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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卷（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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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王國維學賅中西，著作等身，本書從中萃取最有代表性的論著八十余篇，分為經學、古文字學、史學、文獻學、歷史地理學、西域史地、文學史及文學評論等門類，其中《說觥》、《說盉》、《漢魏博士考》、《釋旬》、《殷周制度論》、《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虛書契考釋〉序》、《〈兩浙古刊本考〉序》、《韃靼考》、《萌古考》、《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等，從不同角度考古論史，精深明快，新見迭出，均為典范之作，足啟后學。
作者簡介
王國維，1877年12年3日生于浙江海寧，字靜安，一字伯隅，晚號觀堂，中國近代學術的開拓者，20世紀獨步史壇的巨擘。其學淹博，幾無涯略，舉凡甲骨金文、鐘鼎彝器、齊魯封泥、漢魏碑刻、流沙墜簡、敦煌寫經、西北史地、宋元戲曲、版本目錄、典籍校勘等領域，無不卓有建樹，令人至今不敢望其項背。其所創立的以“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證的“二重證據法”，堪稱史學研究之革命，至今為學界遵奉。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
編者簡介
彭林，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中國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北京師范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學術研究部主任，京都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中正大學客座教授，巴黎人文之家、臺灣“中研院”文哲所等單位訪問學者。著有《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中華傳統禮儀概要》、《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三禮研究入門》等。曾獲寶鋼優秀教師獎、北京高校教學名師獎、清華大學首屆“十佳教師”等獎項。
編者簡介
彭林，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中國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北京師范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學術研究部主任，京都大學、香港城市大學、中正大學客座教授，巴黎人文之家、臺灣“中研院”文哲所等單位訪問學者。著有《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中華傳統禮儀概要》、《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三禮研究入門》等。曾獲寶鋼優秀教師獎、北京高校教學名師獎、清華大學首屆“十佳教師”等獎項。
目次
導言
學術旨趣
《國學叢刊》序
經學史
明堂廟寢通考
說斝
說觥
說盉
說彝
說俎上
說俎下
漢魏博士考
魏石經考一
魏石經考二 導言
學術旨趣
《國學叢刊》序
經學史
明堂廟寢通考
說斝
說觥
說盉
說彝
說俎上
說俎下
漢魏博士考
魏石經考一
魏石經考二
魏石經考三
魏石經考四
魏石經考五
書《毛詩故訓傳》后
甲骨、金文及其他古文字
釋史
釋旬
釋
釋禮
《毛公鼎考釋》序
《宋代金文著錄表》序
《國朝金文著錄表》序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史記》所謂古文說
《漢書》所謂古文說
《說文》所謂古文說
《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
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
漢時古文諸經有轉寫本說
商三句兵跋
秦新郪虎符跋
秦陽陵虎符跋
《齊魯封泥集存》序
殷周史
生霸死霸考
女字說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
殷周制度論
說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說商
鬼方昆夷狁考
《殷虛書契考釋》序
《殷虛書契考釋》后序
周開國年表
古諸侯稱王說
文獻學
太史公行年考
明抄本《水經注》跋
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
宋越州本《禮記正義》跋
《兩浙古刊本考》序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
歷史地理學
秦都邑考
秦郡考
漢郡考上
漢郡考下
浙江考
簡牘文書
《流沙墜簡》序
《流沙墜簡》后序
敦煌所出漢簡跋一
敦煌漢簡跋二
敦煌漢簡跋三
敦煌漢簡跋四
敦煌漢簡跋五
敦煌漢簡跋六
敦煌漢簡跋七
敦煌漢簡跋八
敦煌漢簡跋九
敦煌漢簡跋十
敦煌漢簡跋十一
敦煌漢簡跋十二
敦煌漢簡跋十三
敦煌漢簡跋十四
簡牘檢署考
西域史地、民族史、宗教史及其他
西域井渠考
韃靼考
萌古考
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
胡服考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文學史及文學評論
宋元戲曲考
人間詞話
王國維學術年譜
學術旨趣
《國學叢刊》序
經學史
明堂廟寢通考
說斝
說觥
說盉
說彝
說俎上
說俎下
漢魏博士考
魏石經考一
魏石經考二 導言
學術旨趣
《國學叢刊》序
經學史
明堂廟寢通考
說斝
說觥
說盉
說彝
說俎上
說俎下
漢魏博士考
魏石經考一
魏石經考二
魏石經考三
魏石經考四
魏石經考五
書《毛詩故訓傳》后
甲骨、金文及其他古文字
釋史
釋旬
釋
釋禮
《毛公鼎考釋》序
《宋代金文著錄表》序
《國朝金文著錄表》序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史記》所謂古文說
《漢書》所謂古文說
《說文》所謂古文說
《說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說
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
漢時古文諸經有轉寫本說
商三句兵跋
秦新郪虎符跋
秦陽陵虎符跋
《齊魯封泥集存》序
殷周史
生霸死霸考
女字說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
殷周制度論
說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說商
鬼方昆夷狁考
《殷虛書契考釋》序
《殷虛書契考釋》后序
周開國年表
古諸侯稱王說
文獻學
太史公行年考
明抄本《水經注》跋
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
宋越州本《禮記正義》跋
《兩浙古刊本考》序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
歷史地理學
秦都邑考
秦郡考
漢郡考上
漢郡考下
浙江考
簡牘文書
《流沙墜簡》序
《流沙墜簡》后序
敦煌所出漢簡跋一
敦煌漢簡跋二
敦煌漢簡跋三
敦煌漢簡跋四
敦煌漢簡跋五
敦煌漢簡跋六
敦煌漢簡跋七
敦煌漢簡跋八
敦煌漢簡跋九
敦煌漢簡跋十
敦煌漢簡跋十一
敦煌漢簡跋十二
敦煌漢簡跋十三
敦煌漢簡跋十四
簡牘檢署考
西域史地、民族史、宗教史及其他
西域井渠考
韃靼考
萌古考
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
胡服考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文學史及文學評論
宋元戲曲考
人間詞話
王國維學術年譜
書摘/試閱
王國維（1877—1927），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謚忠愨，光緒三年農歷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生于浙江海寧州城雙仁巷之私第，在哲學、美學、文學、教育、戲曲、文獻學、古器物學、古文字學、經學、史學、敦煌學、邊疆史地等領域均卓有建樹，是獨步海內外學壇、享有國際盛譽的巨擘。
一、哲學與文學研究
1892年，王國維先生考中秀才，其后兩次到杭州應鄉試，均不中，遂退出科場。1898年，到上海《時務報》館任書記校對。鴉片戰爭之后，西學東漸，上海則是中華國土上西方文化最為集中的地區。這種迥異于中華文明的文化，引起王先生極大的興趣，先是到“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學。1901年，得羅振玉資助，赴日本留學，次年因病歸國。1903年3月，到通州師范學校任教，次年到江蘇師范學校任教，其間開始研究西洋哲學，開始讀汗（康）德的《純理批評》（今譯《純粹理性批判》），其后讀叔本華之書而尤其喜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靜安文集序》）并以哲學為最高學問：“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貴而無與于當世之用者，哲學與美學是已。”（《論哲學家與美學家之天職》）在這一時期，翻譯《西洋論理學史要》，撰寫《哲學辨惑》、《叔本華像贊》、《汗德像贊》、《就倫理學上之二元論》、《叔本華之遺傳說》、《汗德之哲學說》、《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叔本華與尼采》、《教育家之希爾列爾傳》、《德國哲學大家汗德傳》、《汗德之倫理學及宗教論》等；進而思考如何通過教育提升民眾素質，解決吸毒等社會問題，先后撰寫《論教育之宗旨》、《教育小言十二則》、《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去毒篇（鴉片煙之根本治療法及將來教育上之注意）》、《論普及教育之根本辦法（條陳學部）》、《人間嗜好之研究》、《論小學校唱歌科之材料》等。
王先生研究西方哲學的最大收獲，是于1903年，王先生撰《紅樓夢評論》。中華傳統的美學精神，是始離終合、始困終亨，而以“大團圓”終結，《桃花扇》堪稱典范。清代的《紅樓夢》研究，則以考據派、索隱派為主流，煩瑣細碎，不見大格局。王先生不落窠臼，以叔本華的悲劇學說為基礎，揭示《紅樓夢》的悲劇特征與別具一格的美學價值，可謂鑿破鴻蒙，在紅學界引起強烈震動。
1908年，在《人間詞話》中提出著名的“意境”說。“意境”一詞，在唐人王昌齡的《師格》中即已出現，但僅僅是與“物境”、“情境”并列的概念，后人不斷完善與補充之，使其成為最常用的范疇之一，但邊界模糊，不甚嚴謹。王先生從“意境”的構成、類型、創作等不同角度進行理論總結，將其提升為文學藝術內在本質的最高范疇，并用于文藝評論之中。提出“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的見解，認為境界有“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兩種：“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是為“有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是為“無我之境”。他提出三種境界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弟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弟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弟三境也。”膾炙人口，傳誦不絕。王先生是學界公認的運用西方哲學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古典美學的奠基者。
隨著研究的深入，王先生對叔本華哲學不再滿足，開始發疑。“然于其人生之哲學觀，其觀察之精銳與議論之犀利，亦未嘗不心怡神釋也。后漸覺其有矛盾之處，去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腳地，然于第四章內已提出絕大之疑問。旋悟叔氏之說，半出于其主觀之氣質，而無關于客觀之知識。此意于《叔本華及尼采》一文中始暢發之。”（《靜安文集序》）又說：“余疲于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二》）又如，康德將美學定義為“天才之創作”，王國維認為有些并非出自天才之手的作品，如商、周之鐘鼎，秦、漢之摹印，漢、魏至唐、宋之碑帖，以及劉向、蔡邕等學者的文章，同樣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他在1907年發表的《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中提出“古雅”說，論證它的性質、特征及其在美學上的地位，以及后天修養與天才、修養的關系，在理論上彌補了康德天才論的缺陷，拓寬了美學研究的范圍，因而極具影響。
二、戲曲研究
1906年，王先生隨羅振玉進京，次年在學部總務司行走，任學部圖書編譯局編譯，學術視野進一步擴展。1907年6月，王先生在其《三十自序二》中稱，其研究興趣將由哲學轉向文學，并有志于戲曲之研究，成為其學術生涯的重要轉折。自此之后，廣泛涉獵先秦諸子，撰《孟子之倫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學說》、《屈子文學之精神》、《墨子之學說》、《老子之學說》、《孔子之學說》等；同時又研究文學理論，先后撰作、刊行《人間詞甲稿》、《人間詞乙稿》，以及《文學小言十七則》等；同時開始關注詞，輯《唐五代二十家詞輯》、《南唐二主詞》，撰《詞錄》及《詞錄序例》等，元曲于是進入王先生的視野。
自古以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如唐詩、宋詞、元曲等。中國是戲曲大國，而以元代為盛。遺憾的是，學者多以戲曲為無足稱道的末技，鮮有研究者，故該領域滿目榛莽，令王先生無限傷感：“獨元人之曲，為時既近，托體稍卑，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于錄，后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而為此學者，大率不學之徒，即有一二學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觀其會通，窺其奧窔者。遂使一代文獻郁湮沈晦者且數百年，愚甚惑焉。”
此后數年，王先生撰《〈曲品新傳奇〉跋》，校《錄鬼簿》，撰《〈元曲選〉跋》、《古劇腳色考》、《〈元刊雜劇三十種〉序錄》、《曲錄》、《戲曲考源》、《唐宋大曲考》、《優語錄》、《錄曲余談》、《曲調源流表》等，全面考證戲曲史與戲曲理論，廣為蒐集金、元、明、清曲本，其數量多達 3178 種，堪稱前無古人。如此從各方面做足功課，最終撰作了中國戲曲研究史上具有開創之功的《宋元戲曲考》。
此書以“巫”與“優”為兩條主線，考察中國戲劇形成的源頭，又以“以歌舞演故事”為基本特點，考察兩漢之“角抵百戲”、北齊之“蘭陵王”、隋唐之“歌舞戲”等，認為直到唐、五代，戲劇“或以歌舞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其視南宋、金、元之戲劇，尚未可同日而語也”，尚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戲劇。
先生詳盡考察宋代的小說雜戲、樂曲、官本雜劇段數等，旨在從形式（即元劇所用調牌）和材料（即內容題材）兩方面尋找嚴格意義上的戲劇的直接源頭，認為元雜劇淵源于宋、金“舊曲”與宋、金“古劇”。
先生以《錄鬼簿》等文獻為依據，將元劇分為三期：一、蒙古時代，二、一統時代，三、至正時代。第一期作者最多，且皆為北人，北地為“雜劇之淵源地”，第二期雜劇中心南移至杭州，走向式微。至蒙古滅金，而科目之廢達八十年，為自有科目來未有之事。作者認為，元劇的結構，以一宮調之曲一套為一折，普通雜劇，大抵四折。若意有未盡，則以楔子足成之。
關于元劇的最高藝術成就，先生評價道：“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結構盡有勝于前人者，唯意境則為元人所獨擅。”
先生還考證了南戲的淵源及時代，以及元南戲之文章，認為“其出于古曲者，更較元北曲為多”，“其故事關目，皆有所由來，視元雜劇對古劇之關系，更為親密也”，“現存南戲，其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間”等，皆堪稱睿智卓識。
先生斷言：“吾輩寧謂遼、金之劇皆自宋往，而宋之雜劇不自遼、金來，較可信也。至元劇之結構，誠為創見。然創之者實為漢人，而亦大用古劇之材料與古曲之形式，不能謂之自外國輸入也。”
《宋元戲曲考》的問世，標志著中國戲曲史正式形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的結構、研究方法以及諸多觀點，都足啟后學。隨著研究的深入，盡管某些結論需要補充或修正，但它的開創之功，無可替代。
三、甲骨學與殷周史研究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先生舉家隨羅振玉到日本。羅振玉與王國維做了深談，對晚清以來強勢而至的西學頗不以為然，“至西歐之學，其立論多似周、秦諸子，若尼采諸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創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因而“勸公專研國學，而先于小學、訓詁植其基”。王先生“聞而戄然，自懟以前所學未醇，乃取行篋《靜安文集》百余冊，悉摧燒之”，于是“盡棄所學”（《海寧王忠愨公傳》），實現了他學術生涯中又一次重要轉向，進入傳統的經學與小學領域，寢饋于羅振玉帶往日本的大云書庫的五十萬卷藏書，以及大量的古器物銘識拓本之中，旅居京都四年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
讀王先生著述目錄，王先生用力精勤，所校之書及有關著述有《夢溪筆談》、《容齋隨筆》、《大唐六典》、《尚書孔傳》、《方言》、《水經注》、《龍龕手鑒》、《淮南鴻烈》、《抱樸子》、《封氏聞見記》、《急就篇》、《古本尚書孔氏傳》、《凈土三部經音義》、《一切經音義》、《蒼頡篇》、《唐寫本〈唐韻〉殘卷校記》、《續聲韻考》、《〈音學五書〉跋》、《唐寫本〈切韻〉殘卷跋》、《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敘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等；對音韻、訓詁之學也投以極大熱情，撰《〈唐韻〉別考》、《韻學余說》、《〈江氏音學十書〉跋》、《五聲說》；輯《唐寫本〈切韻〉殘卷三種》；研究古籍的成果則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鄉飲禮席次圖》、《書郭注〈方言〉后》、《書〈爾雅〉郭注后》、《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宋刊〈后漢書郡國志〉殘葉跋》、《兩浙古刊本考》、《〈明內閣藏書目錄〉跋》等。凡此，均為王先生轉入甲骨、銅器與商、周史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清光緒年間，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村民就在田間發現有字甲骨，但不識為何物。1899年，有古董商攜帶若干片到京城試售，引起時任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注意，判定“有古簡之可能”，屬于有價值的古物，并盡力收購。隨后，劉鶚拓印甲骨出版，名為《鐵云藏龜》；孫詒讓作《名原》，首次考釋甲骨文字。但是甲骨的確切出土地、甲骨的年代與研究價值等基本問題均若明若暗，難以說清。羅振玉是甲骨研究的功臣，他在積極蒐求甲骨的同時，派弟弟羅振常到殷墟考察，而知甲骨出土于洹水之南的小屯，又考證出此地乃殷商的故墟，甲骨乃殷商王朝的遺物，引起學界廣泛關注。
王先生與羅振玉密切合作，深入探究，成果迭出，迅速將甲骨研究推向高峰，成為一門新的學問，學者稱之為“羅王之學”。王先生對于甲骨學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釋字。釋讀甲骨文字，是甲骨研究最基礎的環節，舍此，則一切無從談起。王先生撰有《說商》、《說亳》、《釋史》、《釋旬》、《釋昱》、《釋環玦》、《釋玨釋朋》、《釋禮》、《釋由》等篇，數量并不多，但都非常關鍵，且極有難度，例如有“旬”字的卜辭極多，但此字在甲骨中的寫法非常怪異，殊難隸定。王先生綜合各種線索，斷定其為“旬”，鐵證如山，無可撼動，從而使上百條含有此字的卜辭得以順利通讀。
其次是對殷代制度的研究。王先生所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從卜辭中完整地發掘出了殷王的世系，其功甚偉。最初，羅振玉撰《殷虛書契考證》時，在卜辭中發現王亥之名。之后，王國維讀《山海經》、《竹書紀年》，而知王亥乃殷之先公，與《世本作篇》之賅、《帝系篇》之核、《呂氏春秋》之王冰、《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垓，為同一人。王國維進而在卜辭中發現殷人的另一位先公王恒，《楚辭天問》說“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該，王恒即恒。羅振玉則考證出卜辭之季即冥。羅氏又找出報乙、報丙、報丁等三位先公，并認為卜辭中的示壬、示癸，即《史記殷本紀》之主壬、主癸。王先生則隨之從卜辭中發現上甲微，由此完整地找出了《史記殷本紀》所記商開國君王湯之前的六位先公的廟號，并且發現《史記殷本紀》報丁、報乙、報丙的排序，當是報乙、報丙、報丁之誤。王先生進而又對卜辭中所見湯之后的歷代先王廟號做了系統的剔發，“由是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見于卜辭者殆鮮”，證明《史記殷本紀》等所記商王世系基本可信。王先生的研究還引發祭祀、廟制、稱謂的研究，甚至開創了甲骨綴合與斷代研究的先河，從而將甲骨文字研究引入殷商史的研究，開辟了古史研究的全
一、哲學與文學研究
1892年，王國維先生考中秀才，其后兩次到杭州應鄉試，均不中，遂退出科場。1898年，到上海《時務報》館任書記校對。鴉片戰爭之后，西學東漸，上海則是中華國土上西方文化最為集中的地區。這種迥異于中華文明的文化，引起王先生極大的興趣，先是到“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學。1901年，得羅振玉資助，赴日本留學，次年因病歸國。1903年3月，到通州師范學校任教，次年到江蘇師范學校任教，其間開始研究西洋哲學，開始讀汗（康）德的《純理批評》（今譯《純粹理性批判》），其后讀叔本華之書而尤其喜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靜安文集序》）并以哲學為最高學問：“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貴而無與于當世之用者，哲學與美學是已。”（《論哲學家與美學家之天職》）在這一時期，翻譯《西洋論理學史要》，撰寫《哲學辨惑》、《叔本華像贊》、《汗德像贊》、《就倫理學上之二元論》、《叔本華之遺傳說》、《汗德之哲學說》、《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叔本華與尼采》、《教育家之希爾列爾傳》、《德國哲學大家汗德傳》、《汗德之倫理學及宗教論》等；進而思考如何通過教育提升民眾素質，解決吸毒等社會問題，先后撰寫《論教育之宗旨》、《教育小言十二則》、《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去毒篇（鴉片煙之根本治療法及將來教育上之注意）》、《論普及教育之根本辦法（條陳學部）》、《人間嗜好之研究》、《論小學校唱歌科之材料》等。
王先生研究西方哲學的最大收獲，是于1903年，王先生撰《紅樓夢評論》。中華傳統的美學精神，是始離終合、始困終亨，而以“大團圓”終結，《桃花扇》堪稱典范。清代的《紅樓夢》研究，則以考據派、索隱派為主流，煩瑣細碎，不見大格局。王先生不落窠臼，以叔本華的悲劇學說為基礎，揭示《紅樓夢》的悲劇特征與別具一格的美學價值，可謂鑿破鴻蒙，在紅學界引起強烈震動。
1908年，在《人間詞話》中提出著名的“意境”說。“意境”一詞，在唐人王昌齡的《師格》中即已出現，但僅僅是與“物境”、“情境”并列的概念，后人不斷完善與補充之，使其成為最常用的范疇之一，但邊界模糊，不甚嚴謹。王先生從“意境”的構成、類型、創作等不同角度進行理論總結，將其提升為文學藝術內在本質的最高范疇，并用于文藝評論之中。提出“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的見解，認為境界有“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兩種：“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是為“有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是為“無我之境”。他提出三種境界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弟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弟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弟三境也。”膾炙人口，傳誦不絕。王先生是學界公認的運用西方哲學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古典美學的奠基者。
隨著研究的深入，王先生對叔本華哲學不再滿足，開始發疑。“然于其人生之哲學觀，其觀察之精銳與議論之犀利，亦未嘗不心怡神釋也。后漸覺其有矛盾之處，去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腳地，然于第四章內已提出絕大之疑問。旋悟叔氏之說，半出于其主觀之氣質，而無關于客觀之知識。此意于《叔本華及尼采》一文中始暢發之。”（《靜安文集序》）又說：“余疲于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二》）又如，康德將美學定義為“天才之創作”，王國維認為有些并非出自天才之手的作品，如商、周之鐘鼎，秦、漢之摹印，漢、魏至唐、宋之碑帖，以及劉向、蔡邕等學者的文章，同樣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他在1907年發表的《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中提出“古雅”說，論證它的性質、特征及其在美學上的地位，以及后天修養與天才、修養的關系，在理論上彌補了康德天才論的缺陷，拓寬了美學研究的范圍，因而極具影響。
二、戲曲研究
1906年，王先生隨羅振玉進京，次年在學部總務司行走，任學部圖書編譯局編譯，學術視野進一步擴展。1907年6月，王先生在其《三十自序二》中稱，其研究興趣將由哲學轉向文學，并有志于戲曲之研究，成為其學術生涯的重要轉折。自此之后，廣泛涉獵先秦諸子，撰《孟子之倫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學說》、《屈子文學之精神》、《墨子之學說》、《老子之學說》、《孔子之學說》等；同時又研究文學理論，先后撰作、刊行《人間詞甲稿》、《人間詞乙稿》，以及《文學小言十七則》等；同時開始關注詞，輯《唐五代二十家詞輯》、《南唐二主詞》，撰《詞錄》及《詞錄序例》等，元曲于是進入王先生的視野。
自古以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如唐詩、宋詞、元曲等。中國是戲曲大國，而以元代為盛。遺憾的是，學者多以戲曲為無足稱道的末技，鮮有研究者，故該領域滿目榛莽，令王先生無限傷感：“獨元人之曲，為時既近，托體稍卑，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于錄，后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而為此學者，大率不學之徒，即有一二學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觀其會通，窺其奧窔者。遂使一代文獻郁湮沈晦者且數百年，愚甚惑焉。”
此后數年，王先生撰《〈曲品新傳奇〉跋》，校《錄鬼簿》，撰《〈元曲選〉跋》、《古劇腳色考》、《〈元刊雜劇三十種〉序錄》、《曲錄》、《戲曲考源》、《唐宋大曲考》、《優語錄》、《錄曲余談》、《曲調源流表》等，全面考證戲曲史與戲曲理論，廣為蒐集金、元、明、清曲本，其數量多達 3178 種，堪稱前無古人。如此從各方面做足功課，最終撰作了中國戲曲研究史上具有開創之功的《宋元戲曲考》。
此書以“巫”與“優”為兩條主線，考察中國戲劇形成的源頭，又以“以歌舞演故事”為基本特點，考察兩漢之“角抵百戲”、北齊之“蘭陵王”、隋唐之“歌舞戲”等，認為直到唐、五代，戲劇“或以歌舞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其視南宋、金、元之戲劇，尚未可同日而語也”，尚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戲劇。
先生詳盡考察宋代的小說雜戲、樂曲、官本雜劇段數等，旨在從形式（即元劇所用調牌）和材料（即內容題材）兩方面尋找嚴格意義上的戲劇的直接源頭，認為元雜劇淵源于宋、金“舊曲”與宋、金“古劇”。
先生以《錄鬼簿》等文獻為依據，將元劇分為三期：一、蒙古時代，二、一統時代，三、至正時代。第一期作者最多，且皆為北人，北地為“雜劇之淵源地”，第二期雜劇中心南移至杭州，走向式微。至蒙古滅金，而科目之廢達八十年，為自有科目來未有之事。作者認為，元劇的結構，以一宮調之曲一套為一折，普通雜劇，大抵四折。若意有未盡，則以楔子足成之。
關于元劇的最高藝術成就，先生評價道：“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結構盡有勝于前人者，唯意境則為元人所獨擅。”
先生還考證了南戲的淵源及時代，以及元南戲之文章，認為“其出于古曲者，更較元北曲為多”，“其故事關目，皆有所由來，視元雜劇對古劇之關系，更為親密也”，“現存南戲，其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間”等，皆堪稱睿智卓識。
先生斷言：“吾輩寧謂遼、金之劇皆自宋往，而宋之雜劇不自遼、金來，較可信也。至元劇之結構，誠為創見。然創之者實為漢人，而亦大用古劇之材料與古曲之形式，不能謂之自外國輸入也。”
《宋元戲曲考》的問世，標志著中國戲曲史正式形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的結構、研究方法以及諸多觀點，都足啟后學。隨著研究的深入，盡管某些結論需要補充或修正，但它的開創之功，無可替代。
三、甲骨學與殷周史研究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先生舉家隨羅振玉到日本。羅振玉與王國維做了深談，對晚清以來強勢而至的西學頗不以為然，“至西歐之學，其立論多似周、秦諸子，若尼采諸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創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因而“勸公專研國學，而先于小學、訓詁植其基”。王先生“聞而戄然，自懟以前所學未醇，乃取行篋《靜安文集》百余冊，悉摧燒之”，于是“盡棄所學”（《海寧王忠愨公傳》），實現了他學術生涯中又一次重要轉向，進入傳統的經學與小學領域，寢饋于羅振玉帶往日本的大云書庫的五十萬卷藏書，以及大量的古器物銘識拓本之中，旅居京都四年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
讀王先生著述目錄，王先生用力精勤，所校之書及有關著述有《夢溪筆談》、《容齋隨筆》、《大唐六典》、《尚書孔傳》、《方言》、《水經注》、《龍龕手鑒》、《淮南鴻烈》、《抱樸子》、《封氏聞見記》、《急就篇》、《古本尚書孔氏傳》、《凈土三部經音義》、《一切經音義》、《蒼頡篇》、《唐寫本〈唐韻〉殘卷校記》、《續聲韻考》、《〈音學五書〉跋》、《唐寫本〈切韻〉殘卷跋》、《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敘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等；對音韻、訓詁之學也投以極大熱情，撰《〈唐韻〉別考》、《韻學余說》、《〈江氏音學十書〉跋》、《五聲說》；輯《唐寫本〈切韻〉殘卷三種》；研究古籍的成果則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竹書紀年〉疏證》、《鄉飲禮席次圖》、《書郭注〈方言〉后》、《書〈爾雅〉郭注后》、《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宋刊〈后漢書郡國志〉殘葉跋》、《兩浙古刊本考》、《〈明內閣藏書目錄〉跋》等。凡此，均為王先生轉入甲骨、銅器與商、周史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清光緒年間，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村民就在田間發現有字甲骨，但不識為何物。1899年，有古董商攜帶若干片到京城試售，引起時任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注意，判定“有古簡之可能”，屬于有價值的古物，并盡力收購。隨后，劉鶚拓印甲骨出版，名為《鐵云藏龜》；孫詒讓作《名原》，首次考釋甲骨文字。但是甲骨的確切出土地、甲骨的年代與研究價值等基本問題均若明若暗，難以說清。羅振玉是甲骨研究的功臣，他在積極蒐求甲骨的同時，派弟弟羅振常到殷墟考察，而知甲骨出土于洹水之南的小屯，又考證出此地乃殷商的故墟，甲骨乃殷商王朝的遺物，引起學界廣泛關注。
王先生與羅振玉密切合作，深入探究，成果迭出，迅速將甲骨研究推向高峰，成為一門新的學問，學者稱之為“羅王之學”。王先生對于甲骨學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釋字。釋讀甲骨文字，是甲骨研究最基礎的環節，舍此，則一切無從談起。王先生撰有《說商》、《說亳》、《釋史》、《釋旬》、《釋昱》、《釋環玦》、《釋玨釋朋》、《釋禮》、《釋由》等篇，數量并不多，但都非常關鍵，且極有難度，例如有“旬”字的卜辭極多，但此字在甲骨中的寫法非常怪異，殊難隸定。王先生綜合各種線索，斷定其為“旬”，鐵證如山，無可撼動，從而使上百條含有此字的卜辭得以順利通讀。
其次是對殷代制度的研究。王先生所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從卜辭中完整地發掘出了殷王的世系，其功甚偉。最初，羅振玉撰《殷虛書契考證》時，在卜辭中發現王亥之名。之后，王國維讀《山海經》、《竹書紀年》，而知王亥乃殷之先公，與《世本作篇》之賅、《帝系篇》之核、《呂氏春秋》之王冰、《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垓，為同一人。王國維進而在卜辭中發現殷人的另一位先公王恒，《楚辭天問》說“該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該，王恒即恒。羅振玉則考證出卜辭之季即冥。羅氏又找出報乙、報丙、報丁等三位先公，并認為卜辭中的示壬、示癸，即《史記殷本紀》之主壬、主癸。王先生則隨之從卜辭中發現上甲微，由此完整地找出了《史記殷本紀》所記商開國君王湯之前的六位先公的廟號，并且發現《史記殷本紀》報丁、報乙、報丙的排序，當是報乙、報丙、報丁之誤。王先生進而又對卜辭中所見湯之后的歷代先王廟號做了系統的剔發，“由是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見于卜辭者殆鮮”，證明《史記殷本紀》等所記商王世系基本可信。王先生的研究還引發祭祀、廟制、稱謂的研究，甚至開創了甲骨綴合與斷代研究的先河，從而將甲骨文字研究引入殷商史的研究，開辟了古史研究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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