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傲之塔：戰前世界的肖像1980-1914（簡體書）

在作者的妙筆細心勾畫出一戰前的歐美世界社會眾生相，傳統的榮光和新世代的活力針鋒相對，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熱血的無政府主義者在暢想著一個和諧世界，帝國主義情緒爬上了新大陸，美國海軍悄然崛起，德雷福斯事件掀起了一場法國人之間的激烈對峙，海牙的兩次和會建樹寥寥，施特勞斯與尼采影響著德國，社會主義在四處蔓延，權力轉向了新的階級，而英國的貴族迷夢，已遭雨打風吹去……在和平的表面之下，暗湧的波濤攪亂了那個年代。

塔奇曼在這部作品中將視線集中于“一戰”爆發前25年的西方社會，以藝術家般的手法再現了彼時的思潮與理想，遽變與紛爭：“八月炮火”轟響之前，英國的貴族世界開始傾塌，權力轉向新的階層，熱血的無政府主義者暢想著一個和諧世界，帝國主義情緒爬上新大陸，美國海軍悄然崛起，德雷福斯事件掀起一場法國人內部的激烈對峙，施特勞斯的音樂與尼采的思想影響著德國……

在繁榮的表像之下，舊世界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塔奇曼女士以大師之筆為我們揮毫畫下一幅場景：它熠熠生輝又光彩奪目，窮奢極侈又離譜至極。

——《先驅報》

這是極其罕見的對無懈可擊的學術研究和精緻文字的結合……讀《驕傲之塔》，你不可能不感覺愉悅和欽佩。

——《紐約時報》

巴巴拉•W•塔奇曼的歷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著理論支持。它就是讓讀者著迷了，它讓他們得以如此接近過去的歷史，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費正清

前言

本書的主題是一個時代的末年。那個時代沒有因為年老或意外死去，而是爆炸於終結性的危機裏，成為歷史的重要一頁。但那次危機並沒有在本書中出現，因為那不是書中人物的經歷，對他們來說，它還沒有發生。我試圖停留在當時已知的範圍內。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像一壘燒焦的泥土，橫亙在那個年代與我們之間。多少可能在後來成為中堅力量的生命因此灰飛煙滅。理想被摧毀，思潮遭轉變，留下幻滅的傷痕，無法癒合。兩個時代生理和心理的溝壑由此而生。本書將試著探索“一戰”前那個世界的特質。

這不是我最初打算寫的那本書，事先的構想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被逐個拋棄。那個時期對於絕大多數沒有特權的人而言，並不是什麼黃金時代或美好年代（Belle Epoque）。那個年代不只有自信、純真、舒適、穩定、安全與和平。所有這些品質當然都存在。人們的確對價值和標準更有信心，對人類的未來更有希望，這一點上，可以說比今天的人更純真，但他們的生活並非更平靜、舒適—少數特權階級除外。而我們卻錯誤地認為，懷疑、恐懼、騷動、抗議、暴力和仇恨是不存在的。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也誤導了我們，當他們跨過戰爭的鴻溝回首往事時，前半生便籠罩在了美麗夕陽的薄霧下，充滿和平與安寧。而當他們身處其中時，似乎就沒有那麼光輝燦爛了。他們的記憶和懷舊情緒影響了我們對戰前世界的觀念，但我可以根據足夠的研究告訴讀者：關於戰前社會有多美好的說法，都是那代人在1914年之後提出的。

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這般波及甚廣的瘡痍不可能從一個黃金時代中產生。這麼明顯的道理，也許我一開始就應該意識到，但我並沒有。然而，我確實覺得，那場戰爭的起源並不像《大國政治》（Grosse Politik）裏，伊斯沃爾斯基（Isvolsky）對埃倫塔爾（Ahrenthal）、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對普恩加萊（Poincaré）所說的那樣。歷史學家們跟隨再保險條約、德奧同盟、三國同盟、摩洛哥危機、巴爾幹紛爭等一系列蜿蜒曲折的事件，在其中苦心尋找根源。這些研究當然是必要的，我們後來者也非常感激這些學者，但他們的工作已經完成。戰爭爆發時，俄國外交部長賽奇•薩索諾夫（Sergei Sazonov）在一系列調查之後終於大喊：“夠了！別再羅列年表了！”我是站在他這邊的。《大國政治》式的處理辦法已經用盡，而且，這種辦法也有誤導作用，它使我們更容易去相信一個膚淺的幻想：“他們”—愛惹麻煩的政客總是戰爭的元兇，而“我們”—無辜的群眾，僅僅是被誘導、利用的。這種印象是錯誤的。

“一戰”的所謂外交起因只是病人的體溫表，它無法告訴我們是什麼引起發燒的。要調查根本的原因、深層的力量，我們必須從整個社會體系入手，努力探索是什麼在推動著人們。我試圖關注社會，而不是國家。強權政治和經濟競爭儘管重要，卻不是我的課題。

本書所述的年代，首先是人類歷史上發展速度最快的一個世紀的頂峰時期。好戰意志在拿破崙戰爭中最後一次井噴，此後工業和科學革命轉變了整個世界。走進19世紀的人們僅使用人力和畜力，輔以風力和水力，這同進入12世紀甚至西元1世紀相比，沒什麼不同。但從19世紀進入20世紀的人們，運輸、交流、生產、製造及武器研製的能力卻因為機器的能量而翻了幾千倍。工業社會給予人新的能量和新的領域，但與此同時也累積了新的壓力：貧富差距拉大，人口不斷增長、城市擁擠，階級、群體間矛盾激化，人與自然分離，個體工作缺乏滿足感。科學給予人新的福祉與新的眼界，卻帶走了對上帝的信仰和對所知體系的確定性。告別19世紀時，人們的憂慮與安定一樣多。儘管世紀末（fin de siècle）常常意味著頹廢，但實際上，世紀之交的社會卻迸發著新的張力和累積的能量。1914年的斯蒂芬•茨威格33歲，他相信戰爭的爆發“與理念毫無瓜葛，甚至與邊界也關係不大。除了多餘的力量之外，我無法做出其他解釋。40年的和平所累積起來的內在動力如今在尋求暴力的釋放，結果便是這場悲劇”。

我坦承，在描繪戰前世界景象的嘗試中，已精挑細選、淘汰了許多材料。如今此書將成，我可以針對完全不同的題材，用同樣的書名再寫一本。然後還可以寫出第三本，也仍然不會重複。我可以增加關於這個年代的文學的章節，或者關於戰爭的—中日甲午戰爭、美西戰爭、布林戰爭、日俄戰爭、巴爾幹戰爭—還有關於帝國主義、關於科技、關於商貿、關於女性、關於王室、關於醫療、關於繪畫，關於可以引起個別歷史學家興趣的任何主題；還可以有關於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契訶夫、薩金特、馬匹、美國鋼鐵公司的章節，所有這些都在我的原計劃中。本來還應該有一章關於某個平凡的小店主或職員，將他作為湮沒無聞的中產階級的代表。可惜我始終沒能找到這樣一個人。

我想，我有必要向讀者解釋一下我遴選材料的過程。首先，我將自己限制在了英美和西歐世界中，這是我們的經驗和文化最直接的來源。我捨棄了東歐，雖然它也很重要，但畢竟屬於不同的傳統。在選擇題材時，我只挑那些有代表性的、對1914年以前的文明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物件，而不考慮其後的情況。因此，我排除了汽車和飛機，佛洛德和愛因斯坦，以及他們所代表的趨勢。我也排除了古怪離奇的人物，儘管他們魅力無窮。

我意識到本書並沒能給出最終的結論，只從那個年代豐富的異質性中做出一些漂亮的概括是站不住腳的。我也知道本書的內容遠不是那個年代的全貌。這麼說不是出於假意的謙虛，而是因為我痛苦地意識到那些未被包括進來的人和物的存在。寫作收尾時，聚集在我周圍的便是他們的聲音和臉龐。

前言 001

第一章權貴 001

 英國：1895—1902

第二章理念與行動 057

 無政府主義：1890—1914

第三章美夢終結 107

 美國：1890—1902

第四章“我要戰鬥！” 158

 法國：1894—1899

第五章沉靜的鼓手 217

 海牙：1899—1907

第六章尼祿主義在蔓延 278

 德國：1890—1914

第七章權力轉移 339

 英國：1902—1911

第八章饒勒斯之死 393

 社會主義：1890—1914

後記 450

致謝 451

參考文獻 453

索 引 503

第二章

理念與行動

無政府主義：1890—1914

沒有國家、沒有政府、沒有法律、沒有財產所有權的世界是多麼美好，腐敗的機構一掃而光，人們獲得自由，並像上帝所希望的那樣變得善良。為了這個美好的願景，六位國家元首在1914年之前的20年內遭到暗殺。他們是1894年遇害的法國總統卡諾（Carnot），1897年遇害的西班牙首相卡諾瓦斯（Canovas），1898年遇害的奧地利皇后伊莉莎白（Elizabeth），1900年遇害的義大利國王翁貝托（Humbert），1901年遇害的美國總統麥金萊（McKinley），以及另一位西班牙總理卡納來哈（Canalejas），他在1912年遇害。他們當中沒有誰稱得上是暴君。他們的死是絕望的、受矇騙的人們的姿態，為了喚起社會對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關注。

在席捲了這些生命的無政府運動中，沒有一個人是英雄。英雄就是理念（Idea）本身。正如一位研究革命的歷史學家所說，那是“一場浪漫主義者的白日夢”。它有理論家、思想家，他們富有智慧，真誠而熱切，熱愛人文精神。它也有工具，那些因為不幸、絕望、憤怒或貧窮而變得墮落和無望，然後被理念吸引，直到被其佔有、推動，付諸實行的人們。他們成了殺手。這兩組人之間並沒有接觸。思想家們在報紙和小冊子上為無政府主義的千年盛世搭建出非凡的模型；傾吐充滿仇恨的激烈演說，猛烈抨擊統治階級及其卑鄙的幫兇—資產階級；振臂呼籲行動，呼籲“行動宣傳”（propaganda of the deed），以推翻敵人的統治。他們呼籲的對象是誰？所謂的行動又是什麼？他們沒有準確地說出。他們有所不知，在社會的底層，寂寞的人們在傾聽。他們聽到了演說和鼓吹的回音，窺見了閃閃發光的新千年，允諾沒有饑餓和老闆的生活。突然，他們之中的一個滿懷仇恨或使命感的人拍案而起，出去殺人—並在理念的聖壇祭上自己的生命。

他們出身貧窮、擁擠的雜院，饑餓和骯髒在那裏稱王；結核病人咳嗽，空氣中彌漫著糞便、爛白菜和過期啤酒的味道。嬰兒哀號，夫婦爭吵尖叫，屋頂有漏洞，壞掉的窗戶也不曾維修，冬天陣陣冷風便直灌進屋裏。隱私是難以想像的，男女老幼同住，在一個房間裏吃喝拉撒、交媾、生病、死掉。茶水壺在兩餐之間當洗滌鍋用，舊箱子當作凳子，骯髒的稻草堆當床鋪，兩個竹簍上搭一塊板充當桌子。有時候全家的小孩不能一起出門，因為衣服不夠用。正派人家要和醉鬼、毆打妻子的人、竊賊以及娼婦住在一處。生活在失業和幹不完的辛苦勞動間來回晃悠，一個製造雪茄的工人和妻子每小時掙13美分，一天工作17小時，每週7天，才能養活三個小孩。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奢侈，辛苦一生的積蓄就揮霍在雇用堆滿花的葬禮馬車上，悼念的人群行進，一切為了抵抗被遺忘的命運，以及那最後的恥辱—公共墓地。

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只要消滅邪惡之王—財產，就沒有人能依賴他人的勞動生活，人性也將獲得解放，追尋人與人之間自然的正義。國家的角色會被個體自發的合作取代，取代法律的是公共福利的最高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任何通過選舉或勸說進行的改革都不會起任何作用，因為統治階級絕不會放棄財產，也不會放棄財產所有權的保護者—權力和法律。只有以革命推翻整個惡毒的現有體制才能取得想要的結果。當舊的系統成為瓦礫，完全平等、沒有權威的新秩序才能微笑著安頓在地球上，每個人都有足夠多的東西。這個主張看來非常合理，所以一被提出，受壓迫的階級不可能不回應。無政府主義者的任務是散播消息和宣傳行動，用理念喚醒他們。於是某一天，某個這樣的行動就能點燃反抗的烽火。

革命的1848年是無政府主義的第一年，也是對其發展而言最重要的年份。它的兩位重要先知是法國人皮埃爾•蒲魯東（Pierre Proudhon）和他的門徒—俄國流放者米哈伊爾•巴枯寧（Michael Bakunin），他後來成為這項運動的積極領導人。

蒲魯東宣稱：“誰把手放在我身上、統治我，誰就是篡位者，就是暴君；我宣佈他是我的敵人……統治人民的人民政體是奴役”，而它的法律是“貴族的蜘蛛網，窮人的鐵鏈”。自由社會的“最高形式”是沒有政府的，而蒲魯東第一個將其命名為“An-archy”。他熱情洋溢，充滿蔑視地抨擊政府。“被政府統治就是被沒有智慧和美德的人看管、檢查、監視、管理、訓導、說教、控制、支配、審查。就意味著每一個動作和交易都要註冊、蓋章、繳稅、獲取專利、許可、評估、測定、懲戒、矯正、遭遇挫敗。以公共福利為藉口，政府統治被利用、壟斷、侵佔、掠奪，然後，稍微有點兒抗議或抱怨，當事者就會遭到罰款、騷擾、誹謗、毆打、恫嚇、繳械、審判、譴責、入獄、處死、絞喉、遣返、販賣、背叛、欺詐、蒙蔽、暴打、淩辱。這就是政府，這就是它的公正，它的道德！再想想我們當中的民主主義者，相信政府是好的；社會主義者，以自由平等博愛之名，支持這個醜物；無產者自薦為共和國政府的候選人！真是虛偽！”

蒲魯東認為“權利的抽象理念”消除了革命的必要，人們通過理智，會被說服而接受沒有國家的社會。而巴枯寧為理論添加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這是他在尼古拉斯一世的俄國學到的。他的競爭者卡爾•馬克思堅持認為革命只會從工業無產階級中產生，他們有組織，為這項任務受過訓練。巴枯寧與馬克思觀點相左，他認為一觸即發的革命會發生在經濟落後的國家—義大利、西班牙或俄國—那裏的工人儘管沒有什麼訓練，沒有組織，甚至不識字，也不瞭解自己真正的需要，卻會揭竿而起，因為他們一無所有。有責任心的革命者的任務是在群眾中傳播理念，把他們從統治階級強加的無知和偏見中喚醒。有必要讓他們意識到自身的需要，並從他們當中喚起和衝動相對應的思考，對於反抗的思考。這樣一來，工人們就意識到自身的意識，於是“他們的力量變得不可抗拒”。然而，信賴組織的馬克思從巴枯寧手上獲得了對第一國際的控制。

無政府主義團體本身有阻滯其發展的矛盾之處。無政府主義拒絕政黨。蒲魯東稱之為“專制主義的變體”，但是服從權威、組織和紀律又是促成革命所必需的。一旦無政府主義者開會策劃活動，他們就不得不面對這個必要性。忠實於理念的他們當然會拒絕。革命會從群眾中自發產生。需要的只有理念—以及一點兒星火。

無政府主義者所期待的（資產階級所懼怕的）任何一次罷工、麵包引起的騷亂或地方上的起義，都可能是革命的星火。左拉小說《萌芽》中的埃納博太太—礦場經理的妻子，注視著礦工們在如血的夕陽下罷工遊行，她看見的是“恐怖的革命的紅色幻景，在世紀末的某個陰暗的黃昏毀滅一切。是的，在那個黃昏，終獲解放的人們會讓中產階級血流成河……他們靴子震響，皮膚骯髒，呼吸充滿難聞的氣味，這可怕的軍團將摧毀舊世界……到處是火光，什麼都沒了，銅板、頭銜、地位、財產片甲不留”。

但每當左拉的礦工們面對憲兵隊的槍炮時，星火都會被撲滅。喚醒群眾意識到自身需要和力量的神奇時刻並沒有到來。巴黎公社爆發又消失在1871年，沒能引發普遍的暴動。在給妻子的信中，幻想破滅的巴枯寧寫道：“在我們看來，群眾是不想被追求自由的熱情喚醒了，缺了這個，我們理論上正確又有什麼用呢？我們無能為力。”巴枯寧傷心絕望，在1876年死去。正如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所說，他是個沒有美洲的哥倫布。

1881年，民粹派（Narodniki）出拳，震驚世界：他們刺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他們看來，這場出人意料的行動大獲成功，可與攻佔巴士底獄並稱。借此傳播了他們的抗議，召喚了被壓迫者，震懾了壓迫者。然而，這一行動引來了反動。被殺的沙皇，皇冠雖說是獨裁的象徵，他自身卻是農奴的“解放者”，因此貧農為其哀悼，並認為“鄉紳謀殺了沙皇，為了重獲土地”。他的大臣們展開了野蠻的鎮壓，民眾放棄了所有改革的想法，對此持默許態度，而革命運動“毀於一旦，意志消沉，撤到了反叛者的地窖中”。至此，無政府主義者的第一時期畫上了句號。 在19世紀90年代無政府主義運動煥發新春之前，一場可怕的事件擴大了它的影響。這件事沒有發生在歐洲，而發生在了美國，在芝加哥城。1886年8月，8位無政府主義者被約瑟夫•加里（Joseph Gary）法官判處絞刑，因為在當年5月4日，一枚炸彈扔向了武裝員警隊伍，炸死了7名正試圖驅散乾草市場廣場（Haymarket Square）罷工者集會的員警。

這次事件是8小時工作制運動的頂點，而爭取8小時工作制又是10年來以芝加哥為中心的工業戰爭的頂點。每一次衝突中，法律的力量—員警、軍隊和法庭—都與雇主合作。迎接工人要求的是荷槍實彈和封鎖，罷工破壞者卻受到私人偵探（Pinkertons）保護，這些偵探全副武裝，宣誓擔任副治安官。在階級鬥爭中，國家不是中立的。受悲慘和不公的驅使，工人們越來越憤怒，雇主們越來越害怕，越發堅定了撲滅罷工的決心，緊張的氣氛持續升級。就連亨利•詹姆斯這樣的邊緣人物都感受到一座“邪惡的無政府地獄在喘息，吐出它的痛苦、能量和憎恨”。

無政府主義並非工人運動，不過是下層階級普遍騷動的一個組成元素。但無政府主義者在工人抗爭中看到了熾熱的木炭，想把它吹成熊熊烈火。“1磅（約0.45千克）炸藥的威力能抵一堆子彈，”奧古斯特•斯皮斯（August Spies）大聲呼叫，“軍隊員警，資本主義的獵犬，做好了謀殺的準備！”這一點上他是對的，因為在一場工人和破壞罷工者的衝突中，員警開槍殺死了兩人。“報仇！報仇！工人們武裝起來！”斯皮斯當晚印刷、散佈的傳單在呐喊。他呼籲次日舉行抗議集會。這場集會的地點正是乾草市場廣場，員警過來驅散人群，一顆炸彈扔了過來。究竟是誰扔的一直沒查出來。

宣判後，被告們在法庭上演講，堅持無政府主義原則，充滿殉道者的意識，迴響歐美，給無政府主義提供了最好的宣傳材料。他們意識到證據不足以定罪，便大聲宣告他們遭受審判不是因為謀殺，而是因為無政府主義。“讓全世界知道，”奧古斯特•斯皮斯叫囂，“在1886年的伊利諾州，8個人被判處死刑，因為他們相信更美好的未來！”最後，3個犯人被免去死刑，而在監獄服刑。一個叫路易士•林格（Louis Lingg）的，是他們當中最年輕、英俊也最狂熱的分子，法庭上展示了他製造炸彈的證據。在死刑執行的前一晚，他用一劑雷酸汞炸死了自己，並留下血書—“無政府萬歲！”他的自殺被很多人視作是認罪的舉動。餘下的四個，包括斯皮斯在內，於1887年11月11日被絞死。

數年之後，絞刑架的側影和四具懸掛的屍體裝點著無政府主義的文獻，11月11日被歐美無政府主義者當作革命紀念日來慶祝。而公眾的良知也意識到了絞刑架造成的悲慘、工人階級的抗議和動亂。

每個街角都站著身為無政府主義者卻對此無知無覺的人。其中一位被紐約的警方記者雅各•裏斯（Jacob Riis）寫進了1890年的書《另一半人如何生活》中。他在第五大道和第十四大街見到這個人。此人突然跳向一輛馬車—車上的客人是兩位打扮時尚的女士，剛買了一堆東西—用刀猛砍體格肥壯、毛髮油亮的馬匹。他在被逮捕關押時說：“他們不用擔心明天。一個小時就花了能養活我和我家人一年的錢。”他正是那種無政府主義的實踐者。

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緘默的，或者只能像一位失去產業的愛爾蘭貧農最後一次挖地時那樣悲號。一位訪客問他想要什麼。“我能要什麼呢？”老人哭喊，向天揮動拳頭，“我只要最後的審判日！”

窮人們所在的這個社會，權勢、財富、龐大的支出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富人們一餐中享用魚、家禽和紅肉，住在大理石造的宅邸，錦緞裝飾的牆壁，有三十、四十甚至五十多個房間。冬天穿皮草，有隨從僕人替他們擦鞋、梳頭、準備洗澡水、點壁爐的火。在這樣一個世界，梅爾芭夫人在薩瓦的午餐會上，客人們吃厭了桃子，便向窗下的行人扔著玩。這可是當季的鮮果，“芬芳甜美，棉絨包裹”。

這就是統治者，有錢人，他們所有的巨大財富似乎只能解釋為從窮苦大眾的口袋中的剝削所得。“什麼是財產？”這是蒲魯東的著名問題。他的答案是：“財產即盜竊。”“你們難道不知道嗎，”恩裏科•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在90年代的無政府主義經典《兩個工人的談話》中說道：“他們吃的每一口麵包都是從你們的孩子手中拿來的，他們給妻子的每一件貴重禮物都意味著你們的貧困、饑餓、寒冷，甚至賣身。”

如果說無政府主義者的經濟學比較模糊，他們對統治階級的憎恨卻是強烈又鮮明的。他們憎恨“所有人類的折磨者”，這是巴枯寧的稱呼，包括“牧師、君主、政治家、士兵、官員、金融家、資本家、放貸者、律師”。對於工人自己來說，敵人不是遙遠的富人，而是他們的代表：地主、工廠主、老闆、員警。

他們會憎恨，但極少會反叛。大多數人態度冷漠，因為窮困而昏昏沉沉。也有人放棄了。一位有四個孩子的母親靠做火柴盒賺錢，一個盒子4.5美分，一天工作14小時總共能賺31.5美分。有一天她跳窗自殺，被人從街上搬走時已經死了。鄰居說：“她喪失了希望。”一位母親病重又丟了工作的年輕人因為企圖自殺而被帶上地方長官的法庭。將這個人從水中拉上來的是水閘看守人的妻子，她在做證時說“我一把他拉上來，他就又往水中爬”，直到某個工匠過來幫忙。地方長官於是稱讚她臂力驚人，整個法庭都笑了，但在場的一位叫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人寫道：“我能看到的只是一個男孩，在生命的門檻奮力爬向泥濘的死亡。”

巴枯寧時代無政府主義實際嘗試上的失敗導致其理論和實踐偏離了地面，轉移到雲端。在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的新時期，它那一貫的田園牧歌般的目標變得更烏托邦了，而行動則比從前更遠離實際。它變得失去耐心，看不起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爭取8小時工作日的微不足道的努力。“給老闆工作8小時是太多了，”無政府主義報紙《反叛》（La Révolte）宣稱，“我們都知道社會的癥結不是工人們工作10小時、12小時或14小時，而是老闆的存在。”

新無政府主義的領導者中最傑出的是彼得•克魯泡特金親王（Prince Peter Kropotkin）。他出身貴族，從事地理研究，信仰革命。他在聖彼德堡的彼得保羅監獄被關押了兩年後，於1876年逃出，這一轟動一時的事件給他罩上了英勇的光環；其後他流亡瑞士、法國和英國，毫無悔意、努力不懈地宣講革命要義，使光環亮度不減。

克魯泡特金儘管命途多舛，對人類的信心卻取之不盡、無法撼動。他給人一種“渴望把所有人類都攬進懷抱，使他們保持溫暖”的印象，熟知他的記者亨利•內文森（Henry Nevinson）如是說。他那光禿而高貴的腦殼被一圈茂盛的棕色頭髮環繞，閃耀著善良的光芒。濃密的鬍子安樂地散佈在頦下。他身材十分短小，“沒有足夠的身體支撐碩大的頭顱”。他是斯摩棱斯克王子（princes of Smolensk）的後裔，根據家庭傳統，屬於盧芮克王朝（Rurik Dynasty），曾在羅曼諾夫家族（Romanovs）到來之前統治俄國。克魯泡特金加入了“良心發現”的俄國貴族的長隊，這些人因為所處的階級壓迫了人民幾個世紀而懷有罪惡感。

他於1842年出生，在西伯利亞擔任哥薩克官員時研究了當地的地理情況，回來時成為地理學會秘書，並在1871年為該組織勘探了芬蘭和瑞典的冰川。與此同時，他已經成為某秘密革命委員會的成員，被發現以後，便遭逮捕和關押。他在1876年越獄後—這一年正是巴枯寧去世之年—逃往了瑞士，與法國地理學家愛理塞•邵可侶（Elisée Reclus）共事。邵可侶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他的巨著《世界地理》就有克魯泡特金的貢獻—他寫了關於西伯利亞的分冊。這兩人又合辦了《反叛者》，克魯泡特金任編輯三年；被查禁後該刊又在巴黎以《反叛》的名目重生，後來成為最著名、壽命也最長的無政府主義報刊。他有力而激情的論戰，因為成功逃脫俄國最令人畏懼的監獄而獲得的威望，他與瑞士無政府主義者汝拉聯盟（Jura）的積極工作—所有這些使他獲得了親王的稱號，成為公認的巴枯甯接班人。

他又於1882年來到法國。公社傳統滋養了法國的武裝無政府主義運動，里昂就有個發展得不錯的團體。員警搜捕了這個團體，引發了報復性炸彈襲擊，導致一人死亡。於是52名無政府主義者，包括克魯泡特金遭到逮捕，罪名是隸屬於某致力於71廢除財產、家庭、國家和宗教的國際同盟。克魯泡特金被判處5年徒刑，服刑3年後被格雷維總統赦免，之後他和妻女一起遷居英國—那個時代的政治流放者最終的避難所。

在哈姆斯密，這個倫敦郊外體面到沉悶的住宅區中有一座小房子，克魯泡特金在此繼續為《反叛》撰寫暴力的熱情頌歌，為地理學期刊以及《十九世紀》撰寫學術文章，用五種語言招待前來訪問的激進分子，在托特納姆宮廷路的一處地窖給無政府主義俱樂部講演，還彈鋼琴、畫畫，並以他溫柔的性情、和藹的態度吸引了所有與他見過面的人。“他的友善親切到了聖潔的地步，”蕭伯納寫道，“他那把絡腮鬍子、可愛的表情，好像是愉悅山上的牧羊人。他唯一的缺點是有預測兩周內爆發戰爭的習慣。最後證明他是對的。”這個缺點其實反映了克魯泡特金的樂觀，因為戰爭對於他來說是期待中的災難，摧毀舊世界並為無政府主義的勝利開路。國家的“飛速墮落”加速了這個勝利的進展。“它不會在遠方，”他寫道，“一切都使它越來越近。”

這個和藹可親的人穿著維多利亞紳士傳統的禮服大衣，卻在鼓吹暴力的必要性上立場強硬。人類走向完美的進程被“既得利益者的惰性”所抵制。進步需要一場暴力事件“把人類從陳舊的常規中拽出來，扔到新的路上去……革命成為必要，不容置疑”。必須通過“行動宣傳”在大眾中喚起反叛的情緒。成為無政府主義暴力旗幟的“行動宣傳”這一措辭最早是法國社會主義者保羅•布魯斯（Paul Brousse）在1878年使用的。這一年見證了四次針對歐洲皇室的襲擊：其中兩次的對象是德國的威廉一世，西班牙和義大利的國王各一次。“理念已經出動，”布魯斯寫道，“我們也必須發起行動宣傳。皇室的胸膛將打開通往革命之路！”

次年在瑞士汝拉召開的無政府主義代表大會上，克魯泡特金特別強調了行動宣傳，雖然並未明確宣傳的方法。儘管沒有大力推薦暗殺，他還是在19世紀80年代繼續敦促一種通過“演講、文字、匕首、槍炮和火藥”實現的宣傳。他在《反叛》的版面上鼓舞人心地召喚：“言行合一的勇者，有骨氣的人，不願過與自己的原則衝突的生活，寧願選擇監獄、流亡與死；果敢的人，知道為了勝利，必須敢於冒險。”這樣的人必須成為先進的革命衛士，遠在群眾做好準備之前，除了要“說話、控告、討論”，還必須“行叛變之實”。

“僅僅一次行動，”克魯泡特金又在別處寫道，“就比1000本小冊子更有宣傳力度。”詞語“像教堂的鐘聲一樣消失在空氣中”。需要行動來“刺激對剝削者的憎恨，嘲弄統治者、表現出他們的弱點，更重要的是一直要喚起反叛的精神”。他在報紙上傲然呼籲的行動確實成為現實，但行動的執行者卻不是他。

到了19世紀90年代，克魯泡特金50多歲的時候，儘管從未改變對革命的需求，卻對個體的行動的熱情上做出了一些克制。他在1891年3月的《反叛》上寫道，縱然“革命精神通過個人英雄主義的行為得到極大的提升，英雄行為本身卻無法構成革命。革命首先是群眾運動……幾斤炸藥摧毀不了有幾百年歷史的體制。這些行動的時機已過，現在應該是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穿透群眾的時候了”。可惜，免責聲明很少和先前的主張一樣有力。

1893年煤礦罷工的中途，在倫敦霍爾本一家飯店，克魯泡特金與固執的工團主義者本•蒂利特（Ben Tillett）、湯姆•曼恩（Tom Mann）爭吵。“我們必須摧毀！我們必須破壞！我們必須把專制者趕下來！”曼恩喊叫。

“不，”克魯泡特金說，帶著外國口音，鏡片後的雙眼像科學家一樣閃著光，“我們必須建造。我們必須在人心之間建造。我們必須造出天國。”

他已經準備好了天國的方案。革命之後—他估計需要三五年才能摧毀政府、監獄、堡壘、貧民窟，沒收土地、工業及所有形式的財產—志願者們會盤點所有的食物儲備、住所以及生產工具。列印出的單子將散發給大眾。每個人都能按需得到供大於求的東西，而供不應求的東西則會定量配給。所有的財產都是公有財產。所有人都根據自身需要在公共倉庫中獲得食品和用品，也有權“決定對於他來說舒適生活所需的東西”。既然沒有了繼承，貪婪也就不復存在了。所有體格健全的男性都通過團體和公社與社會訂“協議”，規定他們從21歲到45歲或50歲，從事自己選擇的工作，每天5小時。作為回報，社會將保證其享受“房子、商店、街道、交通工具、學校、博物館等等”。執法部門、法官或刑罰都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人們會出於自身與鄰居“合作、支援和同情”的需求而履行協議。這項過程非常合理，所以行得通，然而就是克魯泡特金也應該注意到，合理性很少是人類行為的動機。

在常識上不留情面的蕭伯納在費邊主義小冊子《論無政府主義的不可能》中指出了問題所在。這本書於1893年出版，其後10年內再版多次。他問道：如果人是好的，體制是壞的，如果一旦腐敗的體制不再壓迫人，人就能變好，那麼“令他痛苦呻吟的腐敗和壓迫又是如何產生的呢”？然而，蕭伯納覺得有必要寫下這本小冊子，這正是他對理念力量的致敬。

對於無政府主義規劃而言，最棘手的問題是核算物品和服務的價值。根據蒲魯東和巴枯寧的理論，每個人是根據他的產量來分配物品的。但這就需要一個團體來確定價值並做核算，一個權力機構—正是“純粹”無政府主義譴責的對象。克魯泡特金和馬拉泰斯塔提出了解決辦法，那就是假定所有人都願意為了整個社會的普遍利益而工作，既然所有的工作都是高尚而愉快的，每個人都會主動地貢獻，自由地從公共倉庫中取出所需，沒有核算的必要。

為了證明這一點，克魯泡特金發展了他的“互助”理論，以展示無政府主義存在于自然法則中的科學基礎。他認為，資本主義思想家歪曲了達爾文的命題。自然界其實並非紅牙利爪，各種生物本能地以消耗他者為代價生存。相反，它們是出於本能，通過“互助”來保存物種。他舉的例證包括螞蟻、蜜蜂、野馬和牛—它們會圍成圈以抵禦狼群的攻擊—以及中世紀生活在鄉村公共農場的人們。他特別佩服兔子，雖然沒有防禦的力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能力，卻存活並繁衍。兔子在他看來象徵著柔者的耐久性，而柔者將承襲地土，正如過去的一位佈道者所言。

儘管克魯泡特金始終構想著資產階級世界的全面毀滅，資產階級卻忍不住要授予他榮耀。他是如此傑出的學者—而且還是個親王。他拒絕了皇家地理學會的會員資格，因為學會接受皇室的贊助，但他還是受邀參加學會晚宴。他在宴會上拒絕站起來加入主席提議的“為國王乾杯！”活動。主席隨即又站起來說：“克魯泡特金親王萬歲！”於是席上所有人起立，一同為他乾杯。他在1901年訪問美國，在波士頓的洛威爾研究所做講座，受到當地知識精英的款待，風頭不輸芝加哥名媛波特•帕爾默（Potter Palmer）夫人。《亞特蘭大月刊》請他寫回憶錄，他的書也由最體面的出版社發行。《互助論》一書上市，就獲得《評論之評論》的褒獎：“一本健康、開朗、愉快的好書，讀了對人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