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軼事集成：第6冊（簡體書）

《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軼事集成（第6冊）》所收錄的近現代名人范圍較廣，既有晚清的維新人士、革命志士、文人學士、杰出婦女，還有官僚政客、軍閥流氓、商人巨賈，甚至還有宮廷太監，等等，可謂集大成者。由于內容多不見于正史，故可以從一些側面補正史的許多不足。

《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軼事集成（第6冊）》：
大顯革命理財家的本領 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起義，各省響應。九月，廣東克復，胡漢民任都督，仲愷被請回來管理財政。當時廣東財政非常紊亂，實不好下手，但他憑著高深的經濟學識和敏捷的手腕，從容整理，有條有緒，不到幾個月工夫，已使收支相抵，解職時，省庫居然有余財了。這是他以其所學貢獻于革命事業的步，一露頭角，便有如許成績，同志都為之驚嘆不已，但是，他的大顯身手還在后面呢。
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后，國父避居日本東京，第二年組織中華革命黨，繼續討袁，他始終追隨左右，贊襄甚力。國父知道他是理財能手，便命他和張人杰共掌財政。袁世凱死后，共和重建，他隨國父回到上海。六年，國父率海軍南下護法，因陸榮廷等從中作梗，不能貫徹主張，次年便解職返滬，專心辦理黨務，又命同志創辦《建設雜志》，努力宣傳，他也是其中的主要分子，發表文章很多。他在日本專攻政治經濟，造詣很深，這時所作的文章，大都是根據純粹的政治經濟學理，來發揚國父的民生主義。關于主義方面，他翻譯了一本名著，叫做《全民政治》，介紹思想非常得力，國父后來在主義的演稿中還提起來稱贊過。
他對于民生主義的了解，更為深刻。他很明了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后的次殖民地國家，只有發展產業，才有前途。產業發展的可能結果，一是資本主義的路，一是社會主義的路，他以為中國應該選擇后一條路。他說：“中國在這時代，自己經濟的基礎這樣薄弱，而所受國際經濟的壓迫這樣深重，若要有所樹立，除非是建一社會主義的國家，依科學的組織，用集合的方法，解決生產問題不可，生產問題解決，其他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欲達到社會主義的路，只有實行民生主義中的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兩個方法，因此，他發表了一篇平均地權的文章，說得非常清楚。那個時候，國父的民生主義演講稿尚未行世，他這篇文字是很有貢獻的。他又做了一篇文章叫做《消費合作社概論》，主張在節制資本方法未能實行以前，先用合作社的辦法來補救資本主義發達的流弊，這也是很有卓識的。
九年，粵軍由閩回師，桂系敗走，廣州光復，國父由滬返粵，恢復軍組織。次年四月，國會非常會議議決將軍改組為正式，國父被舉為大總統，任他做廣東省財政廳長兼財政部次長，因遭陳炯明妒忌，乃辭廳長職，專理財政部事。十年，國父親率北伐軍出發廣西，陳炯明時為廣東省長，已萌異志，對北伐軍餉糈，多方留難，幸他毅然以籌款接濟自任，北伐軍費才得勉強維持。到了十一年四月，卒因陳炯明的破壞，國父不得不率師折回廣東，把陳炯明的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長兩職免掉，任伍廷芳為廣東省長。他仍續任財政廳長，數天之內，便籌集現款三百萬元交給，作為北伐軍經費，北伐軍乃得改道出發韶關，向江西進攻，連下贛州、吉安。那時，國父因陳炯明態度有異，返省坐鎮，不料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突然在廣州叛變，舉兵進犯總統府，國父倉猝登永豐艦戡亂，歷二月方始脫險抵滬。事變前一天，他被陳計誘到石龍，囚禁六十二天才釋放。
十二年二月，各方軍隊把陳炯明打敗，克復廣州，共迎國父回粵，復任大元帥職。十三年，北方發生戰爭，國父想乘機北伐，便任他做財政部長兼廣東省長、總監，負后方轉輸全責。那時廣東局面非常困難，而財政問題癥結尤多，誠如他自己所說：“粵省財政，久陷于分裂。握軍柄者，各就防地自籌軍食。掌度支者，形同守府，挹注無從。于是占有防地之軍隊，類有余糧，轉戰前敵者，或以缺乏地盤之故，給養無出，肥瘠懸殊，勞逸亦異，設有征調，猜嫌四起。”又說：“默察現狀，廣東財政，已瀕絕境……粵省雖號富裕，而軍興以后，財政久陷分裂，厘捐糧稅，悉為各軍截收，賭餉煙捐，亦由各軍支配，是全省稅收，業已瓜分豆剖，點滴無遺，計吏職權，情同告朔，挹注勢有不能。”但他認為北伐是革命的根本大業，不能因財政困難而中止，他寫信給今總裁先生很沉痛地說：“現在強鄰環伺，而市儈軍閥，盤踞北省，方且日肆屠戮，御侮討賊，吾輩負責至重，千鈞一發，實非急起直追，無以應事機而拯危亡，惟細察粵局，又非統一財政，無以作士氣，而一軍心。”所以便不顧一切，毅然把所主張的統一財政計劃公布出來，各方大表歡迎，都認為是廣東財政前途的曙光，但自私自利的專橫軍人，則反對破壞不遺余力，致使這種計劃終成畫餅，他自己且因此種下后來不幸的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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