三億人的期望。
六四迷霧與香江風雨
二十五年了。在
其實從去年六四的維園紀念集會開始，就出現一些打着「本土派」旗號的香港政治組織，聲稱不滿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他們另起爐灶，在尖沙咀搞六四活動，説是要打破支聯會的壟斷，但骨子裏其實代表了「港獨」勢力的出現，將「中國」二字污名化，説「六四是中國人的事，與香港人無關」。
關鍵就是他們將反共變為反華，認為「愛國」就是「愛黨」。但這樣的理解，恰恰是和中共一些強硬派的説法一致，「殊途同歸」，都是將「黨國結構」長期合理化，而無視香港民間和全球中國人的看法。
愛國不是愛黨，也是香港支聯會前領袖司徒華的理念。這位二零一一年去世的香港民主派領軍人物，一生都是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他強烈反共，但也強烈愛國。這兩者並無任何矛盾，因為他所認同的中國，不是一個政黨，也不是一個政權，而是一個承載五千年中華文化的政治實體，一個近代歷經辛亥革命、抗戰血淚、內戰血腥，也面對多少列強凌辱的國族共同體。他所領導的支聯會，全名就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愛國」何罪，豈是「本土」二字可以抹煞。
六四紀念會出現雜聲，也反映這一兩年來香港政治的「去中國化」危機。一些以「城邦本土」為名的政治勢力，在網絡上發出巨大的聲音，混淆視聽，企圖綁架香港的民主派，也誤導了一些年輕人。
但疾風知勁草，在六四的二十五週年關鍵時刻，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不會忘記他們昔日參與百萬人遊行示威的壯懷激烈，也不會忘記二十五年前
這也是香港政治「綠營化」的悲哀。台灣的政治發展，在李登輝、陳水扁等政客的操控下，赢得了民主，卻失去了中國。香港人毋忘六四，要求平反六四，是以中國人的身份，向執政當局提出訴求，也向歷史提出訴求，扭轉當前政治的逆流，毋忘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迷失了國家認同的教訓。
六四是不能忘記的；香港人是中國人的身份，也是不能忘記的。
香港恐懼政治的內耗
恐懼是政治的春藥，但也是政治的毒藥。一個社會如果在恐懼的氛圍中，常會激發強大的動員力量，但也會陷入自我毀滅的怪圈中，被自己所創造的黑影吞噬。
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歸前後，就曾陷入恐懼政治的漩渦中。當時中外主流媒體所用的流行語，就是「九七大限」。也就是説，過了
事實上，當時著名的國際媒體《財富雜誌》（Fortune Magazine）就以《香港之死》（Death of Hong Kong）作為封面專題，預測在回歸之後，香港的反對派就會被抓起來，法治蕩然無存，經濟也將一厭不振，香港就會成為「中國另一座普通城市」，奄奄一息。
這樣的恐懼與焦慮，也掀起了一陣移民潮，數以十萬計的香港精英和中產階級，都在回歸之前移民到加拿大、澳洲、美國乃至南美小國。他們有些人説這是「避秦」，要「來生不做中國人」。
但不旋踵間，這些移民外地的香港人，絕大部份都在過去十幾年間回到香港，因為他們當時的焦慮，都完全不存在。香港不但保持良好的法治，新聞自由也上升到歷史的新高峰，主流媒體都是以反對特區政府和北京當局為市場賣點。香港經濟上也翻了幾番；那些在九七年賣掉房子移民的香港人，由於樓價早已升了很多，如今都無法買回當年所賣掉的房子。
而今天香港政治的焦慮，則是由於面對新的歷史拐點。二零一七年香港普選特首在即，但對遊戲規則還沒有共識，所有的政治勢力都有一種高度的焦慮感，深怕在這場權力洗牌中失去了原有的力量。這樣的焦慮感，也很容易將很多議題高度泛政治化，上綱上線，以符合自己的政治利益。
最近香港《明報》的更換總編輯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原任的總編輯劉進圖同意管理層的安排，調任新媒體項目的主管。計劃接任的前《南洋商報》總編輯鍾天祥被懷疑是「共產黨同路人」，會扼殺《明報》的言論自由。他還沒上任，就被缺席審判。
不少熟悉《明報》歷史的人，都發現這是「歷史的循環」。九七前夕，《明報》社長張曉卿邀請台灣「紙上風雲第一人」高信疆來香港主持《明報》。這位在台灣報界擁有極高聲望的報人，甫抵港就被排斥和誣陷他是親共，在流言蜚語中，他最後黯然離開。著名作家馬家輝、趙來發等人，都曾對此發出不平之鳴。但在恐懼政治的氛圍下，高信疆百口莫辯，心情一直鬱結，終於在前幾年患癌去世。他和鍾天祥一樣，都成為香港冷戰心態下的「獵巫」（Witch-hunting）行動的受害者。
但香港沉默大多數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一定會奮勇保衛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法治，也警惕不要被冷戰心態下的麥肯錫主義所誤導，喝下恐懼政治的春藥，亢奮地到處創造敵人，高喊「香港在淪陷中」，但其實是喝下恐懼政治的毒藥，讓這城市在恐懼中內耗與自毀。不少香港人都會記得美國羅斯福總統的名言：「我們唯一會恐懼的，只是恐懼而已」。（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如果沒有邵逸夫……
如果沒有邵逸夫，在過去大半個世紀中，全球華人社會就沒有那些光影交匯的華麗，沒有那些熠熠星光，沒有那些動人的故事，沒有那些讓人心折的軟實力，可以在冷戰的泛政治化年代，滋潤多少乾枯的心靈。
在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間，正是冷戰的高潮，全球華人社會被國共兩黨所割裂。中國大陸在反右、文革的狂飆中，文藝都被意識形態的枷鎖操控。一部電影拍得好不好，不是看票房，而是看是否政治正確。孫渝的《武訓傳》被痛批，姚克的《清宮秘史》被作為批判劉少奇的工具。不僅「利用小説反黨，是一大發明」，江青在文革期間，曾經批判上百部電影。「偉大的」政治領袖的權力焦慮，成為電影工作者的憂慮，也成為中國電影的災難。
在台灣，電影的背後也隱藏着政治的影子，權力當局強調要歌頌光明，消滅黑暗，推出「健康寫實」的電影，李行的《養鴨人家》、李嘉的《我女若蘭》都是典型例子。
但只有在邵氏電影中，在香港的自由的環境中，那些失去了「自由」的中國，那些失去了「傳統」的中國，才會瀟灑地出現。邵氏所拍的一千多部電影中，不少都充滿對中華文化的嚮往與眷戀。從凌波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到林黛的《江山美人》，從鄭佩佩的《大醉俠》到王羽的《獨臂刀》，每一寸的膠片中，滲透着中華文化的元素。也許那些苛刻的影評説它們太俗艷了，太沒有藝術價值了，但邵氏電影不是拍給威尼斯影展的曲高和寡的作品，而是拍給大多數人享受的通俗娛樂。在聲光掩映中，邵氏電影讓香港、台灣和東南亞華人，在與神州大地隔絕的冷戰年代，沒有失去與長城、黃河、長江的聯繁，沒有失去與中華文化的聯繫，沒有出現歷史與文化的斷層。
如果沒有邵逸夫，台灣不會出現黃梅調的熱潮，不會因為《梁山伯與祝英台》而流淚。如果沒有邵逸夫，我們不會看到李翰祥、岳楓、胡金銓、張徹等導演的作品，也不會看到李麗華、林黛、趙雷、陳厚、樂蒂等迷人的身影。
如果沒有邵逸夫，就不會出現TVB的演員訓練班，不會出現周潤發、劉德華、梁朝偉等天皇巨星。
但也是冷戰年代的香港，造就了邵逸夫。如果他今天才來到香港，説不標準的廣東話，擁有那麼多文化資源，他一定會被香港那些網絡憤青毒罵為「蝗蟲」，被那些高舉「反對大陸化」標語的民粹議員攻擊，説他拍的逾千部電影大部份是説「國語」而不是廣東話，違反了「香港優先」、「香港第一」。他對中華文化的痴迷會被懷疑是「賣港」，是「別有用心的大陸人」。
但邵逸夫只會溫和地微笑，他知道錢穆強調對中國歷史要有一種「溫情」的態度，超越地域限制。他在戲裏戲外的歲月，比很多的香港人更香港，比很多的中國人更中國。他知道香港的文化與政治發展，最終會與中國的巨大變革密切互動。在冷戰年代如此，在今天的香港也是如此。
流動盛宴的最新味道
也許這次香港電視牌照的風暴，就是最佳的電視劇的劇本。那些密室的政治、公開與私密的權謀、喧嘩的群眾運動、議會的激辯、媒體的狗仔隊，都是一部成功的電視劇的絕佳題材。
但這也是香港電視劇不會出現的題材。長期以來，充斥在香港客廳的電視劇，大都圍繞着男歡女愛和家庭倫理瑣事，婆婆媽媽的，被視為弱智的情節，往往與現實脱節，也與常識脱節。它們甚至比不上幾十年前的香港電視劇經典之作，如徐克在佳視的《金刀情俠》，或是無線電視招振強的《上海灘》等。今天香港的觀眾，不少將視野轉向島嶼之外的電視。他們看美劇的《紙牌屋》（House of Cards）、《新聞編輯室》（Newsroom）、日劇的《半澤直樹》或是中國大陸的《後宮甄環傳》。
但他們其實都是在網絡上看電視，不僅超越了空間的限制，也超越了時間的限制。也許晚上十一點才回到家裏，但打開了網絡，他們可以隨意看到全世界最好的電視劇和多到永遠看不完的娛樂節目，更不要説那些新聞節目，也都在網上垂手可得。
因而今天的香港電視牌照風暴，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假議題」，因為越來越多的觀眾不再是靠大氣中的免費電波來看電視，受那些固定的放映時間所限制，還要忍受那些揮之不去的廣吿。他們要掌控自己的決定權，讓鍵盤上的指尖取代了電視公司的時間表，也超越了公權力發行牌照的限制。
更何況今天的網絡，其實就是手機。年輕一代看電視劇和新聞，大多在手機上進行。越來越大的手機屏幕，使他們可以讓世界的資訊都在手心掌控中。無論是在地鐵裏，在巴士裏，在輪渡上，在床上，在馬桶上，他們都與那些電視劇的喜怒哀樂無縫鏈接。只要可以手機上網，他們就可以娛樂壓倒一切，也可以隨時與全球新聞鏈接。
他們不僅是被動地看，還可以主動地集體互動，在臉書、推特、微信等社交媒體上，各抒己見，也可以追溯過往的先例，或是橫向地與其他國家或城市比較。
他們甚至可以自己拍攝，自己報道，以公民記者的身份，向全世界傳播信息。每一秒鐘都是截稿時間，沒有任何的信息可以被隱瞞，也沒有任何的執照可以阻擋這樣的趨勢。
今天的執照之爭，最終會變得可笑。在一個「自媒體」的時代，網絡上的手機讓個人擁有了論述的執照，可以笑談天下事，也可以笑傲網內網外的江湖，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氣場。
這是全球流動的盛宴，分享最新的味道，在手機方寸之間，轉動天下乾坤。指尖上的媒體，按下了未來的希望。手機內的映像，從電視劇到視頻，從新聞到政論，都進入了一個美麗新世界。這是不可逆轉的潮流，也是新時代最熟悉的信息載體，承載了二十一世紀的自我期許。
今天街頭的「聲音與憤怒」，最終會轉化為未來變革的力量。告別電視，擁抱手機，找回心中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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