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比較NO.77（簡體書）

面對經濟增長下滑的現實，新常態下既得利益固化，傳統思維方式和投資饑渴症仍然有強大的慣性，凝聚改革共識，找到最大公約數的難度也更大了。究竟應該如何應對？從理論和國際經驗來說，對於已經處於世界經濟中增量第一、總量第二位置的我們，都需要頂住壓力，堅定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使得經濟發展更多地依賴人力資本品質和技術進步，這才是經濟再平衡後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本輯《比較》的文章從不同視角探討了這一主旨。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

編輯推薦
《比較》是為讀者提供的一個關於比較制度分析的學生性平臺。《比較》站在理論前沿，根據中國經濟中遇到的重大問題，有選擇地介紹別國的經驗和教訓、轉軌經濟理論和實踐，以及比較研究領域的發展，同時，有針對性地介紹國內外學術理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案設計、政策建議和評論。

青木昌彥
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比較經濟學觀察
李波 伍戈 席鈺
論“結構性”貨幣政策
蒂莫西貝斯利 托爾斯騰佩爾松
為何發展中國家徵收那麼少的稅？
亨利克克萊文
為何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徵收那麼多的稅？
路易吉津加萊斯
美式資本主義的蛻變
安德魯霍爾丹
管理全球金融
S. 安德里安諾娃 P. 德梅特裡亞茲 許成鋼
歐洲和亞洲金融市場的政治經濟淵源
越澤明
從日本的經驗看中國城市化和京津冀一體化
許憲春
第三次經濟普查年度國內生產總值核算的修訂
姜斯棟 崔鶴鳴 王小魯
山西省永濟市蒲韓農協調研報告

開篇青木昌彥的文章《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比較經濟學觀察》運用比較經濟學方法，從供給面分析哪些因素決定或影響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的機遇。通過對中日韓三國的比較分析，青木昌彥指出，過去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和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城市部門轉移的庫茲涅茨效應，在未來不再能繼續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源泉，這是新常態面臨的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也是成功發展的結果。未來可持續增長的唯一源泉就是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及其同金融資本和實物資本的創新組合，而這樣的創新離不開職業經理人的領導作用，以及市場導向和遵守規則的公司治理制度的支持。他認為，走向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可以在這個方向探索出關鍵的路徑；通過恰當的改革增強社會保障資金的安全性，可以使經濟增長成果得到更公平的分享。就此而言，社會保障改革和公司治理改革將成為應對新常態時代的重要戰略補充。
進入新常態後，經濟結構調整轉型的壓力進一步加大，貨幣政策也被寄予了解決結構性問題的厚望。中國人民銀行李波等人的《論“結構性”貨幣政策》一文結合國際經驗，從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關係角度出發，探討了“結構性”貨幣政策的成因與效果。他們認為結構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面臨諸多挑戰，短期來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應根據各自特點，協調配合，為結構性改革贏得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長期來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結構性問題，各種結構性工具的使用應該與國內金融發展和經濟結構改革相結合。只有通過有效的結構性改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面臨的深層次矛盾。
面對經濟的新常態，中國新領導集體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特稿”欄目的兩篇文章從稅收角度討論與國家治理能力相關的一些問題，也許有啟發意義。倫敦經濟學院的蒂莫西.貝斯利教授和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托爾斯滕.佩爾松教授從經濟結構、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角度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為什麼徵稅偏低。從他們的分析來看，經濟結構和社會文化因素很大程度上是與政治制度緊密相關的。一個國家如果政治上缺乏制衡和競爭，政府對產權保護不力，合同得不到有效執行，而且腐敗盛行，就無法增強企業在正規經濟下運作的吸引力和納稅人的稅收遵從意識，也就無法增加稅收。而這些導致低稅收的因素恰好也有助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落後與貧窮。倫敦經濟學院的亨利克.克萊文教授則分析了丹麥、挪威和瑞典這三個北歐國家為什麼能夠徵收高額稅收來實現再分配，與此同時並沒有嚴重地損害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他認為，使用發達的資訊跟蹤來促進稅收遵從，使用寬稅基來限制合法避稅的範圍，對工作互補品提供大規模的公共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斯堪的納維亞的高稅收之謎。
“美式資本主義的蛻變”一文是芝加哥大學金融學教授、美國金融學會新任會長路易吉.津加萊斯的新書《人民的資本主義：重拾美國繁榮的精神》的導言。堅持自由市場、鼓勵競爭、限制大公司政治影響力的美式資本主義曾經給美國帶來了普遍繁榮，隨著時間的流逝，傳統的美式資本主義正在蛻變，政府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企業通過俘獲政府直接榨取資源，通過俘獲專家和遊說集團來決定政治議題，控制思想論壇，由此損害了民眾對自由市場制度的信任和支持，2008年金融危機正是這種蛻變的鮮明例證。美國如要避免陷入南歐式裙帶資本主義或南美式長期衰落的境地，必須重拾美國繁榮的精神，通過透明的資料資訊、有力的法律保護以及宣導良好的社會習俗來重塑競爭的力量，而非訴諸增強政府的影響力。
“前沿”欄目是英格蘭銀行執行董事兼首席經濟學家安德魯.霍爾丹的文章《管理全球金融》。霍爾丹回顧說，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動下，過去30年間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經歷了驚人的變化，已從東拼西湊的雜燴演變為一個相互聯繫、緊密交織同時又亂成一團的真正的網路系統。這個系統的運行如同其他緊密聯繫的網路一樣，兼具穩定性和脆弱性的雙重特點，並受到強有力且日益增強的溢出效應和全球共同因數的驅動。因此必須以系統化的視角來理解和管理全球金融體系。為實現這一長遠目標，需要採取新的措施，包括改進對私人資本流動的監控和管理、加強公共部門融資機制的建設等。
許成鋼等人從歷史角度考察歐洲和亞洲一些最成功的金融市場，探尋其中的政治經濟淵源。他們從倫敦、阿姆斯特丹和中國香港的歷史經驗中發現，在金融發展起步階段，政府通過壟斷和保護性措施推動了金融的發展。但是，這種壟斷和保護性措施的推動作用必須以強有力的產權保護為前提，而且當金融發展到一定臨界點時，降低進入壁壘，增加競爭，開放准入，才會有利於金融發展。
中國的城鎮化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和規模向前推進，目前出現了一些問題與挑戰，《比較》借日本城市化專家越澤明教授來京之際，就城市化和京津冀一體化發展做了專訪。越澤教授認為，在京津冀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如應急住宅問題，交通網問題，大氣與水污染問題，工業、商業與居住區的梳理等問題都是發達國家在大城市急劇發展中出現的共通問題，然而就如何應對這些問題，各國的對策不盡相同。越澤教授認為，由於中國城鎮化處於迅速發展階段，如果能夠吸收海外經驗，仍有較大改善餘地。
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建立了定期開展全國經濟普查的制度，普查範圍為從事第二和第三產業的經濟活動。同時，利用經濟普查獲得的更加全面準確的基礎資料對國內生產總值（GDP）核算進行系統的修訂也已經形成慣例。許憲春的文章系統地梳理和闡述了第三次經濟普查年度GDP核算修訂的具體情況，不僅包括資料來源和相應計算方法的修訂，而且包括基本分類的修訂。對於準確把握經濟形勢、實施科學決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王小魯等人的文章是對山西省永濟市蒲韓農協的調研報告。報告詳細分析了農協在聯合分散的農戶、促進農業技術推廣、推動農業產業的規模化、改善農村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們指出，對於全國大部分地區，在維護家庭為農業主要經營方式的基礎上發展綜合性農民合作組織應該是占主流地位的農業組織方式，是綜合性地解決三農問題各主要方面的可行方向。因此對發展綜合性農民合作組織的重要意義必須給予高度重視，不應簡單以綜合性農合組織可能與原有政權系統發生衝突而限制綜合性農合組織的發展，更不能以此為藉口扼殺農合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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