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軼事集成：第9冊（簡體書）

《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軼事集成（第9冊）》一切從史料出發，從近現代出版的各類書刊、報紙中輯錄、編排而成，既是一部學術資料，又是一部大眾讀物，既適用于專家學者做研究時參考、利用，也適合普通文史愛好者的休閑閱讀。相信各階層的讀者都能從中找到閱讀的樂趣，從這些歷史名人軼事中，發現、揭秘人性的善美和丑惡，體會社會的風云變幻，感悟人間的世事滄桑。

序言
凡例
胡適卷（1891—1962）
李宗仁卷（1891—1969）
張自忠卷（1891—1940）
陳璧君卷（1891—1959）
陶行知卷（1891—1946）
陳衡哲卷（1891—1976）
陳果夫卷（1892—1951）
陳公博卷（1892—1946）
郭沫若卷（1892—1978）
白崇禧卷（1893—1966）
梁漱溟卷（1893—1988）
盧作孚卷（1893—1952）
宋慶齡卷（1893—1981）
楊虎城卷（1893—1949）
湯用彤卷（1893—1964）
晏陽初卷（1893—1990）
張資平卷（1893—1959）
梅蘭芳卷（1894—1961）
宋子文卷（1894—1971）
吳宓卷（1894—1978）
許地山卷（1894—1941）
吳湖帆卷（1894—1968）
范煙橋卷（1894—1967）
吉鴻昌卷（1895—1934）
鄒韜奮卷（1895—1944）
黃紹竑卷（1895—1966）
盧漢卷（1895—1974）
林語堂卷（1895—1976）
徐悲鴻卷（1895—1953）
張恨水卷（1895—1967）
馮友蘭卷（1895—1990）
周瘦鵑卷（1895—1968）
鄭逸梅卷（1895—1992）
徐志摩卷（1896—1931）
郁達夫卷（1896—1945）
胡宗南卷（1896—1962）
傅斯年卷（1896—1950）
溥儒卷（1896—1963）
劉海粟卷（1896—1994）
戴笠卷（1897—1946）

《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軼事集成（第9冊）》：
“打鬼”更是要緊 現在好多報章雜志，都是在批判胡適，“為什么大家都批判起胡適來了”？青年諸君也許要有這樣的疑問。這個疑問并不難解答。我們可分作關于批判和關于批判胡適這樣兩層來說。
關于批判自身，我們知道批判是普遍必需的。我們對于一切的言論都應該普遍使用所謂“批判地接受”這一個態度。能夠普遍使用這一個批判的態度，去應接一切的言論，我們才會隨時隨地注意嚴正地去取——去了里面所含消極的退步的因素，取出里面所含積極的進步的因素——才不致毫無別擇的連毒帶藥囫圇地吞下，或連毒帶藥地倒掉。這種批判態度因屬普遍的必需，但作日常補品吃的東西，更其必需。因為這樣的東西，最易使人受害。而受害的人又必*多為多數人思想上為衛生起見必當將那毒質成分特揭出來，叫人謹防。像胡適的言論，便是一個模范的例子。
胡適言論的毒質，一在于他的思想方法本身，一在于應用那種思想方法在國家社會的問題上，胡適口口聲聲說“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說“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敢斷言，休想站得住”。其實他的方法是很平庸的。他的方法，就是所謂實驗主義的方法。里面含著以意為之的色彩非常濃，根本不是什么可以把握客觀真理的方法。加之他所崇奉的真理論，又是不承認真理是客觀地存在的，認為其只是主觀地創造的。他說：“真理原來是人造的，是人造出供人用的，是因為他們大有用處，所以才給他們‘真理’的美名的。我們所謂真理，原不過是人的一種工具，真理和我手里這張紙，這條粉筆，這塊黑板，這把茶壺，是一樣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工具。因為從前這種觀念曾經發生功效，故從前的人叫他做真理；因為他的用處至今還在，所以我們還叫他做真理。萬一明天發生他種事實，從前的觀念不適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們就該去找別的真理來代他了。”他那功利主義的觀念論的認識論，也正助長了他的以意為之的氣焰，使他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謂客觀的真理。
這種以意為之的方法和態度，假若只用在與實際無大關系的考據問題上，那還可以說與我們的幸福沒有直接的關系。例如他為廬山的一個塔做了四千字的考證，有人說他玩物喪志，他就像煞有介事地說：“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學問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貫的，一部小說同一部圣經賢傳有同等的學問上的地位，一個塔的真偽同孫中山的遺囑的真偽有同等的考慮價值。”雖然那種像煞有介事的態度未免令人難耐，但他總還教人注意問題。從某一意義上說，總還可說是進步的。可是他的這種進步的態度，這種教人注意問題的方法，只有在和我們現在實際沒有直接關系的事項上偶然閃現。若在與我們現在實際有直接關系的事項上，例如現在國家社會的問題，他就不再談什么學問平等，注意問題了。為什么他的態度忽然變了呢？便是因為他怕奮斗，他從功效上看以為奮斗不如妥協投降有功效。所以他覺得“從前的觀念不適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們該去找別的真理來代他了”。所以人要談主義，他就教人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只有他所崇奉的實驗主義除外，那還可以選人《文選》叫青年每人都讀一遍的）。及至人家要研究問題，他又教人知道那些問題是不成問題的。他教人抹殺問題，逃避現實。即對于眼下日本帝國主義得步進步的侵略，他也教我們不要抵抗，只去依靠那靠不住的國聯和美國，他說“我們要對得住國聯和美國”。他教我們準備犧牲，他說“我們要準備犧牲，要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他說“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進一步乃至千萬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之內一年之內侵略到整個的華北，即令推進到全海岸線，甚至于深入長江流域的內地”還是不要抵抗。據說這是他的“良心”使他這樣的。他說“我不能昧著良心出來主張作戰”。他教我們等候，教我們無論怎樣慘受日本帝國主義的荼毒，都得靜靜地等候，他說“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這是怎樣荒謬絕倫的鬼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