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經典作家論中國人（簡體書）

本書收集27位中外經典作家的42篇論中國人的文章，分“外國篇”和“中國篇”兩個部分。“外國篇”收有康德、黑格爾、托爾斯泰等16位外國經典作家的18篇文章；“中國篇”收有梁啟超、胡適、魯迅、沈從文等11位中國經典作家的24篇文章。這些文章，較全面地反映了三百年來西方人的中國觀，以及近百年來中國人的自我認識。

劉文榮，上海師范大學教授、上海翻譯家協會理事，主要著作有《19世紀英國小說史》《人類文明遺產》《英國文學論集》《歐美情色文學史》和《當代英國小說史》等；主要譯作有《毛姆讀書隨筆》《伍爾夫讀書隨筆》《文學中的色情動機》《人類動物園》和《裸猿》等。

這里收集的文章均出自經典作家之手，而且絕大部分是公認的、經常被人引用的經典之論。關于中國人的書固然很多，但沒有一本像本書這樣全面、這樣“經典”，把古今中外經典作家論中國人的經典之論囊括在內。

前言
外國篇
[意大利] 利瑪竇
中國人的習俗與信仰
[德] 戈特弗里德萊布尼茨
《中國近事》序言
[德] 克里斯蒂安沃爾夫
關于中國人的道德學
[法] 夏爾德孟德斯鳩
中國人的政治、法律與習俗
[法] 弗朗索瓦魁奈
中國人的“天”
就中國的專制主義與孟德斯鳩商榷
[法] 伏爾泰
中國 前言
外國篇
[意大利] 利瑪竇
中國人的習俗與信仰
[德] 戈特弗里德萊布尼茨
《中國近事》序言
[德] 克里斯蒂安沃爾夫
關于中國人的道德學
[法] 夏爾德孟德斯鳩
中國人的政治、法律與習俗
[法] 弗朗索瓦魁奈
中國人的“天”
就中國的專制主義與孟德斯鳩商榷
[法] 伏爾泰
中國
[德] 約翰馮赫爾德爾
中國人的特性
[德] 伊曼努爾康德
關于中國人
[德] 弗里德里希馮謝林
論中國人的國家崇拜
[德] 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
中國人的民族性
[美] 明恩溥
中國人的性格
[俄] 列夫托爾斯泰
中國人完成了一項偉大的英雄業績
中國人不應當模仿西方民族
[英] H.G.威爾斯
中國人的成就與束縛
[英] 伯特蘭羅素
中國人的性格
[日] 桑原騭藏
中國人的文弱與保守
[日] 渡邊秀方
論中國人的矛盾性

中國篇
嚴復
論生民之大要
梁啟超
中國國民之品格
中國人之缺點
辜鴻銘
中國人的精神
胡適
上海的中國人
中國人之大恥
“暴堪海”艦之沉沒
差不多先生傳
打倒名教
魯迅
隨感錄（三十五至三十八）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
燈下漫筆
論“他媽的！”
略論中國人的臉
中國的奇想
周作人
《男人和女人》
沈從文
中國人的病
林語堂
中國人的國民性
中國人之品性
中國人的吃與喝
張愛玲
中國人的宗教
梁漱溟
論中國人的民族品性
柏楊
中國人與醬缸
丑陋的中國人

前言

本書題名為《中外經典作家論中國人》，意思就是：這里收集的文章均出自經典作家之手，而且絕大部分是公認的、經常被人引用的經典之論。
為什么要編這么一本書呢？因為不曾有人編過。關于中國人的書固然很多，但沒有一本像本書這樣全面、這樣“經典”，把古今中外經典作家論中國人的經典之論囊括在內。
當然，“全面”是相對而言的，因為書總有篇幅之限。經過篩選，本書收入了27位中外經典作家的42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并分為兩個部分——“外國篇”和“中國篇”。
把“外國篇”放在“中國篇”之前，是因為最早談論中國人的是外國人，或者說，是因為中國的古人從未把中國人當作一個整體來談論過，而外國的古人，早在14世紀就開始談論中國人了。
那么，外國人是怎樣談論中國人的？從本書“外國篇”所收篇目中就可看出一個大概。
這部分共有16位外國經典作家的18篇文章，按年代排列，以示歷史軌跡——最早的發表于1613年，最晚的發表于1920年，時間跨度約300多年。這些作家的國籍分別是意大利、德國、法國、美國、英國、俄國和日本。
乍看之下，這些作家的文章一定是五花八門的，因為時間相隔那么長，國家又那么多。其實并非如此，因為他們都是經典作家，談論的是最重要的問題，所以很容易理出一個頭緒。
大概的這樣的：300多年來，各國對中國人的看法沒有國別差異（即沒有一個國家對中國人有特別的看法），只有時代和個人差異（即不同時代和不同個人對中國人有不同看法）。當然，在不同的時代，還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
說得具體一點，18世紀之前的歐洲人對中國了解甚少，只是到16世紀時，因為有耶穌會傳教士到中國傳教，才有一些零星的關于中國人的訊息傳回歐洲。傳教士的目的是傳教，最關心的當然就是中國人的習俗和信仰，而且毫無疑問，中國人的習俗和信仰在他們看來是大有問題的——否則，他們又何必來傳教？而這些傳教士對中國人的看法，就代表了當時歐洲人的“中國觀”。這方面，本書所選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的《中國人的習俗與信仰》一文，就是最具權威性的文本之一。
到了17世紀下半葉，隨著傳教士和商人傳回歐洲的訊息越來越多，歐洲知識界開始注意到中國的道德學說，主要是儒家學說。由于儒家道德顯然不同于基督教道德，歐洲知識界還由此產生了爭議。凡堅持基督教道德的學者，都和傳教士一樣，對中國人的道德基本上是否定的。但也有一些懷疑基督教道德的學者，則肯定中國人的道德，認為這種道德以理性為基礎，因而更合乎自然。在這方面，當時的德國哲學家、大學者萊布尼茨則是取折衷觀點，即認為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傳播基督教固然很重要，但首先要傳播歐洲的哲學和科學；否則，基督教很難在中國傳播——這一點，可從他的《<中國近事>序言》一文中看出。然而，他的學生、哲學家克里斯蒂安沃爾夫卻把他的觀點發揮到了極致，即認為：人類道德應以理性為基礎，不能基于天啟（即信仰），所以——盡管他沒有直說，但意思很明確——儒家的道德比基督教道德更合乎自然。沃爾夫可說是當時為數不 多的“儒家擁護者”的代表，而他的觀點就集中表現在本書所選的《關于中國人的道德學》一文中。
總的說來，17世紀的歐洲人還只是偶然提起中國人。但到了18世紀，情況就有所不同了。18世紀是歐洲的“啟蒙時代”（也稱“理性主義時代”），由于這一時代是歐洲翻天覆地的時代，同時對中國人的了解也已有所深入，所以思想家們在辯論時經常會牽涉中國人，以此來旁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譬如，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是“共和派”的思想先驅，他在其名著《論法的精神》中嚴厲批評中國的專制主義；而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魁奈則是“保皇派”的代表，他在《中國的專制主義》一書中明確反對孟德斯鳩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專制主義是一種有利于民生的專制主義，孟德斯鳩有意夸大了它的殘暴性。同樣在18世紀，法國哲學家伏爾泰是有名的“中國贊美者”，因為他主張“自然神論”，嚴厲批判基督教會，為此還坐過牢，中國的世俗道德自然就成了他的贊美對象；而德國哲學家、“狂飆運動”思想領袖赫爾德爾，則是同樣有名的“中國厭惡者”，因為“狂飆運動”是德國的思想解放運動，赫爾德爾為自由而吶喊，中國的專制、中國人的倫理道德自然就成了他的厭惡對象。可見，在他們那里，“中國問題”是服從于“歐洲問題”的。
這樣，隨著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爆發，隨著自由、平等、博愛的呼聲在歐洲回蕩，乃至向全世界傳送，孟德斯鳩和赫爾德爾的“中國觀”便成了歐洲的主流觀點。
其后，在19世紀，這一主流觀點又由眾多歐洲學者予以反復論證。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國（因為當時對“漢學”研究最感興趣的是德國人）；譬如，代表德國古典哲學的四位哲學家中，有三位——即康德、謝林和黑格爾——談論過中國人的習俗、宗教和民族性：康德晚年口述過一篇關于中國人的文章；謝林則在《神話與天啟哲學》一書中用一章的篇幅論述中國人的宗教；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講演錄》中也有“中國”一章，論述中國人的民族性——這些，都是后人經常引用的經典之論。
此外，還有一個美國人，即阿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更為這一主流觀點提供了許多具體的證據。阿瑟史密斯是在中國傳教多年的傳教士，他在19世紀末出版了一本名為《中國人的性格》的書，列舉了中國人的許多性格特點。這本書在20世紀影響很大，許多研究中國文化的歐美學者都曾提到過或引用過，甚至有不少中國現代學者和作家也提到過或引用過，特別是魯迅，幾次向國人推薦此書。
那么，關于中國人，19世紀歐美的主流觀點是什么呢？簡單地說就是：中國和中國人是專制、愚昧、落后的代表，是民主、科學、進步的對立面。
然而，正是這一主流觀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僅被有頭腦、有勇氣的中國人接受，還由此在國內引發了關于國民性的討論——關于這些中國人，后面馬上就會講到。現在要說的是，20世紀初的外國人是怎樣看待中國人的？
在當時，19世紀的主流觀點依然是主流觀點，但和以往一樣，也出現了一些非主流的、甚至反主流的觀點。其中最引人注目是三個人：一個是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還有兩個是英國著名小說家H.G.威爾斯和英國哲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伯特蘭羅素。托爾斯泰沒有寫過關于中國人的文章，他對中國人的看法是從他寫給兩個中國人的兩封信中表達出來的，即認為：中國人并非愚昧、落后，恰恰相反，是具有真正的基督精神；所以，中國人不應該模仿西方人，倒是西方人應該向中國人學習。顯然，托爾斯泰的觀點是反主流的，同時也是以他的“勿以暴力抗惡”原則為基礎的：因為中國人在日俄戰爭中除了忍受，沒有做任何事情，所以他認為，這是“勿以暴力抗惡”的最好范例，是中國人擁有一種精神力量的證明。H.G.威爾斯的觀點并不反主流，但屬非主流——他在《世界史綱》一書里認為，中國人曾有輝煌的文明，只是到了近代，才被西方人超越，其原因不是中國人愚昧，甚至都不是中國的專制制度，而是由于中國人的語言文字太古怪——語言太簡、文字太繁 ，所以中國人缺乏精確思維，表達又很困難，這才導致中國在科學技術上的停止不前。至于伯特蘭羅素——他在20世紀最初二三十年間曾幾次到中國講學——雖然他也承認中國人有某些缺點，但他認為中國人總體上和英國人、美國人一樣，屬于優秀民族。這可能和他特別憎惡日本人有關，因為日本人屢屢對中國人發動戰爭，并占領中國大片的土地。
說到日本人，本書也選入了兩位日本近代著名學者的兩篇論中國人的文章：一篇是桑原騭藏的《中國人的文弱與保守》，一篇是渡邊秀方的《論中國人的矛盾性》。需要說明的是，日本的古人和中國的古人一樣，也從未把中國人當作一個整體來談論過；近代日本人談論中國人的民族性，則是受了歐美人的影響，或者說，是步歐美人的后塵。不過，由于日本人在文化上和中國人有親緣關系，他們對中國人的看法畢竟和歐美人是有所不同的。所以，這兩篇文章仍有獨到之處，值得一讀。

現在，應該說到中國人論中國人了。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中國篇”里，共有11位中國著名作家的24篇文章，也是按年代排列的，最早的發表于1895年，最晚的發表于1984年，時間跨度約90年。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經歷了歷史學家所稱的“晚清大變局”。導致“大變局”的表面原因，是一連串的軍事失敗，以及軍事失敗后的割地賠款，但其根本原因，則如嚴復在1895年發表的《原強》一文中所說，是“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即國民素質有問題——“民弊而國弱”，所以嚴復認為，強國之道在于“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就這樣，嚴復開了中國人論中國人的先河。
繼而是梁啟超，這位“戊戌變法”的直接參與者，在“變法”失敗后致力于國民性研究，遂成近代大學者。梁啟超論中國人的文章很多，本書所選兩篇，均寫于1903年。一篇是《論中國國民之品格》，一篇是《新大陸游記》的節選，題名為《中國人之缺點》。比嚴復進一步，梁啟超較為具體地指出了中國人的品格特點，如：“愛國心之薄弱”、“獨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闕”等等，并由此論定，中國人為三等國民，其國家必為“受人輕侮之國”。
不過，在當時對中國人的品格、傳統道德、尤其是對儒學的一片責難聲中，仍有人不以為然，公開為舊傳統、舊道德辯護。其中影響較大的就是辜鴻銘。實際上，辜鴻銘受到的外國教育比當時所有的中國學者都多，身上還有一半英國血統。但這個“半洋人”偏偏逆潮流而行，在他的一系列英語演講中稱頌中國傳統文化，稱頌傳統中國人。譬如，在他的一次題為《中國人的精神》的演講中，他說傳統中國人過的是一種“心靈的生活”、“情感的生活”，也就是真正的生活，而之所以這樣，就是因為中國人一直恪守傳統道德，恪守儒家的“君子之道”、“三綱五常”。他還說，這種生活其實也是西方人所向往的，只是他們做不到，于是便攻擊中國文化，攻擊中國人。
辜鴻銘和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有相似之處，才華過人，卻不合潮流。他的觀點固然不乏贊同者，但在當時聲浪日高的新文化運動中，只能說是非主流。而主流觀點，我們知道，是由胡適和魯迅等人代表的，盡管主流觀點之間也有分歧。
實際上，就“中國人”這一論題而言，胡適直接表述得并不多，只是在早期寫過一些揭露中國人劣性的短文，以及在20年代發表過兩篇嘲諷中國人的文章，即《差不多先生傳》和《打倒名教》。這兩篇文章雖是關于中國人性格的經典之論，但也只有這兩篇。胡適本質上是個學者，不是作家，他的大量著作都是有關中國文化的學術研究。
和胡適相反，魯迅本質上不是學者，而是作家，所以他直接論到中國人性格的文章特別多，經典之論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說，整部《魯迅全集》幾乎都是對中國人的嘲諷。要在這么多文章中進行選擇，并不容易。本書最終選定的幾篇，即《再論雷峰塔的倒掉》《燈下漫筆》《論“他媽的！”》和《略論中國人的臉》等，都屬魯迅的名篇，所嘲諷的是中國人的奴性。實際上，魯迅最憎惡的就是中國人的奴性。在他看來，所謂“改造國民性”，就是要改掉這種奴性。
除了胡適和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討論國民性的作家當然還有很多，但限于本書要選的是“經典作家”，所以出現在這里的僅為周作人、沈從文和林語堂。周作人的《<男人和女人>》雖是一篇書評，但其中摘錄的內容不只是和當時的國情有關，還涉及中國人的國民性，至今似乎仍有現實意義。沈從文的《中國人的病》是他僅有的一篇直接評論中國人性格的散文，文中對中國人的自私、無道德作了分析，并對如何治療這種“病”提出了他的看法。林語堂大概是關注國民性僅次于魯迅的現代作家，但他不像魯迅那樣犀利——這從本書所選的幾篇文章中即可看出：他早年論中國人還是相當嚴厲的（見《中國人的國民性》），但后來在他用英文寫的幾本向外國人介紹中國人的書里，他力圖把中國人的性格全面呈現出來，所以，相對而言就比較溫和了（見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國與吾民》）。
30年代中期，隨著抗戰的爆發，新文化運動不了了之，關于國民性的討論也就沉寂了。不過，在1944年，張愛玲寫了一篇名為《中國人的宗教》的文章，發表在《天地》月刊上，此文雖是為外國人寫的，也算聊勝于無。還有就是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其中論到中國人的民族品性，而此書出版的時候，已是1949年了。
此后，便不再有人談起國民性。直到80年代中期，臺灣作家柏楊出版《丑陋的中國人》一書（1984年），并在國內引起不小的轟動（1986—1988年），國民性問題才重返人們的視野。
如今，20多年過去了。中國人還丑陋嗎？還需要反省嗎？如果回答是“是的”，那么，本書就是最好的教材。

劉文榮
2014年3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