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黨政公文格式與寫作規範一本通（簡體書）

《中國黨政公文格式與寫作規范一本通》從上篇的“公文格式”到中篇的“寫作藝術”、再到下篇的“寫作規范”，從文種確定、行文規則、格式規范、撰寫要求到若干個文種的具體寫作技巧，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就是告訴讀者朋友在公文寫作中怎樣做是正確的、怎樣寫是符合規范， 怎樣寫是不符合規范的。無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闡述點均使用了大量的例證。在介紹每一個具體文種的寫作規范時，都包括“三析”內容，即文種特征、結構與寫法、寫作要點提示，既有一定的理論闡述，又有鮮活的寫作實例，能夠使大家一看就懂、一學就會，融可讀性與可操作性于一體。這種全新的體例與內容，可以說是在敘述寫法上一種新的嘗試。

張保忠：中國公文寫作研究會主要創始人之一，曾任該會常務副會長等職多年，現任中國公文寫作研究會顧問組組長、中國公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退休前，一直工作在黨政機關的秘書工作崗位上。從事公文研究多年，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出版作品，現已出版《公文寫作規范指南》、《跟毛澤東學公文寫作》、《中國黨政公文寫作要領與范例》《黨政公文格式與常用范本大全》等方面的圖書多部。

依據《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黨政機關公文格式》編寫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 規范與實用融于一體
緊扣新標準 解讀新精神 傳授新技巧
各級黨政機關、廣大企事業單位公文處理工作必備張寶忠公文寫作系列： href='#' target='_blank'> href='#' target='_blank'> href='#' target='_blank'> href='#' target='_blank'> href='#' target='_blank'> href='#' target='_blank'>

引 論
一、公文是人類社會發展之必需
公文是社會政治集團表達意志的文書，是黨和在領導黨的事業和治理國家施政方面表達意志、傳遞策令、溝通信息、聯系事務的工具和手段。公文在我們國家的歷史源遠流長。據考證，早在距今3500年前的殷商時代就有了公文。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尚書》，堪稱一部國家文書匯編。“書者，古之號令。”“尚書”，即上古時代的命令。從那時起到今天，我國公文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它經歷了一個由簡到繁、又由繁到簡的發展過程。幾千年的公文發展史，為我們積累了極其豐富而又寶貴的經驗。借鑒歷史經驗，我們應當認識到公文必須堅持據實而書，以準確真實為本；秉筆直書，傳遞真實情況，并從實際出發，擬定正確的策令。我黨及其所領導的國家政權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當今的公文就應當做到說人民想說的話、辦人民想辦的事。公文要文約事豐、言簡意賅、惜字如金。中國歷史上不少志士仁人都主張公文應當寫得精粹，反對繁文縟節，反對做表面文章。毛澤東同志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指出：“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
公文是管理社會的工具，不論是黨務管理、行政管理還是企業管理都離不開公文。古人說，公文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僅倡導領導干部要會“寫作”、“拿筆桿”，而且身體力行，一生中為黨和國家起草了大量的重要文件，并已成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歷史性文獻。在現代社會中，公文寫作更是須臾不可缺少的。從天南到地北，從政治到經濟，從內政到外交，都與信息網絡聯系在一起。而信息的搜集、傳遞、加工、使用及往復，往往需要公文這個紐帶來溝通。因此，公文是人類社會發展之必需，是科學思想傳播之媒介，是治國興邦、強國富民的重要工具。
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我們更要充分發揮黨政公文的巨大作用，大力培養公文寫作的備用人才，更好地促進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當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后，黨中央又發出《各級領導干部要親自動手起草重要文件，不要一切由秘書代勞的指示》。因此，遵照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學公文、帶頭寫公文，尤其是重要文件的寫作。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性問題，而是領導工作中的一個原則性問題。這一原則，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認識能力和領導能力的一項重要措施。
對公文及公文寫作的學習，應當從封閉半封閉的狀態下解放出來，單靠新秘書與老秘書“相摹而作”、單靠自己在辦公室里“相沿而習”是不夠的。公文寫作要以黨和國家新公文法規為標準，以科學理論為指導，通過舉辦公文寫作培訓班等多種形式培養公文寫作人才。要廣泛吸納公文研究的新成果和公文寫作的新知識，擴大視野，開闊思路，以適應各類公文的寫作。
二、公文寫作有明確的研究對象
公文寫作是我國寫作學科體系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分支學科，又是中國公文學的重要內容。公文寫作研究，是以公文的寫作原理、方法及其基本規律為對象的。
公文寫作研究的內容十分廣泛。既有對公文的靜態研究，也有對公文寫作的動態把握；既有從宏觀上探索公文寫作的原理，又有從微觀上研究公文寫作的歷史借鑒，還有對當代公文寫作的跟蹤研究。
當代公文寫作研究，其“當代”的含義，一是指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的公文。這個時期是黨領導人民前仆后繼，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武裝革命斗爭，締造新中國的時期；二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黨和國家組織領導全國人民不斷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時期。前一個時期的公文，在內容上多為政治革命和武裝斗爭；后一個時期的公文，主要表現了黨和國家領導組織全國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事業中取得巨大成就的進程。
當代公文寫作研究的對象，包括兩個基本方面：一是公文，二是公文寫作。只賞析公文，限于靜態了解，不去探究它的寫作動態，就達不到增強公文寫作能力的目的；另一方面，如不首先弄清公文的內在因素與規律，不研究公文的特殊闡述形式就急于寫作，則將欲速而不達。
“公文”，具有自己極其嚴格的特定含義。公文的“公”，從一般意義上講泛指一切公共事務。但嚴格地講則是指黨和的事務，其中包括黨的機關、權力機關、行政機關、軍事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以及黨政機關在企事業、社會團體所設置機構的事務。公文的“文”，主要是指按一定程式闡述的書面文字。所謂程式是指一個領導機關及一定職守人員，在規定的權限內表達意志的形式，而這種意志一經表達，即發生權力關系。所以，私人文書不是公文；使用于非政治集團之間(如企業與企業、個人與企業、中國企業與外國企業之間)，不顯示某種政治權力的書信、契約、合同、廣告、啟事、廠規等不是公文；公文準備階段的基礎材料(如會議記錄、工作日志、值班日記、擬文提綱等)不是公文；便據、請柬，大眾傳播媒介的新聞稿、廣播稿，未形成書面文字的工作回顧、家譜、探詢、商討、講話等也不屬于公文的范圍。
201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的《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以下稱新《條例》）中指出，公文是“黨政機關在實施領導、履行職能、處理公務過程中形成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規范體式的文書，是傳達貫徹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分布法規和規章，指導、布置和商洽工作，請示和答復問題、報告、通報和交流情況等的重要工具。”按照上述規定精神，公文是黨和在領導黨的事業和治理國家施政方面，表達意志、傳遞策令的重要文字工具與手段。具體地說，它的范圍包括新《條例》中所規定的15個正式文種。
這一名稱還有兩個相聯的概念，即“文件”和“文書”。“文書”、“公文”、“文件”這三個概念究竟有什么相同點，又有什么區別呢?我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這三個名詞概念很難嚴格區分。從內涵看，三者在許多情況下是通用的，具有統一性。例如，文書的核心和主體部分是公務文書，而公務文書就是公文；公文既包括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規定的15種正式公文，也包括機關日常應用公文，而黨政機關的18個正式(主要)文種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文件”。由此可見，文件、公文、文書在某種意義上是相同的，方向完全一致。例如，人們通常把機關單位辦公室負責文件和公文管理的人員稱做“文書工作人員”；還有我們通常講的“看某某文件”、“聽傳達某某文件”、“學習某某文件”，這里所指的“文件”也并非專指黨政機關的15個正式文種，實際上大大超出了這個范圍，如學習一些領導同志的公開講話，傳達上級機關的工作總結報告，部署今后一個時期工作的計劃，學習兄弟單位一些先進經驗總結材料等，這些文字材料(公開講話、總結計劃、經驗介紹等)嚴格地講均不是文件，而是機關的其他應用文種，是公文，屬于文書范圍。上述情況說明，文書、公文、文件三者在許多情況下是通用的，但是，它們三者之間也有著一定的區別，主要表現在概念的外延上。文書的外延較大、公文次之，文件窄。同時，文書是一個集合性概念，公文亦是如此，而文件卻不然。此外，還有一個稱呼上的習慣問題。在行政機關，人們習慣上將公文稱為“公文”，而在黨內則習慣上稱為“文件”。
公文寫作與經濟寫作、科技寫作、司法寫作等，雖同屬實用寫作范疇，相互之間有所交叉，但不能彼此代替。經濟寫作與科技寫作，是以人們同自然界斗爭所產生的技術知識、管理知識的闡述為研究對象的；司法寫作，是以國家司法領域事務的闡述為研究對象的，它與經濟文書、科技文書等方面的專業文書一樣，并不全部具有公文那種傳遞策令、發布政令的特殊功能。因此，公文寫作是寫作學科里面的一個獨立的分支體系。
我們研究公文寫作，就是要研究它如何傳遞策令、發布政令，研究它的撰擬程式，研究它的運動規律和特點，以準確規范地了解和把握公文寫作的基本原理、寫作方法與要求。
三、我國公文源遠流長，歷史悠久
公文在我國的實際應用，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尚書》就是一部國家文書匯編。“書者，古之號令。”《尚書》翻譯成現代語言就是“上古時代的命令”。從公文的物質載體來看，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就已經有了公文。1899年在河南安陽小屯村出土的約10萬片殷墟甲骨文，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早的公務文書。
甲骨，是龜甲和獸骨的總稱，是占卜的用具，也是一種書寫材料。商代帝王崇尚迷信，無論祭祀、打仗、出巡、狩獵、畜牧、農事、災害、疾病等，都要在神廟前用龜甲或獸骨占卜吉兇。之后，將占卜的時間、占卜人的姓名、所占卜的事項，以及事后的結果等，都刻制在甲骨上，這就是“甲骨文書”。
商代后期，出現了青銅器銘文，因其多刻鑄在鐘鼎上，所以又稱為“鐘鼎文書”。青銅器上的銘文，記載著商、周、春秋、戰國時代統治階級的重大政治、軍事活動，以及重要的契約、冊令、賞賜、訴訟等。毛公鼎上刻有497個字，就記載了周宣王褒賞臣下毛公厝的故事，以及西周奴隸主統治不穩定的狀況。晉國、鄭國曾把法律鑄在鼎上公布出來，教育人民不得違犯。
在商朝后期，出現了以竹片和木板為書寫材料的公文，寫在竹片上的叫“簡策”，用木板寫的叫做“版”，兩者合起來稱作“簡冊文書”。近年來，在我國湖南、湖北、山東及甘肅敦煌、武威等地出土的大批竹簡，大多屬于戰國至魏晉時期的公務文書，記載著當時的重要法令、戶口和賦稅制度等，內容已經相當豐富。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又出現了以絲織品為書寫材料的縑帛文書。《墨子·非命》篇中就有“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的記載；秦漢以后，縑帛文書日益增多。《文獻通考》中曾描述東漢末年董卓的軍隊在毀壞皇家檔案庫后，把庫中存放的大的帛書做成帷帳車篷，小的帛書做成囊袋的情形。
兩漢時期開始有了紙張，東漢的蔡倫為紙的生產作出了重要貢獻。到了唐、宋時期，紙張生產日益增多，質量也大大提高。用紙張作為載體來書寫和印制文件，一直延續至今。
從公文文種的演變情況來看，《尚書》作為中國早期的文獻匯編，書中收集了夏、商、周等朝代的公文，并把文體劃分為典、謨、訓、誥、誓、命六種。《周禮》晚于《尚書》，是戰國中葉的著述，保存了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史料。其中提到當時的公文形式，如祠、命、誥、會、禱、誅，較之《尚書》中所記載的公文形式已有了一定的變化。
近年出土的大批秦簡、漢簡，絕大部分是各種公文。結合有關的文獻資料來看，說明到了秦漢時期，我國的公文體式已經日臻完善。三國時期，曹丕把當時各種文體劃分為四種，即奏議、書論、銘誄、詩賦，而公文則列為四科之首。其實，在這個時期公文的文體已經區分得很細，有詔、命、策、檄、書、奏、箴、銘、祭、祀、哀、誄、章、表、駁議等十余種體式。
從漢代到清代，下行文包括制、詔、策、冊、敕、教、令、諭、符、檄、旨等一二十個種類；上行文，在漢代以前只有“奏”一種，后來發展到了包括牒、申、啟、呈、章、表、題、奏、狀、文冊、揭貼等十多種；平行文有關、刺、咨、照會等。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了一個《公文程式條例》，專門規定了公文名稱和使用范圍，廢除了幾千年來封建王朝所使用的制、詔、誥、奏、表、敕、題等公文名稱，體現了革命黨人反對封建制度的思想，也是公文名稱上的一次空前革命。
我黨和政府是一貫重視公文工作的。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對文書工作就作出了許多規定。1923年成立的海陸豐總農會和廣東省農會，都設立了“文牘部”。1931年，周恩來同志又組織文書部門制定了《文件處置辦法》。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政府還頒發了《陜甘寧邊區新公文程式》；在解放戰爭后期，陜甘寧邊區政府又頒布了《陜甘寧邊區政府公文處理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了《公文處理暫行辦法》，對公文處理工作的原則、文種、體式及撰寫要求等，作出了比較全面、具體的規定。1951年2月中共中央頒布了《關于糾正電報、報告、指示、決定等文字缺點的指示》；1981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暫行辦法》，規定國家行政機關使用的主要公文種類為9類15種；1987年2月又發布了《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主要文種擴大為10類15種；1993年11月21日，國務院辦公廳對《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再作進一步修訂，將主要文種規定為12類13種；2000年8月24日又以國務院的名義發布了新的《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要求從200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主要文種仍為13個。1989年4月25日，《中國共產黨各級領導機關文件處理條例(試行)》頒布，文中規定黨的機關正式文件的常用種類為13個，歷經七年的實踐之后，又于1996年5月3日，以中辦發\14號文件正式發布了《中國共產黨機關公文處理條例》。不久前，黨政兩大系統又統一發布了《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新《條例》的出臺，將極大地提高我國黨政機關公文處理的科學化、制度化與規范化的水平。
四、學習公文寫作要理論聯系實際
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不論是擔負黨務管理、行政管理、軍事管理，還是從事經濟管理都離不開公文，都要進行公文寫作。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的同志都非學習語言不可”，都要“懂得作文章的起碼知識”，特別是擔負領導工作的干部，“重要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寫，要自己動手，或者合作起來做。不可以一切依賴秘書，或者‘二排議員’……一切依賴秘書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現。”他還指出：“無產階級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毛澤東同志不僅倡導領導干部要會“寫作”，而且始終率先垂范，身體力行。他一生為黨和國家起草的大量重要文件已經成為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的歷史文獻，永遠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研究和借鑒。
在現代社會和國家管理過程中，公文寫作更是須臾不能離開。試想：不制發指令性、指導性、規范性的公文，龐大而復雜的靠什么來啟動；數以千百萬計的各種機構，不報告請示工作，上級機關又靠什么進行決策指揮；從天南到地北，從政治到經濟，從內政到外交，都被信息網絡聯結在一起，而信息的搜集、傳遞、加工、使用以至循環反饋，又往往需要人們去寫作，形成相應的各種各樣的公文。
總之，公文寫作是人類社會發展之必需，是科學思想傳播的媒介，是治國興邦的重要工具。因此，公文寫作不得不成為黨和工作人員施展才能的陣地。
對于公文寫作的學習，必須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做到讀寫結合。對于那些尚處于學習階段的學生來說，由于對公文的闡述形式和運行規律比較生疏，他們需要從閱讀中擴大知識面，加深對公文的認識，并以范文、病文為借鑒，仔細揣摩，以便為日后的公文寫作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對于在黨政機關工作多年的秘書人員，由于他們具有豐富的閱歷和實踐經驗，在公文寫作方面則應當向理論深度求索，堅持把提高政策水平、理論水平同提高公文表述水平結合在一起，把公文寫得針對性更強一些，可操作性更大一些，文字提煉得更精粹一些，并且不斷擴大視野，學習和適應各種公文文種的草擬，成為名副其實的熟知國家和社會管理職能的“秀才”和專家。
公文寫作是一種綜合能力的反映，既要觀點正確，又要選材得當；既要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論水平與專業知識，還要掌握一定的寫作能力。因此，要提高公文寫作的能力，就必須從多方面去充實自己，需要堅持不懈的努力。具體的途徑，一是勤學習。要努力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認真學習黨的方針政策，使自己懂得運用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觀察、分析和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同時，還要努力學習本單位、本系統的業務知識、公文學方面的知識，以及語法、邏輯和修辭等方面的知識。二是多積累。這里講的積累主要是指材料的積累，“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情況掌握得多，材料積累得多，寫好公文也就有了堅實的基礎。平時積累的情況包括：凡屬本系統、本部門、本單位主管工作范圍的以及相關的情況，都必須關心并及時攝取存貯起來，它應當是既有基本的又有傾向性的，既有現實的又有歷史的，既有點上的又有面上的，既有典型的又有一般的，既有直接的又有間接的，既有正面的又有反面的，既有熱點的又有冷門的。積累情況的方式有寫筆記、作摘錄、記日記、建卡片。三是苦筆耕。在實踐中學習寫作是一條基本的和行之有效的途徑。“熟能生巧”，只要以鍥而不舍的精神和頑強的毅力去堅持多寫、反復寫，久而久之，功夫就會不負有心之人，駕馭公文的能力就會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