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簡體書）

亨利·基辛格一部中國問題專著，

用國際視角、世界眼光，重新解讀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他寫到了中國歷史的淚點，他觸到了中國人民的痛處，

他勾勒了中國這個古老而年輕國家的挑戰與未來

每一個曾經或正在閱讀中國歷史的人，

每一個曾經或正在思考中國命運的人

不可錯過的書！

基辛格新增出版十周年序，論述中美關係的歷史癥結和未來走向。
《論中國》是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唯一一部中國問題專著。
他以一位資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獨特視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外交傳統，從圍棋文化與孫子兵法中探尋中國人的戰略思維模式，特別是試圖揭示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外交戰略的制定和決策機制，以及對“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機等等重大外交事件來龍去脈的深度解讀。作為歷史的親歷者，基辛格博士還在書中記錄了自己與毛澤東、鄧小平等幾代中國領導人的交往。
本書用世界視角國際眼光，重新解讀中國的過去和未來，凝結了基辛格博士的戰略理論以及對中國問題數十年的研究成果，註定將成為讓世界認識中國、讓中國重新認識自己的一部重量級作品！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哈佛大學博士、教授，美國前國務卿，20世紀美國著名的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被稱為“美國政壇常青樹”、“中國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7月，基辛格作為尼克松總統秘密特使訪華，為中美建交開啟了大門，為中美關係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他與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都有過深入的交往。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其主要著作有《世界秩序》、《大外交》、《白宮歲月》、《復興年代》等。

★極吸引人，言辭犀利……書中通過基辛格與中國幾代領導人親密直接的接觸，給出了一幅中國肖像。全書追溯了中國歷史的各階段和局面……甚至還闡述了中國區別於美國的哲學性差異。

——《紐約時報》

★亨利·基辛格不僅是一位正式出訪中國的美國外交官，而且在此後的40年裡，他陸續出訪中國超過50次。從外交上講，在解釋中國這件事上，基辛格擁有某種特權。現在，這位年近88歲的國際問題專家出版了自己的新書《論中國》，用巨大的篇幅再次講述這一非凡的歷史，並表現出一個西方學者對中國特色毫不掩飾的認可。

——《紐約時報書評》

★讓人欲罷不能……在《論中國》中，政治家基辛格根據歷史記錄以及他40年來與中國四代領導人的直接接觸，分析了中國古代與其現代發展軌道的聯繫。這位幫助促成了現代東西方關係的歷史見證者，展示了現在我們正面臨著什麼——既令人不安，又時而充滿希望，並總是引人矚目的局面。

——《芝加哥太陽報》

★《論中國》一書中具深度的見解集中在心理方面，書中論述了可以從數千年曆史中獲取啟發的中國人與只有兩個多世紀歷史可供借鑒的美國人之間的差別。

——《美國新聞周刊》

★基辛格的新書《論中國》引人入勝，視角敏銳，時而顯得執拗，不僅講述了他在尼克鬆與中國建交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還試圖說明中國的古代和近代歷史是如何影響了該國的外交政策和對西方的態度。這本書受惠於許多歷史學家的開創性研究，但它對中國的刻畫也源自基辛格對中國幾代領導人近距離的親身了解。

——參考消息《中國的“務實主義”延續至今》

★很難將基辛格的新書《論中國》歸類於任何傳統的框架或體裁。這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有點兒謙遜的標題掩蓋了這本書的雄偉目標，即對中國2500年來的外交和對外政策進行解讀，通過回望過去，來解釋當下。在形式上，這本書也極為特殊，既不全是回憶錄，也不全是專著或自傳；相反，書中既有回憶，也有反思，既有歷史，也有基於直覺的探究。借用時下的一個流行詞，這本書就像一輛“混合動力車”。

——新京報《史景遷：基辛格和中國》

★這部重量級著作是基辛格博士幾十年關於中國問題和國際戰略研究的成果總結和智慧精華，對於我們以史為鑑、了解自我，擴大國際視野，推動中美兩國增強互信與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袁鵬

★本書以詳盡的歷史資料和現實觀察為基礎，審視了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外交，特別是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中美關係的曲折發展，以國家均勢理論和現實主義的視角，分析了中國未來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作用。本書有利於加深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也有助於中國人理解西方世界對中國崛起的態度。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劉建飛

★增進相互理解是中美兩國間永恆的課題。1948年，美國中國學巨擘費正清教授為此目的出版了《美國與中國》。60多年後，基辛格博士的巨著將幫助美國公眾更好地了解中國，尤其是近三四十年來的中國，中國的對外關係和中美兩國的關係。作者既是國際政治理論方面的大師，又在國際關係的實踐方面運籌帷幄，對中國有著深切的了解，才寫就了這本著作。我們中國讀者則可以從本書提供的豐富材料和這位智者的深邃見解中得到許多啟示，以反觀我們對自己的認識。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陶文釗

序

在將近40 年前的今天，我有幸受理查德· 尼克松總統委託訪問北京，與這個國家重新建立聯繫。中國在亞洲歷史上居於核心地位，而20 多年來美國與其一直沒有高層接觸。美國打開中國大門的動機是為了走出越南戰爭的陣痛和冷戰的不祥陰影，給美國人民展現一幅和平前景。當時的中國雖然在嚴格意義上仍是蘇聯的盟國，但為了抵禦來自莫斯科的進攻威脅，北京也在尋求迴旋空間。

此後我先後訪問中國達50 多次。如同幾百年來前往中國的眾多訪客一樣，我日益欽佩中國人民，欽佩他們的堅韌不拔、含蓄縝密、家庭意識和他們展現出的中華文化。與此同時，我終生都在從一個美國人的視角反思如何締造和平。我很幸運，能夠同時以高級官員、信使和學者的身份探尋這兩條思路。

本書部分依據與中國領導人的談話，試圖解釋中國人對戰爭與和平、國際秩序等問題的理性思考，以及這種思考與美國人更為實用的、就事論事的思維方式的關係。兩國由於在歷史和文化上的差異，有時會得出迥異的結論。我並非總是認同中國人的觀點，讀者亦然。但我們有必要了解這些觀點，因為中國將在21 世紀的世界中發揮重大作用。

自從我首次訪華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和塑造全球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美國贏得了冷戰，中美關係成為爭取世界和平與全球福祉的核心要素。

儘管兩國的出發點迥異，八位美國總統和四代中國領導人在處理微妙的雙邊關係時卻顯示了驚人的連貫性。雙方始終盡力維護這一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使之不受歷史糾葛和各自國內考慮的干擾。

這是一段複雜的歷程，因為中國和美國都認為自己代表獨特的價值觀。美國的例外主義是傳經佈道式的，認為美國有義務向世界的每個角落傳播其價值觀。中國的例外主義是文化性的，中國不試圖改變他國的信仰，不對海外推行本國的現行體制。但它是中央帝國的傳承者，根據其他國家與中國文化和政治形態的親疏程度將它們正式劃分為不同層次的“進貢國”。換言之，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普世觀。

本書主要講述了自從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相互交往。無論是在政府任職期間還是離開政府之後，我一直保存著與四代中國領導人的談話記錄，這是我寫作本書的第一手資料。

如果不仰賴同事和朋友的辛勤努力和大力協助，我不可能寫出這本書。

斯凱勒· 斯考滕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助手。8 年前，耶魯大學教授約翰· 加迪斯把他這位得意門生推薦給我，我與斯凱勒就此相識。開始這個項目時，我讓他請兩個月假，暫時放下他的律師事務所工作。他答應了，並在整個過程中付出了大量精力和時間，直到一年後善始善終地完成這件事。斯凱勒承擔了大量的基礎研究工作，幫助我翻譯了中文文獻，深入揣摩了一些微妙語句的含義，還不知疲倦地幫我編輯和校對。我從未遇到過如此優秀的研究助手，也很少有人能出其右。

在我10 年來的所有活動中，斯特凡妮· 榮格– 莫特都與我並肩工作，實在是我的大幸。她是棒球比賽中被稱為全能選手的人，既作研究，又從事編輯工作，還是我與出版商之間的主要聯繫人。她幫助協調錄入工作，並在交稿期限臨近時毫無保留地鼎力相助。她的魅力和外交技巧使她的貢獻更顯重要。

我的老友哈里· 埃文斯30 年前編輯了《白宮歲月》，這次又不負重托，審閱了本書的全部書稿，就全書的文字和結構提出了許多極好的建議。

特里莎· 阿曼泰亞和喬迪· 威廉斯一遍又一遍地錄入文稿，犧牲了許多夜晚和周末，在最後時限之前完成了任務。他們的激情、高效和慧眼至關重要。

前駐華大使、著名中國問題學者芮效儉，打開中國大門時的同事、後來的駐華大使溫斯頓· 洛德和我的遺囑保管人迪克· 菲茨閱讀過部分章節，並作出了睿智的評論。喬恩· 范登· 霍伊維爾對書中幾章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幫助。

與企鵝出版社合作是一段令人愉快的經歷。安· 戈多夫隨叫隨到，眼光獨到，從不添亂，讓人樂於與之相處。布魯斯· 吉福德、諾伊琳· 盧卡斯和托里· 克洛斯熟練地指導了本書的編輯加工。弗雷德· 蔡斯最後對書稿進行了細緻高效的文字校對，以交付排版。勞拉· 斯蒂克尼是本書的責任編輯，她年輕得簡直可以做我的孫女，但絲毫不畏懼我這個作者。她毫無保留地對我的政治觀點發表看法，我甚至有些盼望看到頁邊空白處她一貫銳利，偶爾甚至是尖刻的評論。她孜孜不倦，感覺敏銳，給我幫了大忙。對所有這些人，我深為感激。

我所引用的政府文件都已經解密一段時間了。我尤其感謝伍德羅· 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史項目”允許我使用俄羅斯和中國文件解密檔案的大量章節。卡特圖書館慷慨地讓我使用卡特總統時期美中領導人的許多談話記錄，裡根圖書館也從他們的檔案中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文件。

毋庸諱言，本書的瑕疵都應歸咎於我本人。

半個世紀以來，我的妻子南希為寫作時孤獨的作者（至少本作者是這樣）提供了堅定的精神支持和智力支持。她閱讀了多數章節，並提供了無數重要的建議。

謹將《論中國》獻給安妮特與奧斯卡· 德拉倫塔。在他們位於蓬塔卡納的家中，我開始撰寫本書，並在那裡收筆。他們的熱情好客只是我們友誼的一個體現，這份友誼為我的生活增添了快樂與內涵。

亨利·A· 基辛格

2011 年1 月於紐約

序

前言

第一章中國的獨特性

第二章叩頭問題和鴉片戰爭

第三章由盛轉衰

第四章毛澤東的革命

第五章三角外交和朝鮮戰爭

第六章中國與兩個超級大國的對抗

第七章危機四起的十年

第八章走向和解

第九章恢復關係：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結識之初

第十章準聯盟：與毛澤東的談話

第十一章毛澤東時代的結束

第十二章“不倒翁”鄧小平

第十三章“摸老虎屁股”：對越作戰

第十四章裡根和正常化的開始

第十五章美國的窘境

第十六章什麼樣的改革？鄧小平南方視察

第十七章又一次和解：江澤民時期

第十八章新千年

後記克勞備忘錄：歷史會重演嗎？

中文註釋

英文註釋

致謝

中國與兩個超級大國的對抗奧托·馮·俾斯麥可以說是19世紀後半葉最偉大的外交家。他曾說，在一個由5個國家組成的世界秩序中，最好加入由3個國家組成的集團。以此類推，在3個國家的相互關係中，最好加入兩個國家組成的集團。整整15年，中蘇美三角關係中的主角都忘記了這一至理名言—部分原因是毛澤東的種種計策手段不按常理出牌。在外交政策中，政治家常常通過尋求共同利益來達到目的。毛澤東卻反其道而行之，對交叉重疊的敵意加以利用。蘇聯和美國的衝突才是冷戰的戰略本質，美國和中國的敵對是次要矛盾，儘管其主導著亞洲的外交。但是，毛澤東一直在與蘇聯競爭意識形態上誰執牛耳和地緣戰略分析上誰更正確，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因此絕不可能因它們各自對美國的敵意而走到一起—除了朝鮮戰爭那短短的一段時間，但即使那時它們也沒有完全同心同德。從傳統強權政治的觀點來看，毛澤東當然無法和三角關係中的其他兩方平起平坐。他力量最弱，最經不起打擊。但是，他把核超級大國之間的敵意為己所用，給外界造成不懼核毀滅的印象，因而為中國謀求了一種外交保障。毛澤東為強權政治添加了一個據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層面。按照傳統的均勢理論，他該尋求其中一個超級大國的保護，但他卻特立獨行，利用蘇美彼此的戒懼來同時反抗它們兩國。朝鮮戰爭結束不到一年，毛澤東就借台灣海峽危機向美國發出軍事挑戰。幾乎同時，他開始在意識形態上向蘇聯發難。他敢於這麼做是因為他估計兩個超級大國都不會允許對方把他打敗。毛澤東高超地運用了前一章講過的諸葛亮的空城計，以心理力量來掩飾實際的虛弱。朝鮮戰爭結束時，依傳統理論研究國際事務的人們——特別是西方學——判斷毛澤東會尋求一段休養生息的時間。共產黨勝利以後，還沒有享受一個月哪怕是表面上的太平日子。土改、學習蘇聯經濟模式、鎮反，一件件大事接踵而來。與此同時，這個依然相當貧窮落後的國家還在和一個有著先進軍事技術的核超級大國作戰。相比之下，對美國來說，朝鮮戰爭結束和艾森豪威爾政府上台標誌著國內秩序回歸“正常”，這種正常局面一直持續到那個10 年的結束。在國際上，朝鮮戰爭已然成為共產主義通過政治顛覆和軍事行動來擴大其勢力範圍的模板，亞洲其他地方也為此提供了佐證：馬來西亞的游擊戰，新加坡左派的暴力奪權，印度支那戰爭中左派力量的日趨強大。而美國觀念的誤區在於把共產主義陣營看做是緊密一體的，沒有認清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彼此已經猜忌頗深。艾森豪威爾政府套用美國在歐洲的經驗來對付共產主義的威脅。它效法馬歇爾計劃，試圖加速共產世界周圍國家的自立進程，並建造北約式的軍事聯盟，例如與中國接壤的東南亞國家組成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然而，它沒有充分考慮歐洲國家和亞洲邊緣國家間的本質區別。戰後的歐洲國家都是有著完備的國家機構的成型國家。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生凋敝，百廢待興，現實與期望差距巨大，這些國家仍然在較短的歷史時期內消滅了這一差距並實現了自立。在維持基本的國內穩定之後，安全任務即轉為防禦跨過國際上確認的邊境線而發動的軍事進攻。相比之下，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仍處於形成過程中。它們要做的是超越民族和宗教的隔閡建立政體，達成政治共識。這是思想觀念上的任務，不是軍事任務。它們的安全威脅是國內叛亂或游擊戰，不是國外的軍事入侵。尤其在印度支那，法國殖民統治結束後出現的4個國家（北越、南越、柬埔寨、老撾）的邊界尚有爭議，也缺乏獨立國家的傳統。這些衝突自有其發展規律和節奏，雖受中美蘇戰略三角中各方政策的影響，卻不受北京、莫斯科或華盛頓的具體控制。因此，在亞洲幾乎沒有純粹意義上的軍事挑戰。軍事戰略和政治及社會改革相互聯繫，密不可分。
第一次台海危機北京和台灣各執一詞，都堅持自己代表中國。國民黨認為，台灣不是獨立國家，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暫居地。國民黨的宣傳言論一貫堅持，雖然共產黨暫時佔據大陸，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一定會反攻大陸，恢復正統。而在北京看來，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由被推翻的國民黨佔據，它與大陸的分離以及與外國勢力結盟是中國“百年恥辱”的最後污點。雙方都同意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政治實體，分歧在於哪個政府才是合法的執政者。美國及其同盟時不時地提出承認“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兩個國家的主張即所謂的“兩個中國”，但雙方政府都堅決反對過這一提議，說這會阻礙它們實現解放對方的神聖使命。美國一改初衷，轉而支持台灣的立場，即中華民國為“真正的”中國政府，有權佔據中國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機構中的席位。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後來的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在1951年解釋杜魯門政府的這一立場時說，與表面現象相反，“北平政府（當時國民黨對北京的稱呼）……不是中國政府……它無權在國際社會中代表中國。”對美國來說，首都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儘管實際控制著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在法律和外交意義上卻並不存在。此後的20年間，美國的官方立場一直如此，沒有大的變動。美國這一立場使它無意間捲入了中國的內戰。按北京的國際事務觀，一個世紀以來列強一直陰謀分裂並統治中國，美國成了最新加入這個陰謀的國家。北京認為，只要台灣保持一個分立的政權並接受外國提供的政治支持和軍事援助，建立“新中國”的事業就未竟全功。蔣介石的首要同盟—美國，對國民黨反攻大陸毫無興趣。雖然支持台灣的美國國會議員不時要求白宮“放手讓蔣介石乾”，但是沒有一個美國總統認真考慮過通過發動戰爭來扭轉共產黨在中國內戰中取勝的局面。1954年8月，朝鮮戰爭的砲火停息剛剛一年多，第一次台海危機爆發了。危機的起因是國民黨撤離大陸後保留下來的一塊地方：國民黨軍隊還佔著緊挨著中國大陸海岸的幾個島嶼，並且在上面築有堅固的工事，有金門、馬祖，還有幾個更小的島嶼，離大陸比離台灣近得多。從不同的角 度來看，這些沿岸島嶼既可說是中華民國的第一道防線，也可像國民黨宣傳言論所稱，是反攻大陸的前沿陣地。這些島嶼在10年內居然引發了兩次重大危機，而且其間蘇聯和美國都曾暗示要使用核武器，但就它們的位置來說，這一切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它們不涉及蘇聯和美國的任何戰略利益。後來事實證明也不涉及中國的戰略利益。毛澤東不過是藉此表明他對國際關係的觀點：第一次台海危機是他對美戰略的一部分，第二次則是對蘇—尤其是對赫魯曉夫戰略的一部分。金門距中國重要港口城市—廈門最近處大約2英里，馬祖離福州的距離也差不多。這些島嶼從大陸目力可及，完全在大砲射程以內。台灣則遠在100多英里以外。解放軍在1949年曾對金門發動過進攻，但國民黨部隊頑強抵抗，擊退了進攻。朝鮮戰爭開始後杜魯門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迫使毛澤東無限期推遲解放台灣的計劃，中國為完全解放台灣向蘇聯求援，得到的卻是敷衍推諉—由此開始，兩國最終走向反目。艾森豪威爾接替杜魯門成為總統後，形勢複雜起來。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爾在他第一份國情咨文中宣布停止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巡邏。艾森豪威爾的理由是，因為第七艦隊阻止了台海雙方彼此攻擊，“實際上等於美國海軍成了共產主義中國的防衛力量”，而當時中國軍隊正在朝鮮與美國軍隊交戰。現在他命令第七艦隊離開台灣海峽，因為美國人“當然沒有義務保護一個在朝鮮和我們交戰的國家”。在中國看來，第七艦隊部署在台灣海峽是美國的重大進攻行為。矛盾的是，現在第七艦隊的撤出引發了新的危機。台灣開始向金門、馬祖增派數千部隊並運送大量的軍事裝備。雙方都面臨著難題。中國絕不會放棄解放台灣的決心，但在第七艦隊這樣不可逾越的障礙面前，它只能推遲計劃。第七艦隊撤走後，它收復沿岸島嶼的障礙即不復存在。對美國來說，它儘管承諾“保衛”台灣，但為了被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稱做“一堆岩石”的小島打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艾森豪威爾政府開始和台灣談判正式的共同防禦條約，東南亞條約組織成立後，中美對抗進一步加劇。在挑戰面前，毛澤東通常會採取最出人 意料、最曲折迂迴的辦法。在國務卿杜勒斯飛往馬尼拉組建東南亞條約組織的途中，毛澤東下令對金門、馬祖發動大規模砲戰—鋒鏑直指台灣自治的船首，也考驗美國對亞洲多邊防禦的承諾。對金門的第一波砲擊造成兩名美國軍官的死亡，促使美國立即把3艘航母組成的作戰群重新部署到台灣海峽附近。美國曾經矢言不再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防衛力量”，所以同意國民黨軍隊對大陸進行炮火反攻和空中襲擊。與此同時，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們開始研究使用戰術核武器的計劃，如果危機進一步升級的話。艾森豪威爾當時已有所顧慮，只批准了尋求在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停火決議的計劃。幾個沒人想要的小島引起的危機就這樣具有了全球意味。然而，這場危機沒有明顯的政治目的。中國並未直接威脅台灣，美國也不想改變台灣海峽的現狀。危機不像媒體報導的那樣眼看就要引發對抗，而是轉為微妙的危機管理。雙方在政治層面上宣稱軍事對抗，但都在斡旋設定錯綜複雜的規則以防止軍事對抗。在台灣海峽的往來策略中，孫子的影子無處不在。結果並沒有爆發戰爭，而是形成了“鬥中求存”的局面。為防止中方像在朝鮮戰爭中那樣因低估美國的決心而發動進攻，杜勒斯和台灣“駐美大使”於1954年11月23日在華盛頓草簽了計劃已久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但關於剛剛遭到砲擊的島嶼，美國的承諾卻模糊不清：條約註明只適用於台灣和澎湖列島（距台灣25英里處一個較大的島嶼群），沒有提及金門、馬祖和其他緊靠中國大陸的島嶼，把它們留待以後“協議決定”。至於毛澤東，他禁止部隊指揮官攻擊美軍，同時又表明不懼美國最具威脅力的武器。他利用在北京會見芬蘭新任大使這個毫不相關的場合，突兀地宣稱中國不怕核戰爭的威脅： 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我國有六億人口，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即使美國的原子彈威力再大，投到中國來，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毀了，對於太陽系說來，還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對整個宇宙說來，也算不了什麼……如果飛機加原子彈的美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那麼，小米加步槍的中國一定會取得勝 利。全世界人民會支持我們。台海兩邊都在按圍棋的規則博弈，大陸開始向《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中留出的空地落子。1月18日，解放軍部隊登上了條約沒有具體涵蓋的兩個較小的島群，大陳島和一江山島。雙方仍在小心地界定自己的紅線。美國不打算保衛那些小島；事實上，第七艦隊為國民黨軍隊從島上撤退提供了幫助。解放軍部隊則接到禁令，不准向美軍開火。事實證明，毛澤東的言辭對他的蘇聯盟友產生的影響比對美國的影響更大。赫魯曉夫左右為難：他有義務支持他的盟友，卻要為對蘇聯毫無戰略利益的小島擔著捲入核戰爭的風險，對此，他不斷聲稱這是不可接受的。蘇聯那些人口不多的歐洲盟國聽毛澤東說中國在戰爭中哪怕失去一半人口，最後還會勝利，更是既驚且懼。美國的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與毛澤東見招拆招。他們不想求證毛澤東是否真經得起核戰爭，但也不想放棄捍衛國家利益。1月的最後一周，他們安排在參眾兩院通過決議，授權艾森豪威爾動用美國軍隊“保衛”台灣、澎湖列島以及和台灣海峽“相關的陣地和領土”。危機管理的藝術在於把籌碼加到對手不會跟進的高度，但又避免和對手正面交鋒。根據這個原則，杜勒斯在1955年3月1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美國準備使用中國沒有的戰術核武器應對共產黨發動的任何新的大規模進攻。第二天，艾森豪威爾發出同樣的警告，說只要不傷及平民，他認為美國沒有理由不使用戰術核武器，“就像使用子彈或任何別的武器一樣”。這是美國第一次在危機期間明確發出核威脅。毛澤東宣稱中國不怕核戰爭原來只是說說而已。他指示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參加不結盟國家亞非會議的周恩來放出口風，後退一步。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伸出了橄欖枝：“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問題，特別是和緩台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一周後，中國停止了台灣海峽的砲戰。像朝鮮戰爭一樣，這次也是平局。雙方都達到了短期目標。美國遏止了一場軍事威脅。毛澤東後來解釋說他的戰略其實更為複雜，因為他清楚大陸的軍隊在美台協力抵抗面前無力攻占金門和馬祖。他對赫魯曉 夫說，他根本無意佔領那些島嶼，他是要通過威脅那些島嶼來防止台灣切斷與大陸的聯繫： 我們只是想顯示一下我們的潛力。我們不希望蔣離我們太遠了。我們想讓他待在我們夠得著的地方。讓他繼續佔領金門馬祖意味著我們的岸炮和空軍可以打他。如果我們佔領了該兩島，我們就失去了隨時讓他不得安寧的能力。按這個說法，北京砲擊金門是為了重申一個中國的主張，它對自身的軍事行動有所克制，是為了防止出現“兩個中國”。莫斯科的戰略觀更為直截了當，也真正知道核武器的厲害。它無法理解為了作象徵性的表示居然不惜冒核戰爭的風險這一做法。赫魯曉夫對毛澤東抱怨說：“你既然開砲，就應該佔領那些島嶼，你如果認為不必佔領，那麼開砲就沒有用處。我不理解你的政策。”一本毛澤東的傳記甚至說，毛澤東挑起危機的真正意圖是造成核戰爭一觸即發的局面，使蘇聯被迫幫助中國發展剛起步的核武器計劃，以減輕萬一戰爭爆發蘇聯必須馳援的壓力。這一說法雖然片面，但足以引人思考。這場危機還有許多其他出人意料之處，包括蘇聯決定幫助北京發展核計劃，以便和這個令人頭痛的盟友拉開距離，將來危機重起時讓中國自己負責核防衛—後來由於圍繞沿海島嶼發生第二次危機，蘇聯收回了這一決定。…… 蘇聯被迫幫助中國發展剛起步的核武器計劃，以減輕萬一戰爭爆發蘇聯必須馳援的壓力。這一說法雖然片面，但足以引人思考。這場危機還有許多其他出人意料之處，包括蘇聯決定幫助北京發展核計劃，以便和這個令人頭痛的盟友拉開距離，將來危機重起時讓中國自己負責核防衛—後來由於圍繞沿海島嶼發生第二次危機，蘇聯收回了這一決定。…… 蘇聯被迫幫助中國發展剛起步的核武器計劃，以減輕萬一戰爭爆發蘇聯必須馳援的壓力。這一說法雖然片面，但足以引人思考。這場危機還有許多其他出人意料之處，包括蘇聯決定幫助北京發展核計劃，以便和這個令人頭痛的盟友拉開距離，將來危機重起時讓中國自己負責核防衛—後來由於圍繞沿海島嶼發生第二次危機，蘇聯收回了這一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