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香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羅馬尼亞大學授榮譽教授。曾任教於建國中學、北一女中、世新大學；擔任過《草根》詩刊執行編輯、《文星雜誌》詩頁主編，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邀訪作家，國際特赦組織臺北二組召集人；主持警廣「詩的小語」節目十年以上。獲有國家文藝協會文藝廣播獎、中央文化工作會五四文學交流獎、南斯拉夫傑出文化貢獻獎、國際桂冠詩人協會頒贈桂冠榮銜。

重要著作及譯作：
《茶，不說話》（2008）、《偶然讀幾行好詩》（2006）、《初吻》（2006）、《茶，不說話》（1995）、《茉莉花串》（1988），以及詩集《貓，你喜歡我嗎?!》（2004）、《心靈的密碼：日本現代詩精選集》（2002）、《不眠青青草》、《愛荷華詩抄》、《千般是情》、《南斯拉夫的觀音》、《踐踏繽紛的落花》、《乘著光的梯子》、《溫馨的邊緣》，編譯《我沒有時間了─南斯拉夫當代詩選》等。編有《玫瑰與坦克》、《菲華現代詩選》、塞爾維亞文本《中國現代詩選》等。
另著有詩文選集《只緣身在此山中》，詩文歌曲《我愛的人在火燒島上》，論文集《詩人的時空》、散文集《星湖散記》、《早締良緣》、《秋水無塵》、《咖啡時間》（1979），英譯本《Sleepless Green Green Grass》、人權書籍《生或死》。

書摘/試閱

現場寫真
──柏楊書房和書桌充滿了變化和故事。

每當旅遊到一個景點，遇到文人的故居，總會不自禁的想參觀一下這位文人的書房，想看看是什麼樣的環境或陳設，使這位作者創作出豐富而精彩的作品，因為文人離不開書房。和柏楊共同生活三十年，他的書房變化不少，大致有過下面幾個樣貌：
上個世紀七○年代末，柏楊剛自隔離他與台灣本島九年多的離島──綠島（又名火燒島）回到台灣，暫時寄居在故友羅祖光的汽車間裡。我在這個時期遇到了他！兩人很快就決定了組織家庭，理由很簡單──男女都待婚、待嫁，而「浪漫」掩蓋了一切既有的條件。那時柏楊的書房就用一面大書櫃把車庫一分為二，裡面是臥房、外面是書房兼客廳，簡單得真是到了乏善可陳的地步。
既然要結婚，他就忙著去貸款覓屋，我忙著去裝電話、添購物品……。新家居然有二十多坪，還隔出一間小小的書房，剛剛擺得下兩張書桌。他的案頭擺一具電話，我的案頭經常綣睡著一隻黑白相間的懶貓！
喜訊發出去之後，有勸阻的、有冷嘲熱諷的，也有充滿祝福的，也有人保持距離，從此冷淡待我。也有追蹤到我任教的學校（就是馬英九就讀的那所高中）採訪我的，更有情治單位來調查我的檔案的。兩堂課的休息時間，教員辦公室的氣氛變得詭異。
我的生活一下子忙碌緊張起來，有點像辦家家酒似的忙進忙出。柏楊入獄前的老東家──台灣最早的言論自由報人──《自立晚報》吳三連發行人派人送來兩張皮製座椅，正好配兩張新書桌，是應柏楊要求退還賀禮一幅名畫，換來當時迫切需要添置的椅子，因為總不能站著寫稿！當年吳三連先生讓柏楊在自立晚報上闢專欄，柏楊開始寫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雜文，抨擊時弊，名盛一時。可是，喝采跑死馬，柏楊最終寫到牢房裡去。
1983年之後，柏楊開始翻譯《資治通鑑》，台灣的遠流出版公司王榮文董事長預支了一筆可觀的安家費，讓我們雇用兩位助理，添購工具書、文具、影印機……。原來不夠大的書房，我就算撤銷座位讓賢給後者，自己移防到飯廳或臥房，用飯桌或梳妝檯寫作或改作業。儘管這樣四處遊走似的轉移陣地，還是容納不下這批浩蕩入侵新來的嬌客。因為屋子實在太小了！
這時有悖常理的事情出現了，原來綣睡在書桌上的貓咪，再也不出現在案前，常常趁著人來人往之際，一溜煙神出鬼沒的跑下樓去，往往天黑時才筋疲力盡的回家，身上不是有傷痕，就是弄得髒兮兮的回來。慢慢我們發現牠不知從何時開始，把柏楊的書房──我已經出局了，所以現在純粹是「柏楊書房」──當作是牠便溺的廁所。任憑我們威逼利誘或道德勸說，牠都依然故我。所以在我們忙碌卻靜默的生活中，常常會有一兩聲吆喝的斥責尖聲揚起。那時候，我們一直弄不懂牠這種行為意味著什麼？直到貓咪走失了多年，我們才明白過來；這叫「宣示主權」。這可憐的貓咪不知心中曾有過多麼懊惱──自己怎麼會遇到這麼笨的一對主人！
我們終於選擇了山居！因為離市區路途較遠，價格就相對比較低廉，負擔起來不至於太沉重，我們可以開始找較大面積的房屋。最後，柏楊、我和助理終於都各有一個獨立的空間。不過基於經濟上的考量，我們選擇的是大廈型的公寓定居，而不是前後有院落的獨立家屋。這也命定了柏楊身後不可能有「故居」供人憑弔，因為公寓是不可能為個人開放成公共空間的。至於，柏楊書房除了有書，還是書。桌上、椅子上、窗臺前，地板上，簡直滿坑滿谷，有時幾乎到了無可立足之處！他一個人擁有三張書桌，三面落地書櫥。他嚴格限制任何人清理他隨意或有意擱置的書或紙片。因為，那都會造成他的「混亂」──他說！
書房空出一面是偌大的景觀窗因為屋子座落地勢高聳，在窗前可以俯瞰嫵媚的青山，和一旁清澈的碧潭溪流，遠處台北盆地也進入眼簾。可是，絕大多數時候柏楊都伏案振筆疾書，任窗外的青山、清澈的流水就這麼躺著、流著，彷彿萬物與我何有！他的生活除了長時間伏案寫作之外，賸餘時間他似乎只關注他身旁兩具電話、一部傳真，一台影印機和對講機的動靜，隨時和外界或助理保持消息暢通。這階段可以隨意進出柏楊書房的是另一隻黑臉、白皮毛名叫「熊熊」的暹羅貓和裊裊不斷飄出濃郁嗆鼻的煙味──他每天吸四包煙，從不間斷！
有一天，柏楊不知那而弄來幾個數字，他自己用強力膠將它沾在書房的門上，赫然是297──是他在獄中的編號（以取代犯人的本名）。他儼然將翻譯《資治通鑑》及整理《通鑑紀事本末》這段漫長的十餘年，當成是另外一場牢獄，而他已經參透了牢獄之災，何妨再來一個十年！
2008年春，柏楊辭世。前一年我用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名言替他寫了封筆文〈酒店打烊，我就走〉，在兩岸發表。把一些書籍贈送給鄰居好友。這時，我知道我的眼疾惡化己在快速地進行，未來能閱讀的書有限。而我能居住在山中的歲月己不多……
三年前，柏楊書房貼上了封條，我留下了那扇貼有297的門板……像所有的房屋一樣，如果不倒塌，就一代一代任由它嬗演下去。
我想起了曾有一位文友寫過的一篇賀我們結婚的文章，有個美麗的標題；紅袖添燈伴讀書。這意境似乎沒有出現在我們真實的生活中。身為文人的柏楊，更多時候是和金戈鐵馬為伍的。無論如何這個美麗的標題化做一枚永恆的藏書票，我把它閤在時間之書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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