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史(全三冊)（簡體書）

伯里的《希臘史》是一部以政治史和軍事史為主軸的通史著作，講述從史前到亞歷山大去世之間希臘大陸、小亞細亞、西西里、大希臘、利比亞等地希臘政體變遷及軍事鬥爭的歷史。除序言和引言外，全書共18章。本卷主要講述愛琴文明、荷馬時代和古風時代的希臘歷史。卷一，伯裡從政治和軍事的視角，重新審視了愛琴文明、特洛伊戰爭、多利亞人的征服、大殖民運動、泛希臘賽會、雅典和斯巴達不同的發展道路等重大論題。貫穿該卷的主線是民主因素在希臘各邦的逐漸發展壯大。
卷二內容主要涉及西元前五世紀希臘的政治軍事史，圍繞四個重大事件展開，即希波戰爭、西西里與迦太基的第一次戰爭、雅典帝國、伯羅奔尼薩斯戰爭。波斯到底有沒有征服希臘的野心？雅典還是斯巴達應該對伯羅奔尼薩斯戰爭負責？狂熱的黨派鬥爭會在多大程度上誘使人類呈現出最醜惡的一面？民主是不是個好東西？對於上述問題，伯裡將批判地利用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色諾芬的記述，給出明確的答案。
卷三主要講述西元前四世紀希臘的歷史。希臘大陸上，斯巴達、雅典、底比斯、佛基斯霸權的盛衰興替；在希臘文明的邊緣地區，色薩利的伊阿宋和卡裡亞的摩索拉斯幾乎成為希臘世界的主宰；在西西里和大希臘，敘拉古的狄奧尼修斯帝國通過與迦太基的戰爭發展壯大，建立起龐大的西西里帝國。然而，榮辱興盛，萬源歸宗。在“獨眼巨人”腓力二世的領導下，地處希臘邊陲的馬其頓迅速崛起；在“阿喀琉斯的苗裔”亞歷山大率領下，馬其頓人在短短8年內橫掃六合，不但將希臘本土納入其保護之下，而且征服了埃及、波斯、印度等古老的文明。亞歷山大攻無不克的致勝法寶是什麼？他有哪些弱點？卷三伯里將給出他的答案。
本書自1900年初版以來，以平實流暢的語言、均衡合理的框架和扎實全面的史料，成為西方世界最受歡迎的希臘史通史教材和入門讀物，並暢銷不衰，至今仍是歐美各大學歷史課堂上的必讀經典。而伯裡對政治史和希臘歷史總體進程的把握，對中國讀者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

J．B．伯里（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是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古典學家和文獻學家，1902年獲任劍橋大學欽定近代史講座教授。曾涉足多個領域的研究，包括古代希臘、古代羅馬、19世紀教皇史、西方思想史等，而尤以晚期羅馬帝國史和拜占庭史見長。
其代表作有《晚期羅馬帝國：從阿卡狄烏斯到愛里尼》（1889年）、《東羅馬帝國史：從愛里尼垮臺到巴塞爾一世登基》（1912年）、《希臘歷史學家》（1909年）、《思想自由史》（1914年）、《進步的觀念》（1920年）、《晚期羅馬帝國史：從提奧多西一世之死到查士丁尼之死》（1923年）、《19世紀教皇史，1864—1878》（1930年）等，並曾為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做校勘和注釋。

伯裡和他的《希臘史》

 

晏紹祥（首都師範大學）

 

西方人撰寫希臘史的嘗試，最遠也許可追溯到歷史之父希羅多德。他的《歷史》既是當時希臘人所知道的那個世界的歷史，也是希臘世界的通史。他的筆觸上及傳說中的米諾斯王，下到他自己所處的時代（西元前478年）。那些居住在黑海、小亞細亞、愛琴海北岸、西西里和大希臘，以及北非地區的希臘人的歷史，得到了與本土希臘人歷史同等的對待。在他之後，雖然修昔底德的斷代史傳統一度受到青睞，續篇不斷，但在埃弗魯斯（Ephorus）和西西里的狄奧多魯斯（DiodorusSiculus）的著作中，我們仍能看到通史傳統的延續。可惜他們的著作都沒有完整地流傳到今天。埃弗魯斯的著作僅有少數殘篇，連輪廓都難以恢復。狄奧多魯斯的著作也大多失傳，但還能看出個大概框架。他的敘述上起希臘傳說中的遠古，下到自己所處的時代，於西部希臘人的歷史敘述尤詳。

近代西方撰寫古代希臘通史的努力，似乎始自18世紀的英國。在此之前，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馬布裡（Abbede Mably）曾撰寫《希臘史論》（Observationson the Greeks），羅林（Charles Rollin）的《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Egyptians, Carthaginians, Assyrians,Babylonians, Medes and Persians, Macedonians and Grecians）中，也有關於古希臘史的系統敘述。不過前者更多地把古代希臘作為自己闡發政治思想的噱頭，後者大多遵從古代文獻，缺乏足夠的歷史批判精神。只有在英國，希臘史才真正成為一個供人們研究的物件。莫米利亞諾曾經提到，歐洲大陸上的學生閱讀的希臘史，最初大多出自英國人之手。最早的一種，就目前能看到的資料而言，可能是牛津大學林肯學院的湯瑪斯·亨德（Thomas Hind）的著作。1707年，他出版了一部上起希臘的傳說時代，下到伯羅奔尼薩斯戰爭爆發止的《希臘史》（The History of Greece）。他的著述體現出最初的歷史批判精神，在序言中明確區分了傳說時代和歷史時期，並把古代奧林匹亞賽會開始的西元前776年作為希臘信史的開端，預示了19世紀中期格羅特（George Grote）的看法。戈德史密斯（OliverGoldsmith）的《希臘史》（History of Greece）同樣對傳統持懷疑態度，對傳說時代僅給予了很少的篇幅，第二章就到了斯巴達的萊庫古改革。在他們之後，希臘史受到越來越多的注意。羅伯遜（William Robertson）和斯坦延（TempleStanyan）先後出版了他們各自的《古希臘史》（前者為Historyof Ancient Greece，後者為The Grecian History: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Philip），蘇格蘭王室歷史學家格利斯（John Gillies）也出版了兩卷本的《古代希臘史》（Th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在此之前兩年，米特福德（William Mitford）《希臘史》（Historyof Greece）的第一卷已經面世，到1810年該書8卷出齊，是為近代第一部多卷本古希臘通史性著作。因米特福德之書具有相當的學識，特別是其對民主政治的批評，頗合害怕法國革命的英國人口味，一度廣受歡迎。雖然如此，這些著作對古代文獻的批評仍嫌不足，而關於古代希臘史的下限，也是百花齊放，有寫到希臘化時代末期的，有寫到馬其頓的腓力之死的，也有寫到伯羅奔尼薩斯戰爭爆發的，個別的還有寫到羅馬帝國時代的。

19世紀歷史學的專業化，資料的積累和專題性研究的拓展，讓希臘史研究越來越專門和細緻，對資料的批判，也愈益深入。反映到通史著述上，一個重要的表現是有關著作的篇幅穩步增長，而對史料本身的研究，成為史學家的基本任務。桑沃爾（Connop Thirwall）的《希臘史》為8卷，已經對古代文獻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懷疑，而且開啟了為民主政治辯護的傳統。但他過於持重，在討論完民主政治的優點後，總不忘提醒人們它的弱點，導致敘述平淡，觀點過於四平八穩，因而影響不夠顯著。格羅特（George Grote）的鴻篇巨著《希臘史》為12卷。格羅特最大的貢獻，一是對資料本身的批判，直接拋棄了傳統，公開宣佈古代希臘的信史只能從西元前776年開始。二是為雅典民主政治辯護。他系統清理了古代作家在民主政治問題上的各種偏見，在智者運動、蘇格拉底的審判、雅典在伯羅奔尼薩斯戰爭中的策略與失敗等主要問題上，都提出了與其前驅頗為不同的看法，在西方學術界和思想界產生了巨大影響。用莫米利亞諾的話說，此後歐洲大陸和英國的希臘史研究，基本圍繞著格羅特展開，不是支持他的論點，就是與他論戰。

格羅特的巨著出版後，古希臘史的面貌的確與過去不同了。在英國，直到19世紀末，格羅特的觀點基本左右著希臘史研究。海德拉姆（John Headlam）關於雅典抽籤選舉的著述，大多是對格羅特觀點的細化和深入；齊默恩（Alfred Zimmern）轉換視角，更多地從國家制度與文化、文明發展的關係入手，為雅典民主制度寫出了一首讚美詩；只有保守的格蘭迪（G. B. Grundy），才能在20世紀初年初次對格羅特提出嚴肅的挑戰。歐洲大陸上，杜裡伊（Victor Duruy） 4卷的《希臘史》精神上接近格羅特，並一度遭遇批評。但據他自稱，在格羅特的著作出版後，他的日子好過了不少。科修斯（Ernst Curtius）和貝洛赫（J. Beloch）的同名著作（Griechische Geschichte）各4卷，但篇幅都不小，大多超過兩千頁，有些甚至超過3000頁。科修斯曾長期在德國主持考古發掘，其著作主要是希臘文化史，於希臘景物描寫尤其擅長，帶有抒情和感傷的韻味；貝洛赫以研究人口問題起家，以解讀和批判古代文獻見長，觀點上更傾向於批判而非贊同民主政治。布佐爾特（Georg Busolt）擅長的是希臘政治史，曾寫有《拉凱戴蒙人及其同盟》（Die Lakedaimonier und Ihre Bundesgenossen）、《希臘人的國家》（Griechische Staatskunde）等重要著作，其《希臘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以學術性知名，對資料的批評和觀點都很有可觀，但該書同樣篇幅宏大，原本計畫寫到喀羅尼亞戰役，但寫了3卷4冊，只寫到伯羅奔尼薩斯戰爭。邁耶（Eduard Meyer）的《古代史》（Geschichtedes Altertums）有5卷，其相當部分與古希臘史有關，但也只寫到西元前4世紀初。

然而，上述這些著作多附有大量注釋，包含眾多資料批判和學術史探討的內容，是地道的研究性專著。閱讀這樣的著作，不僅耗時，考驗一個人的忍耐力，而且需要有比較扎實的古典文獻學和歷史學基礎，它們的讀者，多數只能是那些專業研究者。可是，大量的社會讀者，包括學校中學習古典學的大學生們，顯然無此能力和條件。因此，社會需要一部篇幅適中、能夠反映學術進展的單卷本希臘史。

有意思的是，完成該任務的居然是伯裡。所以用“居然”，是因為伯裡當時並不以希臘史研究見長。他生於1861年，4歲開始學習拉丁文，10歲開始學習古希臘語，後來還學了包括俄語、希伯萊語和敘利亞語在內的多種語言。他大學時的專業是古典文獻學和道德哲學，但對詩歌有濃厚的興趣，尤其喜歡勃朗寧。1882年，他以優異成績從都柏林大學畢業，1885年成為該校教師，1893年年僅32歲時晉升為教授。他雖然校勘和編輯了優裡庇德斯和品達的作品，但並不以希臘史見長。確立他在史學界聲譽的，是他的晚期羅馬帝國史研究。1889年，時年不過28歲的他出版了兩卷的《晚期羅馬帝國：從阿卡狄烏斯到愛裡尼》（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後來還陸續出版了《東羅馬帝國史：從愛裡尼垮臺到巴塞爾一世登基》（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from the Fall of Irene to theAccession of Basil I）、《晚期羅馬帝國史：從提奧多西一世之死到查士丁尼之死》（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the Death of Justinian），把東羅馬的歷史從羅馬帝國分裂一直寫到9世紀中期。此外，他校勘和注釋了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為這部名作錦上添花。除晚期羅馬帝國外，他還涉足西方思想史，寫有《思想自由史》（已有中譯本。宋桂煌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和《進步的觀念》（已有中譯本。範祥濤譯，上海三聯書店，2005）和《聖派翠克傳》。他主編了《劍橋古代史》，參與了《劍橋中世紀史》和《劍橋近代史》的寫作與規劃，可能是英國學者中唯一同時為劍橋的三部歷史寫稿的學者。在希臘史領域，他最主要的著作是1909年出版的《希臘歷史學家》（The GreekHistorians）。但那是在他寫出自己的《希臘史》8年後，受哈佛大學邀請所做的講座的講稿。因此，在《希臘史》之前，他不曾寫過有關古希臘史的任何專著。

但是，正是這本看似出自外行之手的單卷本《希臘史》，成為迄今為止西方最為成功的學術著作之一。我們只要看看該書重印的次數，便能發現它受歡迎的程度。1900年7月，它由麥克米蘭公司初版，當年10月即重印。在1913年該書第二版出版之前，先後重印了8次。第二版推出後，該書仍廣受歡迎，到1951年第三版推出之前，12次重印。哪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期間，它也平均每兩年重印一次。1927年作者去世，此後該書陸續推出了修訂第三版和第四版，仍然暢銷不衰。1975年，該書經羅素·梅格斯（RussellMeiggs）修訂出了第四版。新版主要根據考古新進展改寫了其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即關於愛琴文明和早期希臘的兩章，並增補了參考文獻。其他正文一仍其舊，只是在注釋中對最近的發展做了說明。修訂版似乎更受歡迎，截至1980年，每年重印一次。時至今日，該書仍是西方大學歷史和古典學本科教學的基本教材。筆者曾就希臘史教材的版本問題，先後與原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格拉姆（A. J. Graham）教授和英國牛津大學羅森博士（ElizabethRawson）交流，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表示，雖然哈蒙德（N.G. L. Hammond）和西利（R. Sealey）都各自出版了他們的希臘史，但在教學時，他們仍選用伯裡之書作為教材。蓋因哈蒙德《西元前322年之前的希臘史》雖然出自權威的希臘史家之手，提供了某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且在註腳中提供了古典文獻的來源，但格拉姆和羅森都不約而同地表示，該書的可靠程度較伯裡稍遜。羅森更具體指出，如果你追蹤哈蒙德提供的古典文獻出處，有時可能會找不到相關記載！西利的著作主要是關於古代希臘城邦的，缺少了愛琴文明部分，另外，其框架可能也有不如人意之處。筆者當年初入希臘史之門時，導師胡鍾達先生要求我們閱讀的，仍是伯裡這本書。

在古史學界，伯裡此書也得到相當高的評價。古奇認為：“伯裡是唯一其他利用大量新資料的人，這部比較簡明的總結既有科學性，又有通俗性，是一篇出色的導論。”湯普遜評價道，“這位拜占廷學者站得高看得遠，寫了一本最好的古希臘史教程。”1951年該書修訂第三版出版時，知名古史學家卡瑞甚至認為，經歷50年之後，儘管希臘史研究已經轉向社會和經濟領域，但這部以政治和軍事為主要內容的著作，似乎變成可以與格羅特的《希臘史》比肩的經典了，因為伯裡“興趣的範圍超越了他的時代，總體上恰當地處理了希臘文明的多樣性”。此後，儘管西方出版了不少單卷本的希臘史著作，如波麥羅伊等的《古代希臘：政治、社會與文化史》（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莫里斯和鮑威爾的《希臘人：歷史、文化和社會》（格致出版社，2014年）等，在諸多問題上，吸收了20世紀以來古希臘史研究多方面的成果，特別是在早期希臘史和西元前4世紀部分以及社會經濟史方面的成果，使希臘史變得更具綜合性，但伯裡這部著作仍未失去其價值。

古代希臘的歷史到底應當包括哪些內容，以何者為主線，在伯裡的時代，甚至在今天，都不是不言自明的。以西元前4世紀為例，《劍橋古代史》第1版的第6卷是把那個時期作為希臘城邦衰落、馬其頓統一希臘的時代；而該書第2版徹底顛覆了這個框架，希臘大陸不過是愛琴海世界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波斯、埃及、迦太基和黑海地區等，都先後被納入進來，城邦此時並未衰落，馬其頓的擴張，則被視為利用了此前希臘人某些創造的結果。伯裡從20世紀初年就多少留意到希臘世界的多樣性問題，把古代希臘人而不是巴爾幹半島上的希臘人作為他的中心，注意在希臘大陸之外，適當納入其他地區的歷史，包括小亞細亞、義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臘人的歷史，對這些地區的地位和影響，都給予了適當的注意。在上下時限問題上，眾所周知，在伯裡寫作希臘史之時，邁錫尼文明雖然已經被發現了20多年，但一些重要的遺址如派羅斯等仍深埋地下，線形文字B尚未公之於世，克裡特文明還等待著伊文斯去發掘，有關的研究尚未充分開展。但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伯裡敏銳地意識到，史前希臘將隨著考古發掘的進展，其面貌發生巨大變化，因此他在《序言》中告誡讀者，他所說的一切都只能是暫時的。有關的描述，只能是一些主要的特徵。儘管如此，他仍力所能及地對史前希臘的歷史發展進行了描述和歸納。至於下限，伯裡大體尊崇19世紀以來的習慣，將其確定在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去世之時。選定這個時間為下限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隨著希臘城邦獨立的喪失，西方人所欣賞的希臘城邦的自由與民主，逐漸從歷史中隱退。希臘化時代各君主國的相互混戰及其被羅馬征服的歷史，如古奇曾經指出的那樣，無論對格羅特，還是對伯裡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來說，都難以寫得精彩。喀羅尼亞戰役不僅意味著希臘霸權在雅典、斯巴達和底比斯之後落入馬其頓人之手，而且落入了非希臘人（馬其頓人被希臘人視為外國人）之手。儘管亞里斯多德那樣的希臘人可能並未馬上意識到希臘城邦和獨立從此終結，但希臘歷史自此和城邦時代告別，則是事實。伯裡的選擇，至今仍是眾多希臘史學者的一般選擇。

其次是地域上的取捨。他明確指出，因為文獻的缺失，古風時代以雅典和斯巴達為中心的希臘歷史顯然不能充分反映當時的實際，讀者必須注意此時小亞細亞、西西里和大希臘的希臘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雖然在有關古風時代的4章中，雅典和斯巴達占了3章，但第二章大體交代了古風希臘歷史發展的一般趨勢，在有關雅典和斯巴達的三章中，除敘述兩邦早期的歷史外，分別涉及立法運動、僭主政治、泛希臘性質的賽會、小亞細亞的理性主義等內容。到古典時代，撇開有關希波戰爭的兩章不論，雅典佔據了西元前5—前4世紀即一般所說的古典時代的中心。關於西元前5世紀的4章，基本都與雅典有關。但在有關西元前4世紀的各章中，斯巴達、雅典、底比斯、敘拉古和馬其頓輪番佔據舞臺中心。色薩利和卡利亞的試驗，也吸引了他的注意。伯裡甚至認為，希臘歷史的中心或者未來屬於這些地區。他把西西里歷史視為一個整體，即整個希臘歷史一部分的做法，而非打斷正常敘述的孤零零的一或兩章，尤其值得稱道。雖然弗裡曼（Edward A. Freeman）和後來的德國學者霍莫（AdolfHolms）等人都曾寫出過專門的西西里史，但如何把西西里納入希臘歷史的總體框架，至今都仍是一個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伯裡是西方較早認識到西西里歷史重要性的古史學家。他對整個著作大綱的安排，應當說大體符合歷史的實際，既反映了雅典在西元前5世紀作為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特徵，也照顧到西元前4世紀希臘歷史多中心的現實。

第三是內容上的取捨。在今人看來，一部綜合性的古代希臘史，當然應包含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多個方面。伯裡也承認，經濟和文化，特別是文化對古代希臘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但限於篇幅，他只是偶爾涉及，而以政治和軍事史為主。這裡有19世紀史學傳統的影響，也有篇幅上的考慮。如果把希臘人文化上的成就納入，有關哲學、文學和藝術的討論不免占去大量篇幅，反會沖淡政治史的主題。所以在其《序言》中，伯裡宣佈，他只會觸及那些與政治史聯繫特別密切的宗教與文化現象。從全書的佈局看，伯裡大體遵守了他給自己確定的原則，但有關宗教和文化的發展，特別是一些關鍵的階段，如俄耳菲斯主義、伊奧尼亞的理性主義、伯裡克利時代的智者運動、亞里斯多德等，仍然出現在了本書中，有些是作為政治變遷的原因，有些是作為政治變遷的結果，是政治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樣的處理，雖然可能對希臘人不夠公正，更不能讓今人感到完全滿意，但強化了該書的核心框架，讓它具有了修昔底德的風格：集中在自己的主題上，其他所有內容，無論多麼有趣，一律捨棄。該書一直受到推崇，這也許是重要原因之一。

尊重文獻，敘事平實，可能是該書最顯著的特點。伯裡可能是朗克主義的信徒，對歷史的科學特徵篤信不疑，認為“歷史是一門科學，不多也不少”，並在研究中努力實踐。科學性的保證，來自對文獻的批判和解讀。古奇也認為，《希臘史》的優點之一，是對原始文獻的利用。文獻的充實與否，直接影響到篇幅的分配。文獻相對較少的古風時代只有4章，以大體交代歷史線索為滿足。西元前5世紀，雅典的文獻相對充分，不可避免地成為敘述的中心。但是，他並未讓西元前5世紀的篇幅大得遮蔽其他時代。到西元前4世紀，非雅典的文獻逐漸增加，同時也因為歷史中心在不斷轉移，其他地區得到的篇幅相應增加。不過伯裡對於文獻並不是一味輕信，他有自己的立場和原則。這裡以第三章關於早期斯巴達歷史的論述為例略做說明。

有關早期斯巴達的古代文獻稀少，同時代的文獻幾乎沒有，後代的記載因為所謂的斯巴達奇跡的干擾，存在對斯巴達嚴重理想化的傾向，但關於其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論述，頗有文獻傳世。因此，該章的論述以斯巴達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為中心，他首先概述了斯巴達的政治制度，接著是對美塞尼亞的征服及其影響，以及斯巴達政體與克裡特政體的比較。在這裡，我們能清楚地看到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希羅多德、修昔底德以及色諾芬等人的影子。像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一樣，伯裡認為斯巴達政體具有混合性質，其中包含著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並且把它與克裡特政體進行了比較。准此而論，他的觀點與古代文獻沒有本質衝突。但對這些現象的解釋，體現了伯裡的洞察力。關於監察官的權力，他認為有一個發展過程，他們最初本為國王指定的、分擔司法職能的官員，在平民與王權和貴族的衝突中，他們的權力逐漸增強，到西元前7世紀才贏得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其典型表現，是監察官與國王之間誓言的交換。所以，監察官具有民主特徵，是人民的代表。至於斯巴達混合政體形成的原因，伯裡承認那是斯巴達保守的結果，但覺得斯巴達與其他希臘城邦的差異，在於當其他城邦廢止王政時，斯巴達削減了國王的權力；在其他城邦走向民主時，斯巴達確實授予了人民代表巨大權威，但仍保留了世襲王權和貴族議事會。關於斯巴達和克裡特政體，他認為兩者之間最明顯的區別，是克裡特政體中沒有任何民主色彩。他看到斯巴達的制度與風俗與其社會結構之間存在密切聯繫，但又認為不僅如此，因為在古代希臘人看來，斯巴達那種政體最具簡樸而完善的美感。斯巴達政體所以得到希臘人無限的景仰，正在於此。

持論平允，少有驚人之論。作為一部面向社會和大學生的教科書（該書最初就是作為教科書出版的），將希臘歷史的輪廓用平實的語言敘述出來，當然是最重要的。全書的主體是敘事，將古代希臘人的歷史，從史前按部就班地一直敘述到亞歷山大大帝之死，其中包含大量具體的史實。如前所述，在敘述時，他更願意用希臘人的資料來敘述希臘史。關於希波戰爭和伯羅奔尼薩斯戰爭的敘述，他基本遵從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諾芬，尤其是關於伯羅奔尼薩斯戰爭的敘述，他幾乎亦步亦趨地追隨了修昔底德。不過希臘歷史上的許多問題並無定論，有些問題上的爭論還相當激烈。對一些問題，例如對雅典民主的評價，關於伯羅奔尼薩斯戰爭的責任與交戰各方的戰略，對智者的評價，亞里斯多德對城邦的推崇，不免涉及價值判斷。在這些地方，伯裡從他一個自由主義者和理性主義者的立場出發，確實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在雅典民主政治問題上，他大體追隨格羅特，對伯裡克利多有推崇，對雅典的擴張行動不乏肯定；對智者，則指出他們的壞名聲，可能來自社會的偏見，完全是非歷史的，因為他們傳播了思想，極大地豐富了希臘人的知識，雖然相互之間觀點很有差異，但“他們都是理性主義者，啟蒙的傳播者”。對西元前4世紀的雅典民主，他顯然充滿了欽佩之情，“在推翻三十僭主後，民主派的政治家在處理他們遇到的困難時，顯示了智慧和穩健，與其他希臘人國家在面對類似危機時的暴力和復仇恰成對照。”民主政治恢復後的大赦，有助於民主派和寡頭派的和解，“特拉敘布魯斯（Thrasybulus）和他的同僚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的策略和智慧，是對他們國家最大的貢獻。再無任何寡頭派陰謀威脅到雅典國家內部的和平；再無任何公民——如果他不是一個哲學玄想者——會質疑民主政治。”對於雅典人判決蘇格拉底死刑，他像格羅特一樣，認為蘇格拉底本是民主政治的產兒，在回應指控時不夠完美，所以根據雅典法律，對他的判決並無不當，“沒有比蘇格拉底更好的人，但他的控告人也是完全正確的”。它表現的是“古老秩序的精神對個人主義興起的抗議”。

在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問題上，他指出僅戰爭名稱本身，就顯示了歷史學家對雅典的同情，因為修昔底德從未使用過這個稱呼。在伯羅奔尼薩斯人看來，這場戰爭也許更應該稱為“阿提卡戰爭”。對於戰爭責任，他指出，雅典決心不顧希臘的反對維持自己的海上帝國，在這個意義上她應當對戰爭的爆發負責。但僅此而已，雅典根本沒有征服和統治全希臘的意圖和野心，更不能說雅典政治領袖為擺脫國內危機，蓄意發動戰爭。至於伯羅奔尼薩斯方面，他認為科林斯是主要煽動者，斯巴達不過是個三心二意的領袖，被盟友的鞭子趕著前行。這種各打五十板的看法，在某種意義上是修昔底德說法的伯裡版本，今天的不少學者可能不會太贊成，但支持者，即使在今天，可能也不會太少。甚至在論及雅典遠征西西里失敗時，伯裡似乎仍保持了他的平常心。他認為遠征並不像最初看起來那麼瘋狂，所有條件都有利；雅典人的向西擴張，是其控制東部地中海地區後的自然行動。它所以失敗，是因為雅典人錯誤地把它委託給了尼西阿斯以及召回亞西比德，它表明雅典的政體或者運作確實有些問題，而依賴公民大會指揮這樣一場遠征，也的確對遠征失敗產生了影響。對於指揮遠征的尼西阿斯，他承認此公是一個勇敢的士兵，一個和藹的人，但作為政治家和將軍，都過於靦腆，且受到迷信的影響，“如果腦子更好一點，他也許就不會讓他的國家滅亡了。”對於雅典人遠征敘拉古的失敗和全軍覆沒，“雅典人的悲劇性命運在我們心中激起了如此深刻的同情，以至於我們幾乎忘記了同情因解放而欣喜的敘拉古的兒子們。但他們值得我們同情，他們已經經歷了一場嚴酷的考驗，消滅了強大的、意在剝奪他們自由的入侵者”。後來，他還談到了西西里錢幣打造技術的完美，並將其與希臘本土的歷史加以比較。在其他眾多問題上，伯裡的看法大體相類，表現得似乎不偏不倚。相對平允但不乏精彩的論證，可能是該書受到歡迎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希臘史》出版至今已100多年。在此期間，希臘史的許多領域都取得了新進展，其中最明顯的是在早期希臘史領域。愛琴文明研究有了長足發展。1900年，伊文斯發現了克裡特的克諾索斯王宮。此後，英國考古隊與其他國家的考古學者先後在克裡特和愛琴海中的島嶼上，發現了大量的宮殿遺址和文物，揭示出一個全新的文明。伊文斯還根據克裡特文物與埃及和西亞文物的對應關係，對克裡特文明做了開創性的研究，確立了它的年代學框架。在希臘大陸上，1939年布列根在派羅斯的發現具有決定性意義，他發現了傳說中的所謂涅斯托爾的王宮，以及大量泥版文書，並將它們公之於世，為學術界的研究提供了最為充分的第一手資料。1952年，英國年輕的建築工程師文特裡斯（M.Ventris）與劍橋大學的柴德威克（J. Chadwick）合作，成功解讀了邁錫尼的線形文字B，從而把愛琴文明研究置於牢固的文獻和考古基礎之上。關於荷馬與邁錫尼世界的關係，如今的人們已經有了全新的認識。荷馬的描寫，更多地代表著古典希臘文明的起點而不是愛琴文明的殘餘。關於古風時代的希臘，如今人們關注的是希臘城邦的形成。東方文明對希臘的影響，近20年來得到越來越多的強調。在阿爾米那和賽普勒斯等地的發掘，表明希臘與東方的聯繫，可能早在西元前9世紀就已開始，遠早于伯裡設想的西元前7世紀，其影響的路徑，也不僅僅是通過呂底亞，還應包括西亞和埃及。關於希臘金屬錢幣產生的年代，因為新的定年方法的採用，也被下移到西元前6世紀。亞里斯多德有關梭倫幣制改革的記載，為考古證據所否定。在古典希臘史領域，20世紀上半期麥瑞特（B. D. Meritt）等人有關雅典帝國貢金的研究，讓我們對雅典帝國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提升。鐘斯、芬利等人有關古代經濟和政治的新看法，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雅典民主政治一貫的惡劣形象。20世紀後期有關伯羅奔尼薩斯戰爭以及城邦危機的研究，也部分改變了西元前4世紀希臘黯淡無光的歷史圖景。但總體上看，伯裡有關古風和古典時代希臘歷史的總體框架，仍然是合理而且有說服力的。哈蒙德《西元前322年以前的希臘史》並未能取代伯裡，西利的《希臘城邦史：西元前700—前338年》更無此可能。最近出版的波麥羅伊（Sarah Pomeroy, et al）等撰寫的希臘史，確實汲取了20世紀以來的新成果，也更具綜合性，把經濟、婦女和家庭等內容納入歷史之中，並把古代希臘的歷史敘述到了希臘化時代末期。在編寫方法上，也借鑒了伯裡的某些做法。但伯裡對政治史和希臘歷史總體進程的把握，對中國的讀者來說，仍具有重要的意義。

卷一目錄
伯裡和他的《希臘史》| 001
序　言| 001
引言：希臘與愛琴海| 001
第一章　希臘的發端與英雄時代
• 第一節　希臘人溯源| 009
• 第二節　愛琴文明：克裡特| 011
• 第三節　邁錫尼文明 （前1600年—前1100年）| 023
• 第四節　阿凱亞人與特洛伊戰爭| 040
• 第五節　荷馬史詩| 048
• 第六節　政治與社會組織| 051
• 第七節　多利亞人的征服| 056
• 第八節　希臘人在愛琴海東部的擴散| 064
• 第九節　希臘君主制的衰落與共和制的興起| 075
• 第十節　腓尼基與希臘的交流| 078
• 第十一節　希臘人對早期希臘史的重構| 081
第二章　希臘的擴張
• 第一節　希臘殖民的起因和特徵| 091
• 第二節　優克辛海、普羅蓬提和愛琴海北部地方的殖民地| 095
• 第三節　西部地中海的殖民地| 099
• 第四節　貿易和海事活動的增加| 116
• 第五節　呂底亞對希臘的影響| 122
• 第六節　埃及的開放| 126
• 第七節　庫列涅| 129
• 第八節　希臘世界公眾的不滿情緒| 131
第三章　斯巴達的崛起　貴族政體的衰落
• 第一節　斯巴達及其政體| 137
• 第二節　斯巴達征服美塞尼亞| 144
• 第三節　斯巴達的內部發展及其制度| 149
• 第四節　克裡特的政體| 157
• 第五節　阿爾哥斯的霸權和衰落　奧林匹亞賽會| 161
• 第六節　民主運動　立法者和僭主| 166
• 第七節　中希臘的僭主政治| 171
• 第八節　神聖戰爭　泛希臘賽會| 182
第四章　阿提卡的統一和雅典民主制的奠基
• 第一節　阿提卡的統一| 191
• 第二節　雅典共和國的建立| 197
• 第三節　西元前7世紀的貴族政治| 200
• 第四節　梭倫立法與民主制的奠基| 211
第五章　西元前6世紀雅典的崛起
• 第一節　薩拉米斯和尼薩亞的征服| 225
• 第二節　庇西特拉圖治下的雅典| 228
• 第三節　斯巴達的發展和伯羅奔尼薩斯同盟| 239
• 第四節　庇西特拉圖家族的倒臺和斯巴達的干預| 242
• 第五節　國王克利奧蒙尼與斯巴達的第二次干預| 246
• 第六節　克裡斯提尼改革| 248
• 第七節　民主制的第一次勝利| 254
第六章　波斯向愛琴海的推進
• 第一節　波斯的崛起和呂底亞王國的滅亡| 261
• 第二節　波斯對亞洲希臘人的征服| 272
• 第三節　波斯對埃及的征服　薩摩斯的波利克拉特斯| 276
• 第四節　大流士治下的伊奧尼亞| 279
• 第五節　大流士遠征歐洲：征服色雷斯| 284
• 第六節　伊奧尼亞人反抗波斯的起義| 288
• 第七節　大流士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歐洲遠征　馬拉松戰役| 295
• 第八節　雅典與埃吉那的爭端| 307
• 第九節　雅典民主制的發展| 310
• 第十節　即將成為海上強國的雅典| 313
地圖目錄
• 圖1-1　米諾斯時代的克裡特| 012
• 圖1-3　特洛伊衛城及周邊主要考古地層分佈狀況| 015
• 圖1-8　梯林斯衛城平面圖| 026
• 圖1-13　晚期希臘底III C時的主要聚居地| 036
• 圖1-14　阿爾哥利斯西部地形| 039
• 圖1-19　古典時代希臘各方言分佈圖| 061
• 圖1-20　前11世紀—前8世紀希臘人在愛琴海東岸的殖民地| 065
• 圖2-1　希臘人的和腓尼基人的殖民地| 092
• 圖2-2　希臘人在優克辛海的殖民地| 098
• 圖2-3　大希臘與西西里| 102
• 圖2-4　西西里各部族大致分佈情況| 105
• 圖2-5　西元前500年前後的第勒尼安海周邊地區| 106
• 圖2-8　瑙克拉提斯及周邊的尼羅河三角洲| 128
• 圖3-2　古典時代的拉哥尼亞和美塞尼亞| 145
• 圖3-4　古典時代的伯羅奔尼薩斯半島| 162
• 圖3-5　奧林匹亞平面圖| 163
• 圖3-8　利蘭丁平原及周邊地區| 174
• 圖4-1　阿提卡和雅典| 192
• 圖6-1　古典時代賽普勒斯島上的10個王國| 262
• 圖6-4　波斯帝國及禦道| 281
• 圖6-6　馬拉松的地貌及戰前雙方佈置| 297
• 圖6-7　馬拉松戰役示意圖| 300
插圖目錄
• 圖1-2　法埃斯圖斯圓盤B面| 013
• 圖1-4　克諾索斯“御座廳”陳設復原圖| 018
• 圖1-5　克諾索斯王宮的鬥牛壁畫| 020
• 圖1-6　梯林斯衛城正門入口及城牆| 024
• 圖1-7　邁錫尼的獅門實景圖| 025
• 圖1-9　修復後的一座派羅斯圓頂墓外觀| 029
• 圖1-10　邁錫尼武士雙耳杯| 031
• 圖1-11　邁錫尼彩釉陶瓶| 032
• 圖1-12　瓦菲奧“公牛杯”| 033
• 圖1-15　米科諾斯陶瓶| 047
• 圖1-16　西元前16世紀青銅匕首上的獵獅場景| 048
• 圖1-17　阿喀琉斯之盾| 049
• 圖1-21　出土于恩科米的邁錫尼風格黃金瑪瑙項鍊| 073
• 圖1-22　現存最早的希臘語銘文| 081
• 圖2-6　阿提卡黑畫陶上的商船| 119
• 圖2-7　腓尼基人的二列槳船| 121
• 圖2-9 阿爾凱西拉斯陶杯畫像| 130
• 圖3-1　拉凱戴夢的政治結構| 138
• 圖3-3　正在訓練的斯巴達年輕人| 152
• 圖3-6　薩福和阿爾凱俄斯| 170
• 圖3-7　歐律斯透斯藏到甕裡| 172
• 圖3-9　德爾斐神廟遺址及其附近地形| 183
• 圖4-2　雅典衛城遠眺| 193
• 圖4-3　雅典娜與波塞冬| 195
• 圖4-4　古風時代晚期提秀斯的形象| 196
• 圖4-5　從衛城俯瞰戰神山| 202
• 圖4-6　狄皮倫陶瓶（西元前8世紀中期）| 205
• 圖4-7　復原後刻寫梭倫法律條文的阿克索涅斯| 218
• 圖5-1　斯基泰弓箭手| 231
• 圖5-2　陶畫中的狄奧尼索斯| 238
• 圖5-3　弑僭主者| 244
• 圖6-2　古典時代小亞細亞的地理區劃| 266
• 圖6-3　希臘陶畫上的克洛伊索斯| 271

第一節　希臘人溯源

 

【5】 歐洲文明發端於希臘，我們可將希臘的歷史追溯到3000多年前。西元前13世紀，從色薩利以北山區到南部阿爾哥斯、拉哥尼亞、美塞尼亞，遍及整個希臘半島的居民都講希臘語。但如試圖追溯並發現這些操習希臘語的民族來自何方，遷入這塊土地已歷時多久時，我們就會發現幾乎沒有一個問題能有確定無疑的答案。

如今我們所知的最早文獻記錄——荷馬的《伊利亞特》，涉及的是西元前13世紀的希臘人及其文明。此時，在所有希臘人中，最突出、勢力最強大的是阿凱亞人。但是，阿凱亞人的勢力和地位是最近才獲得的。此前，其他支派的希臘人或許也曾獲得過類似的地位，儘管他們的影響力可能不及阿凱亞人。根據傳統說法，皮拉斯吉人是生活在希臘地區的土著居民，他們一度統治著希臘的大部分地區。*[1]但是，對於他們是否屬於希臘人仍存爭議，有學者認為他們操習的並非希臘語。自有記憶以來，阿卡狄亞的山地居民就居住在那裡，操著純正的希臘語。他們吹噓說，自月亮女神誕生以來，他們就生活在阿卡狄亞群山之中。

雖然可以肯定，在阿凱亞人時代（西元前13世紀到前12世紀）之前，希臘人就已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但是，希臘半島並不總是僅僅屬於希臘人。希臘人最初到來的情況已被其子孫後代遺忘殆盡，現代學者也無法確定其時間。學者們推斷，入侵者的老家位於巴爾幹半島西北地方。*[2]他們南遷的人口如此之多，以至於使新發現地方的土著語言完全消失。被希臘人征服的居民學會了這種新語言，並將他們自身的語言完全遺忘。但土著居民稱呼某些山川和岩石的名字卻永遠保存了下來。【6】科林斯、梯林斯、帕那蘇斯、奧林玻斯、阿爾涅、拉里薩都是希臘人從土著居民那裡繼承過來的名稱。在小亞細亞西海岸也發現了一些類似名稱，這表明那裡的原初居民與希臘的土著居民屬於同一種族，散佈在愛琴海的東西海岸。

希臘人移居到希臘地區歷經了3000年，這種觀點想必不會有太大謬誤。他們的征服是一批又一批人通過逐漸滲透而非一大撥移民通過一次戰爭完成的，該過程歷經多個世紀。**[3]西元前2000年前後，作為印歐人的天神，宙斯受到希臘人廣泛而持久的崇拜和祭祀。

在歷史上，這批完全忘記其遠古世系的希臘人並不是這些入侵者的唯一子嗣。被征服者並未完全被消滅或清除。有學者強調土著居民被徹底清除，新來者擁有了一片全新的潔淨空間；不過，這種觀點無疑是錯誤的。這源於他們對希臘人的語言和種族的錯誤推導，認為希臘人、羅馬人、凱爾特人、日爾曼人、斯拉夫人、伊利裡亞人、弗裡吉亞人、亞美尼亞人、波斯人、古代印度人都是雅利安人的後代，都操同類的語言，因此文化更優越。正如其後歷史發展證明的那樣，希臘語充滿活力，富於技巧，[4]擁有土著語言難以企及的優勢，因此能完全取代原來的語言。無論在哪個地方，一旦希臘人定居下來，希臘語將很快成為當地的通用語言。但是，語言的消失並不意味著原有居民的滅絕。在希臘人定居或征服的土地上，所有人都操希臘語，並忘記他們原來的語言。新舊居民逐漸融合，[5]征服者的印歐諸神不得不最終與土著的神靈協調共生。

 

第二節 　愛琴文明：克裡特

 

我們可以相信，如果自可以追溯的時代開始，希臘本土居住著的都是希臘人，那麼在附近海域存在著一種偉大的非希臘文明。【7】該文明的影響力遠超其外在的物質財富，當今人們對這種文明的瞭解遠勝於那時的希臘人。直到不久之前，人們才意識到“愛琴文明”的存在。正如其名稱表明的那樣，這種文明蓬勃生長在克里特島、米洛斯島及愛琴海的其他島嶼上。這種文明發端於遠古石器時代，到西元前三千紀末，克裡特的實力和輝煌甚至可以與聲名更響亮的埃及文明和巴比倫文明一較雄長。不少展現克裡特文明偉大成就的紀念物已被挖掘出土。儘管希臘傳統中對克裡特的海上實力有一定記憶，但沒有人會預料到該島曾是一個生活和藝術高度發達、類型各異的文明中心，其文明遠播地中海及周邊地區。

 

 

在西元前三千紀，克裡特經歷了從石器時代到金屬時代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同質文化的遺跡遍佈全島，其中，最具影響的是克諾索斯和法埃斯圖斯這兩個最強統治者駐留的城市。克諾索斯位於克里特島北側海岸的中部，在卡伊拉圖斯河（Cairatos）之畔，距離海岸只有幾裡之遙。西元前2000年前後，人們傍山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宮殿；法埃斯圖斯位於克里特島的南部，幾乎與此同時，也修建了一座宮殿式居所。[6]這兩座宮殿存在了幾百年。此時，克裡特標誌性的藝術品是成熟的多彩陶器。現存器物記載下克裡特藝術家的製作流程。例如，在一幅壁畫中，一個被塗成藍色的男孩拾起白色的番紅花放入陶瓶中。

克裡特文明最令人感興趣的一個事實是當時的人們已具備書寫能力。他們最初使用的是象形文字，即每個圖畫符號，【9】如牛首、門、眼睛等分別代表一個字元。[7]後來，他們也採用了線形文字系統，即每個字元代表一個音節。（法埃斯圖斯圓盤B面參見圖1-2）在一件出土于狄克泰山的飲器祭品上刻畫著此類字元，此時該山已成為一處聖所，後來的希臘人將其與宙斯的出生聯繫在一起。

 

 

對於用此文字書寫文獻的具體內容我們一無所知。不過，它可能並不屬於印歐語系，或許與呂西亞人或小亞細亞西部古代居民的語言同源。後來，當整座島嶼都希臘化後，東部地區還有人講一種奇怪的語言。現存的此類材料數量有限，學者們只可拼讀，但無法破譯其內容。自然，學者們推斷，它與前希臘時代的居民所講的是同一種語言。

約西元前1700年，克裡特歷史上這段輝煌文明告一段落，克諾索斯和法埃斯圖斯的宮殿遭受部分損毀。很有可能這是島內革命而非外族入侵的結果。此前與埃及頻繁而密切的交往也中斷了100多年。不過，新王朝很快佔據克諾索斯，進一步發展當地的文明，開啟了克裡特歷史上更輝煌燦爛的發展階段。

愛琴文明在克里特島達到頂峰，但在周邊基克拉底斯群島的某些島嶼上文明也在獨立發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米洛斯島。從米洛斯島的重要定居點菲拉科皮可探尋它持續發展的各個階段。米洛斯島盛產黑曜石，在石器時代及其以後的時代，人們對這種石材都有大量的需求，用其製作刀具和矛尖。這種石材大量出口，遠達埃及，這或許能解釋米洛斯島早期的繁榮。考古發現表明，希臘東海岸地區都不同程度受到這種海島文化的影響。

還需將視線轉向愛琴海北部的一個要塞，自西元前三千紀末開始，這座要塞就已矗立在特洛伊山丘上，鎮守著赫勒斯滂的入口處。但這並不是這座輝煌山丘上的第一座城池。（特洛伊衛城及周邊主要考古地層分佈狀況，參見圖1-3）該山丘海拔大約160英尺，【10】離斯卡曼德河岸不遠。防禦最早定居點的粗陋城牆由未經打磨的石頭壘建而成，現仍可找到一些殘存遺跡。在此發現了一些原始陶器和石質器物。一塊白色斧形軟玉表明，在那個遙遠時代，地中海地區已與遠東有一定的交流往來，因為這塊白玉肯定來自中亞地區，不過這種交流非常緩慢且並不持久（特洛伊II）。在這座原始城鎮的廢墟上興起了一座大城。這座城池下面鋪設有堅固的石質地基，上面環繞著太陽烤制的土磚修建的城牆。城牆上有三座城門，轉角處建有塔樓。此時，城內的居民還生活在金石並用時代，青銅還是稀有物品，陶器主要由手工製造。但是，從發現的精工製造的黃金飾品可見，此處頗為富庶。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座古老城池的宮殿構造。【11】在愛琴文明發端的最初階段，宮殿各房屋的構造已與1000多年後荷馬描述的完全相同。經過外門，會進入一座庭院，裡面建有祭壇；穿過庭院，進入一間正方形門廊；由此再進入大廳，大廳正中央的爐床裡燃燒著熊熊聖火。[8]

然而，敵人的戰火毀掉了這座城市，文獻並未留下任何它存在過的痕跡。七八個世紀後，這裡興起了那座著名的城市。從那座城市的前身中或許可以找到普裡阿摩斯王朝歷代國王繁榮富庶的秘密。

或許有人會問，在缺乏文獻資料的指引下，如何確定愛琴文明不同階段的順序，並確定每一階段的大致年代。在斷定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這個主要時間分界線後，陶器的形制和工藝成為確定每個階段相對年代的主要依據。從最簡單的陶質器皿和簡單的手工模具陶，到具有高度藝術性的、由陶輪製作的精工模具陶器，皆可按一定先後順序準確排列。因此，某一器物的年代可由同一個地層發現陶片所處的時間序列決定。而一旦根據陶片確定該器物的年代後，又可將這件器物作為確定其他遺物的另外一個參照標準。通過這種方法，從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克裡特文明的歷史被劃分為三個主要階段，即早期米諾、中期米諾和晚期米諾，每一個階段又被分為三個時期。[9]

正是因為與埃及的交流為斷定克裡特歷史事件的大致準確年代提供了一種可能手段，易言之，這種交流使克裡特的紀年與整個地中海世界的紀年聯繫起來。【12】因為在埃及阿比多斯（Abydos）辛努塞特三世（或稱塞索斯特裡斯三世）法老的陵墓中發現了一件克裡特生產的多彩陶皿，由此可以推斷，中期米諾II的大致時間是在西元前1880年前後。此外，在克諾索斯王宮發現了一尊以閃綠石雕刻的埃及人物小雕像，上面以埃及象形文字刻著此人的名字。從形制和式樣看，這是埃及第12或13王朝的作品，即西元前19世紀下半葉。[10]

西元前1600年前後，一個新王朝 （或許與此前的王朝屬於同一種族）開始統治克諾索斯。宮殿得到重建，而且規模更加宏大，雖然宮殿陳設更奢華，但其建築風格沒有任何變化。西元前1500年前後，人們對宮殿進行大範圍的改造。整座宮殿建築占地達5英畝，外面並未修建圍牆防禦，因為宮殿的主人確信其船隊完全可以抵禦外來的入侵者。中央庭院的東西兩側修建著眾多的房間和走廊，形成一個迷宮，從存留至今的樓梯看，部分建築甚至高達三至四層。每座宮殿正廳的一側都有一個開啟的豎井（或稱“採光井”）為大廳提供光線，這種豎井三面封閉，另外一面朝向大廳，人們用兩根或三根柱子將其隔開。宮殿內建有浴室，其下用管道鋪設著良好的排水系統；克諾索斯王宮的排水系統可能比其他地方類似設施的效果更佳，直到相當晚近才被超越。如果宮殿只是用作王室成員的住所，那麼就不必修建得如此龐大。其作用理應不只是居所，它不但是周邊地區或者整個克里特島的政府所在地，而且是整個海上帝國的首府。從檔案室找到的財政文獻看，帝國的政府機構精細地管理各條業務線。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高度發達的行政管理機構需要數量眾多的房間作為辦公場所。國王從屬地徵收的豐厚貢金都保存在宮殿裡，王室成員所需的日常物品和用於出口的物品也在宮殿裡製造生產。在宮殿中，還發現一架榨取橄欖油的榨油機和若干口巨大的儲油罐，【13】這表明，宮殿不但為自身提供烹飪和照明的油料，而且國王還可能從事油料貿易；此時，油料出口可能是克裡特的主要出口物品之一。宮殿還需為服務于國王的雕刻師和畫師提供食宿。現已發掘出了雕刻師的工作間，這證明王宮壁畫可能是現場完成的。

在這座寬敞的宮殿裡，最著名的房間之一是“御座廳”，從中央庭院經過一個前廳即可到達。（克諾索斯“御座廳”的陳設復原參見圖1-4）國王的御座是一張石質座椅，上面飾有多彩圖案。王座之前，沿牆壁兩側擺放著長椅。在這間大廳裡，國王與大臣們討論家國大事。大廳旁邊的房間完全敞開，裡面建有一個大水池，四壁飾有埃及風格的山水畫——河流、莎草、棕櫚，展現出埃及的人文風情。整座宮殿大多數的大廳和樓道皆飾以各種壁畫，其內容包括莊嚴的遊行，歡樂的男女，市井生活，但鮮見戰爭場面。此時的社會風尚在一系列的小型壁畫中得到生動的展現。婦女們慵懶地站在庭院裡或陽臺上，長髮經過精心修飾，妝容精緻，長袖蓬鬆，飄逸的荷葉邊長裙，配著緊身上衣，凸顯出嫋娜的風姿，她們似乎是當時最前衛時尚的追隨者。現存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身材高挑帥氣的侍酒人，他與在埃及底比斯發現的一幅繪畫中所反映的克裡特人（埃及人稱為凱弗提烏人）屬於同一種族，這幅畫呈現了西元前15世紀克裡特人向法老圖特摩斯三世覲獻禮物的場景。

在宮殿北側入口附近，後來的統治者修建了一座劇場，裡面大致可容納400名觀眾。修建劇場並非克諾索斯人的獨創，在此之前，法埃斯圖斯的宮殿中已修有劇場。與後來的劇場佈置不同，演奏區域並非半圓形，而呈矩形。表演內容可能主要是宗教性舞蹈，紀念克裡特的大母神，有時可能在此舉行拳擊比賽。從壁畫和寶石刻畫看，克裡特最盛行的娛樂項目是鬥牛比賽。但劇場的空間不夠開闊，選手們無法在此表演在牛背上翻越騰挪的雜耍。鬥牛表演非常盛行，有時婦女也會參加這項危險的競賽。在一幅壁畫中，一位小姑娘正抓住牛角，身體倒立，半懸空中。（克諾索斯王宮的鬥牛壁畫參見圖1-5）國王也會參加一些比較安靜的娛樂項目。宮殿裡發現了一張做工精美、設計優雅的鑲飾遊戲桌。這張桌子由象牙製成，【14】上面鑲嵌著金箔和水晶，水晶以深藍色琺瑯和銀白色錫箔裝飾，藍白相間，非常漂亮。[11]

在這座巨大宮殿的山腳，緊鄰河畔，距北入口以東大約130碼處，有一座規模較小的宮殿。學者們推斷，這可能是國王的夏宮。儘管規模稍小，但同樣奢華。在此發現了一隻華麗的彩繪陶瓶，代表著西元前16世紀克諾索斯制陶技術的最高水準。遺憾的是，該陶瓶因從樓上一間屋子掉下而摔壞。裝飾瓶上的紙草和蓮花顏色靚麗，形象突出，表現出它們的枝繁葉茂，茁壯優美。在這座較小的宮殿裡，也有一間“御座廳”。這是一間柱式大廳，長度超過12英尺，其設施的安排類似於羅馬法庭。

法埃斯圖斯王宮重建於西元前16世紀。與克諾索斯一樣，其宮殿也無防禦設施，且二者建築設計和風格幾乎一模一樣。在正中也有一個巨大的庭院，周邊是柱式的接待廳和貯藏室，西邊有一個較小的庭院。法埃斯圖斯王宮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其入口處的大門更加壯觀，沿著一條寬45英寸的12級臺階拾級而上才可抵達。雖然該王宮在規模上不及克諾索斯迷宮，四壁也沒有如此華麗和豐富的壁畫，但其外部看起來更加宏偉。這座宮殿依山而建，屋宇層層疊嶂，錯落有致。2英里外，在現名聖特裡亞達（HagiaTriada）的地方，發現了一座精心建造的別墅，這可能是為滿足周邊王國的統治者而修建的娛樂場所。[12]

離克諾索斯王宮不遠處一定曾有一座人丁興旺的城鎮。現已出土的克裡特市鎮主要集中在島嶼東部，發掘成果呈現出普通城鎮居民和工匠的日常生活情況。例如，現發掘出一處木匠的居所，裡面有他工作時的常用工具，包括鑿、鋸、錐、釘等。[13]【15】但是，對於諸如克諾索斯這樣繁榮城市的外觀，我們只能發揮想像力，根據宮殿裡發現的馬賽克畫推斷私人住宅的外部樣式。這些房屋大多為多層建築，也有少數僅有兩層或一層；每扇窗戶一般分為四到六格；頂層只有開口並無窗戶，大概也用作陽臺。克裡特的建築樣式與如今埃及的房屋極為相似。

此時，並無證據表明克裡特存在公共神廟建築。宮殿裡有聖所，克裡特人大概通常是在室內神龕前履行宗教義務。他們崇拜的主神是一位自然女神，希臘人稱其為瑞亞（Rhea），或許克裡特人對她也是如此稱呼。在藝術作品中常常出現祭祀場景，有時獅子成為女神的守衛者，有時鴿子成為女神的化身，有專門的女祭司為其服務。這位女神也常與一位男神同時出現，這可能是其配偶或者兒子，但男神的地位無疑低於女神。後來的希臘人認為，這位男神是瑞亞的兒子宙斯，由瑞亞在伊達山的山洞裡養育長大。與兩位神靈相伴的還有雙面斧，克裡特人認為這是神靈偶像的存在形式。在小亞細亞西部的卡裡亞也發現了類似的雙面斧崇拜。克諾索斯迷宮裡雙面斧是如此之多，以至於有學者將該宮殿稱為“雙面斧宮”。鑒於卡裡亞人稱雙面斧為Lybrys，學者們推斷這座宮殿就此被稱為了利布林圖斯（Labyrinthos），也即迷宮。由此可解釋一則奇怪的希臘神話的起源，即克諾索斯國王米諾斯為何將吞食海外供奉童男童女的怪物米諾陶（Minotaur）關在迷宮裡。或許宮殿複雜而奇妙的設計本身就是一個未解之謎。

長久以來，克裡特人已經熟悉書寫這種藝術形式。在稍後的時段，人們發明並使用一種全新且更先進的線形文字書寫體系。國王們借此保存下更精准的記錄和帳目。在克諾索斯王宮中已發現成百上千冊書寫文檔。這些文檔記載於一塊塊較小的菱形泥版上，【16】裝入木箱，加蓋封印。雖然現無法解讀這些文檔，但仍可識別其中的數位記號。克裡特人使用十進位，並使用分數。從頻繁使用的數位和數位中間插入的物品看，許多文檔與貯藏物品的帳目有關。克裡特有固定的計量制，其重量單位可能受惠于巴比倫王國，使用巴比倫的輕量制塔蘭特，但這種計量制是通過何種管道到達克裡特還未可知。克裡特人還擁有自己的金屬貨幣。考古還發現塊狀的金銀和鑄塊青銅，只有交換時頻繁使用它們，人們才可能將其製成如此形狀。

克諾索斯國王的權力和顯赫地位到西元前15世紀達到頂峰。無疑，他們是克里特島最富有且最有權威的人，或許他們已成為法埃斯圖斯和島上其他城市的盟主，這些地方出土了許多令人稱道的愛琴文明遺物。克裡特的艦船控制著愛琴海，統治著愛琴海諸島，其文明散播到希臘大陸，下面還將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通過貿易和殖民，克裡特人的影響力輻射到更遠的地方。自遠古以來，克裡特與埃及之間就已存在商貿往來。此時，這種交往更加固定而頻繁。島上生產的橄欖油和陶器大量出口到尼羅河地區。“凱弗提烏人和海上諸島民的國王”為第18王朝的法老敬獻禮物。在各個時代皆可探尋到埃及對克裡特文明的影響。學者們一般認為，居於巴勒斯坦南部的菲利士丁人就是來自克裡特的殖民者。[14]在西西里島和西班牙發現的遺物證明，克諾索斯人曾向這些地方輸出產品並在遙遠的西方建立殖民地，以此傳播其文明。

此後的希臘人將克裡特在愛琴海建立的霸權與海上霸主米諾斯聯繫起來。然而，這種聯繫未免自相矛盾。荷馬史詩中，米諾斯是阿凱亞人在克裡特的統治者，其統治時間比特洛伊戰爭的爆發早兩代人（即西元前13世紀）。後來，有希臘學者指出，歷史上有兩位國王名為米諾斯，前者的統治時間在西元前15世紀末。【17】然而，沒有更早的證據可以表明有一個所謂米諾斯一世的存在。[15]

 

[1]*　希臘人到來之前，生活在愛琴海周邊的族群包括皮拉斯吉人、勒勒吉人、卡裡亞人、德里奧皮斯人（Dryopes）、米尼亞人、考科奈斯人（Caucones）等。他們操習的可能並非希臘語，大體都可劃歸為農業民族，過著定居生活。可參閱保羅·麥克金德里克：《會說話的希臘石頭》，晏紹祥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35頁；陳思偉：《希臘神靈倫理缺位現象探源》，《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第107—108頁；吳素梅：《古希臘土著民族探源》，《世界民族》，2003年第5期，第44—52頁。——譯者注

[2]*　近百年來，學界對於“希臘人來自何方”，他們“何時來到希臘”等一系列問題仍存很大爭議。大體看來，就起源地而言，有巴克特裡亞說、普裡皮亞沼澤說、南俄說、亞美尼亞說等；就到達時間而言，有西元前2100年說、西元前1900年說、西元前1600年說及西元前1200年說。但學界通行的觀點認為希臘人是在西元前1900年前後從南俄多瑙河下游到裡海大草原一帶侵入的。相關問題的研究綜述可參閱RobertDrews, The Coming of the Greeks, 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45. ——譯者注

 

[3]**　一部分考古學家強調希臘人是通過和平方式來到巴爾幹半島南部的。因為在阿爾哥利斯的列爾納等地並沒有發現暴力破壞的痕跡。但從西元前1948年前後，新風格的陶器開始出現，新的葬式開始流行，這暗示著新居民的到來。參閱麥克金德里克：《會說話的希臘石頭》，第35頁。但大概在這個時段，特洛伊II被毀，優卑亞的優特瑞西斯和列那花磚房遭到浩劫，因此，伯克特認為，這批操印歐語的原始希臘人大概是通過暴力手段遷入的。見WalterBurkert, Greek Religion,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85, 16—18。——譯者注

 

[4]　其活力可從現代人恢復使用希臘語時並未對其進行太大變化而得到證明。如果對照現代英語和高爾（Gower）時代的英語，當代使用的希臘語與色諾芬時代所用的希臘語的差異要小很多。在中世紀，人們使用希臘語而不用斯拉夫語，這證明希臘語的技巧性。定居於伯羅奔尼薩斯的斯拉夫人放棄原來的語言，採用希臘語，但他們並未掌握阿爾巴尼亞語。

 

[5]　或許可以做這樣的推斷，即希臘人與土著居民的融合對於希臘方言的形成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此後，伊利裡亞人和其他民族的入侵使該進程進一步加快。

 

[6]　本節提到的克里特島各地名可參見圖1-1“米諾斯時代的克裡特”。

 

[7]　發現於克里特島最不同尋常的圖畫文字物品是出土於法埃斯圖斯的一件陶瓦圓盤。圓盤的兩面都按螺旋形不間斷地寫滿了圖畫文字。或許該圓盤是一件模子，學者推斷上面的文字是一首宗教頌詩。不過也有可能該圓盤並非克裡特所產，或許是從呂西亞進口而來。

 

[8]　在附近的建築裡，不但有門廊，而且在外面還有一間前廳。這些與荷馬的描述一模一樣。

 

[9]　下表大致對中期米諾和晚期米諾階段的年代進行了劃分，同時參照同時段埃及的時代年表：

中期米諾I. 前 2100年—前1900年 （第11王朝， 前2160年—前2000年）

中期米諾II. 前1900年—前1700年 （第12王朝， 前2000年— ）

中期米諾III. 前1700年—前1600年

晚期米諾I. 前1600年—前1500年 （第18王朝， 前1580年— ）

晚期米諾II. 前1500年—前1400年 （圖特摩斯三世， 前1500年—

阿蒙霍特普二世，前1450年—

阿蒙霍特普三世，前1414年— ）

晚期米諾III. 前1400年—前1100年（阿蒙霍特普四世，即埃赫那吞，前1374年—前1360年

第19王朝，前1321年—

拉美西斯二世，前1292年—

門普塔，前1225年—前1215年

拉美西斯三世，前1198年—前1167）

[10]　關於埃及第11、第12王朝及其後王朝的年代存有爭議，但學界大致達成一致，認為第12王朝（塞索斯特裡斯三世是該王朝的一位法老）開始於西元前2000年前後，第11王朝存在的時間或許是西元前2160年—前2000年。

 

[11]　在賽普勒斯的薩拉米斯舊城發現了另外一張由象牙製作的遊戲桌；不少學者認為，發現於邁錫尼衛城的一座墳墓中的一些水晶飾板也是類似遊戲桌的部分殘片。用來玩這種無名遊戲的象牙桌殘片在克諾索斯王宮也有發現。

 

[12]　值得注意的是，在聖特裡亞達發掘出許多西元前16世紀的藝術珍品，但在法埃斯圖斯卻並未出土什麼特別值得一提的物件。

 

[13]　這些物品出土于高尼亞（Gournia，但其古代的名字未知），該城於西元前1500年前後被焚毀。另外在帕萊卡斯楚（Palaikastro）也有發現，根據城市規劃圖判斷，可能是古代的赫萊亞（Heleia）。

 

[14]　加沙的古名為米諾亞。在阿摩基斯、西弗諾斯、帕羅斯也有地方名為米諾亞，這些是克裡特人統治這些島嶼的明證。

 

[15]　《伊利亞特》第二卷的“船表”保存下西元前1200年前後希臘各邦海上實力的基本情況。但根據該“船表”，此時的克裡特艦隊實力並不特別突出。克裡特派出了80條戰船，這一數目比派羅斯派出的90條少，更無法與阿爾哥利斯（180條，而且還借給阿卡狄亞50條）、色薩利（220條）相提並論。