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國學經典

自序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國學經典燦若群星。遨遊在中華文明的長河是愉悅，翱翔在國學經典的天空是快意。國學經典是中華文明傳承的主要載體，也是中國人文化身份的象徵。作為一個中國人，應該讀一點國學經典，沐浴中華文明的陽光雨露，領悟中華文明的智慧、情感和詩意。

所謂國學，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固有學術。這既是中華文明的最高形態，也是中國學術的源頭發軔，更是中國人立身處世的精神家園。所謂經典，按照阿根廷著名作家博爾赫斯的理解，「是一個民族或幾個民族長期以來決定閱讀的書籍，是世世代代的人出於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熱情和神秘的忠誠閱讀的書」。因此，國學經典，就是中華文明最好、最有價值的書籍，就是中國人最誠心、最喜歡閱讀的書籍。

國學經典的主題是豐富的，既有關於國家大事和社稷安危的思想議論，又有山水清遊、親友往來和個人情緒的雋言妙語。無論哪一類主題，實質都是關於真、善、美的追問，關於人的心靈和靈魂的思考，關於信仰信念、思想真理、價值標準和道德修身的闡述。經典的形式是多樣的，主要形式是哲學、歷史和文學作品。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所有歷史都是關於人的活動的記載，一切文學都是人學。閱讀經典，就是學哲學，看歷史，欣賞文學作品。在哲學經典中，我們仿佛倘佯在思辨的王國，感觸思想的震撼，享受智慧的樂趣。在歷史書籍中，我們好像同先賢前輩一起呼吸，探秘他們的活動蹤跡，感悟他們的內心世界。在文學作品中，我們猶如身歷其境，可以愛、可以恨，在愛中追求善與美，在恨中鞭撻醜與惡。總之，品讀國學經典，益處頗多，最大的益處是修身養性，培育良好的道德品質。誠如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所說：「個體自我的每一次偉大的提高，都源於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觸。」

二○○七年夏天，在潛心研讀《論語》基礎上，我寫成了《論語與人生》。擱筆之餘，意猶未盡，還想多讀一些國學經典。由於公務事繁，不能有整塊的時間集中閱讀學習，就選擇了《古文觀止》，進而擴充閱讀有關文選。刊行於17世紀末葉的《古文觀止》，編選初衷無非「課業子弟」以及「請教於海內君子」，卻於無意之中成了最受歡迎、影響最大的古文選集。其中的文章短小精悍，大都是名篇佳作，有的甚至是千古絕唱。更重要的是，這些文章不僅文筆優美，而且滲透着國學義理和先賢睿智。凡是承載國學義理而又不朽的作品，都可以看成是國學經典。讀這些文章，就是讀國學經典。夜深人靜，經年累月，口不絕吟於經典名文，手不停錄於思緒心得，於是成就了《品讀國學經典》。

《品讀國學經典》視野宏闊，從先秦管子《牧民》開篇，到清朝《曾國藩家書》收筆，橫跨兩千多年時間，品讀三十六篇經典。這些經典絕大多數是散文，其中，有韻文和駢體文；源於《古文觀止》有二十篇；春秋戰國、秦漢時期、三國和魏晉時期各品讀五篇，唐朝品讀七篇，宋朝品讀六篇，明朝、清朝各品讀四篇。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涵蓋修身、齊家、治國各個領域。在介紹經典內容、作者用心和文筆特色的基礎上，把普及性與學術性結合起來，「知人論史」、「知人論世」，對經典的歷史背景、人生際遇和思想觀點進行全方位闡釋，寄託着品讀者的人生沉思。

《品讀國學經典》風格獨特，沒有局限於研究鑒賞對象本身，而是進一步挖掘、梳理經典名篇的潛在意蘊和審美情趣，即「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未必不然」。基本寫作手法是「解構」與「建構」，從思想體悟、藝術感受、審美判斷方面對經典進行解讀和重新鑒賞。「解構」源於法國哲學家德達的思想，就是在閱讀過程中，把經典分解為互不聯繫的若干部分，具有批判意義。「建構」源於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的思想，就是通過與原著、作者、歷史相互作用，重構對經典的認識和理解。解構與建構密切相關，解構是建構的前提，有利於更深入地走近古人，理解經典；建構是解構的邏輯必然，以便於超越古人，重新認識經典。解構與建構既是一次鑒賞過程，也是一個再創作過程，自然融入了品讀者本人的感情偏好和思想觀點。

《品讀國學經典》文字厚重，每篇文章一般分為五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介紹作者有關情況，重點是事功、思想造詣和文學成就。第二層次是解讀經典本身，指明其段落層次和主要觀點。第三層次相對多樣，呈發散思維，有的是集中闡述經典主旨，有的是介紹寫作背景和技巧，有的是品評作者的心路歷程，有的是研讀作者的相關文章。思維不同，目標趨一，都是為了更好地解讀經典名篇。第四層次是文章的主體部分，品讀者既尊重經典原著，又根據自身的閱歷、知識、思想和情趣，着力重構對經典新的理解。第五層次是經典的啟示和品讀者的感悟，見仁見智，應由讀者去體驗和判斷。

國學經典是天空，更是大海，蘊藏着無窮的寶藏，內聚着中華民族的精神密碼和文化基因。每一個中國人都應奔向國學經典的海洋，有的可以在海邊拾貝，有的可以到海中暢遊，有的可以深入海底潛水。無論哪一種方式，對於中華文明而言，都是在保護精神血脈，弘揚文化傳統；對於個體生命而言，都是在培育高尚人格，塑造完美人生。

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讀管仲《牧民》有感

管仲是春秋時期大政治家，相齊四十年，推行全面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富國強兵方略。他對內劃分政區、分設官吏，選拔士子、賞勤罰惰，開徵賦稅、獎勵農耕，統一鑄造和管理錢幣，頒佈捕魚和煮鹽之法；對外「尊王攘夷」，即尊奉周王朝，抵禦北方遊牧民族，從而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高度評價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賜」；甚至認為如果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頭散髮，左開衣襟，像個野蠻人，「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歷史名相諸葛亮常自比管仲，以管仲為楷模，相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管仲著述甚豐，後人輯成《管子》一書，共二十四卷、八十五篇，現存七十六篇。《管子》涉及儒、道、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輿地、經濟和農業等方面的知識，其中經濟方面的著述，廣泛討論生產、分配、交易、消費、財政等問題，是研究先秦經濟和農業的珍貴資料。《牧民》是《管子》一書的首篇，充分反映了管仲治國理政的基本思想。

管仲是中國古代第一個明確提出「以人為本」觀點並付諸實踐的政治家，「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牧民，即統治和管理民眾。《牧民》圍繞如何治理民眾，系統論述了治國理政的原則，以及這些原則在實施過程中取得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全文分為五個部分，共一千餘字。第一部分是「國頌」，為全篇的總論，指出治國理政既要發展經濟，又要建立社會秩序，既要重視物質建設，又要重視精神引領。生產與倫理並重、生活與信仰同舉，才能治理好國家。第二部分是「四維」，維即總綱，《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奪成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這一部分強調禮、義、廉、恥是國家的四根精神支柱，支柱立則國家興，支柱廢則國家亡。第三部分是「四順」，突出闡明了治國理政的關鍵在於順民心，着力滿足民眾對於安逸、富貴、穩定和生存的願望。第四部分是「十一經」，從官吏選擇到政令施行，提出了十一個方面的要求，具有微觀性和操作性。第五部分是「六親五法」，揭示治國理政的規律，具有宏觀性和指導性，其中君王行為對於治國安民所起的導向和表率作用，更有積極意義。《牧民》既是管仲治國理政的思想指導，又是管仲治國理政的經驗總結和實踐寫照。管仲取得了彪炳史冊的輝煌政績，以致司馬遷認為：「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

品讀《牧民》，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管仲的「民本」思想。《牧民》是管仲論及民本思想最多、最集中的一篇文章，其核心觀點是治國理政在順民心。民本思想在中國古代悠久而綿長。上古的夏禹提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商湯盤庚要求貴戚近臣拋卻私心，施恩於民，「汝克黜乃心，施實德於民」；周朝開國元勛周公旦總結商紂滅亡教訓，強調「敬德保民」。客觀地說，現在看到的上古時期的民本思想，只能是隻言片語。真正形成完整思想體系的是春秋戰國時期，尤其是儒家的「民貴君輕」思想，更是光耀千秋。但是，春秋戰國數百年間，既提出民本思想又躬身實踐者，惟管仲一人。在管仲那，不僅有民本的理論昇華，而且有民本的成功實踐。在理論方面，管仲深知民眾對於治國理政的基礎作用。《管子》記載，一次齊桓公問什麼是王霸之本，管仲指出：「齊國百姓，公之本也。」管仲認為，爭奪天下要靠民眾，「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治理天下也要靠民眾，「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石是指柱石，後人注釋四民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在實踐方面，管仲實施了愛民、利民、富民政策，政治上采取「四民分業定居」措施，促進了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軍事力量的強大；經濟上采取「均地分力」措施，把土地公平地租給農民，使其分戶耕種，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文化上采取「教民」措施，既教民以禮，又授民以知。正是管仲的民本思想和實踐，成就了齊桓公的霸業，孔子認為：「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牧民》強調治國理政的關鍵是順民心。按照唯物史觀的理解，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和創造者，治國理政的基本規律是「得民心得天下，失民心失天下」。順應民心，政權就鞏固，社會就發展；逆反民心，政權就危險，社會就停滯。令人驚歎的是，早在兩千五百多年前，管仲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一規律，並用明白曉暢的語言給予表達：「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在管仲看來，人人都有追求安逸、富貴、穩定和生存的欲望，順民心就要滿足民眾的基本欲望，讓百姓安居樂業、休養生息，幫助他們避免憂勞、貧賤、危難和滅絕，「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管仲認為，立法要順民心，民眾才能服從法律，君王才有尊嚴，「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頒布政令和制定政策要符合民心，「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意思是，把政令下達在流水的源頭上，就得要政令順乎民心。《牧民》進一步指出，順民心就是從民欲去民惡。只要從民欲，疏遠的人自會前來親近；如果不去民惡，違反民眾願望，原來親近的人也會叛離，「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管仲十分重視民意，認為順民心還要尊重民眾的意願，不要勉為其難，「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意思是，對待民眾，不要去做辦不到的事情，不要去求得不到的利益，不要居處難以持久的地位，不要去做不可重複的事情。《牧民》進一步指出，順民心應該量民力而行，不要迫使民眾幹他們厭惡的事情，不要求一時苟且，不要欺騙民眾。只有這樣，民眾才會擁戴，即「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強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管仲具有明顯的法家傾向，在輔佐齊桓公過程中很重視刑罰和法律，但他仍然認為，順民心不能過分倚重法制，「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意思是，刑罰不足以使民意畏懼，殺戮不足以使民心屈服。《牧民》進一步指出，順民心不能太多地使用刑罰。刑罰繁雜，不利於政令推行；殺戮過多，君王的地位就會有危險，「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管仲認為，治國理政實質是一個君王與民眾互動的過程，君王順民心，民眾就擁護，否則，民眾就反對。因此，只有順民心，才能得到民眾最好的回報，「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意思是，君王能使民眾安樂，民眾就能為君王承受憂勞；能使民眾富貴，民眾就能為君王承受貧賤；能使民眾安定，民眾就能為君王承受危難；能使民眾生育繁衍，民眾就能為君王承受絕嗣的犧牲。這是一幅多麼理想的君王與民眾良好互動的圖景。《牧民》強調，順民心，形式上是給予民眾，實質上是取於民眾。「予」就是「取」，這是治國理政的法寶，「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