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全新修訂本）

內容簡介
《憂鬱的熱帶》於1955年出版，是結構人類學宗師──克勞德‧李維史陀的思想自傳與成名作。他在青年時代進入亞馬遜河流域以及蓊鬱的巴西高地密林，在叢莽深處的原始部落裡看見人類社會的原初型態。《憂鬱的熱帶》記述他在卡都衛歐、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幾個原始部落裡的情趣盎然的生活體驗與深邃透徹的思考歷程，李維史陀採取全新的研究取徑，將這些原始部落放進全球人類發展的脈絡之中，提出引人入勝的比較印證，兼具開放視野與細膩觀察，輔以生動豐富的想像力，使這部作品超出科學研究的範疇，成為一部融合人類學、文學、哲學思想的不世傑作，對於促使人類了解自我提供了莫大的貢獻。

作者簡介
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法國人類學家，早年在巴黎大學主修哲學與法律，1934至1937年在巴西聖保羅大學教授社會學，並從事巴西土著之田野研究。其後久居美國，深入結構語言學、資訊與溝通理論。1948年返法，1959年出任法蘭西學院教授。氏為二十世紀最偉大人類學家之一，富於哲思，不囿於經驗主義，綜覈各家學理，而多所創發，長於社會與文化之比較研究，於血族關係、宗教及神話尤有獨得見解，在1950至1980年代初期主導英國、西歐及美國思想界，影響遍及社會科學、哲學、比較宗教、文學及電影的結構主義裡，位若宗師，其主要著作多半已有中譯本，包括《野性的思維》、《結構人類學》系列、《神話學》系列、《月之陰暗面》等等。

譯者簡介
王志明，台灣高雄人，1949年生，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畢業，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碩士。農家子弟，為人寡言而勤於筆記，多才，能橡膠版畫，喜歡原始藝術及學習少數民族語言，1987年病逝台北。

第一部　結束旅行
一　出發
二　船上
三　西印度群島
四　追尋權力

第二部 行腳小註
五 回顧
六 一個人類學家的成長
七 日落

第三部　新世界
八　鬱悶的赤道無風帶
九　瓜那巴拉灣
十　穿越回歸線
十一　聖保羅市

第四部　地球及其居民
十二　城與鄉
十三　前鋒地帶
十四　魔毯
十五　人群
十六　市場

第五部　卡都衛歐族
十七　帕拉那邦
十八　潘塔那勒沼澤區
十九　首府那力客
二十　一個土著社會及其生活風格

第六部　波洛洛族
二十一　黃金與鑽石
二十二　有美德的野蠻人
二十三　生者與死者

第七部　南比克瓦拉族
二十四　失去的世界
二十五　在塞爾陶
二十六　沿著電報線
二十七　家庭生活
二十八　一堂書寫課
二十九　男人、女人與酋長

第八部　吐比卡瓦希普族
三十 獨木舟之旅
三十一　魯賓遜
三十二　在森林之中
三十三　蟋蟀的村落
三十四　賈賓島的鬧劇
三十五　亞馬遜流域
三十六　謝林葛爾

第九部　歸返
三十七　奧古斯都封神記
三十八　一小杯蘭姆酒
三十九　塔希拉遺址
四十 緬甸佛寺基榮之旅

第一部 結束旅行

一　出發

我討厭旅行，我恨探險家。然而，現在我預備要講述我自己的探險經驗。話說回來，我是考慮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才終於決定這樣做的。我最後一次離開巴西，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在這十五年中間，我好幾次都計畫開始進行我目前要做的工作，但每次都因為一種羞辱與厭惡之感而無法動筆。每次我都自問：為什麼要不厭其煩的把這些無足輕重的情境，這些無何重大意義的事件詳詳細細的紀錄下來呢？一個人類學者的專業中應該不包含任何探險的成分；探險只是人類學者工作過程中無可避免的障礙之一，只會使人類學者平白失去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的有效工作時間；有時候因為找不著報導人而浪費好幾個小時；有時候是因為飢餓、疲倦，或生病而白費時光；另外還有在原始森林深處生活所無可避免的，像服兵役那樣非進行不可的一千零一種煩人而又不做不行的雜事，把光陰平白的消耗掉，毫無結果……。單是和我們所要研究的對象接觸，就必須花掉這麼多時間和精力。這並沒有使我們的專業增添任何價值，反而應該看做一種障礙。我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所欲追尋的真理，只有在把那真理本身和追尋過程的廢料分別開來以後，才能顯出其價值。為了能花幾天或幾個小時的時間，去紀錄一個仍然未為人知的神話，一條新的婚姻規則，或者一個完整的氏族名稱表，我們可能必須賠上半年的光陰在旅行、受苦和令人難以忍受的寂寞；但是，再拿起筆來紀錄下列這類無用的回憶與微不足道的往事：「早上五點半，我們進入雷齊費（Recife）港口，海鷗鳴聲不絕，一隊載滿熱帶水果的小船繞行於我們船隻四周。」這樣做，值得嗎？
我自己覺得，這類描述居然相當受歡迎；有市場，真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情。描寫亞馬遜河流域、西藏、非洲的旅遊書籍、探險紀錄和攝影集充斥書店，每一本都強烈地要吸引讀者的注意力，結果是使讀者無法評估這些書籍裡面的證據是否有價值。看這類書籍的讀者，其評斷能力不但沒有因這些著作而覺醒，反而要求多來一點這類精神食糧，然後狼吞虎嚥一番。目前，探險已成為一種生意，做探險者並不如一般所想的那樣辛勤工作努力多年，發現一些前所未知的事實；目前的探險不過是跑一堆路，拍一大堆幻燈片或紀錄影片，最好都是彩色的，以便吸引一批觀眾，在一個大廳中展示幾天。對觀眾而言，探險者實際上跑了兩萬多哩路這件事，似乎就把他一大堆其實待在家裡也可抄襲到的老生常談和平淡閒話，都神奇地變成有重大意義的啟示錄了。
從這類有圖為證的演講裡，從這類旅遊書籍裡，我們到底學到什麼呢？我們學到的是：需要幾個旅行箱；船上的狗如何胡來；在東拉西扯的小插曲裡面夾進一些老掉大牙，幾乎是過去五十年內出版的每一本教科書都提到的片段知識；這些陳舊的片段知識還被厚顏的（其厚顏的程度，卻也正和觀眾的天真無知相互吻合）當做正確的證據，甚至是原創性的發現來現寶。當然有些例外，每個時期也都有一些真正的旅行者：目前大受讀者歡迎的作者中就有一兩位。但是我的目的不在譴責騙徒，也不在讚美真誠者；我的目的是要了解法國特有的一種社會與道德現象。這種現象，在法國也還是最近才出現的。
約在二十多年前，人很少旅行，普萊耶勒廳（Salle Pleyel）一類的演講廳也沒有現在這樣，每個星期總有五六次讓人在那裡陳述旅遊故事。那時候巴黎只有一個黯淡、冰冷、年久失修的小戲院，供人作這類活動。那戲院位在植物園角落一棟古老建築物裡面。當時博物館之友社（Soci?t? des Amis du Mus?e）每個禮拜在該處舉行自然科學的演講會，也許現在還在舉行。
有一架放映機裝著亮度不足的燈泡，把不太清楚的影像投射到過大的銀幕上，演講者再怎麼努力，都很難看清楚影像的外觀，觀眾則簡直無法分辨是畫面上的影像，還是牆上的汙跡。在比公告開講時間慢了半小時以後，演講者仍然絕望地在想，會不會有人來聽演講。每次演講會都有幾個固定聽眾，散坐在座位上。每次在演講者幾乎絕望的時候，演講廳內就會跑進一大堆小孩子、小孩子的媽媽或保母，把半個廳坐滿。他們有的是要換換環境，有的只是要避一避室外的灰塵與噪音。演講者便向這群被蟲蛀的鬼魂和無法安靜的小孩所組成的聽眾宣布他寶貴的記憶。這些記憶是他經過多少努力、細心、辛勤工作而得的結果。他的記憶受到當時當地的陰冷所影響，就在半黑暗中說話的時候，他可以感覺得到，那些記憶一件一件離他而去，一件一件掉落，好像圓石跌進古井的底部一般。
這就是人類學者歸來的景象，只是比他出發時的儀式又更慘澹一些；法美委員會（Comit? France-Am?rique）在現在改名為佛蘭克林‧羅斯福路的那條街上的一棟房子裡面為他餞行；那座房子沒人住，會前兩個小時左右，請來的職業辦餐會人員先去把爐子、盤子等擺好，並且趕著抽風讓空氣流通，結果席間仍然瀰漫著一股霉腐的味道。
大家都是在那裡第一次見面，我們對此種場合的嚴肅並不習慣，對這裡的塵埃處處和無聊無趣也不習慣。房間很大，我們圍坐房間中央一張小圓桌，時間又不多，只夠我們打掃這片設席之處。我們是一群剛開始在各個省城中學教書的年輕教師，喬治‧杜馬（Georges Dumas）突發奇想，要把我們從潮溼的寒冬蟄藏中，從城裡帶家具的住宅，屋裡充滿了一種熱甜酒的氣味，還有地窖和冷樹枝的氣味，一下子搬到赤道的海洋與豪華的遊艇上去。往後，種種經驗，和我們當時不免虛幻的想像沒有什麼相近的地方。旅行者往往命定要如此。
喬治‧杜馬在寫他那本《論心理學》（Trait? de psychologie）期間，我曾經是他的學生。每個星期一次，我記不清是星期四早晨或星期日早晨了，一群哲學系學生在聖安妮廳碰面。廳裡與窗戶相對的那一面牆上，掛滿瘋子五光十色的畫。置身於那房間，讓人覺得已經處於某種特殊的異國情調之中。講台上方是杜馬粗壯的身架，其上頂著一顆凹凸不平的頭顱，好像一大塊放在海底一段長時間漂白了的樹根一樣。他面色如臘，使他的臉，刷子般的白短髮，與四處竄長的白山羊鬍，呈現一致的調子。這樣一塊長滿根根鬚鬚的他的頭像奇特的漂流物，卻因著漆黑如炭的眼珠的閃動，而一下子變得充滿人味。那雙眼珠使整個頭的白色更加突出。這種黑白對比重現於他所穿的衣服上面，他穿漿燙過的白襯衫，領子往下翻，戴著黑色寬邊帽，打一個鬆鬆的黑色蝴蝶結，加上黑色的西裝。他的課堂演講沒什麼了不得的內容，他也從不在課前做任何準備。他自己很清楚，光靠他那富於表情的嘴唇，以及不時浮現的微笑，還有最重要的，他那粗獷的、抑揚有致的聲音，就已足夠迷住聽眾了。
他的聲音可也真是魔力十足，調子奇特，不僅帶著他老家朗格多克（Languedoc）一帶的口音，而且，在這區域性的特別音調以外，還帶著一種古老的法語口語的音調，而使他的聲音與臉孔配合，在兩種不同的意義指標上，一齊呈現出一個單一的粗獷有力的風格，一種典型的十六世紀人文主義者風格。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者既是醫生，又是哲學家，杜馬不論在外形上或心靈上都是其後代。上課的第二個鐘點，有時候第三個鐘點，都用來展示各種心理病患。這些展示課上，有些手腳異常靈活的表演者，做非常特殊的演出；有些是被關多年的患者，早已習慣於此類展示與表演，知道在這種場合他們該幹什麼，會製造該有的病徵，或者做一定程度的抗拒舉動，好讓他們的管理者有機會表演馴服技巧。觀看的人其實也並非完全不知實情，不過仍然心甘情願地欣賞種種動人心弦的表演與展示。如果某個學生得到大師
的青睞，大師會讓那學生個別訪問一個病患。有天早上，我個別訪問一個穿羊毛衣服的老婦人，她認為自己就像密封在冰塊中間的一條爛透的沙丁魚：外表上看起來完好無缺，她說，但只要外表的保護層一開始溶化，她就要支離破碎了。我碰過的任何野蠻的印第安人都不會比那天早上的經驗更可怕。

第二部 行腳小註

五　回顧

一九三四年秋天，是個禮拜日，早上九點鐘的一通電話決定了我一生的職業。打電話的人是布格列（C?lestin Bougl?），當時他是高等師範學院的首長。過去幾年來，他表示對我印象不錯，不過保持相當距離；原因之一，我並不是師範學院畢業的，另外，即使我是的話，我也並不屬於他非常熱心的為之安排升遷機會的小圈子。他打電話給我一定是他想不出有其他更合適的人，因為他單刀直入：「你是不是還想要研究人類學？」我的回答是：「是，毫無疑問，是要。」「那麼你就去申請到聖保羅大學教社會學課程。聖保羅郊區到處都是印第安人，你可以利用週末去研究他們。不過，你必須在中午以前給喬治‧杜馬一個肯定的答覆。」
巴西、南美洲在當時對我並無多大意義。不過，我現在仍記得非常清晰，當時我聽到這個意想不到的提議時，在腦海中升浮起來的景象。我想像一個和我們的社會完全相反的異國景象，「對蹠點」（位於地球直徑兩端的點）這個詞對我而言，有比其字面更豐富也更天真的意義。如果有人告訴我在地球相對的兩面所發現到的同類的動物或植物，外表會相同的話，我一定覺得非常奇怪。我想像中的每一隻動物、每一棵樹或每一株草都非常不同，熱帶地方一眼就可看得出其熱帶的特色。在我的想像中，巴西的意思就是一大堆七扭八歪的棕櫚樹裡面藏著設計古怪的亭子和寺廟，我認為那裡的空氣充滿焚燒的香料所散發出來的氣味。這種嗅覺上的幻想應該是因為在潛意識裡我知道Br?sil（巴西）和gr?siller（焚燒的噗噗聲）的音非常接近，這兩個詞的發音如此接近，一直到現在每次我想到巴西的時候，我最先想到的是焚燒中的香料。
事後加以考察，這些想像的意象並不見得是那麼隨便任意。我後來學到，一個情境的真相並不能在日常的觀察中看到，而是要在一種有耐心的，一步一步慢慢來的蒸餾過程中去尋找，像語音上的類似使我想到香料這件事實，可能鼓勵我去演練一種自發自動的雙關語，用來作為一種象徵的解釋工具，那種象徵的解釋當時我還無法明白的提出來。探險應該不是單純的走過很多表面上的距離，而應該是一種深入的研究：一件一閃即逝的小插曲，一片風景的片面，或是一句偶然旁聽到的話，可能就是了解及解釋整個區域的唯一關鍵所在，如果缺少那個關鍵，整個區域可能就一直不具任何意義。
在當時，布格列所說的有一堆印第安人的話給我帶來其他的問題。我想他誤以為聖保羅是個土著的小鎮，最少其郊區住滿土著，他誤以為聖保羅大概和墨西哥市或特古西加爾巴（宏都拉斯）（Tegucigalpa）差不多。他是哲學家，曾寫過一本書叫做《印度的種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 in India）。他從來沒想到是不是最好先去印度一趟，親眼看看其實際情況（那本著作1927年版的序裡面有「事件變易不居，制度則長存」這樣的豪語。）他不認為土著人民所要生存的條件本身會對人類學研究有重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他並非具有此類漠不關心想法的唯一的官方社會學家；事實上，像他這樣的例子今天還是存在。
不論如何，當時我自己也非常無知，便相信了那些可以很方便的納入自己計畫裡面的幻想，特別是連喬治‧杜馬自己對這個問題也並沒有清楚的概念。在土著社會還沒有完全被消滅以前，杜馬曾到過巴西南部，更重要的是，那時候他喜歡和他們在一起的那些人是獨裁者、封建地主和喜歡藝術的有錢人等等，他們並不能就這個問題給他任何啟示。
因此，當馬格利特（Victor Margueritte）帶我去參加午餐會的時候，我大吃一驚。在餐會上聽到巴黎的巴西大使表示官方的觀點說：「印第安人？哎呀！親愛的先生，他們在幾年前就全部不見了。這是我的國家歷史上很悲哀、很可恥的一段。但是十六世紀的葡萄牙殖民者是一群貪婪殘忍的人。他們具有那個時代常見的野蠻性，這實在也怪不得他們。他們把印第安人捉來，綁在炮口上，然後轟成碎片。印第安人就是這樣不見了。社會學家可以在巴西發現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是印第安人嘛，忘掉算了，你一個也看不到……。」
現在我回想起這一段話，覺得實在是不可思議，即使是出自一九三四年的gran fino（上層統治階級）口中，還是不可思議。當時巴西的秀異分子（令人高興的是現在已有所改變了）容不得任何人提起印第安人或是巴西內地的原始情況，不過他們倒會承認，有時甚至自己說出來，他們的長相之所以會有些異國情調是因為他們的曾祖母可能有印第安人血統。不過他們絕對不願意承認他們的長相之所以有些奇特是因為他們有黑人的血統。在葡萄牙帝國統治的時代，這些秀異分子的祖先倒是覺得有黑人血統並不是什麼需要掩飾的事情。拿曾任巴西駐法大使的蘇沙─丹塔斯（Luis de Souza-Danta）來說，他毫無疑問的是有印第安人血統，而他也很可能以此為傲。但是他是一個旅居國外的巴西人，而且早在十幾歲的時候就移住法國，早已忘記他自己國家的真實面貌。在他的記憶裡，真相早已被一種流行的、官方的理想化看法所取代。在他還記得的一些細節裡面，我想他喜歡貶薄一下十六世紀的巴西人，以免觸及他父母那一代的男人所最喜歡的一種娛樂，或許他年輕的時候也仍然進行過那種娛樂活動。那種娛樂是到醫院去收集天花患者的衣服，然後把那些有天花傳染菌的衣物和其他的禮物一起掛在印第安人經常走過的小徑上面。這種休閒活動造成相當可觀的成果：一九一八年地圖上面的聖保羅邦，面積和法國差不多，其中三分之二的地方被標示為「只住印第安人的未知地帶」；等到一九三五年我到聖保羅的時候，那些地方連一個印第安人也沒有，除了少數幾家人在禮拜天常跑到山托斯（Santos）海灘去賣所謂的特產以外。值得慶幸的是，聖保羅的郊區在一九三五年時，雖然是連一個印第安人也沒有，但是往內陸走個三千公里，是還可以找到一些印第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