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新與舊的鬥爭就像這綿延不息的歲月一樣，與歷史發展相伴。新與舊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新事物不斷戰勝舊事物，是社會之所以進步的根本所在。
然而，歷史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它總是充滿了艱辛與苦澀，充滿了鬥爭與血腥。翻開歷史畫卷，無數新與舊紛爭的場面呈現在我們面前：舊勢力的血流出來了，許多仁人志士倒下了。這就是鬥爭的殘酷，歷史的無情！
綜觀新事物發展的歷史，新舊鬥爭的形式多種多樣。
首先，在各個歷史轉折時期，新制度代替舊制度的鬥爭。如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時候，商鞅等一批改革者與奴隸制不懈地鬥爭；封建制末葉，資本主義嶄露頭角，於是有了洋務運動的誕生。
其次，在國家機器不能正常運轉，政治、經濟危機威脅著政權生存的關鍵時刻，統治階級有識之士為拯危救難，而進行的社會變革中與舊勢力的艱苦鬥爭。如北魏的孝文帝、宋代的范仲淹與王安石、元代的耶律楚材、明代的張居正、清代的戊戌維新派等都屬於這一範疇之改革者。
此外，歷史上無數次的農民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等等，都是對舊制度的沉痛打擊。而當被統治階級的暴力革命摧毀了舊政權，統治階級又重建新王朝的時候，為了自身的長治久安，往往能對舊政權的弊政做以調整，這都是新舊交替的重要內涵。
我國悠久的歷史中，新生事物層出不窮，浩如煙海。這正是中華民族輝煌的過去以及燦爛的今朝！
基於本書篇幅，我們只把那些歷史轉折時期以及王朝危難時期的新舊鬥爭畫面展現在讀者的面前，讓人們去認識它、回味它。在驚濤駭浪的歷史沉浮中，每當新生事物出現的時候，它總要受到舊勢力的強大阻攔，正因為此，新事物總是不斷受到波折、創傷乃至暫時消亡。但是，它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卻生生不息，它對歷史的巨大推動作用也無可辯駁，它給人們留下的財富更是十分豐厚的。新事物總是在曲折中前進，而新事物最終要戰勝舊事物，歷史就是這樣迂迴曲折地向前發展著。
商鞅變法是與舊勢力激烈鬥爭取得成功的典例。雖然商鞅命運十分悲慘，竟在死後還被施以車裂之刑，但是，他與王安石、張居正等人亡政息的改革有很大不同。之所以前者成功了，而後者卻以失敗而告終，其原因固然很多，比如政治、經濟改革是否協調一致、相輔相成；是否有強有力的法律做保障；改革者的自身素質以及位居人君的最高統治者及其繼承人的改革意識如何，等等。這些都是決定改革成敗至關重要的。另外，當一個制度代替另一個制度的歷史大潮來臨之際，只要改革者順應潮流而動，再加上改革者自身的智慧與才幹，就很容易取得成功。商鞅正是處於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歷史時期，他感受到了時代跳動的脈搏，從而建立了豐功偉業。而王安石與張居正的改革卻與此不同。他們是處於封建政權已走向衰弱，王朝之弊已積重難返之際，這些志在有為的中華精英欲勵精圖治、拯危救難。但是，危機的王朝走向沒落與垂死，正如新興的制度走向繁榮與昌盛一樣不可逆轉！
誠然，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也可稱得上是歷史轉折時期即封建制滅亡資本主義產生之際的產物。但它是當中國封建大門被外國洋槍洋炮打開的時候，先進的中國人掀起的學西學、辦洋務的運動，它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企圖以特殊的方式進入資本主義。雖然當時的世界已經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的中國還沒有興辦資本主義的條件，所以洋務運動時代的中國，並沒有形成資本主義代替封建制的歷史潮流，而洋務運動更多具有的也是維護那千瘡百孔的封建制度為目的，以西學補救中學，必然是失敗的。但是，洋務運動對中國的啟蒙意義極其深遠，只有在此時，閉關自守的中國人才知道，自己的身外還有一個先進的世界。

在中國歷史上，拯危救難的改革可謂層出不窮，慶歷新政、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以及清朝滅亡前的維新運動，都屬於這一範疇。在王朝衰微、江河日下之時，少數改革家的孤軍奮戰無以扭轉乾坤，失敗的命運也是必然的。然而，正是由於他們與舊勢力的抗爭，才使無數後來的人們勇往直前、戰鬥不止。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中，有許多少數民族的改革者，他們以先進的漢族文化為楷模，艱苦創業，勇於進取，大力革除本民族落後舊習。不但使本民族迅速發展起來，而且對促進民族融合、維護國家的統一，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本書因篇幅有限，只收錄了北魏孝文帝和蒙古耶律楚材的改革為例。
掩卷思索，無數驚濤駭浪已成歷史，無數刀光劍影已成過去。當我們從書齋中走出，感受到的是一片溫暖的陽光，周圍是那樣祥和、美妙，而又充滿生機。原來，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該是多麼美好！改革，已使我們的民族走向了繁榮，也只有改革，才能使我們的祖國更加富強！然而，如何更深入地將改革進行下去，這是擺在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面前的一道難題。或許此書能給人們提供些許借鑑，能對人們有所裨益吧。

前言
商君雄秦
在封建制戰勝奴隸制的浪潮中，商鞅，以改革者的姿態在這一大潮中推波助瀾，並使秦國一躍而起。然而他本人卻遭受了極為悲慘的車裂之刑。
以夏變夷
魏晉南北朝，中國再一次地分崩離析了，而鮮卑拓跋氏因有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卻顯得那樣光豔奪目。改革促進了自身民族的發展，更促進了民族大融合，加速了統一的到來。
曇花一現
范仲淹等人的慶歷新政可謂切中時弊，但北宋的守舊勢力太強大了，以至於新政僅存1年有餘便夭折了。
安石拯危
北宋政權到神宗執政時，已是病入膏肓，雖有王安石拯危救難，但仍未阻止其向垂死的邊緣滑去。
晉用楚材
「楚材晉用」是春秋戰國時代人才流動的普遍現象。13世紀初葉，中國又出現了一位「晉用楚材」，那就是生於金卻為蒙古所用的契丹後裔耶律楚材。
人亡政息
明朝末年，張居正又使瀕臨滅亡的封建肌體重現一片生機，但很快便人亡政息。
洋務新風
當封建中國的大門被強行打開的時候，沉睡的中國人被驚醒，於是乎，颳起了一股洋務新風。
戊戌喋血
國恥使愛國的志士奮起，於是改革封建政體的維新運動應運而生。但是，變法何其艱難，戊戌英雄的血流成了河……

書摘/試閱

洋務運動
張居正拯危救難的改革並沒有挽救危難之中的大明王朝，在農民起義的熊熊烈焰中明王朝銷聲匿跡了。然而，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不能承擔起統治全中國的重負，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的清王朝成了中原大地的主宰。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王朝，在延續了二百多年的封建社會之後，終於在十九世紀中葉走向了它最後的腐朽與沒落。
西元一八四○年，對於大清王朝乃至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都是一個極不尋常之年。英國的隆隆炮聲震撼了中國的海域，震撼了中國的南疆，也震撼了中國的心臟，中國的大門被打開了！這炮聲使守疆的戰士驚訝，使抗戰的愛國將帥驚訝，更使清廷的貴族老爺們驚訝，大清帝國不是世界強國、文明古國嗎？小小的蠻夷之國怎敢如此無理、如此膽大妄為？但事實就是事實。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以屈辱換來了「和平」。從此，香港割讓給英國，沿海港口開放，牟取暴利的鴉片也運了進來。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西元一八五六年，由英法聯合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打響了，結果中國損失慘重，迫不得已，與侵略者簽訂了《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以及中英、中法的《北京條約》。接著，又是割地、賠款、開放眾多城市、外國人開始大量湧入。隨後，號稱公正的美國人，也以十分「和平」的方式介入，取得了和英法同樣的在華利益。
面對屈辱的現實，人民開始逐漸覺醒，三元里人民在街頭巷尾，與敵人短兵相接，給予英國侵略者有力的打擊。香港、九龍的工人罷工、罷業、停水、停電，使整個城市處於癱瘓，外國人最後只好求救於高傲又卑賤的清朝政府，而腐朽無能的清政府只知道在屈辱退讓中苟延殘喘。
在地主階級的上層，有一些人開始意識到國家不能再這樣屈服下去了，再這樣下去，大清帝國就要滅亡了。而且當時來自於下層社會的太平天國運動已經風起雲湧，勢如浪潮，這更加重了他們的危機感。清朝政府要自救，然而自救的出路在哪裡？人們尋找著、探索著，終於發現自救的唯一方式就是學習能使外國人船堅炮利的先進西學。西元一八六一年之後，一場大規模、持續三十餘年之久的中學為本、西學為末的洋務運動開始了。
所謂洋務運動，就是由清政府內部一些進步人士為首而掀起的辦洋務熱潮，它是以西元一八六一年在北京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而開始的。
中國人辦洋務，這可不是一件簡單易行的事情！在閉關鎖國的封建時代，不僅僅是封建政府機構的官僚，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乃至士大夫知識分子們，他們也只知道四書五經，知道三綱五常封建禮義，知道宗教佛學。為民者以學好詩經、考取功名為榮，為官者以如何維護統治、效忠皇帝為尚。他們對外邊的世界知之甚少，只知道不同於自己的民族都是蠻夷，北方有蒙古、韃靼，沿海有倭寇，海外一定還有許多蠻夷。鴉片戰爭爆發前，沿海向朝廷告急。道光皇帝向大臣們問道：「英國是哪方夷人？地方幾許？與俄羅斯是否接壤？」如此驕傲與無知的清政府，將大清帝國與世界割裂，以為大清就是這個世界的主宰。二十年之後，清政府內部竟出現了洋務派，他們把辦洋務作為求強求富的必要手段，而且場面之大，規模之宏令人驚嘆不已。為什麼會有這樣質上的突飛猛進，為什麼封閉了幾千年的文明古國會迎接世界、走向世界呢？這一變化的關鍵來源於兩次戰爭對中國的撞擊，來源於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以及繼他之後魏源的思想啟蒙。
林則徐，以他虎門銷菸的威名流傳青史，盡人皆知。同時，他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瞭解西方，認識西方的先驅，范文瀾先生稱之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當英國人看準了中國這一市場，將鴉片源源不斷地帶到中國之後，身為湖廣總督的林則徐以欽差大臣之名義到廣州禁菸。那時，他就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願望，要瞭解英國，瞭解西方，知己知彼。林則徐大量蒐集外國書籍，找人翻譯，把西元一八三六年倫敦出版、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譯為《四洲志》，把《澳門新聞稿》譯為《澳門月報》，又把德庇時、地爾窪等人所著的《中國人》、《在中國做貿易罪過論》合譯為《華事夷言》。這些近代中國系統介紹西方各國地理歷史知識的書籍，使中國人瞭解了陌生的世界。鴉片戰爭時，面對英國人的堅船利炮，林則徐不是害怕屈服，而是勇敢地站起來進行抗爭，並主張把他們的船炮拿過來為自己所用，這就是林則徐的高明之處，是他不同於時人的遠見卓識，可謂慧眼獨具。當鴉片戰爭失敗後，林則徐總結失敗的教訓時說：「我覺得若想抗擊夷人，如不擁有夷人所有的新式船炮，建立水軍，那麼只能是自取失敗。只有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才能克敵制勝。」可以說，鴉片戰爭之後，林則徐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便形成了。
西元一八四一年林則徐因禁菸、抗戰而被革職充軍到新疆。林則徐去往新疆的途中路過京口，和正在京口的志同道合好友魏源相見後，便把《四洲志》的稿子交給魏源，囑咐他：「你要以此為藍本撰寫一本《海國圖志》，以便更有系統、更具體地介紹西方社會。」魏源沒有辜負林則徐的期望，於一八四四年完成了《海國圖志》的編纂。初始五十卷，後來又進行擴充，一八四七年補充到六十卷，一八四九年又擴編為一百卷。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不但詳細敘述了世界各國的沿革、地理，而且對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社會現象、對外開拓殖民地的社會本質，以及其技術水平、政治制度、風土人情等等都做了介紹，並加以評述。他是這樣描述英國的：英國並不看重宗教，只重視商業和武力，以此到世界各地去開拓殖民地。他指出，鴉片戰爭不是林則徐禁菸的結果，實際上是英國侵略者唯利是圖、唯威是畏的必然行為，以及清朝落後所造成的。他為林則徐申冤的同時，又指出必須學習西方長處。他大聲疾呼：「師夷長技以制夷。」
林則徐、魏源的啟蒙思想，促使中國士人更多地瞭解了西方，使中國知識界眼界大開，耳目一新，從而也引導了更多人來學習西方、學習西學。但是，林則徐、魏源對西方長技的認識還是相當淺層次的表面，所謂長技不外乎指船堅炮利而已，還沒有上升到西學這一高度。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他們，因為在萬民皆睡我獨醒的狀態下，能大聲發出吶喊，這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他們做出了自己應做的貢獻，更深層的認識只能靠後人來完成。事實也確實如此，洋務運動之所以能迅猛發展起來，後來的馮桂芬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著名的《校邠廬抗議》是馮桂芬的一部力著，其中《採西學議》和《製洋器議》集中反映了他學習西學的思想。馮桂芬把學習西方長技提高到了學習西學的高度，這是理論上的飛躍。他在《採西學議》中寫道：「在我國古代的一部天文歷算著作《周髀算經》中，有四極四合與半年為晝、半年為夜的說法，後人都不解其意。戰國時的陰陽家騶衍，說中國名為赤縣神州，而中國之外也如赤縣神州的還有九個，這在當時也被看做是荒唐之言。然而，他們說的並沒有錯，地球確實大無邊際，並不是舟車、人力所能到達的。據西人地圖所列，天下有百國。而這百國的書籍，在明末譯過來的僅意大利和英吉利兩國的書就有數十種之多，其中的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都十分具有科學性，是中國人遠不及的。這些對於我中華大一統之邦來說，難道不是中國學子的羞恥嗎？」
「今欲採西學，宜於廣東、上海設置翻譯公所，選附近十五歲以下聰穎易悟的童子，聘西人教他們各國語言文字，再聘內地名師教他們經史之學。一切西學都從算學開始，西人十歲以上無人不學算學，今欲採西學，自然不可不學算學，或者以西人為師，或者請內地知算學的人為師都可。我聽說香港英華書院、上海墨海書院藏書都很多，另外一八四七年俄國人送政府方略館的書籍也達千餘種，都可以有選擇地翻譯過來。這樣歷算之術、格致之理、製器尚象之法，無所不包，互為貫通，對中國將大有裨益。聽說西人發明了新的測量地動之術，與天行密切配合，可以報時。又聞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可以把它引來用以治水。又如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收效大，可以學來以利民生。其他凡是有利於國計民生，我們不管他是什麼奇技淫巧，只管學來便是。這樣，三年之後，那些文童已能對外國書籍應口成誦，以此來補充本學；諸生中如有成績突出，具有真才實學的，可由通商大臣請示朝廷封他們為舉人。如前所議，中國多秀民，必有出之於夷而勝於夷之人，這實在是當今治學的第一要務。」
「愚以為在今日宜曰：『鑑諸國。』諸國同時並行於世，都能獨自達到富強，更何況我們對各方面做以比較，選擇其中最好的來學習呢！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是善之善者哉？」
「夫御夷為當今天下第一要政，此議如能行，則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的人必然多起來，則必然有正人君子、通達治體之人脫穎而出，然後得其要領而抵禦之。」
綜觀馮桂芬的思想，他已將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發展為「師夷善法而制夷」，提出了更廣泛學習西方的口號。他認為中國不僅僅在軍事技術上落後西方，而且在人才、地利、君民關係、名實必符等諸多方面都不如夷，所以要廣泛地學習，但必須是在以中學為本的前提下進行。他的這一中學為本、西學為末的思想對中國洋務運動時期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學習和掌握西方技術，是馮桂芬倡導自強之道的重要課題，這也成了洋務運動的初衷。他的《製洋器議》簡直就是一步一步地告訴洋務派如何去學西學，如何去製造洋器。馮桂芬將西學思想灌輸到人們的頭腦之中，只等著洋務派將他的思想付諸實施了。
西元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安徽合肥雖沒有北方的皚皚冰雪，但也是寒氣逼人，冷風瑟瑟。此時，在剛剛組建的淮軍總部，李鴻章正雙目緊閉，雙眉緊鎖，坐在那裡愁眉不展。左右見狀，不知為何，小心翼翼地問道：「大人已承曾總督相助，組建了淮軍，繳匪已勝利在望，大人還為何事憂慮？」李鴻章什麼話也沒說，他揮了揮手，示意左右退下。於是他們都再不敢言語，心懷疑慮地走了。
此時的李鴻章已奉兩江總督曾國藩之命建立了淮勇，面對士氣高漲的太平天國，他正待命準備開赴戰場，而且充滿了必勝的信心。那麼他究竟在想什麼呢？原來，這位二十四歲就中進士、曾是曾國藩幕僚的李鴻章，正為國事而憂慮、困惑。兩次鴉片戰爭失敗之後，農民起義又風起雲湧，大清王朝江河日下，危機四伏。太平天國勢在推翻清朝政府，英、法、美等國企圖主宰中華，這就是十九世紀六○年代的國情！十一月，慈禧太后發動宮廷政變，掌握了大清實權，並以恭親王奕訢為首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應付日益繁多的對外事宜。然而，這又能給人們帶來什麼希望呢？總理衙門只是為外國人在中國取得更大的利益大開方便之門罷了。李鴻章閉目思索著，心裡更增加了幾絲愁緒，眉間的皺紋更深了。
忽然，外面一片嘈雜聲使他從混亂的思緒中清醒過來，他睜開雙眼，看看究竟出了什麼事。原來是他的一個幕僚剛剛從蘇州回來，只見他興沖沖地來到李鴻章近前，「太令人振奮了，請大人看看這本書。」來人急不可耐地說。李鴻章接過來一看，是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翻開扉頁，再翻下去，繼續看下去，李鴻章越看越興奮，他不知不覺中熱血沸騰了，不禁大聲說道：「原來我所苦苦尋找的答案就在這裡啊！」是啊，這就是李鴻章所要找的答案，拯救危難中的中國，拯救搖搖欲墜的清政府，只有學習西學才是唯一的出路。李鴻章興奮著、欣喜著，他已不再困惑，不再猶豫，出路就在眼前，只要自己沿著別人給指的路向前走就行了。
與此同時，馮桂芬的書籍走出了他的家鄉蘇州，在合肥、上海、北京、湖南等地傳開了，恭親王奕訢看到了，兩江總督曾國藩看到了，無數的士人看到了。
此時的曾國藩，對農民起義自然是恨之入骨，但更使他痛心的是兩次鴉片戰爭失敗後的民族的劫難。他看到外國人肆意橫行於中國的沿海與沿江，他的心被一種不可言狀的憤怒與傷感所籠罩。他把這種愁苦心情寫在紙上，向他的日記傾訴，「大局已壞，令人心灰」，他無法沉默，無法忍讓，「扼腕久之，泫然有嗚咽之哀」。該如何擺脫這種苦痛呢？終於，他看到了一種新穎的思想。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七日，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余偶從朋友處得到馮氏之《校邠廬抗議》一書，如獲至寶，仔細研讀，實覺馮氏之論乃名儒之論矣。」讀罷馮氏之作，曾國藩茅塞頓開，有如撥開雲霧，看到了久違的希望和陽光。馮氏的西學之路，就是中國的自救之路，他終於明白了這個還不是眾多人都能明白的道理。曾國藩這位封建禮教的衛道士，在民族危難面前，選擇走在時代的最前端。
林則徐、魏源、馮桂芬，他們使矇昧了幾千年的中國人眼界大開，他們喚醒了沉睡中的人們，尤其是地主階級之上一些有識之士。這些有識之士開始學習西學、接受西學，並採納西學，洋務運動由此而產生了。
《北京條約》簽訂之後，英、法、美等國侵略者大量湧入中國，並在北京派駐公使，中國外交事務逐漸繁重起來。過去承擔對外事務的理藩院已明顯不能應付目前這種局面，於是清政府便在北京成立了總理衙門，以總理外交事務。慈禧太后給予奕訢領導的總理衙門很大的權力，按軍機處的規模組建，除主管外交事務之外，還兼管各路軍務及海關等。但是，總理衙門一成立，便成了洋務派實行洋務運動的領導機構，這實在是清朝政府所始料不及的。
與洋人打交道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語言障礙，於是，總理衙門便把這一問題看成了頭等大事。西元一八六二年，以學習英語為首要任務的同文館成立，第二年又開設了法文館和俄文館，所屬同文館。
隨著總理衙門、同文館的設立，新的思想、新的觀念也在中華大地上勃然而生。大權在握的恭親王奕訢接受了新思想的陶冶，總理衙門事實上成了洋務運動的大本營。
此時，地方上的李鴻章等人也開始行動起來。西元一八六三年初春，被調到上海、已被提拔為江蘇巡撫的李鴻章終於將他久慕的馮桂芬請到自己帳下。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相差十幾歲的兩個人走在一起，並使他們成了師生、戰友和知己。李鴻章視馮桂芬為恩師，馮桂芬也更加深入而具體地把他的西學思想灌輸給李鴻章。由馮桂芬建議和擬稿，李鴻章依照同文館之例，奏准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廣方言館比北京同文館更加進步，其學生不但學習外國語言，而且還學習西方自然科學和製造技術，它同第二年兩廣總督瑞麟在廣州設立的同文館一樣，為培養洋務人才做出了突出貢獻。與此同時，各同文館大量地翻譯書籍，對打開中國風氣無疑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西元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已持續了十二年之久，清政府出於種種考慮，求救於外國人軍隊介入中國內戰之中。裝備精良的外國軍隊前所未見，使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大開眼界。外國有軍艦、輪船，中國卻只有帆篷舟楫；外國有來福槍，中國卻只有弓矢、工槍，相差實在太懸殊了。李鴻章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寫道：「鴻章經常到英法提督的兵船上去，看見其大砲之精純，彈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在不是中國所能比的。」正是因為這種懸殊差距，他們才想把外國人所有的拿過來據為己有。曾國藩曾說過：「目前借助於夷國軍隊，得以解一時之憂；而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才可期永遠之利。」李鴻章也曾強調說：「國家百用可省，只有練兵設備萬不可省。」他們二人都認為：如果中國軍器也能像西方的那樣精銳，那麼不但平定國內之亂有餘，而且抵禦外侮亦無不足。
西元一八六二年，曾國藩在安慶建立了軍械所。雖然規模較小，但是它卻是在中國試造新式武器的開始，它也是中國近代工業的始祖。之後不久，他又與李鴻章共同在上海創辦了洋務運動期間最大的軍事工業—江南機器製造局。曾到國外採辦機器的容閎後來追述：「自余由美國採購機器歸國以來，中國國家已籌備了千百萬現金，準備建廠，並希望能成為好望角以東之第一良好機器廠。故此廠實乃為一永久之碑，可以紀念曾文正之高識遠見。世無文正，則中國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機器廠否耶？」曾國藩、李鴻章引進機器生產軍備，以求自強，這在當時是最為先進之舉。
曾、李二人的自強思想與行為得到了奕訢的認同。西元一八六四年六月，奕訢在奏摺中說道：「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器為先。自從洋人挑釁以來，至今已數十年矣。到咸豐年間，內患外侮，一時並至，難道都是因為武臣不善治兵哉？即使有制勝之兵，而無制勝之器，所以才不能所向無敵耳。」
太平天國結束之後，中央與地方協調起來，洋務派官員們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軍事工業的建設上來，在中國的大江南北掀起了建立軍工企業的熱潮。西元一八六五年，李鴻章在南京建立金陵機器局；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福州設立福州船政局；一八六七年，崇厚建天津機器局。之後，張之洞在漢陽創辦了大型的湖北槍炮廠。此外，陝、甘、粵、魯、吉等省也先後辦起了規模較小的軍火工廠。
隨著軍事工業的建立，如何使用這些從外國引進的機器，便成了首要問題。起初，他們僱用外國技師，但正如李鴻章所言：「聘用洋員只是權宜應急之謀，實在不是經久可恃之道。」換言之，中國的工業必須使用中國自己的人才。然而，當時中國的「人才」只會製作八股文，只知沉浸於章句小楷之中，根本不懂技藝。面對這種局面，李鴻章提出變通文場科舉之制、專設一科取士的主張，即在原來科舉所學基礎上，再加一科，學習西方近代的軍事裝備和機器生產，以造就掌握近代工程技術的人才。他這樣說道：「今日儒者，只是殫心勞神於八股文字，等到實際用時，則閉門造車，根本不能為現實所用。應於文場科舉之制，略為變通。擬分為八科，以求為現實所用。一曰忠信篤敬，以見其品行；二曰直言時事，以見其見識；三曰考證經史百家，以見其學識；四曰填詞作賦，以見其才華；五曰詢問其對刑名錢谷的認識，以見其是否長於吏治；六曰問山川形勢，軍法進退，以見其是否能指揮作戰；七曰考算數格致，以見其是否精通自然科學，問機器製作，以盡其能；八曰試以外國情勢利弊，言語文字，以見其是否能不致辱命。政府重視實際才能，並特設一館，廣招奇技異能之士，那麼人才將輩出而不竭，海外華人中有抱負絕技的，必將返回中國以求取爵祿功名。」
為了讓清政府接受李鴻章改革科舉制度的建議，奕訢將這一主張做了改造，他在原來同文館內增設了算學館，派科舉正途官員到算學館學習天文、算學等等。這樣既不用改變科舉考試內容，又可以使傳統科舉生員學習西方技術。但是，這種折中方案仍在朝廷內引起了軒然大波。
在封建意識根深蒂固的年代，具有先進思想的開明人士僅僅是鳳毛麟角。他們不但面臨著自身如何學習西學的問題，而且更為艱巨的是如何與強大的頑固勢力進行抗爭！洋務運動剛剛起步，那些京城裡的守舊大臣們便緊握起「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利劍，窺視著、犬伏著。最初成立總理衙門、同文館時，他們無話可說，那是時事需要，否則就無法與強硬的外國人打交道。洋務派買進外國的船隻槍炮，同時又自己建廠，自己生產武器，這是鎮壓太平天國的需要，是維護清朝統治的需要，頑固派仍無話可說。但是，太平天國被鎮壓下去了，洋務派仍大張旗鼓地引進機器、建立工廠，在頑固派看來，這是另有所圖，欲變祖宗之制。如今又讓科舉生員學習西學，這還了得，頑固的封建大員們終於怒不可遏了。西元一八六七年，以算學館成立為導火線，終於引發了一場新與舊、中學與西學、洋務與守舊的大辯論。
首先發難的是山東道監察御史張盛藻。張上疏說道：「科舉取士自古為國家求賢之正途，我大清王朝也賴此讀聖賢之書的科舉士子才得以如此長盛不衰。而如今恭親王卻要讓這些國家俊秀去學習夷學，從而以夷變夏，其用心何在？臣請太后、陛下取消算學館，以正學士純潔之風。」張盛藻的意見，立刻得到了大學士倭仁的贊同。倭仁上了一篇奏摺，惡毒攻擊洋務派關於學習洋人技藝的主張。他說：「今求一技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而夷人十分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是他們誠心教授，所成就的也不過是掌握術數之士。自古以來還沒有聽說依恃術數就能起衰振弱的呢。天下之大，何患無才。如果認為天文算學必須講習的話，可以廣泛蒐集精通此術者，何必非得用夷人、以夷人為師呢？使讀書之士，講明義理，就可以維持人心。立國之道，尚禮而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而不在技藝。而如今卻將這些聰明俊秀、國家培養出來準備重用之人，使之變而從夷，定會使正氣不伸，邪氣將因而彌熾。數年之後，中國之眾不都驅於夷人統治之下了嗎？如今天下已受洋人之害久矣，難道還要推波助瀾不成？聽說夷人傳教，常因為讀書人不肯習教為恨，今令科舉正途跟夷人學習，唯恐所學未必能精，而讀書人已為其所迷惑，這正中了他們的騙術耳。」
倭仁的這番言論實在是太有煽動性了，他既從宣傳封建禮教出發，又考慮到民族利益，以此來反對學習夷人技藝、以夷人為師。十九世紀六○年代，外國侵略者在中國確實恣意橫行，為所欲為，在這種情況下，倭仁的言論顯得很有「民族氣節」！倭仁是當時久負理學盛名的大學士，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立場和觀點影響著一大批人，阻止了許多人投考同文館。奕訢後來說過：「當御史張盛藻上奏此事時，臣衙門投考之人還不乏其人。而自從倭仁倡議以來，京師以及各省士大夫，聚黨私議，而且約法阻攔，甚至以無稽謠言，蠱惑人心，臣衙門裡於是再也很少有投考的人了。」由此可以看到，頑固派具有堅強的社會基礎，擺在洋務派面前的阻力實在太大。
然而，在時代的召喚下，洋務派並沒有屈服，面對強大的困難，他們勇敢地迎接著挑戰，重申自己中學為本、西學為末的觀點，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解。朝廷之上，奕訢上疏說：「臣等查閱倭仁所奏，陳義甚高，持論甚正。臣等在未曾經理洋務之前，也是這種想法。但是，在辦理洋務的過程中，臣等發現，洋人所掌握的自然科學技術確實是先進的，而這也正是他們能肆意逞強的原因。中國要抵禦外侮，只有先自強，把他們的先進技術學到手，然後才能與之抗爭。臣等一切所為，無一不是為了國家，如學習外國語言文字，製造機器，訓練洋槍隊，派人周遊各國訪其風土人情，於京畿一帶設立六軍用以保衛朝廷，凡此種種苦心經營，無非是欲圖自強。而御史、大學士卻不理解臣等良苦用心，甚至許多人都不理解。當沒有戰事的時候，他們把外國的利器嗤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待有戰爭時，他們又驚訝於外國人的利器何以變得如此銳利神奇，又以為這樣神奇之器自己學不來。殊不知，如果不把外國人的利器學來，那麼我們就只有等待挨打受侮了。所謂的以忠信為甲冑，以禮義為干櫓就可以制敵之命，臣等實在是不敢相信啊！」奕訢情真意切，情理交融，感動了在場的許多文武百官。
垂簾聽政的慈禧聽了奕訢之言之後說道：「恭親王一心為國，大家都已知道了。大學士也是為國分憂，愛卿不必多慮。」聽到前一句，奕訢感到由衷的寬慰；聽到後一句，奕訢感到很不舒服。此時的同文館都沒有生員了。太后不是不知道，現在竟也說倭仁是對的了，真是不可思議。正當奕訢在這裡暗自不滿的時候，只聽太后又說話了：「恭親王繼續主持同文館事宜，招收天文算學館學生。同時，大學士到國內各地訪求天文算學人才，事成之後，可以另外設館。」此諭一下，奕訢的臉上終於露出了笑容，畢竟西太后還是支持自己的，只不過是給倭仁一個台階而已。他這樣想著，心情也開朗了許多。
這場由中、西學之爭而引起的洋務派與頑固派首次激烈的爭論，由慈禧太后以折中的方法給結束了。慈禧非等閒之人，她運用權術和智謀取得了大清王朝的實權，同治皇帝只是她的一個傀儡。她非常看重得之不易的權力，為了鞏固她的政權，她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外國人打了進來，她以屈辱換來了暫時的和平，以一個個不平等條約換取政權的穩固。農民起義爆發後，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去鎮壓他們，這其中包括漢族地主武裝以及外國的軍隊，她沒有考慮到用外國軍隊向中國人民開炮，只能使外國在華利益更為擴大，她只考慮她的政權。如今以奕訢為首，從中央到地方的洋務運動聲勢浩大，這不能不引起她的思考。洋務派打著自強禦敵的旗號，以中學為本、西學為末為宗旨來辦洋務，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維護封建政權統治，這對清王朝當然是十分有利的。但是，洋務派的所為又不能不使慈禧心存疑慮，因為他們的權力有些過大了。地方上湘淮兩軍因鎮壓太平天國立下汗馬功勞，朝廷不得不給他們更大的權力、更高的地位。據英國史學家包耳格記述，曾國藩是當時中國最有勢力的人，到他去世之時，所有的總督都曾經做過他的部下，並且是由他提名的人。李鴻章後來更是權力巨大，煊赫一時，按清朝舊規，朝廷命官不得在故鄉為官，而安徽人的李鴻章卻在西元一八六五年升任兩江總督，管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第一次打破了「不許服官本籍」的舊制。與此同時，地方督撫們利用手中的權力，以治理地方為名，截留上交國庫的收入，並將大部分資金用於操辦洋務。所有這一切，都使慈禧太后心懷戒意，她在適當支持洋務大員的同時，也充分利用頑固派來牽制洋務派，從而限制洋務派的勢力和影響。這就是為什麼慈禧在肯定奕訢的同時，也對倭仁予以首肯。
頑固派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守舊思想根深蒂固，現在又有最高統治者的暗中支持，他們有恃無恐，時時處處向洋務派發難。
奕訢、李鴻章等人面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想適當地變通成法，通過學習和引進西方近代武器設備、工業生產技術，達到求強求富之目的。他們以為只要中國有了和西方列強同樣的武器設備、生產技術，就可以超越洋人，免受欺侮。李鴻章的看法是：「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將不如人的火器學來，中國就盡善盡美了，大清帝國的封建統治就會永固了。正如奕訢表白的：「凡此種種苦心經營，無非是為了自強。」然而，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練兵、制械、購船這些活動，稍變成法、造就人才、開通風氣這些主張和措施，將會對中國封建社會制度產生強烈的衝擊。近代工業企業在中國出現，使中國固有的封建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對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念，以至整個社會文化都產生了一系列影響，而這種影響是洋務派所始料未及的。但是作為封建衛道者的頑固派卻最早意識到了洋務勢必要使中國聖教和封建傳統文化受到衝擊和威脅，甚至出現用夷變夏的可能。他們認為辦洋務學西方，會弄壞世道人心，會導致中國封建文化的崩壞，伴隨洋務而產生的近代事物和近代意識，會危及中國的封建制度，因此他們站在維護封建制度的立場上極力反對辦洋務。
洋務運動在艱難困苦中跋涉著。李鴻章等人一方面要與強大的外國侵略勢力周旋，在國力衰微的境況下讓步求和，甚至乞求外國人的支持和幫助；一方面又要同頑固派進行抗爭。一次，李鴻章對友人大發牢騷說：「朝中大臣胸無大志，卻只是一味地對我們議論誹謗，挑剔責難，無事生非。之所以會這樣，就是因為朝廷怕我們的權力太大，總想收權控制我們。這真是讓人不可思議。人家日本君臣上下一心，軍事工業才發展得很快。相反中國卻君臣不能一心，朝中政令朝發夕改，這樣大臣怎麼能施展才能。唉，真讓人十分苦惱啊。」友人聽了，跟著一同抱怨：「唉，有什麼辦法呢！」
事實上，朝廷並沒有忽視李鴻章對維護清朝統治的作用。西元一八七○年，李鴻章被提升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由他總攬一切洋務大權，從此，李鴻章成為洋務運動的總代理，操縱著清政府對外事務的權力。在這一有利的條件下，李鴻章將洋務運動更深入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隨著軍事工業的不斷發展，洋務派遇到了他們起初所沒有預料到的嚴重問題，那就是原料的匱乏，以及資金上的困難。當時軍工所需原料，不但煤、鐵要外運，甚至連木材都要從香港運來，這對於工業發展十分不利。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衰竭，國家收入減少，用於辦洋務的資金微不足道，洋務派深感資金不足。為了籌措資金，擺脫興辦洋務的困境，洋務派尋找出了如下出路：利用民間商人資本、以官商合辦的形式建立民用工廠來創造財富。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列強在打開中國大門之後，逐漸把他們的侵略鋒芒從軍事轉向政治和經濟，以擴大他們的在華勢力，西元一八六八年掀起的修約風波就是這一問題的具體體現。他們要求在中國建鐵路、設立電報局、賣食鹽、開煤礦，並在內地設行棧及在內河行駛輪船等等，貧弱的中國無法不答應這種種無理要求。侵略者的強盜行徑，也促使洋務派警醒。他們認為，中國應辦各類企業，與洋人爭利。從十九世紀七○年代開始，洋務運動進入了第二階段，即民用企業紛紛建立。
西元一八七二年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家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成立了，它屬於官督商辦性質，目的在於振興中國商務。一八七八年，中國成立了第一個開採煤礦的企業開平礦務局，這是洋務運動時期比較有成效的企業。開平煤礦是中國最早使用機器開採大型礦，到一八八二年，已經全部用機器開採，當年出煤達三萬八千噸，一八九八年產煤七十三萬噸，不但可以供國家需要以及中外輪船之用，而且還可供內地民間日常生活之用。李鴻章對此也十分滿意，他曾興致勃勃地說道：「從此以後中國的兵商輪船及各機器製造局所用的煤，都不致於從外洋遠購了。一旦發生戰爭，我們就不會再為敵人所把持；與此同時也可免於資源的外流。真可謂是富強之基，就在於此呀！」有了開平礦務局的成績，洋務派又在全國各地開辦了許多礦業，除煤礦外，還包括了鐵、鉛、銅、金等礦。
此外，洋務派還成立了天津電報總局、蘭州機器織呢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使中國近代工業企業深入民間各行各業。然而，隨之而來的鐵路建設又觸動了頑固派的神經，他們以此為導火索，又掀起了反對的高潮。
中國近代的鐵路風波著實發人深思。十九世紀六○年代，外國人想深入中國內地，便極力主張在中國修築鐵路，結果都被拒絕。西元一八六五年，在北京的英商杜蘭德未經批准擅自在宣武門外設了一條一里多長的鐵路。英國人試車時隆隆的火車聲驚動了慈禧老佛爺，她怒不可遏，問明是英國人未經她的同意就修築鐵路後，氣憤已極，當即命令步軍統領派人立刻拆毀。在中國大地上誕生的第一條一里多長的鐵路因此消失了。十年之後的一八七六年，英國人又不顧清政府的反對，完成了從上海到寶山江灣鎮的鐵路修築，並開始營業。清政府採取的辦法是花二十八萬五千兩白銀將鐵路買下，然後拆毀。面對清政府如此愚昧之舉，李鴻章感慨地說道：「朝廷以重價購買鐵路，而其意在收回後拆毀，真不知其用心何在？萬萬沒有想到朝中諸多大臣對洋務如此恐懼！如果達官貴人都以此為戒，那麼我們的國家必定無振興之期了，日後連生存都將很難，這可真令人寒心哪。鴻章我勵精圖治，欲圖富強，然而煤鐵礦務不容易找到可採之地，招商輪船也受排擠，唉，辦事之難，真是非局中人不知其甘苦也。」
難歸難，但有所作為的人卻並不因此而退卻，李鴻章就是這樣的強者。西元一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李鴻章知難而進，上了〈妥議鐵路事宜摺〉，指出了修築鐵路的九大利處。歸其為一就是速度快，凡是用兵、貨運、頒文、郵政、行旅等等都可借助於鐵路的快速。他不否認外國人也會借助鐵路而深入中國腹地獲利，就這一問題，李鴻章建議在鐵路沿途，清政府可以徵收洋稅釐金，從而利國。鐵路是發展中國近代工業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雖然洋人也會充分利用它牟利，但權衡比較，於中國利大，所以，李鴻章堅決主張修建鐵路。他的這一主張遭到頑固派的強烈反對，他們的理由就是修建鐵路對洋人有利。
李鴻章的奏摺呈上之後，光緒皇帝讓朝中大臣發表意見，張家驤第一個站出來指明修路的三大害處。他情緒激昂地說道：「臣啟陛下，直隸總督所奏修鐵路事宜，臣覺得不可。首先，鐵路的速度確實是快，如有戰事，朝廷派兵確實可以朝發夕至，但是洋人用鐵路，也同樣神速快捷，這樣外國人的勢力就會更快地深入中國內地。其次，開造鐵路，必然侵占田地房舍、墳墓橋樑，影響人民的正常生活，擾民太重。第三，修鐵路，必然與輪船爭利，這樣朝廷對輪船招商局投以百萬銀款，都將白費了。基於以上原因，鐵路修不得。」這一番話一出，許多人都紛紛表示贊同。這個說，修鐵路破壞了祖墳風水，必然會有災難的；那個說，鐵路一通，洋人馬上就會打到北京來了……光緒皇帝受控於慈禧，自己並沒有決定權，雖然此時已經親政，但還是要徵求慈禧的意見，由慈禧最後定奪。慈禧當然不同意修築鐵路，於是李鴻章第一次築鐵路之請被否決了。
李鴻章沒有就此罷休，他繼續不懈地努力著，多次上疏講明鐵路對於國計民生之重要，並極言修鐵路是有益於維護清朝統治的。到了西元一八八一年，清政府終於允許修築一條由唐山到胥各莊、全長十一公里多的鐵路。中國最早的一條鐵路總算誕生了。
然而，李鴻章並沒有以此為滿足，他還要把中國的鐵路線修得更長。西元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結束後，列強對清政府施加壓力，也想在中國修築更多的鐵路。清政府為形勢所迫，不得不接受李鴻章之請，於是原來從唐山至胥各莊的鐵路在一八八六年被延長到蘆台。一八八七年，李鴻章又奏請向東延長到山海關，向西延長到天津和北京，清政府表示同意。李鴻章為了建築這條鐵路，特別組建了天津鐵路公司。一八八八年八月，鐵路已經由唐山修到了天津，這就是當時的北洋鐵路。當李鴻章等人按原計劃繼續向北京修建時，卻遭到了頑固派不顧一切的阻撓。
頑固派對於築路一事始終就很難接受，迫於內外壓力不得不讓步。當鐵路馬上就要修到清朝的心臟時，他們著實忍無可忍了。朝中大臣余聯沅、屠仁守、洪良品、奎潤等人聯名上疏，極力反對將鐵路修到北京。他們這次又找出三條理由：「第一，鐵路一開，從天津到北京，外國人長驅直入，毫無阻礙，這對我大清帝國造成了嚴重威脅。第二，鐵路已使沿途人民鏟墓平屋，廢田埋井，種種擾民不斷，民何以堪。第三，從天津到北京，共有車三千輛、船幾萬隻，人們賴以開旅店、設市場，生意興隆，而一旦鐵路修通，將使上百萬民眾再無生意可做，此乃是奪民生計。以此擾民奪民，必將危及大清的社稷江山，請皇上三思，萬不可取。」聽了頑固派這番危言聳聽之語，慈禧太后授意光緒帝予以酌情考慮再做決定。
李鴻章見朝廷沒有表態，知道又是頑固派從中作梗，便連忙上疏，申明自己的主張。他說：「鐵路是自強根本，這是萬國通行的真理。我們修津通鐵路，從而加強海上運輸，陸路調動，臣等創辦鐵路的本意就是要有利於用兵，以鐵路的快速來調動全局。所以津通鐵路必須要修，這是我國自強最基本的一點。更何況，陛下已經允准，如果又令停工，朝令夕改，也會被外國人笑話。」
李鴻章說的固然在理，但頑固派的言論也使清政府感到恐懼。頑固派與洋務派各抒己見，互不相讓，朝廷無法決斷，最後將兩派意見下發給各省督撫，讓他們討論後復奏。洋務派官員兩廣總督張之洞看鐵路之爭相持不下，怕影響了整個洋務運動的進程，於是就提出了一個折中意見，即緩辦津通路，在不能引敵的內地河南、湖北修路。其本意是避開矛盾，待以後慢慢解決。清政府終於得到了一位洋務官員的支持，於是便立即命令停止修築津通路。
在修築鐵路事宜上，李鴻章再次受阻，為此他十分苦惱。李鴻章氣憤地說道：「如今實在是遇到了數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強敵，外患如此嚴重，而那些守舊之人還在說以成法制之，這不是痴人說夢嗎！」他大聲呼籲：「成法萬不可拘泥，風氣萬不可不開！」
事實上，李鴻章等人的洋務運動已經給近代中國開了一代新風。他們把中國近代第一批開明人士的啟蒙思想付諸實施，使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在閉關了幾千年的中國大地上，新世紀的曙光已經來臨，中國向著先進世界邁出了第一步！受中國幾千年封建思想影響的頑固勢力固然強大，但它卻無法扼殺新生事物的強大生命，洋務運動仍以其不可阻擋之勢向前發展著。
西元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戰爭，又使中國人遭受了一次劫難，也使李鴻章受到了極大的觸動，自己苦心經營二十幾年的自強之路，並沒有使大清帝國富強起來，中國還是落後、貧弱。中法戰爭使李鴻章進一步意識到海軍的重要，沒有自己的海軍，沒有自己的艦隊，就無法抵禦洋人來自海上的侵略。十五年前，李鴻章就已經有了這一認識，現在他更加明確了這種認識。如果永遠沒有購買鐵甲之日，中國也就永遠沒有自強之時。這是李鴻章對於自強的新認識，由此，他開始著手建立中國水師。
西元一八八八年，北洋海軍正式成立，並從英、德購買了定遠、鎮遠、經遠、來遠、致遠、靖遠、濟遠、超勇、揚威等九艘艦船。至此，洋務運動已由最初的創立軍事工業、經辦民用工業而進入到操練海軍這一更高層次。
西元一八九四年，明治維新之後強盛起來的日本發動了一場侵華戰爭，戰爭的結局以中國慘敗而告結束。甲午戰爭的失敗，表明以自強富國為目的的洋務運動並沒有達到它的目的，中國並沒有因為洋務運動而變得富強起來，相反，卻繼續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滑去，中國辦洋務的士大夫們企圖去挽救，但這一切都沒能如願，洋務運動以失敗而宣告結束了。
甲午戰爭戰敗，中國半殖民地的形成，不能歸罪於洋務運動，如果沒有洋務運動，清王朝同樣會失敗，而且會敗得更慘。
洋務運動本身固然有許多弊病存在，但最主要的是李鴻章等人作為封建地主階級官僚，在他們內心深處，將封建制度視為他們固守的根本，而這一制度已走到了它最後的滅亡階段，在這一歷史潮流之下，如果仍抱著這個制度不放，那麼最後也只能以失敗為結局。
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失敗了，但它對中國近代史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它把當時世界上資本主義一些先進的東西帶入了中國，它把一個閉關鎖國的封建大帝國領到了世界的大舞台上，它使中國看到世界，它使無數的中國人接受了西學，從而極大地縮短了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
事實也教育了中國人民，在封建制度江河日下、民族劫難頻仍不休的嚴峻形勢下，以西學來補救中學，以中學為本、西學為末的洋務運動來達到自強、富國的目的，只是士大夫們的美好幻想。洋務運動失敗的事實告知人們：若想挽救危難中的人民，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對中國封建制度給予根本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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