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形邏輯：香港式建築極限

自序 I
前言 III

第1章 在消費社會中突顯自我 02
1.1 平面廣告牌的張狂 04
1.2 樓梯廣告的導引 16
1.3 品牌的標識技法 26

第2章 高密度的生存之道：混雜與共生 38
2.1 混雜文化 40
2.2 商店的多型共生 54

第3章 垂直延伸的都市主義 62

第4章 曖昧不明的公共空間 84

第5章 非正式建築：被忽略卻無處不在的元素 102

第6章 最高效率：地下與空中的延展術 122

第7章 或隱或現的邊界狀態 148

第8章 附文：密度相關三則 174
8.1 隱形邏輯的效力──遠離思維的陳舊積習 176
8.2 解析「低密度之夢」──給歐洲都市潑點冷水 183
8.3 地獄的出路──面對桎梏，妥協還是突圍？ 194

後記 205

前言

香港之所以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其他大都會，是因為同時兼備了兩個條件：超高密度和亞洲性。這是一部關於高密度狀態下都市狀況的研究文本，以香港為研究對象。這不是常見的、關於城市的人文式個人情懷吟詠，亦非政府或者規劃部門對於城市建設的官方總結，而是以開放建築學的專業視點，對於以香港為代表的「亞洲式擁擠文化」的詳細解讀。

「擁擠文化」（Culture of Congestion）概念來自於1978年，由荷蘭建築理論家庫哈斯（Rem Koolhaas）於紐約寫就的、關於美國曼克頓擁擠文化的回溯式宣言《癲狂的紐約》（Delirious New York），一本關於美國式高密度的闡釋之作，以其預見性與深刻性成為理解當代都會文化的經典。曼克頓主義至今一直持續影響着全球新城模式。而香港的高密度文化，因為亞洲的東方式傳統、政體上的特異以及與其金融資本之港的本質連接，都導致其城市在實體和精神方面與曼克頓模式呈現出迥異的局面。這也是需要對其單獨進行討論的原因所在。

超密度的香港

荷蘭被稱為「歐洲的高密度城市」，那麼，並比荷蘭的密度還要高數十倍的香港，則只有用「超密度」（hyper density）來進行定義了。不知於何時開始，無論是主流媒體、建築學者或是普通大眾，一旦提及「高密度」，則立刻將其與「問題」或者「都市的困境」相聯繫。高密度意味着擁擠、制約、緊張、壓力；高密度等同於土地的超負荷利用、資源的窮盡式開採、公共及私人空間的無止境爭奪；在心理層面，高密度僅僅指向壓抑與不快。加之多年以來媒體對於理想生活的設定一直是歐洲式的「陽光、空氣、綠地、低密度」，對於「舒適度」形式過度而一成不變的渲染，使「高密度」彷彿已經成為生存的夢魘。

然而一個一直被人們忽略卻不爭的事實是：在輿論界對於高密度異口同聲的、清一色的聲討之下，城市化進程卻悄無聲息、無可阻擋地一直進行，並且越演越烈，呈現出加速的狀態。城市化的一個集中體現即是密度的激增。過去20年內，土耳其伊斯坦布爾（Istanbul）的人口從600萬增至1,300萬，尼日利亞拉各斯（Lagos）從200萬人口增至1,600萬，而中國的珠三角的人口在20年內增至3,600萬。就連一向以低密度為傲的歐洲，近年來也在中心城市出現了密度的加速增長。預期與現實的巨大差異，使我們對於這個議題的任何簡單判斷與結論都顯得陳舊、武斷而缺乏洞見。

習見下的謬誤

人們固守了百年的對於密度的認識，其實是一直沉溺於某種「思維的積習」，使我們對於現實的真相視而不見。「習見」是容易墮入而不易爬出的泥沼，它將思維導向謬誤而難以察覺，它成為某種障礙，使任何創意的意圖都成為不可能。

香港就是淹沒於各式各樣的習見之中，時常被誤讀並被誤解。因其過高密度引起的「非舒適度」遮蔽了所有其尚且隱藏的、有趣的都市性。一個易被忽略卻極其重要的推論是：當密度達到一種超常的狀態時，城市締造者所應對的問題亦是超常的問題，而相應的，其解決手段也必然是「非常規的」。香港的每一次建造，都是各種都市力量於無意識狀態中對於「都市可能」的又一次試驗，它不是單一的促成，而更可能是建築師意志、開發商野心、政府的權益和民眾自發等多重因素的混合結果：它已經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及啟示。

如果「都市化」和「密集化」成為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那麼，我們至少應該懂得一點處理「高密度」的藝術。而香港，就是這種理論的原初提供者。

亞洲式擁擠

香港是超高密度城市的終極形式，並且，它仍然在增長。建築高密度與人口高密度的疊加，再加上24小時全天候運轉──永不止息的喧鬧。如果紐約是「擁擠文化」的原型，是高密度摩天大樓現代都會的最集中範例，那麼香港絕不是另一個紐約的再版。儘管在發展之初直至今日，她一直有意識地以紐約作為範本試圖向其接近，卻始終在各種無意識的力量作用下，使其不斷偏離原型。悖謬的是，這種接近的企圖越強烈，就越無奈地發現兩者之間的差異越明顯。這種無意識力量，是亞洲多年的本土風俗積澱、文化積澱使然。東方傳統實際上一直並未離去，它以靈魂附體的方式，一直依存於「現代性」的城市軀殼之中。

如果我們繼續追問亞洲的可識別性到底意味着甚麼？是克里爾（Leon Krier）兄弟的古典復興（Neo Classicalism），還是弗蘭普頓（Kenneth Frampton）的批判性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西方學界對於中國城市的批判熱點之一，一直是所謂「中國性」的缺失。但是如果深度交流後則會發現，無論是建築批評家還是旅遊者，對於所謂「中國性」的理解基本是一種對於傳統的、圖像的懷舊式臆想和主觀眷戀。

實際上，無論是「現代」或「後現代」，還是全球化的「廣普城市」，都無法準確描述這個城市。香港與任何其他美洲或者歐洲的大都會相比，都是完全不同的都市概念。

這已經構成了足夠強烈的「東方性」──用常識難以描述，而具有自身現代化的特質。而極限條件與傳統意識形態、生活方式的聯姻，是導致這種「特異現代性」的原因。

邏輯的都市，都市的邏輯

城市並非如通常意義上所認定的，只是客觀的物質實體，它是活的。

城市可以以自己的邏輯思考、行動以及進化。它可能局部機體受損，卻有自我修復功能；它可以調動各方資源，平衡各種利益，以達到自身的正常運轉。儘管表面上具有隨機性和不可預見性，城市卻自生命開始起就不斷自我完善，從不成熟走向世故。

都市的邏輯通常是隱匿的，因為所有城市中發生的事似乎都是出自人為。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其自身的邏輯往往被忽略了。本研究將香港作為一個具有自我思索、調節和演進能力的類生命體，以全新視角揭示其掩蓋於表像背後的深層邏輯。

極限都市主義

從來沒有一個城市如同香港，如此悖論地將城市的多義性與建築的貧乏性統一於一身，它是有趣與無趣的混合物。如果從純粹建築學的角度來檢視香港的建築，實際上大量充斥後現代的意識、商業化的審美與功能主義的拼貼，以及過度被地產所主導的設計，很少有學術意義上的建築精品。而若論城市發展，近年來也難以有相當說服力的重大突破，例如啟德機場的再利用問題荒廢了十多年，以及西九文化區的遲遲未果等等。

但是我仍然認為香港是有趣的，它的有趣之處在於其長年以來一直在極限條件下發展，衍生出一系列應對困境的都市策略：建造上、邏輯上以及政治上。香港的都市啟示存在於為匱乏的建築理論界提供一種處理極限的、從未被認真總結和研討過的「香港都市主義」的理論構架，而非具體的建造成果。

如今建築學學科處於一種困境之中，一方面，建築師依然希求依仗某種實際早已失去的對於都市的特權、一種早已大面積失效的傳統設計方法進行建築設計；或者一種對於建築學本無力解的社會道德的越界式承擔，來繼續控制城市，這種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另一方面，在建築理論表面上層出不窮的背後，卻因為援引依據之間的彼此互借，而存在着重複的關係。因而，從建築師自身定位，至建築理論的建立，都迫切需要一種基於現實分析的、更加鮮活卻犀利的方式。

本研究對於廣受詬病的高密度進行重新解讀，試圖通過分析處於「超高密度」狀態下的香港，揭示其在多年應對各種「極限條件」的挑戰下，所激發出的各種非常規都市狀態，以及具有啟示性的、非顯性的造城邏輯與智慧，並進一步探討其於無意識狀態中構建一種「極限都市主義」的可能。或許我們可以將「香港都市主義」定義為「亞洲式擁擠文化」的典型。

第1章：在消費社會中突顯自我 Self identification in the consuming society

廣告招牌（sign）的功能是將自我與他人區分，將自我資訊廣而告之於路人，將潛在的目標消費者引向他們應該去的地方。

在一個以商業作為支柱產業的社會中，招牌成為所有商業形式的重要的自我指認符號，在一個地價與密度都如此之高的城市中，招牌是生存的工具：

1. 為了指引，它必須具有空間上的連續性

2. 為了被識別，它必須獨特，同時具有某種特定的風格和形式

3. 為了吸引眼球，它必須鮮明、清晰，甚至還需要有一點點幽默

街角廣告平台過度伸展：銅鑼灣

廣告牌的張力

在炙手可熱的商業中心，商業標誌同時受到「被擠壓」和「被拉伸」的操作張力作用，受到各種「無形的力」牽制，處於互相拉扯、排擠和競爭的狀態中。其最終形態與空間構成是欲望、利益、權力共同決定的結果。

多向可見性（multi-orientation）：

位於怡和街與軒尼詩道交角的一棟住宅，下部裙樓被各種標誌廣告所包覆，可以被橫向穿行的行人及快速行進的車流從不同的視角捕獲。由於該點處於東西向車流和購物人流的交匯口，實為黃金地段中的黃金點，絕佳的地利條件使這棟普通的住宅裙樓成為多個商家的「必爭之地」。

擴大展示面（enlarged billboard）：

由於兩條道路呈銳角相交，而這種狀態顯然不是理想的展示平台，因此廣告牌向上、中、下三個方向伸展──過度的伸展，形成一層鋪張的「懸置展示面」。品牌的知名度及商家的實力與標誌的尺度、位置及角度成正比關係──展示品牌時也展示了其勢力。

第2章：高密度的生存之道：混雜與共生 High density living: hybrid and coexist

密度，作為一個熱點話題，被討論已久，並且已擁有大量相關研究成果。似乎再對其目錄進行任何新的補充都已嫌多餘。似乎任何新的討論都曾被討論，並且過時，人們對於這個主題已經過於熟悉，甚至產生厭倦。它似乎是一個已終結的主題，一個不再熱的「熱點」。

但是它仍然是一個未有結論的話題。

土地的承載力究竟有多大？如何可能納盡最多的居民，又兼顧該處的日照、通風和舒適度？

歐洲居民對於高密度無法容忍，他們不能將其與舒適和便利連接，他們間信，密度越低越舒適──這已經成為一種成見。

高密度不一定指向消極因素，至少，它提供的便利性、高效、資源的集中化、生活的豐富層次，在低密度狀態下是無法獲得的。

一幢大廈一個社區：筲箕灣

堆積式混雜（stacking as hybrid）

慣常的空間思維方式在超高密度狀態下不再有效，建築物基於效率與利益優先原則，以非常規的方式組合疊加。事物的組合方式被變更，達到料想不到的特殊結果──雖然它們往往始於被動，卻終於意外的收穫。

以筲箕灣的一棟住宅為例，它的特異之處在於，整個「社區」的概念被集中於單棟建築物中。三種現代住區的主要功能：居住、商業服務和停車場被全部疊加於地面之上。在疊加功能的同時，也疊加了三種完全不同的空間組織模式：並置式（juxtaposition）、螺旋式（spiral）及垂直樹狀（rhizomatic）結構，而且各自保留獨立入口。通常置於地下的停車空間，在此處有多達六層的需求，置於地下顯然不經濟，因此被抬升至地面之上，而底層的商業價值又使其不能存在於地面，於是「夾心停車場」成了唯一選擇──顯示堆積背後所隱藏的邏輯。

後院式 & 漂浮式：蘭桂坊

後院式（backyard）

新近開店的酒吧沒有機會佔用沿街的店面，解決之道是在前排商店之間置入狹長的過道，在街面上留下與內部的「介面」。後院式店舖也有優勢：退居於後，往往可以獲得更多的商業空間，位置更寬廣，提升了利用的自由度。這是一種「欲揚先抑」的手法，也是一種空間的「插敍」。退於隱秘的後部，空間更具神秘感與私密性。

漂浮式（floating）

基於相同的邏輯，地面沒有獲得營業面積的商家也可以將店面以「提升」的方式置於第二層──僅留入口與樓梯間在地面。店面的滲透力如同獲益的隱喻：它如此強大，無處不在、無孔不入。

第5章：非正式建築：被忽略卻無處不在的元素 Informal: ignored but pervasive

香港通常給人這樣的都市映像圖景：華麗、繁盛、巨型、高聳。當人們來到香港之前，想像中的香港是一個摩天辦公樓和銀行的叢林，有閃亮的幕牆立面，層層堆疊的高架路上有川流不息的車流……

這無疑是事實。然而，這僅僅是香港的一面；它還具有另一類常常被忽略的元素：「非正式」（the informal）。

比例上，它們是微小的；形式上，它們是簡單的，甚至醜陋的，因為沒有確定的形式，它們可以被認為是「無形式」（formless）的；存在方式上，它們極其靈活、隨機，可以在任何土壤上生存，而正規城市基礎元素卻無法存在。

非正式建築的構成元素往往被減至極少，因為它們必須是廉價的，同時，卻是高效率的。它們並非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導的城市元素，而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自發式生長。

沒有非正式元素，香港就不再是香港，因為它們恰恰是亞洲大都會的重要特徵，從而區別於任何歐洲或者美洲大都會。「非正式」是亞洲性的靈魂。

傘築：中環 + 灣仔

傘的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